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回忆多年来在情报领域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披露在尼克松访华等重大事件中，情报系统及具体经办人为何出现失误！

《日本的情报与外交》是一本揭秘日本外务省情报工作细节的力作，对如何收集情报、如何分析情报、如何传递情报的方法也有较为具体的论述。

　　日本外务省为何没能预测到尼克松访华？石油危机、两伊战争结束、推到柏林墙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情报系统及具体经办人为何出现失误……《日本的情报与外交》通过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调查探明其中原委。作者孙崎享通过多年来在情报领域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思以及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军情六处等机构人员的交流，对日本情报体制的改革及情报一线人员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意见，对如何收集情报、如何分析情报、如何传递情报的方法也有较为具体的论述。

第一章 今天的分析止于今天，明天就将发生突变

 导弹防御研讨会

 亨廷顿教授家的鸡尾酒会

 身处导弹攻击之地

 谁都不希望战争结束

 巴士拉“日本人之会”的邀请

 伊拉克会在多大程度上被攻陷

 两伊战争的教训

 奥巴马是如何赢得总统大选的？

第二章 去现场，在现场听

 英国外交官A的失败

 潘可夫斯基事件

 在莫斯科大学不读书

 赌上性命收集情报

 为什么要派间谍

 为什么要读小说

第三章 进入情报的黑手党

 错过石油危机的信号

 《外交》杂志的意义

 对小泉首相朝鲜外交提出的警告

 莫妮卡·莱温斯基事件的真相

 松阪牛与青森苹果

第四章 知道大国（美国）的优先顺序后，我们该如何来适应？

 哈佛大学梅教授的教诲

 预测柏林墙倒塌的人们

 布什总统的沉默

 尼克松总统访华与越南问题

 外务省东南亚一课的犀利目光

 伊斯兰革命的黑洞

 美国为什么放弃了沙阿

第五章 说话15秒，报告一张纸

 情报的核心问题是要传得出去

 美国总统的简报

 1970年8月，华盛顿特区

第六章 间谍监听

 中途岛海战美国胜在监听

 罗斯柴尔德赚大钱

 叶利钦革命的舞台背后

 日本的窃听能力

 我们要拥有日本自己的情报卫星

 总统与驻日大使的角力

第七章 情报革命：从向应该知道的人提供情报转变为共享情报

 被预测到的“9·11”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

 “要点电报”制度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第八章 情报组织与政策组织天然对立（而且通常会失败）

 美国驻伊拉克使馆公使

 威尔逊批评布什总统

 2008年，围绕攻打伊朗引发的论战

 日本的资金合作受到积极评价

第九章 学习、学习、向历史学习

 美国决心向日本派出经济间谍

 美国情报机构的对日工作

 “北方领土问题”再思考

 学习谍报

第十章 摸索自身战略是构建情报组织的基础

 与情报机构的交往

 战败与情报机构的解体

 今天在军事层面intelligence是必需的吗？

 现在在外交层面还需要intelligence吗？

 什么是情报机构

 CIA、MI6与FBI、MI5的区别

 为了强化情报机能

英国外交官A的失败

1966年9月为学习俄语进入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使我有机会接触到情报领域的工作。

通常年轻人都是在进入外务省后被派往外国的大学进行为期两年的进修。这一制度也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

1919年的巴黎和会，日本虽然身为战胜国，却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外交成果。当日本代表操着浓重的口音发言时，据说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曾经毫不避讳地对周围人说：“那个矮子在说什么呢？”

以此为教训，外务省开始要求所有高级别工作人员都要去海外留学。在我进入外务省时正值冷战的高峰期，苏联的大学不愿招收日本的外交官学生。因此我有机会前往英国学习一年俄语。

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是培养俄语、阿拉伯语等外语人才及军内人才的机构。学校位于伦敦与牛津之间。在这一年里，我与英国的军人们一起学习俄语。

班上学生共有约15人，老师却达到20人。这里重视一对一的对话训练。军人学习俄语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为军方培养情报人员。他们可能会被派往柏林等地。之后我再未有机会与他们见面。

不过当时有三名学生非比寻常。他们是日后历任驻美大使、副外相的约翰·卡尔，A，以及迈克尔王子。

迈克尔王子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堂兄弟，现在居住于肯辛顿宫，这里也因为是已故王妃戴安娜的旧居而出名。每年颁发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冠军奖杯的就是他的兄长肯特公爵。

迈克尔王子毕业后曾供职军队情报部门，其外貌酷似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说来也并非偶然。英国王室与尼古拉二世也存在血缘关系。弗雷德里克·福赛斯在其惊险小说《偶像》一书中曾有过这样的描写，“如果俄国沙皇在今天复活，那么从血缘的角度看，最适合的人选就是迈克尔王子”。

如今，迈克尔王子还会不时访问俄罗斯。就在2006年9月，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玛利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后的迁葬仪式举行，代表英国出席的也正是迈克尔王子。英国政府在外交层面始终保持对苏联（俄罗斯）极具战斗性的姿态。不过同时也拥有迈克尔王子这样的沟通管道。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则是与A的相识。A和约翰·卡尔都是作为外交官介绍给我认识的。他在学习了一年俄语后就要被派往英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了。原本计划将行李经由海路运往瑞典，再转运芬兰，最后由陆路运抵莫斯科。就在赴任准备一切就绪、行李已经抵达瑞典之际，英国驻苏大使馆向英国外交部发来了一通电报。

“A将于近日前往苏联赴任。但是在对A的履历进行审查后发现，他的俄语学习情况相当糟糕，，这样的外语水平恐怕难以完成在苏联的工作。希望能收回对他的任命。”

由于外语能力欠缺而被剥夺了赴苏联工作机会的A，命运实在悲惨。之后他被降职调往了其他部门。而这样的部门往往都会存在一些和他经历相似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加不堪。所以一次降职调离还会导致再一次的调离。

我在1976年第二次前往英国工作期间又见到了A。当时他的头衔是外交部普通事务官。而约翰·卡尔已经是英国外交副大臣的秘书，之后据说又担任了财政副大臣的秘书，走上了英国官僚体系内罕有的发迹之路。

潘可夫斯基事件

与A的第三次见面发生在1985年。当时我作为外务省情报调查局分析课长访问英国军情六处（M16）。当时英方人员告诉我说“有个人无论如何要见你”，于是就安排了一次早餐会。结果出现的竟然是A。

A当时担任了英国情报机构M16的人事副部长。说到M16的人事副部长，那可是能指挥詹姆斯-邦德这些特工的人物。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想象这一岗位的重要性。我很震惊，“你不是被降职调离，不是一直没能得到提升吗”？他说的确实如此，但局势后来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是他给出的解释：

“正如你所知，英国驻苏联大使馆中止了我在苏联的工作。理由就是我的俄语口语能力差。但真实理由并非如此。实际上当时的大使与使馆内一名俄罗斯女秘书有不正当的关系。

“英国情报机构虽然在潘可夫斯基事件中收获颇丰，但之后对于以外交官身份向莫斯科派遣情报人员却有所忌惮，主要是害怕遭到报复。于是不再向莫斯科派员。时过境迁，M16后来也重启了向莫斯科派员的工作，于是他们选择了我。但是大使却害怕我的出现会导致他与苏联秘书的事情败露，于是才以俄语口语不过关这个借口要求撤销我的调令。

“从情报系统内再派出一名俄语工作人员，必须进行多年的培训。于是在这位大使任期内M16没能再派出人，丑闻也就一直未被发觉。但是在退休后这位大使却承认了与苏联秘书的非正当关系。他不让我前往苏联工作，不是因为口语问题，而是害怕我的特工身份。这一事实终于真相大白，我也在十几年后得以挽回名誉。”

冷战期间多次发生苏联间谍叛逃英国的事件，就连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驻英国分支机构的负责人都投靠了英国。或许英国大使与苏联秘书的丑闻也是通过这一路径败露的。

在二战结束后的间谍史中，西方取得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潘可夫斯基事件”。潘可夫斯基是供职于苏联格鲁乌（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的一名上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向英国提’’供苏联的军事情报。潘可夫斯基提供情报的最大价值就是影响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苏联当时暗中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当被发觉时导弹已然部署完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想要动手也难。这时潘可夫斯基向英国提供了有关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详细计划。以此为据，肯尼迪总统态度坚决地向赫鲁晓夫总书记提出了撤回导弹的要求。潘可夫斯基事件堪称冷战时期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次间谍事件。

在莫斯科得到潘可夫斯基情报的正是M16的奇肖姆夫妇。A则是奇肖姆的后任。

由明哲保身、志在升迁、贬低他人之人占据要职并非英国特有的现象。但M16在面对失败时的自我修复能力之强足以显示这个组织的强大。A时隔十数年挽回了名誉，之后平步青云直到成为M16的副长官。

P23-27

一直以来，我在外务省从事的都是情报领域的工作。

外务省并没有有意识地培养情报专门人才的方针。有时候会根据要求，无意中设置一些情报色彩较为浓烈的职位。但是这种“无意中”的设置对于培养情报人才却是一种理想的环境。

一切缘起于1966年奔赴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留学。

在通过外务公务员高级别考试后，我接受了人事课长大河原良雄的面试，他建议我可以考虑学习俄语。“可以在英国留学两年，之后再去莫斯科学习一年。留学三年可是件好事哟。”于是我同意了。这也确定了我此后作为外务省人的人生方向。

在桑赫斯特学习一年后，我又在伦敦大学学习苏联形势。这一时期我开始埋头阅读契诃夫、阅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及阿赫玛托娃的诗集。

多年后我被问及对苏联的印象：

“在苏联体制下，所有人都必须背叛所有人。唯此才能生存下去。进入苏联社会就宛如陷入泥沼。但是这片泥沼中有时却藏着珍珠。看见了珍珠，就好像有了得救的心情，原来人类还是好的。之后我回到日本。我想这应该是安全的所在，于是跣足而行，不料广场上散落着不知何人打碎的玻璃，划伤了脚。如果是危及生命的事情，扔些碎玻璃在地上也无所谓。如果没有生命危险，扔的哪门子玻璃碴子。让人来气。”

这种印象或许是因为喜爱阿赫玛托娃（苏联时代长期保持缄默）、叶赛宁（1925年自杀）、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自杀）的诗吧。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后，我进人莫斯科大学经济学部经营研究所学习。当时对于苏联还没有定论。一派观点对苏联的集体主义给予猛烈抨击，另一派观点则以苏联的高速经济增长为依据，将其视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体制。哪一方的意见才是正确的呢？这不是靠书本能够解决的问题。“苏联的体制究竟什么样？我想基于自己看到的东西做出评论。”从莫斯科大学的求学生涯到日后在驻苏联大使馆的工作，我都是以这样的想法作为出发点的。

正巧在这一时期，外务省本身开始强化情报收集、分析、制定政策的体制。情报调查部内下设分析课、企划课，大家工作积极性高涨。堂之肋光朗分析课长对我提交的报告颇感兴趣，于是将我招人麾下。

学习过俄语及入省之后就进入分析课工作的机缘使我走上了情报工作这条路。

我曾两次在人称“邪恶帝国”的苏联工作，共计五年时间。后来又在所谓“邪恶轴心”的伊拉克、伊朗工作了将近三年。所以说我在“恶”国的工作经历在世界范围内也不输任何人。

在驻英国大使馆工作期间，我负责英国的对外政策分析。在加拿大时，通过与美国比邻而居、苦心维护自身国家独立性的加拿大的视角，我知道了美国是什么。1985到1986年的一年间，我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军事战略（军情六处长官索沃斯也曾短期担任这里的研究员）。苏联解体后，我又奔赴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担任大使。

在日本国内，1974年石油危机后我被调到通产省的石油部工作。之后又转任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的国际交流部长。这一时期出版了《加拿大的教训》、《日本外交：来自现场的证言》两本书，并曾相继担任过外务省的分析课长、国际情报局局长。

在担任哈佛大学的研究员及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的部长时期，以及从2002年开始担任防卫大学教授后，我一直与学界保持着交流。外务省的人事政策一向缺乏连贯性。不过如此看来，如果外务省有意识培养自己的情报领域专才，肯定还要接受远超过现在的训练。

战后的外务省，以情报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人几乎没有。冈崎久彦先生（前驻泰国大使）可以算一个，另一位就要数涩谷治彦先生（前驻德国大使）了。虽然涩谷治彦在担任德国大使期间因病未能完成任期，但他的情报收集能力依旧超群。在他还是西德大使馆一名普通文员的时代，就曾给德国的经济阁僚做过有关日本经济的报告，并由此换回了有关欧洲货币的绝密情报。当时“涩谷情报”在外务省可谓来势凶猛。

通过这样的经历，我也一直在“如何收集情报”、“如何分析情报”、“如何传递分析结果”的问题上煞费苦心。

此外在担任分析课长、国际情报局局长之时，我也广泛接触了美国的CIA、韩国的KCIA、英国的M16、以色列的摩萨德及伊朗、约旦、埃及、德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加拿大等国情报机构的人员。在“邪恶帝国”苏联、“邪恶轴心”伊朗和伊拉克工作时，也与各国派驻当地的情报机构人员有所交流。

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修期间，通过上课及一些活动，接触到了塞缪尔·亨廷顿、欧内斯特·梅、约瑟夫·奈、格雷厄姆·埃里森等学人及那些深度参与美国情报和国防领域的人士的想法。

迄今为止，我分别出版了涉及外交领域的《日本外交：来自现场的证言》和涉及安全领域的《日美同盟的本来面目——迷失了方向的安保》两本书，均受到了好评。现在就剩下情报领域尚未涉足。

正巧PHP研究所的吉野隆雄先生提议，可否让我就情报问题结合自身经历写些东西。

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的回忆录。在如何思考情报领域这个大题目之下我也采取了回忆录的书写方式。这也是一次写作上的新尝试。很高兴能有机会与读者分享我对情报的思考。

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