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勇则所著的这本《说不尽的末科进士》是一部研究中国末科进士群体的作品。这一群体所拥有的独特的历史魅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体现。本书对于中国末科进士群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个值得被历史铭记的特殊群体。

1904年甲辰科会试、殿试，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次考试。273名进士史称末科进士。回眸这段历史，不难发现，末科进士的生平正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商业发展的缩影。末科进士群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特殊历史现象。迄今为止，尚无一本这方面的专著问世。本书《说不尽的末科进士》的作者王勇则经过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如今完成了这个课题，这将有助于今人了解近现代史侧面，了解这些历史人物的浪迹萍踪，从这些人物的特殊经历和不同命运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还可回味科举史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

前言

第一章 1898年戊戌科武进士

 马步箭弓刀石 形式重于实际

 武进士排座次 履历多不清晰

 武进士寻出路 改入学堂就读

 提标右营参将 镇守上海城防

 赴美担任武官 屈死沉冤难湔

 平日高自位置 公然目无法纪

 纵然武艺过人 总体乏善可陈

 面对外侮危局 率先停止武举

第二章 1904年甲辰科文进士

 经济特科考试 权当牛刀小试

 甲辰科的原委 不平凡的经历

 鼎甲名次变易 进士心存疑虑

 科举考试废止 新式学堂普及

 末科进士题名 经历各不相同

 末科贡士难闯关 前科贡士终如愿

 前科进士补朝考 内阁中书汪康年

 贡士若未赐进士 日后仍能抓机遇

第三章 甲辰科文进士如何授职

 朝考后授职共分七种

 朝考后如何“点翰林”

 两人缘何“归班铨选”

 钦点学习主事 如何签分各部

 末科进士返乡 游沪堪称时尚

 骗子无孔不入 冒牌惯走江湖

 进士馆毕业与游学东西洋并举

 游学毕业考试成为升阶主渠道

第四章 1904年甲辰科翻译进士

 翻译科考试的来龙去脉

 癸卯科翻译进士有四名

 甲辰科翻译进士都有谁

第五章 1905年至1911年赏进士

 进士头衔仍风光 科举情结犹未了

 科举制度废除后 赏给进士知多少

 三人考列最优等 暂缓验看有隐情

 赏检讨加侍讲衔 王闿运好运连连

主要征引书目

后记

提标右营参将 镇守上海城防

末科武进士陈发兴，原名为倚，字发兴，号豹臣。生于1871年。江苏阜宁县复兴庄（今属射阳县）人。

《申报》1897年11月24日第2版《江南丁酉科武乡试题名录》载“陈发兴，阜宁，生”。可见其于1897年江南武乡试中式武举人。但《申报》1898年11月所刊《戊戌科武会试官板题名全录》《戊戌科武殿试题名录》，均载其名为“陈发英”。1932年版《阜宁县新志》亦载陈发兴，且载陈发兴官至“上海参将”。1994年版《上海军事志》则载其名为“陈癸兴”[《上海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军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

现经慎重比对史料，可以认定，陈发兴之名不误。“陈发英”“陈癸兴”均为误载。

《武进士陈为倚》载陈发兴事迹较详[陈凤岳等供稿、张兆言搜集整理：《武进士陈为倚》，江苏省射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射阳县文史》第1辑，1987年版，第112—117页。参见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盐城人物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0页；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第90卷《人物志?二》，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642—643页。]。据此文载，陈发兴“武艺超群，力能举鼎，又兼忠诚正义、侠肠傲骨”。“光绪十八年（1892），陈为倚改名陈发兴，考中武秀才。次年下南闱，经省试，考中武举”。此载陈发兴中举年代有误。

1898年，陈发兴取中武进士后，钦点蓝翎侍卫，“以都司用，换戴花翎，随后荣升三品带刀侍卫，负责守卫皇家紫禁城的后宰门。后来，调他至南京两江总督端方帅府候缺，同时在江南陆师学堂补习新的军事技术。”1908年，经端方保奏，“加陈发兴为副将衔，署理江苏上海参镇府，任江南提标右营参将”。“相传，所送接风银三万两，分文未收”。“陈发兴在江南任职期间，一如既往，清正廉明，耿直无私，克勤克俭，等同百姓，故不久即为同僚所妒，屡遭谗言，直至降为淞江游击（《阜宁陈氏宗谱》）”。

又据《武进士陈为倚》载：“宣统元年（1909），他毅然挂印辞官，回归不仕”，“及至离职归里，按朝廷规定，凡三品以上官员退居，可在自家门前建府门，以示‘恩荣’，于是专拨一批帑银给他。他辞谢说：‘家在农村，哪里需要什么府门？’又将这笔建府帑银如数退回”。“在家乡乐守田园一十八年的陈发兴，于民国十六年（1927）十月初七日，终因患脚疾染败血症病逝，终年五十六岁”。

陈发兴族弟陈为轩撰《祭陈发兴文》曰：“将星忽殒，无端摧及第之花；骏骨长埋，何处觅返魂之草？”“岭上孤松总含哀韵，门前流水亦带愁声。”“或谓：英姿倜傥、傲骨嶙峋；幼习文韬、壮储武略。箭穿七札，由基命中之才；弓挽百钧，乌获复来之誉。”“矢志靡他，弗逐中原之鹿；安居乐素，直追上古之民。此退隐之志不磨，是可悲也！”

笔者再经缕析史料，可对以上所载略作补正。

1903年，陈发兴离开蓝翎侍卫岗位，赴南洋学堂就读。《申报》1903年12月22日第10版《金陵官报》载，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分发南洋学堂蓝翎侍卫陈发兴到，由京来”。（P25-26）

前言

清末，中国经历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时代变革。其中，废除科举制度、倡办新式学堂，成为教育体制改革的荦荦大端。于是，有这么一群人，相继搭上了中国科举的末班车。

他们就是1898年戊戌科武殿试题名的141名武进士、1904年甲辰恩科文殿试题名的273名文进士（另有15名文贡士）、1904年甲辰恩科翻译会试中式的2名翻译进士。

先是1901年废武举。永远停止武科，虽然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仍有一个很长的认识过程和决策过程，但却拉开了颠覆科举体系的帷幕。此举终于使那些通过花拳绣腿谋求功名的花架子们，没了任何指望。此后，若从军报国，就得到军事学堂苦读苦练、学习真本领，以提高抵御外侮的能力。

1905年，清朝统治者终于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中和朝野有识之士的百般呼吁下，颁布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按照既定计划，1900年为庆祝光绪帝三旬万寿，确定1901年为辛丑恩科会试。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原计划被彻底打乱。后改为1903年借闱河南贡院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即癸卯科会试。1904年本为甲辰科会试，因慈禧太后七旬万寿，1903年上谕：“着于本年举行癸卯恩科乡试，明年举行甲辰恩科会试。其癸卯、甲辰正科乡会试，即归并丙午、丁未科举行。”这就是甲辰科被称为甲辰恩科的缘由。丙午、丁未分别指1906年、1907年。甲乙正科一废，基层科举考试自然也就因无所遵循而无疾而终了。因此，甲辰科文进士和翻译进士，就成了中国最后一批科举正途出身的进士了。

按说科举革废之后，进士、举人等科名也就从此作古了。实则不然，从1905年至1911年，留洋毕业生、国内新型高等学堂的毕业生以及办学、防疫有功人员，有不少又被清政府赏给了进士、举人等出身。此举可视为科举制度的惯性和余波。那么，在这刹不住车的7年间，赏给进士知多少？经考析，得出了一个有别以往的结论，即：赏给进士共计263名（包括赏给进士学位2名），又特赏翰林院检讨1名。其中赏给游学毕业进士184人。这类获赏进士又有“游学进士”“毕业进士”“钦奖进士”等多种称谓。

本书的研究重点就是对这些进士生平履历予以考察，而且试图把末科进士参加科考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搞搞清楚。

一是对于末科武进士群体，此前尚未系统研究过。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对于此科武会试中额及武进士人数，均载为不详。若研究末科武进士的生平事迹，必须先搞清楚其姓名籍贯、初仕除授等基本问题。由于《上谕档》《清实录》并未开列末科武进士等第，1979年版《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2007年版《清朝进士题名录》也不载武进士题名，因此，还有很多基础性工作可做。在检索到的两种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武科进士研究》《清代武进士仕途研究》）中，均未提及末科武进士的基本情况，且均未将末科武进士作为研究对象。这也表明，相关研究尚显薄弱，空间很大。此次进行了整体缕析，可对这个群体有一个较为明确的了解。

二是此次编制的末科文进士基本履历表，所涉内容是迄今相对最为具体的。

三是到底有哪些末科文贡士未覆试、未殿试？又有哪些前科文贡士补覆试、补殿试？此次经过反复揉搓，已水落石出。

四是末科文进士中式后的授职情况比较复杂，研究空白较多，本书以较大篇幅对此进行了探查。

五是对于末科翻译进士（包括1903年癸卯科翻译进士），此次发现了以往记载中的明显遗漏，确认此两科的翻译进士共计6名，并对其事迹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梳理。这也是以往从未涉及过的，或可对2007年版《清朝进士题名录》等科举工具书所载提供有益补充。

六是对于废除科举之后的获赏进士总人数，已见记载不一。由于《清实录》存在误载，导致长期以讹传讹（如徐景文被改给举人的上谕一直未引起重视），此次通过重新统计，予以正误。

七是发现了《上谕档》《清实录》中存在的多处相关问题，包括明显的误抄误载以及容易产生歧义的漏抄漏载。对于这些问题，已在书中一一指出并予以适当考析。

而对于末科文武进士来说，其初仕、除授后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社会价值、社会贡献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中国白话报》1904年3月17日第7期《康茂才投军》中，指斥进士出身的桂平县知县贾保国：“荣登进士为官长，曾工八股善文章。练成奴隶新思想，不顾民隐顾荷囊。”这段唱词是否对于风光无限的进士群体有所偏见呢？可见，通过梳理末科进士人生脉络，展示其建树和成就、总结其经验和教训，更具有社会意义。

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有言：“最后一榜进士多经历了清末礼崩乐坏和民国初年社会动荡的冲击，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分道扬镳。有的飞黄腾达青史留名，有的沉迹下僚默默无闻。不过总体而言，由于末科进士出身者文化素养较好，事业起点也较高，做出成就者还是多数。”

诚如斯言。废科举后，他们在剧烈动荡的时局面前，额手庆幸之余，福祸未知，不免忐忑。此后，他们的命运确实各不相同。虽然他们走的都是科举这座独木桥，但由于全凭科举等第授职，其人生道路从此大相径庭，甚至有霄壤之别。比如：有幸被钦点翰林者，总能占得先机；出洋游学毕业者，多受重用；混迹中央各部者，因见多识广，不乏发展空间。而被发往各地的即用知县，大多只能长期扎根基层了，但他们如果能心系百姓、廉洁奉公，一样备受尊重。还有少数进士，因自身健康、家庭变故、目光短浅、抱残守缺等原因，未能把握住通过考取进士改变自身境遇的良机，也未能为国家和民族发挥更大作用。这都很令人感叹。

但科举绑定身份，只是表面现象，绝非一成不变。纵观末科进士的命运，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要看其能否秉持民族大义、能否符合时代发展需求、能否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而绝不能仅仅着眼于其在官场上混得多滋润、官儿当得有多大。如果单纯地把末科进士曾在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曾担任的议长、总长、督军、省长、司令、将军、主席、部长、厅长、局长、县长、秘书长、行政院院长、考试院副院长等，作为评判其成功与否的标尺，就很可能会失之偏颇。

在文教领域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是末科进士这个特殊群体中的最显著特点。投身教育是末科进士的主要选择之一，校长、教授等教育家多达数十人。另如余维翰曾是毛泽东的老师、竺麐祥曾是蒋介石的老师。诗文书画则是末科进士的强项，有成就者不胜枚举，尤以末科翰林书法最为人所称道，时有“工书负盛名，求者遍天下”之誉。其中，成就较高者，如谭延闿的书法、姚华的绘画、汪士元的书画收藏、刘启瑞和沈秉乾的古籍收藏、黄远生（即黄为基）的新闻通讯写作、王季烈的昆曲研究、苏舆的国学研究、陈焕章的孔子研究、金梁的清史研究、商衍鎏和朱汝珍的科举史研究等。而沈钧儒等是知名律师、许业笏等是知名居士，还有金石学家、方志学家、文献学家、翻译家、法学家、外交家、实业家、慈善家、工程学家等，总之是遍及很多领域。

如果末科进士能够适应形势、与时俱新、勇于突破，还是能够在时代变革中大有作为、引领潮流的，犹可谓“若得个中意，纵横处处通”。末科进士中的确涌现出了一大批爱国民主进步人士。他们是在清末社会大变革中参加立宪运动、加入同盟会、投身保路运动、参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他们是在民族危亡面前保持民族气节、勇于抗日御敌、誓死不偷生屈节的爱国者；他们是支持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拥护者和建设者。他们在人生轨迹出现重大转折时，不仅判断得清、把握得准，而且具有为国纾难的坚强意志，堪为有识之士。

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就是在各个重要历史节点，总有个别末科进士成为政治上的糊涂虫、时代的绊脚石。有的甚至开了倒车、起了副作用，堕落为民族罪人。如主张复辟者有之、拥护帝制者有之、罔顾正义者有之、背弃民族大义者有之。而最为人所不齿的，就是抗战期间充任伪职、卖国求荣的王揖唐、叶先圻及末科贡士高步青等汉奸。其投敌附逆，助纣为虐，伤天害理，史载明确。其奴颜媚骨、卑躬屈膝、觍颜事敌，尤为可憎。这些末科进士中的败类，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历史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也就是说，进士出身固然可喜、固然荣耀，但并非决定其人生路径、命运走向的最关键因素。末科进士金榜题名后，发展趋势总体向好，但绝不意味着不可逆转，命运总是时时掌握在自己手中。梳理末科进士的生平事迹，如果着眼于其人生抉择，探究其对前途未来的把握，就很有历史借鉴意义。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的耆宿。邵从恩被誉为“和平老人”。抗日战争时期，邵从恩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1944年与张澜等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1946年代表无党派人士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政策和内战政策。其于1949年10月1日晨5时病逝于成都，殊为遗憾。但仍有部分末科进士亲眼看到并亲身经历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个令中华民族无比光荣的历史性一刻。他们在欣喜之余，都以此为荣，且竭力虔心地发挥余热。

他们之中，大多数被聘为文史研究馆馆员，有的也担任人民代表、政协委员。

已知商衍鎏相继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钱自严（即钱崇威）任江苏省文史馆馆长。张宾吾（即张名振）为四川省文史馆馆长。杨巨川任甘肃省文史馆首任馆长，第二任副馆长为王烜。邢端、戴宝辉、钟刚中、陈宗蕃、陈继舜、白葆端、关赓麟为中央文史馆馆员。高振霄、濮文波、曹元鼎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方兆鳌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曲荔斋（即曲卓新）为天津市文史馆馆员。末科贡士邹鹄为江西省文史馆馆员。

“生前有文章而传，老来为人民服务”。这是末科贡士林骚1953年去世时，泉州人民政府致送的挽联。新中国成立后仍健在的末科进士还包括唐桂馨、季龙图、刘启瑞、程天锡、沈秉乾等，已知超过20位。他们无不为人民当家作主、从此天下太平而鼓舞欢欣。

末科进士中的杰出代表是沈钧儒先生。新中国成立后，沈钧儒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等职。1963年沈钧儒逝世后，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悼词中高度评价其光辉战斗的一生：“沈钧儒先生出生于封建家庭，受旧社会教育，从科举出身。但是在他的一生中，追求真理，要求进步，通过长期的革命实践，经受锻炼和考验，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领导之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奋斗一生。他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亲密的朋友。”“沈钧儒先生的一生，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中，特别是在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沈钧儒先生所走过的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光明道路。沈钧儒先生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那么，最后一位健在的末科进士是谁呢？已知有两位卒于20世纪70年代，即：张名振（1884-1970）、曹元鼎（1876-1971）。而末科文进士殿试题名时的最年长者为任嘉莪、张应济。已知1904年甲辰科殿试时，任嘉莪、张应济均为“年五十三岁”，即均生于1852年。他们当时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

这表明，末科进士群体的在世时间几乎跨越了两个甲子。而他们的影响更是深远的，如今仍常被人们津津乐道。其独特的历史魅力，归根结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也正是本书不遗余力地挖掘其历史内涵的意义之所在。

王勇则

2016年10月20日

后记

1904年传胪唱名、琼林盛宴之后，末科文进士就各奔前程了。由于境遇大相径庭，大多已无缘再相见。100年后，能不能换一种形式，给他们一个在书中重新聚首的机会呢？比如，替他们诉说一下不一样的命运、披露一下不一样的结局，甚至帮他们揭开一些他们自己当年都没来得及弄明白的谜团。这桩心事长期萦绕在我心头，总也撂不下。可我干嘛要替古人担忧，操这份闲心？

我对末科进士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末科文状元刘春霖于民国年问曾在天津海河北岸建有“状元楼”，但早已破败不堪。当时是通道狭窄的杂居大院，门牌号为李公祠大街48号。

状元楼距我的工作单位咫尺之遥，我暇时常在楼前流连。除前楼的部分墙砖和几棵廊柱保持原貌外，基本上已面目全非了。印象很深的是院内仅存的一棵大槐树。虽然因过度倾斜而被锯掉部分枝丫，但是粗壮的树干仍具生命力，顽强地生长着。春夏绽芽吐绿，带给大杂院一片生机。另外，悬在院门上方、写有“团结互助楼院”的红牌子也颇为醒目。或许这就是对状元楼今昔作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诠释吧。我曾不止一次地与院内的老居民搭讪，还有幸被请到屋内喝茶。时间长了，对状元楼的来龙去脉知道了不少。

1998年，我鼓捣了一篇《末科状元刘春霖与状元楼》，被天津市河北区政协文史委编辑的《<天津河北文史>第10辑》采用。现在看来，文中除了对状元楼的历史沿革介绍得还比较清楚外，关于刘春霖的生平事迹，由于那时掌握的史料还很不充分，基本上都是大路货。而且，由于刘春霖考中状元的传闻较多，我在文中也是莫衷一是。

我的工作单位搬离后，状元楼也就停留在了记忆中。大概是2003年，听闻状元楼要拆迁，我赶在其被夷为平地之前，神经质地跑到楼后刨那两块探出地面一半的界石。灰头土脸的我，就是想知道界石上到底刻了啥。2005年，状元楼已变成一片废墟，我还与时任今晚报社记者的王振良先生相约去凭吊，踩在瓦砾上傻傻地凝望了许久。

我有意识地搜集末科进士群体的资料，大概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2005年，正值废科举100年，自认为掌握了很多资料，遂萌生编一本书的打算。我还记得我把篇目捋出来后，第一时间拉着王振良先生去小酌，那才叫按捺不住的眉飞色舞呢。可是甫一着手，方知273名末科文进士的涉及面太大，内容太庞杂，很难驾驭得了，不得不中途而止。但干了“半划子”就搁置，成了烂尾，岂不是很可惜？

后来，我不再着急了，而是耐下心来检索资料，注重史料比较。实际上，除了末科文进士外，还有末科武进士、末科翻译进士，还有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经济特科考试，甚至还有废科举后的获赏进士。这些都值得关注啊！我试图把相关史料分门别类地整合起来。先是刊载以《末科进士与天津》为题的一组文章，又把末科进士与方方面面的关系（与上海、与港澳、与欧美、与新中国、与县志编纂等）列为选题，认为如此着手或可趟出一条新路子。虽然收获不少，但我还是嫌搜罗史料进度太慢且“大路货”太多、考证分量太轻且一般化的纂辑成分太明显。若仅满足于把一篇篇不搭界的文章凑在一起，算不算专题研究？这让我一时掰扯不清。而更让我纠结的是如何有效掌控业余时间。是不是缺乏了紧迫感，就意味着迷失了方向？是不是“不再着急”竟然成了“不再努力”的代名词和“不再较劲”的托辞？屡经反省，愈加感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是脱离主战场的非正规作战。若抓不住主要矛盾，必然缺乏系统性，必然游离主题。而最终明确了必须要对末科进士开展整体性研究这个思路后，也就意味着修正了方向、突出了主干。遂自我加码、自找压力，即：更加用心是前提，持续用力是保障。而能否在庞杂的史料中芟翦枝节、取舍得当，则是关键。

近年来，学术界对科举文化的关注程度越来越大，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厚重。科举学甚至发展成一门重要的学科，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开过好几次，“科举学研究丛书”也已出版了好几种。对于关联度比较高的书籍，我总是不肯放过，陆续买到手的总不少于五六百种。况且，互联网愈加发达，以往只能眼馋的大部头文献资料，也都有机会看到了。我的信心越来越足了。

以甲辰科进士为专题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已刊布不少，如范沛潍《清末癸卯甲辰科会试述论》，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黄雅君、陈宁宁《河南贡院——科举考试的最后一抹亮色》，王瑶、李银良《清末最后一次会试考述》，曾重凯《晚清科举废除后传统士人的动向（1905-1926）》等，都让我茅塞顿开。关于各地科举史的学术成果、分省进士题名录或资料集越出越多，都让我获益匪浅。末科进士传记又新出版多种，都让我备受启发。而相继面世的与末科进士、末科贡士相关的诗文集、书画集等，更是让我如获至宝。

但是，把末科文武科举的前因后果和末科进士的早期生平事迹掰开揉碎地梳理一遍、辨析一番的书，迄今还是没有。于是，我就按照我的理解和判断、我的路数和逻辑，好歹搞成了这本书。其中，自觉有一些新意，也多少有一些突破。尽可能多地掌握原始资料是基础，但也不能迷信《上谕档》《清实录》等文献所载，还是得坚持对真伪杂出的史料进行枯燥比较，坚持对几成定论的说法予以繁琐考证。否则，是难以发现其中的误抄误植乃至所存在的隐性问题的。

末科进士代表了一个时代，是近代教育模式分水岭的象征。这无疑是值得系统研究的复杂群体，确实说不尽、道不完。甚至相当一部分末科进士的经历，都可成为值得深入挖掘、详加探析的课题。  囿于篇幅，本书只能侧重其早期行迹，对于民国以后健在者的作为和结局着墨较少；囿于视野，遗漏还有很多，难以面面俱到；囿于能力，未能对末科进士群体展开整体性评析，也未对其历史作用、地位进行准确定位。好在关于废科举的学术著作俯拾皆是，我这样的业余研究者很难再从历史高度提出颇具新意的观点了，不如扬长避短、另辟蹊径。因此，本书的特点还是注重挖掘末科进士的生平事迹，以期夯实相关研究的基础。

而这个基础性工作的挑战性其实也很大。末科文武进士共计416人（还不包括废科举后的获赏进士），这无疑是一个人数可观的精英阶层。若对其履历逐一检索排查，绝非一日之功。但只要下大力气、使笨功夫，总能有新收获，总能把藏在浩瀚文献中的相关史料翻检出来的。

如在本书付梓前夕，我又在史料中发现了有关谷芝瑞卒年的记载。谷芝瑞历任顺直咨议局副议长、北洋政府国务院印铸局局长、参议院议员、立法院议员、黑龙江省绥兰道道尹等职，是个人物。但其1927年3月辞道尹职后，又干了些啥？是哪一年去世的？这在常见记载（也包括2001年版《中华民国史大辞典》）中未见涉及。已知谷芝瑞1930年10月任河北省大名县县长，1931年4月卒于任上。这在洪煨莲、顾颉刚《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燕京学报》1931年6月第9期）中记载明确：“民国二十年四月七日购邯郸至大名汽车票……四月八日十二点三刻到大名……四月十日往县署（即旧时府署）去看晚香堂……县署中时闻丧乐之声，盖县长谷芝瑞昨日没于任也。”可见，基于末科进士生平履历的具体研究，一时半会儿是搞不完的。关键是能不能心无旁骛、甘不甘于耐住寂寞。

虽然书稿中难免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对史料的消化理解不够、解构分析不足等，但是能通过多年的努力，暂且将其告一段落，总算是了却了我一个魂牵梦萦十余年之久的心愿。

在此，要特别感谢上海远东出版社资深编辑黄政一先生的循循善诱。正是黄政一先生的科学指导、耐心鼓励、竭力敦促，才让我克服懒散，战胜惰性，最终干成了这件事，否则肯定还只是个“半划子”。

在实施这个选题的过程中，我曾直接间接地打扰过很多师友，一时百感交集，实难一一列举。如今晚报社高级编辑王振良先生、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张元卿先生、今晚报社原副刊部主任吴裕成先生、阜阳师范学院副教授郭从杰先生、天津市孙中山研究会秘书长葛培林先生、书报文摘社总编辑倪斯霆先生、天津日报社高级编辑罗文华先生、天津文史专家侯福志先生、天津市档案馆副研究员周利成先生和杨仲达先生、今晚报社摄影部主任张建先生和记者王津先生等，都从方方面面给予过大力支持，或提供史料，或翻拍照片，或点拨启导，或不断鞭策。本书付梓之际，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委员会办公室高级工程师李琦琳先生又热心提供刘春霖、邢端于1933年参与创办文友社的原始文献（颇为罕见），惜因本书篇幅所限，只得留待来日择机补遗了。

本书对竭力搜集到的史料进行了耐心梳理和理性分析，按照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历史研究原则，力求内容详明可靠、禁得起检验。尤其是对于历史紧要关头的大是大非问题，坚定政治方向，保持鲜明立场，把握基本原则。

为保持史料原貌，且能衔接连贯、语意通顺，在对史料整理点校时，凡属订误匡正，均括以“[]”标示；凡属脱文补阙，均括以“[]”标示；对于难以辨识之字，暂以“口”替代。另，衍文及部分繁琐的公文套语径删、明显常识性的误植误载径改，以为简捷、清晰，但个别异体字仍予保留。

但愿本书能引起读者对末科进士这个特殊群体的兴趣，也希望这本书能对科举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些许帮助。书中如有舛错，恳望严行驳究。

王勇则 谨识

丙中年杪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