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社是“二战”后德国成立的文学社团，这个社团创造了德国式的文学企业形式，影响到了战后德国的政治面貌。赫尔穆特·伯蒂格在《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中展现了四七社的历史概貌，通过评估很多迄今为止从未公布过的档案资料以及与当时亲历者的对谈，描绘出联邦德国早期历史的一幅生动画面：从扫清纳粹影响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到持续至今的文学、市场和媒体社会之间新的、棘手的相互关系等。该书获得2013年莱比锡书展非虚构类／散文书奖。

1947年，汉斯·维尔纳·里希特集结了一群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创办了四七社。很快，在四七社的旗帜下汇聚了当时德国乃至欧洲极具实力的一批作家和评论家，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马丁·瓦尔泽、英格博格·巴赫曼、保罗·策兰、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等举世瞩目的文学家在这里相继崛起，佳作如云，交相辉映。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两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十多人获得毕希纳奖，四七社成为战后德国乃至欧洲的文学摇篮和思想重镇，一道绚丽的文学风景。德国著名评论家赫尔穆特·伯蒂格在《四七社（当德国文学书写历史时）》这部饱受好评的著作里，通过深入研究几乎全部的相关作品和大量全新发现的档案文献，并访问在世的亲历者，首次深度、全面地追寻了四七社的历史风貌及其对德国乃至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影响，重现了四七社创设的那些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准确地描绘了那些卓越人物的人生和心路历程，探索了战后德国乃至欧洲社会重建与精神重建的艰难与努力。

引言 位于市场、权力和媒体之间的文学

序幕 巴恩瓦尔德湖的魔女

第一章 “我们期待，耶稣基督，在黑暗的岁月里。”

 战后德国文学政治概况

第二章 “被世界历史唾弃。”

 团体初期的混乱状况

第三章 军人阶层和香槟酒的紫铜味道

 1947年11月海尔林根的第二次聚会

第四章 “你们醒来吧，你们的梦想很糟糕！”

 作为四七社的标志性人物的君特·艾希

第五章 锲而不舍的新手

 里希特、安德施和媒体中的网络式联系

第六章 卡夫卡小姐

 艾兴格、巴赫曼、策兰：一次无法预测的新的入门经历

第七章 直来直去

 《文学》的小插曲和流亡者的角色

第八章 “民众必须欣喜地投身于艺术！”

 杂志《音调》和《文本与符号》以及重要的局外人沃尔夫冈·克彭和阿尔诺·施密特

第九章 节日必须到来

 奇尔切奥海角的聚会和一次始料未及的新流亡运动

第十章 “你的腰间缠绕着青藤。”

 从原始森林中走来：四七社庆祝成立十周年，进入新大陆

第十一章 伴随着牛铃铛和鹿角，战后时代走到了尽头

 君特·格拉斯令四七社成为联邦德国文学界的核心机构

第十二章 巨大的棺材，巨大的矮人

 吉泽拉·埃斯纳和克劳斯·罗勒的故事

第十三章 “他谈到你的时候就像在说一种新的疾病。”

 文学评论的胜利

第十四章 从真实的袖子里钻出来

 西柏林作为德国文学之都

第十五章 “秘密的帝国作家协会”

 《明镜周刊》事件作为四七社的转折点

第十六章 兔子·刺猬·恩岑斯贝格

 四七社“主导理论家”的道路

第十七章 “这闻起来像是名牌货。”

 德国文学国家队做客瑞典的西格蒂纳

第十八章 人生历程

 1965年：在社会民主与饥饿的年轻作家之间

第十九章 失能的描述

 通俗文学从四七社的精神中诞生：普林斯顿，1966

第二十章 历史的警棍

 炮仗和普尔沃米勒：最后的日子

第二十一章 不合时宜的庞然大物

 春天过后是寒冬：四七社也许会永存

致谢

注释

参考文献

四七社聚会列表

人名索引

译后记

与众不同的是，在安德施那里，不同寻常地一跃成为新闻界的名人与他自己作为作家引人注目的努力是有关系的。1950年8月，他取得了第一个较大的、明显的成就——自认为替代了重要的旧《法兰克福日报》的《法兰克福汇报》以连载的方式刊登了他较长的作品《逃入伊特鲁里亚》。这个主题看起来颇具挑衅性——安德施在这里将自身的经历加以改编，也就是1944年他在意大利从德国国防军中逃跑的经历。由于在这一年中，刚刚建立的联邦德国在康拉德·阿登纳领导下迈出了重新武装军队的一步，所以这部作品又获得了额外的现实意义。由以前的装甲部队军官特奥多尔·布兰克领导的“布兰克机关”作为即将成立的国防部的前身被建立了起来，而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爆发。德国实行兵役制促使安德施下决心将《逃入伊特鲁里亚》扩充为对人生的总结——从在慕尼黑一诺伊豪森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到1933年的达豪集中营，“从父亲民族主义的激情独自，从政党的决定论和纳粹政权的压制，到当逃兵、萨特式的自由时刻、走向一个新的开始的自我选择的决定、他的‘直接行动’”。1950年11月，安德施开始构思《自由的樱桃》——他的自传，从德国国防军逃跑的经历是其中的高潮。

这部作品于1952年秋天出版，恰恰是阿登纳重建的高潮时期。《自由的樱桃》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安德施一下子就作为知识分子和事端制造者而闻名了。在1952年11月28目的工会周刊《劳动的世界》上，海因里希·伯尔称赞这部作品是“沉寂中吹响的号角”。在开头的几句话中，他的评论就论及了这个被强调的情景：“鉴于即将发生的再次军事化，围绕着1945年以来从事写作的人们的作品，一种沉寂产生了，这些人坚决地反对战争，而与此同时，人们却热切地渴望着浪漫主义者温顺的战争文学和将军们的回忆录，风暴中的沙漠之狐正‘占据着人们的心灵’。”

当然，也有可怕的严厉批评。比如，颇有影响的汉斯·埃贡·霍尔特胡森就在月刊《水星》上写道，对于安德施来说，军队错误地成为一种“与自由为敌的现象”。安德施以一种加缪式的反抗者的方式来反对“德国的军功奖赏，反对施派德尔”。而当时影响很大的《德国士兵报》则是这样评论的：“社会也好，每个曾经有过同志的人也罢，无论是在学校、在企业还是在前线，都由于‘这只小田鼠’而变得无足轻重——都无法做出更好的事情来，而是只能在身后把门使劲关上，将这群对社会有害的无赖、告密者和流亡者留在门外。”

在这样的来龙去脉中看上去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此时，库尔特·马雷克正担任罗沃尔特出版社的总编辑。安德施把手稿第一个投给了他—一恰恰是这个马雷克，其出自40年代早期的“宣传头衔”时至今日“在通过互联网变得从未如此兴盛的新纳粹和军事书籍市场上仍然备受赞誉”。在他的编辑意见中，他虽然称赞了“逃离军队在人生观和道德上的合理性”，但是，更为严重的是，他补充说，只会有“少数书商会以欣赏的态度”支持这部作品的出版。假如能卖出70册，那就已经很多了！接着，罗沃尔特出版社让安德施等待了很长时间。然而，后者却确信，这部作品会引起“一次小小的轰动”，就像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拍下一个收到安德施投稿的法兰克福出版公司的欧根·科贡立刻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在他的传记、政治观点和审美前提中，安德施看起来常常自相矛盾。对他的文学立场很难作出统一的概括，在他自相矛盾的心理中，他成为那些年德国放松努力的一个典型现象。在联邦德国开始重新武装军队的那个时期里，《自由的樱桃》显然是一部非常勇敢的作品。这份勇敢得到了方方面面的证明——无论是左翼的朋友和同行，还是黑森广播电台的副台长戈特弗里德·米歇尔曼——那段时间，安德施正在那里供职。但是，至少是在领导办公室里，米歇尔曼准确无误地让安德施明白，他强烈地拒绝这种勇敢。尤其令他感到不满的是，安德施背弃了他作为士兵许下的誓言，而且用文学的手法描述了他逃离军队的经过：“我待在那里是出于内心的信念，我在那里的时间和其他人一样长，他们也许并没有我的那份聪慧，他们待在那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待在那里。因此，对于我来说，当逃兵是我从来都不赞同的事情。在诺曼底，我遭到了敌人战车的碾压，曾经处于敌人的防线对面，我面对的问题是，我是否应该利用这个令人高兴的机会站起来，回头跑向就停在我身后不远处的敌方坦克，然后举手投降。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在夜间以一片洼地为掩护爬回到了我的战友们中间。我把当逃兵看作一条简单但却并非正确的、反对错误地发动战争的道路，出于这个原因，作为法官的我始终都会谴责逃兵，即使是在我作为法官也无法确认战争的合理性的情况下。”

这至少是阿尔弗雷德·安德施的顶头上司——一个重要的德国广播界人士的说法：即使是在广播电台里，尽管有很多小圈子，但由于他的观点，他仍然属于少数派。安德施与德国士兵荣誉的那种观念相去甚远。在《自由的樱桃》当中，他为他的逃离找到了一种容易记住的表达方式：“我曾经只是拥有艺术的审美和私人生活，而他们用入伍服役通知把这些都毁掉了。为了他们拿起武器？为了朝着那些也许能够改变我生活的军队的士兵们开火？——在这样想的时候，一丝渺茫的希望令我感到振奋。单纯的考虑已经是一种荒唐的行为。从我的政治处境中我得出了结论。我不曾预料到，六个星期之后一颗炸弹会在希特勒的身旁爆炸。而我个人的小小的7月20日已经在6月6日就发生了。”

P101－103

位于市场、权力和媒体之间的文学

一个幽灵在德国的文学发展中作祟——四七社的幽灵。尽管它已不复存在近半个世纪了，但是，它却依然在各种争论中神出鬼没——时而作为鬼怪，时而作为榜样，时而又作为鉴戒。大多数人都是通过谣传和观点鲜明的结论得知它的意义的。此外，这个作家组织中的几个主角至今依然决定着关于文学的讨论，这个事实也对用何种方式谈论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君特·格拉斯、马塞尔·赖希一拉尼茨基、马丁·瓦尔泽公开露面或者发表他们的看法时，就还总是会在媒体上产生最强烈的反响。他们是论争的高手，是讨论和一系列文章出现的导火索。他们可能已经走向了不同的极端，但却始终仍然引人关注。尽管有些人回避他们，摆出拒绝或者轻视的态度，但是，他们的名字却一如既往地成为商标。和后面几代作家中的大多数代表人物相比，即使已近耄耋之年，他们仍然能够做到处于中心地位。出现质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作家从四七社那里学到了形成其公共影响的机制。文学在那里变成了经营活动，在人们还没有形成对于雄辩术、现代交流手段和网络化联络的实践的概念之前，四七社的聚会已经是一种实际的操作。

初始的条件实在是再理想不过了——一开始是一年两次，人们聚在一起待上三天，而这三天正是文学生活的催化剂。没有与之竞争的任何活动，没有任何节日或者其他的大事——所有的一切都聚焦到了四七社每年的聚会上。因此，便可以更加准确地观察，文学发展在这里是如何变得越来越活跃的，所有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又是如何在这里得到了发展——尤其是还包括了媒体化和商业化的各个方面。关于四七社有大量的研究和分析一点都不足为奇。尤其是在其1967年解体后的20年里，它是一个被人广泛讨论的对象。它使得学术性的成果和普及型的作品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团体对于联邦德国社会和文学生活的无法估量的意义被假定成了客观事实，人们近乎疯狂地以各种不同的独立视角对它进行剖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一部全面描述这个团体及其历史的作品。虽然论战变得越来越尖锐，但是，除了海因茨·路德维希·阿诺尔德撰写的、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的那部简明扼要的论著和他在哥廷根主持的更具学术性和系统性的《文本＋批判》项目之外，迄今为止还几乎没有一种更大规模的将四七社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的尝试。也许该由时间去利用这个历史的距离，将四七社描绘成一种极其有趣的现象，描绘成文学史上的一个篇章，而不是立刻陷入盲目的追随或者恶意的拒绝。长期以来，广播电台档案里保存的团体讨论的录音，还有与团体带头人汉斯·维尔纳·里希特通信的值得赞扬的编辑萨碧娜·科法拉于1997年发表的那些信件，都为此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此期间，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这个团体曾经发挥的社会功能，这个功能如今尤其已与君特·格拉斯的人格、与他对自己所要求的那种道德审判合而为一。提到四七社，人们会自然联想到一些具有社会民主色彩的社论一类的东西。然而，直到最后，在团体聚会的讨论中都只是具体地谈论被朗诵的文学作品。泛泛而谈或者甚至脱离文学内容的较为狭窄的范围都是一种禁忌。赫尔穆特·海森比特尔常常被引用的一段具有讽刺意味的声明看似主要是针对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民主的道德：“假如人们尝试着中和‘四七社’作家们所有的文风，那么结果就会是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风格。”’

这主要是海森比特尔的一个狡猾的尝试，以便将人们的注意力从这个团体对于他本人产生的作用上引开。因为自1955年起他一直都参加聚会，而且很早就被看作是这个团体的“吉祥物”——一位勇于作出尝试的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诙谐和荒诞的效果。不久之后，海森比特尔便被视为现代的、将语言用作材料创作诗歌的知名作者，并且，他也明显地将这一点——就如他发表的见解所表达的那样——用作了高级的商标，但是，四七社却是他唯一可能参与的论坛。对于具有他这样的特点的人来说，没有另一个这样的舞台。约阿希姆·凯泽在他关于1964年在瑞典锡格蒂纳举行的、被普遍看作四七社对外影响达到顶峰的聚会的报告中写下了这样的语句：“海森比特尔胜利地终结了锡格蒂纳聚会。”这无论如何具有某种重要的意义。

……

在四七社及其周围环境里，人们第一次体会到，文学的聚会也能够成为“重要的事件”。瓦尔特·赫勒雷尔1960年之后在西柏林举办的系列朗诵会——其中就有在议会大厅举行的——气势咄咄逼人，带给文学的介绍与接受一个新的维度——电视第一次出现在这里，新的展示方式在这里得到了试验，作家们在这里允许主持人公开地提问——这些都是在当时还非常不同寻常、需要慢慢适应的事情。文学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事先无法预见的繁荣时期。

下文就将描述这个充满矛盾的过程。在四七社解体之后，尤其是在70和80年代，在文艺副刊上一再出现一种仪式，也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再次需要一个四七社？这个组织的解体在文学发展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一种引人注意的“幻肢痛”一直存在，这样的讨论每隔几年就会重复一次，常常是出现一篇赞成和一篇反对的文章作为今天争论文章的开路先锋。马塞尔·赖希一拉尼茨基在克拉根福策划的英格博格一巴赫曼文学竞赛显然是有意在延续四七社的传统，而君特·格拉斯以工作坊朗诵和讨论的形式组织了由他设立的阿尔弗雷德一德布林奖则完全模仿了汉斯·维尔纳·里希特，1995年，他还出版了一本题为《关于德语文学的五十五份问卷》的集子，其中对当代作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四七社’吗？”’几乎在同一时间，作家赫尔曼·金德发表了一篇论战文章，在其中将四七社描写成了文学发展的领头人生硬地压制后辈作家的典型事例——即使在其“寿终正寝”之后很久，看似依然存在。然而，本书却无须再参与任何一场关于四七社的带有感情色彩的讨论。它拉开显而易见的距离来描述四七社——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现象，连同它所有重要的、某些自相矛盾的结果。当然，这个现象与时代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无论如何不会直接与今天的文学实践有关。但是，某种反响现在却仍然偶尔存在。比如，在2011年的一个讨论1963年四七社聚会的影片节选的电视节目中，当代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西比勒·勒维查罗夫就断言：当时，这些作家们“真的确信，文字是有影响力的，确信无论如何有类似于写作的道德背景原则一类的东西存在”。“时代已然向前。对此，人们也可能会感到遗憾。作为作家，凭借写作进入那些极其多样的不同体系中并不美妙。假如我可以选择的话，坦白讲，我更希望在旁观望……”。

今天，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四七社的问题已经很久没有人提出来了。但是，有时候这个问题却又出入意料地再次出现，就像一个幽灵，被神话承载，被猛烈地攻击或者被怀旧地神化。在这一点上，再一次更加准确地观望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再次探究这个对联邦德国文学史产生过如此持久而深刻影响的团体存在的意义。

我与《四七社》这本书缘分匪浅。第一次看到“四七社”这个名字，是在阅读君特·格拉斯的作品评论时，因为《铁皮鼓》首次面世就是在四七社1958年的聚会上，格拉斯因此声名鹊起。在研究奥地利女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生平的时候又发现她在德国的成名也与四七社年会密不可分。同样借助四七社年会上的朗读引发各方关注的作家还有保罗·策兰、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等。还有几位德语文学界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其成功也和四七社大有渊源，比如驰骋文坛几十年，被誉为“文学教皇”的拉尼茨基。“四七社奖”也一度成为作家成名的试金石。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能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战后德国的文学界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非常地好奇。

2014年我在歌德学院翻译资助项目的入选书单上赫然看到了赫尔穆特·伯蒂格的著作《四七社》，迅速翻阅几页之后我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本书资料翔实，旁征博引，对四七社的成立背景、历年来重要的聚会活动、关键性的人物等介绍得非常全面深入，语言高雅优美，叙述流畅，可读性很强。再加上大量的历史图片，对一些冲突事件细节生动的刻画，实在是让人不忍释卷。无论是研究日耳曼文学的学者，还是德语文学的爱好者，又或者是对二战后德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面貌感兴趣的人，都能找到各自的切入点。可惜的是这一年居然没有哪家中国出版社购买这本书的版权，也许是考虑到市场效益，毕竟读者受众面比较小。2015年的一天，我收到同为德语老师的好友发来的邮件，询问是否有兴趣翻译一本书，书名是《四七社》，我当时的心情就像是偶然寻回了失落的宝贝，简直是喜出望外，立即答应下来，赶紧联系有意出版此书的东方出版中心的编辑老师。由于那时我手里还有另外一本书的翻译任务，考虑到出版周期，于是找了北京大学的马剑老师合译。他负责正文引言、序幕、第一章到第九章，我翻译第十章到第二十一章以及后面的附录部分，包括参考文献、四七社聚会列表和人名索引。

在翻译的过程中，作为一名普通读者的乐趣渐渐让位于寻找合适中文表达的焦虑，痛苦纠结中夹杂着少许再创作的兴奋。尤其是对一些文学作品的评论性文字，德语读起来酣畅淋漓，妙趣横生，可是不少表述带有评论家强烈的个人色彩，很多词汇采用了引申义，或者是调侃、讽刺、比喻，再加上文字游戏，甚至是自创的词汇，想要在中文表述中体现原文的特点，达到相同的效果，可真是难。我常常觉得自己的中文捉襟见肘，不时得去看看中文的文学评论文章，找找灵感。

非常感谢东方出版中心的编辑，他们的认真、专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本书翻译的时间比较紧，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还请读者谅解，希望同行们不吝赐教。当然，最大的希望就是大家和译者一样，觉得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张晏

201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