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辨人物是非,所述皆事有根据,文有出处,笔墨严谨诙谐兼而有之。丛书分三册,以时代划分为古代、近代与当代,以人物重点事迹为中心,或长或短,不拘形式。唯所述皆事有根据,文有出处。文字力求浅近,可供中等文化水平人士随时阅读。三册各有命名,第一册名《评功过》,为古代部分,即自上古至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止;第二册名《辨是非》,为近代部分,是活动于1840年至1949年间并卒于1949年前的人物;第三册名《述见闻》,所收为卒于1950年后的人物。每册约在十万字左右,开本小巧,便于读者携带与阅读。
来新夏著的《评功过(古今人物谭)(精)》是著名史学家来新夏先生关于中国古代人物的历史随笔合集。
《评功过(古今人物谭)(精)》是来新夏“古今人物谭”系列丛书的第一本,主要内容是对古代人物及其事迹进行评说。书中所选取的是中国古代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或者是崇高品德的人物,如功成身退的介子推、仁智节俭的晏婴、坚贞不屈的苏武、知耻自新的周处、昏夜拒金的杨震、重视家教的颜之推、行己有耻的顾炎武等,作者通过品评这些人物身上的美德——爱国、忠义、廉洁,让读者从中受到教育。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篇幅或长或短,形式不拘一格,但语言都浅显易懂,让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行己有耻的顾炎武
顾炎武,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自署蒋山傭,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八。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与黄宗羲、王夫之齐名的大思想家和学者。他在清代学术界享有独特的地位,被梁启超称为“清学开山”。他的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提倡做学问应“经世致用”,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理、性、命”,开清代朴学的学风。其次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顾炎武治学,谦虚谨慎。他不仅下苦功夫勤奋搜集资料,而且不耻向人请教,发现有错,立即改正,不护前失。尤其是他常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求实证,为后来乾嘉考据学派所不及。其三是他参证经训史迹,重视音韵,述说地理,精研金石文字,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学术途径。他一生留下五十多种著述,其中《日知录》、《音学五书》及《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是不朽的学术名著。
顾炎武为人治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宗旨。所谓“博学于文”的“文”,并非仅仅指文章而言,因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在顾炎武看来,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都是“博学”的对象。“行己有耻”,便是做人要保持人格的尊严。顾炎武认为,人格不立,做一切学问都是废话。他认为做人最忌圆滑,最重要的是保持方严。顾炎武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人治学宗旨,是针对宋明以来学者动辄教人以明心见性、超凡入圣而来的。这些人大多将书本束之高阁,而拿着几本朱程语录,滥唱高调,自欺欺人,不仅对“经世致用”的学问一窍不通,而且行为往往放荡而失检点。明末国难当头,他们不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面对异族入侵,只能束手无策,有的甚至还成为屈膝投降的无耻之徒。顾炎武痛恨宋明以来这种不切实际的虚玄学风。他认为:读书人不把耻字放在首位,则为无本之人。如果不好古而多闻,就是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那将离正道愈来愈远了。
顾炎武一生的学术特色,以“博学于文”四字概括,最为恰当。他从十一岁起,便苦读《资治通鉴》等史书。他为纂辑《天下郡国利病书》,共阅读了一千多部书籍。其勤奋好学,正如他的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所说:“先生精力绝人,无它嗜好,自少至老,无一日废书。”顾炎武治学严谨,尤重搜集材料,他曾把积累原始资料比作“采山之铜”,意即非极其用功不可。他作《音学五书》,其中为证明“行”古音读若“杭”,他列举了三百六十四条证明材料,还附加了对相异情节的分析,可见他的严谨学风。他不仅注重书本知识,还重视实地调查,足迹遍天下,所到之处,结交贤豪长者,考察山川风俗,疾苦利病。清初学者全祖望曾说:“先生所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顾炎武在著述工作中,以道德为重,当发现古人已先我而有,就删削掉。他著述审慎而且虚心,弟子潘耒请刻《日知录》。他觉得自己读书太少,见闻不够,要再等十年。他还常拿自己的著作向人请教,一得到别人的指正,便欣喜不已。他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少也;自大,亦少也。”他一生做学问便这样不骄不躁,勤奋不已。
顾炎武一生,时时未忘“行己有耻”。对他一生品行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嗣祖和嗣母。他嗣祖自幼严格督导他勤奋好学,并告诫他做学问要“经世致用”,断不可虚浮。他嗣母是一个典型的贞孝女子,有些学问,常拿爱国人物的爱国事迹激励他。清兵入关,她绝食而死。遗嘱要顾炎武“弗事二姓”。此事对顾炎武震动很大,他终生严守母训,绝不仕清。康熙十七年(1678),清朝特列“博学鸿儒科”,征召海内名儒,顾炎武当时名满天下,时人多推荐他,但他坚辞不出。后清朝开《明史》馆,两度请他撰修《明史》,他都拒绝。他给《明史》馆总裁叶方蔼的信中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他以死相拒,以全志节。顾炎武评述自己生平说:“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他是南方人,游历北方二十多年,结交学术名流和抗清志士,绝不趋炎附势于豪门贵族。他为人方正,常以“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来自勉。人格中,他最重一个“耻”字,他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法,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谓之国耻。”所以,顾炎武向来严格要求自己。
他身处明末那种风气腐败的社会,却能出污泥而不染。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年少时由他抚养和教育。后来他们都做了清朝的大官,要迎顾炎武南归安度晚年,顾炎武无论如何都不肯。有一次徐氏兄弟请他吃饭,入座不久,他便要起身回住所。徐氏兄弟请求他吃完饭以后张灯送他回去,他正色道:“世间惟有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乎?”他用这种讥刺的口吻拒绝徐氏弟兄的接待。他甚至对居住的地方,也要经过一番选择。他晚年之所以居住在陕西华阴,就是因为“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
顾炎武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他亲自参加过抗清斗争。对图求荣华富贵而屈膝投降的民族败类,顾炎武不屑一顾。他曾因财产纠纷而入狱,降清官僚学者钱谦益想借顾炎武的名声粉饰自己,说只要顾炎武发他一张门生帖子,他便可以帮忙让顾炎武出来。顾炎武的好友归庄救友心切,便私下里给他一张。顾炎武知道后,立刻索取,并说若钱不退还,他便要四处贴通告声明真相。顾炎武宁肯坐牢,也不愿让一个士林败类破坏自己的声誉。
P121-125
人物是历史的灵魂,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演绎世问百色斑斓现象的角色。当我们研读和交谈历史时,很难避免言及人物。我读过一些史书,也记住一些情节故事,写文著书时,不断引用。日常生活,也常以人为镜,校正得失。于是,养成一种好谈古今人物的癖好。
十几年前,常有些学生和亲属晚辈来“邃谷”,谈天说地。最多涉及的仍是历史人物。有时谈人物的生平遭遇,有时论人物的功过是非,有时述所见所闻。虽不能像东汉末年许劭那样作“月旦评”,但事后陆续把所谈内容写录保存。文字虽然粗糙简略,不过往往集中人物某一特点,尚有会心,于是操笔删定,藏之箧柜。日积月累,积有成数,乃分别编为《明耻篇》(“中华文化集粹丛书”)及《只眼看人》等二种,付之剞劂问世。历时十余年,二书已在市肆难求。适丁波兄邀稿,为普及古今人物事迹,乃以二书为本,从中选用若干篇,益以新作,合成“古今人物谭”丛书。
丛书分三册,以时代划分为古代、近代与当代,以人物重点事迹为中心,文章或长或短,不拘形式。唯所述皆事有根据,文有出处。文字力求浅近,可供中等文化水平人士随时阅读。三册各有命名,第一册名《评功过》,为古代部分,即自上古至鸦片战争前的清朝止;第二册名《辨是非》,为近代部分,是活动于1840年至1949年间并卒于1949年前的人物;第三册名《述见闻》,所收为卒于1950年后的人物。每册约在十万字左右,开本小巧,便于读者携带与阅读。
这三本书中所收各篇,大多是旧作,因年高精力衰退,无能重作。有少数几篇是近年新作,一并合在一起。各篇多保持当年面貌,与读者共享重温之乐。所有不足之处,统祈谅察。
2013年中秋写于邃谷
行年九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