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赶到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围在了那里，空气中满是劣质烟草的味道，孩子们奔跑着就像一队混乱的梭鱼。“我说要早点儿来嘛！”弟弟的声音并没显出任何的不满，他挤过去，将一枚铜钱响亮地丢进了一个铜盆中。那里已经有几枚康熙通宝和嘉庆通宝，还有一个大海螺。我弟弟想了想，将他手上的一只螃蟹也放进了铜盘，这个动作逗起了一阵哄笑。
大家站着，坐着，赤膊的赵石裸露着他的文身，他身上刺了一条难看的鱼，而刘一海和赵平祥则显示了自己的疤痕。几个不安分的男人在婶婶、嫂子的背后动手动脚，惹来一阵笑骂。曹三婶婶提起裤子，将自己的一只鞋朝谁的身上甩去，那只鞋跑远了，一直跑进了苇荡——“挨千刀的！把你老娘的鞋给我送回来！”……我们要等的变形魔术师没有出现。
“他怎么还不出来？”我问。刘一海向前探了探他的头：“嫌盘子里的钱少吧！我们把他给喊出来！”
“我们去看看！”一群孩子自告奋勇，他们梭鱼一样摆动背鳍，飞快地穿过人群游到屋门外。在门外，他们为谁先进去发生了争执，一个孩子被推倒在地上。突然间，他们一哄而散，被推倒的孩子也迅速地爬起来，带着尘土钻人人群。
变戏法儿的，那个变形魔术师终于出来了。
他向我们拱手，亮相，赵石用他辣鱼头一样的嗓音大声喊了一句“好！”坐着，站着，赤膊的，纳鞋的全都笑了起来。那个人也笑了笑，说了一句鸟语，伸手，指向一个角落——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到的是一面斑驳的墙，几簇芦苇，一只蚂蚱嗒嗒嗒嗒地飞向了另外的芦苇。这没什么特别。然而，当我的目光再回到刚才的位置，魔术师已经没了，他消失了，在他刚才的位置上多了一只肥大的芦花公鸡。你看它——
“这就是他变的！”弟弟用力地抓着我的手，“他变成鸡啦，他变成鸡啦！”
那只鸡，在孔庄、刘洼、鱼咸堡人的口中越传越神，多年之后，我随叔叔到沧县卖鱼，得知我们是从刘洼来的，买鱼的人都聚在一起，七嘴八舌：“你们那里有个蛮子，会变戏法，能变成一只金鸡，是不是真的？”“它的眼睛真的是夜明珠？在晚上会发红光？”“听说，是谁悄悄拔了一根鸡毛，后来他就用这根金鸡毛买了一处田产？”……
我反复跟他们说不，不是，他变成的是一只普通的鸡，一只大公鸡，只是比一般的公鸡更高大些，而且，它还能捉虫子。而我叔叔，则在一旁乐得合不拢嘴：“你就说实话吧！那金鸡又不是咱家的，你怕人家抢了不成？乡亲们，等我把鱼卖完了，我和你们说！这个孩子，唉，像是得了人家好处似的！”
天地良心，那天，我所说的变形魔术师变成的真的就是一只大公鸡，普普通通的大公鸡，和我平时所见的公鸡们没什么大不同，可我叔叔却卖足了关子，似乎那天魔术师变出的真是金鸡，而我在说谎，向别人傲什么隐瞒。鱼，倒是很快就卖出去了。
好了，我接着说那一天的魔术。
只见那只公鸡，从桌子上面跳下来，昂首发出一声嘹亮的鸡鸣，我们一起扯起嗓子：“好！”有几个婶婶嫂子再次向铜盘里面丢下铜钱，叮叮当当——那只鸡，昂首阔步，来到墙角的草丛，捉出一只绿色的小虫，又是一片的“好”。它扇动两下翅膀，仿佛有一团雾从地面上升起，突然间，那只公鸡不见了，草地上多了一条青色的鱼。这条鱼，张大了口，一张，一合，然后跳了两下。又是一团淡淡的雾，我看见，一只野兔飞快地腾起，跃进了苇丛，而那条翻腾的鱼已不知去向。
苇荡哗哗响着，苇花向两边分开，我们看见，那个变形魔术师从里边向我们走来，他的衣服上挂满了白灰色的飞絮。“好！”我们喊着，将自己的嗓子喊出了洞。我弟弟的下颌因为喊得更为剧烈而脱了位，许多天都不敢大口吃饭，平日爱吃的海蟹也不再吃了，他将自己的那份儿全偷偷送给了魔术师，放进了他的铜盘。
P004－006
后记：先锋和我们的传统
1
需要承认，“先锋性”是我写作的一个显著标识，它甚至强大到对我文本的笼罩，似乎已经是种标签化的存在，似乎李浩的存在就意味着“先锋余韵的存留”；当然在这一“先锋标识”之下我的写作也屡受诟病，譬如现实性不足，譬如故事能力的问题，譬如缺乏“中国意味”对中国经验的漠视，譬如……我不否认某些指责的合理性，它让我思忖并不断调整，然而久之我也不断试图辩解：先锋性并不意味与传统的截然割裂，它的所有延续都是立足于人类旧有经验的综合上的前行，这个综合经验既有社会学的、哲学的也有文学自身的；地域性影响是一直在骨子里的，它或多或少会浸入到叙述与看问题的方法，它既然坚硬地存在着就没必要反复地强调，我愿意强调的是调和进来的“异质性”，它更稀缺所以更让我重视。至于故事能力……我希望我能通过自己的写作获得部分的证明，当然，单纯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并不是我的目标，我愿意把我对人生、世界和自我的认知放置进里面，思考一个故事，并致力将它打造成可能的“智慧之书”。
于是，这本书，《变形魔术师》，我有意收录的多是我并不那么“先锋”的小说，它讲述的是“中国故事”，部分地也涉及当下现实。其手法，也多是相对传统些的。说实话，这类的文字在我的写作中占有沂一半儿的数量甚至更多，未收录本书的还有《闪亮的瓦片》《买一具尸骨和表弟葬在一起》《碎玻璃》《爷爷的“债务”》等等。然而在标签化之下……我将它们集中在这本书中，试图，展示自己写作的另一侧面。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和我的贵编姜嫱婧让我的这一想法得以实现。
2
当然在这里我还是想要强调先锋性，我固执地认定先锋性是文学得以存在的首要理由之一——我所说的先锋性并不仅是写作技法．我更看中思考的前行，“对未有的补充”，以及让沉默发出回声的能力。做出发现、提出问题是重要的，帮助我们获得艺术上的新知是重要的，即使采用的方式是最为传统的样式；而如果仅有固定化的“先锋技艺”，不提供新质和发现，那它和先锋性就不存在必然的关联，我以为。
我们阅读任何一篇文字都希望是一场全新的探索之旅，没有谁愿意咀嚼被反复嚼过的口香糖，即使我们对经典进行重读也是因为它们埋藏的新知未曾被耗尽。而对作家而言，他当然不希望自己进入的是一场不冒险的旅程，不希望重复他者或重复自我，在这点上，先锋性就生出了它的细芽。所谓的先锋性，在我看来可有几个方向，但它必须是掘进的：一是在思考力上，它让我们沉思存在的意义和可能，让我们对习焉不察的日常有新发现，这发现显得稀薄却珍贵；另一则是在技艺上，在原有的言说方式上有了新拓展，给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叙述可能，让我们意识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如果能在思考和技艺上同时做出独特的提供，并调和得天衣无缝则是更佳的——事实上，艺术的技艺从来都是和思考方式相连的，新手法的产生往往是因为我们有了新思维。我相信这点。
我还要强调小说是作家的“创造之物”。他甚至可以建立一个让我们无法在其中立足的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事物都需要重新被命名，至少让那些熟悉再次变得陌生。
事实上，没有任何的传统会是僵滞不变的，它应是一条有相对明确起点、能够容纳不同支流汇入、见不到终点的长河。容纳新质是它宽阔起来的活力所在。从传统中汲取、并最终让自己的写作汇人到传统之长河应是所有写作的共同目标，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之所以在之前的文字中我很少如此谈到，是感觉它本是自明的，何况，有许多我崇敬的前辈作家说得比我要好得多。
……
《变形魔术师》的节奏略快，它得保持“说书人”夸夸其谈、口若悬河的那股劲儿，和这一速度相配，在语言上我尽量简洁明快，不做太多修饰；《藏匿的药瓶》则是沉缓的，它要有某种黏稠度，于是我在其中加入了些胶质的东西，让它的语感涩一些，流动慢些。有着类似黏稠感的还有《雨水连绵》和《被噩梦追赶的人》。它们可以在同一把大提琴上演奏，但在1＝C还是1＝F上，在四二拍、四三拍还是四四拍上，我做了些微调。《记忆的拓片》是另一种迅捷，不同于《变形魔术师》的迅捷，在写作它的时候我幻想的是暗黄色的画面，有一缕小小的追光追逐着故事的前行，它不断绕前，让故事时而跳跃一下以便跟上它。布莱希特希望自己的读者能够拿出“清醒的头脑和健全的知觉”，纳博科夫则认定理想读者是用“敏感的脊椎骨”来阅读的，我都深以为然。在一切文学作品中，能被粹取的“文学性”都是极为稀薄的，可这极为稀薄的文学性却是文学最为可贵的魅力，至少是之一。
纳博科夫又说：“有必要记住的是，尽管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他或她的风格，但只有这个或那个独特的天才作家所特有的风格才值得讨论。”我为此忐忑、恐惧，因为我不觉得自己可以归入到天才作家的行列；之所以用如此的一段来指认“我也是有风格的”，是想说明，我也在为建立自己的风格进行着努力和不断调整。我希望在谈论那些天才作家的风格的时候，有谁偶尔地会想一下我。
6
所有的自述往往都在自夸和自谦之间来回摆荡——我自夸的、暗含的自夸实在太多了，打住。
在最后，我想说的是，传统一向是流变不居的，它之所以成为传统恰因为它所具有的经典性、开阔性和生长性（当然，传统也并不是一个，它自身也有着并行的丰富和多样）。放弃或忽略传统的生长性会让传统枯竭，它会造成传统的内塌。对文学传统的认知中最应警惕的在我看来应是“传统原教旨主义”。而对于先锋一没有谁喜欢反复咀嚼早已咀嚼过的口香糖，这里的前提是，我们需要尽全部的才情和努力保证自己“发明”的口香糖是新的。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的发明不是“发明”之后的“再次发明”——将前人已经发明过的事与物再重新发明一遍（且不说是否比之前的发明做得更好）是种无效的空转。抵抗这种无效就需要我们要有一个对传统的通了，需要我们能够深入这一传统，掌握这一传统，并拓展这一传统，甚至灾变性地突破这一传统……先锋要在传统中升出，而不是完全漠视，我以为。
我愿意付出尝试，包括一意孤行。
李浩编著的《变形魔术师（精）》是“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之一，包括《变形魔术师》、《驱赶说书人》、《被噩梦追赶的人》、《村长的自行车》、《在路上》等10部作品。
《变形魔术师（精）》是“新力量原创小说大系”之一，全书精选了作者李浩近年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等专业文学杂志上的中短篇小说10部，包括《变形魔术师》、《驱赶说书人》、《被噩梦追赶的人》、《村长的自行车》、《在路上》等。作者善于从不露声色的叙述和平平淡淡的语言推进中，专注“死的艰难”和“生的艰辛”的主题思考，进而对人的生活状态提出存在意义的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