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究悲哀的外国语(精)》是第一本在国内推出的村上春树随笔集。全书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1991－1992年在美国讲学期间写下的散文，内容均为作者在美国的亲身经历，见闻，题材丰富，涉及面广，有对美国社会文化现状的描述，有通过具体事件对美国和日本两国文化差异进行的分析，有作者在美国生活的各种趣闻轶事，还有作者对自已少年时代、恋爱结婚、成名前开酒吧谋生以及家庭生活、夫妻关系的回顾等等。本书风格一如他的小说，即生动、机智、幽默，又不乏深入的思考，是一本可读性强的有趣小书。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精)》是村上春树的第一本书信体散文，书中披露了作家大量不为人知的个性趣闻和私人生活。

本书是村上春树1991到1993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学期间寄给日本读者的16封信，主要写了他初到美国的复杂感受，也谈到日美文化差异、爵士乐、电影、风景、女性等。在《“金字塔”景观》一文中，村上坦言自己高中时代不怎么用功，一味和女孩厮混、泡酒吧，补习了一年才考进早稻田大学文学院。《远离卷心菜卷》则历数了他婚后生活的艰辛，东筹西借开了一间酒吧，像“拉车的马”一样起早贪晚干了七年。而在《穿运动鞋去理发店》中，村上还首次吐露了四十岁后为保持“男孩”形象所做的种种努力和烦恼。

一直在媒体上不露面不接受采访的村上春树，平时十分注重个人的私密性，因此读者心中的这位作家始终神秘。然而，这次出版的随笔集却打开了解读村上的“另一扇门”，让人看到作品外作家真实的喜怒哀乐，以及人生中的种种际遇。

门外的村上(译序)

普林斯顿——写在前面

禁止带入酸梅干盒饭

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

美国版“团块世代”

在美国跑步在日本跑步

斯蒂芬·金与郊外恶梦

谁杀死了爵士乐

伯克利归来路上

黄金分割与丰田·皇冠

关于精力旺盛的女人们的考察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穿运动鞋去理发店

描绘“卡弗的国家”的罗伯特·阿特曼电影迷宫

远离卷心菜卷

从布鲁克斯兄弟到POWER BOOK

“金字塔”景观

再见了普林斯顿

《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后记

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

在日本的时候原则上我不订报纸那劳什子，但在美国不知何故竟订了两份。一份是叫《特伦顿时报》的地方报纸，在新泽西州首府特伦顿发行。普林斯顿到特伦顿开车用不了二十分钟，所以我住处周边发生的事基本上都给这报纸囊括了。地方色彩到底也浓，一周有四天头版头条是火灾或交通事故，无论如何也难以称之为面向知识分子(借用邓·克埃尔的话即“文化精英”)的报纸。不过，一来可以见到令人哑然的奇妙事件，二来关于地方琐事的报道方式也甚为有趣，来此之后我一直爱不释手。看这份报纸，可以多少了解这一带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场景，比日本的《朝日》、《读卖》什么的生动得多，色彩也丰富得多。说实话，我作为“来自日本住在普林斯顿的小说家”，曾经成为该报第一版头条新闻。这东西都可以成为头版头条，其他可想而知。普林斯顿发行的地方报纸有《普林斯顿通讯》，编辑部就在我家前面，但它未免过于琐碎过于地方性了，所以没订。但说实话，我也被这家报纸采访过。

除了《特伦顿时报》，我另外订的一份就是有名的《纽约时报》。不过，每天每日看《NY时报》难免有点儿累，我就只订周末即只订周六周目两天的。这项制度十分方便，每到周末就有厚厚一叠周日版活像丢小孩儿似的“通”一声丢在门前。上面有书评、电视节目预告、娱乐及美术指南等等，不一而足。认真读要花半天工夫。《NY时报》诚然是提供堪可信赖的信息的优秀报纸，但对于不专搞政治和经济的人来说，光靠周末版信息量也基本够用了，不够部分可以通过《新闻周刊》和《时代》紧密跟踪。一般说来——仅仅是我个人意见——每天都看《NY时报》这种郑重其事的报纸的话实在叫人腰酸背痛。

然而据我所知，普林斯顿大学方面的人士全部天天订《NY时报》，没有人订《特伦顿时报》。我说我订了，他们全都做出不无愕然的奇妙表情。进一步说没订《NY时报》，他们的表情愈发奇妙。于是赶紧转换话题。看来，订阅地方报纸在普林斯顿大学村(这说法再合适不过了)不像是怎么值得欣赏的行为。尤其是只订《NY时报》周末版而每天看《特伦顿时报》之类，在这里更被视为相当不可思议的生活态度。说得极端些，作为姿态就不Correct(正确)。

与此相似的情形——离开报纸扯得远点——也表现在啤酒上。普林斯顿大学人士似乎十之八九喜欢喝进口啤酒。喜力、健力士、贝克——喝这些牌子才算是correct。美国啤酒里边若喝波士顿的“Samuel Adams”、旧金山的“AnchorSteam”之类，因为不是很一般的牌子，尚属情有可原，毕竟波士顿和旧金山是多少有些格调的地方。学生们常喝的是“Rolling Los”，便宜而不无考究的意味。听说过去东海岸Kvass(克瓦斯)比较难买到，是“Correct”的，而最近这边也很容易到手了，身价似乎随之一落千丈。日本啤酒作为存在是少数派，当然是Correct的，但实际喝的人寥寥无几。但不管怎样，喝这类啤酒不至于有问题。

可是，倘若喝什么Budweiser(百威)、Mille(米勒)、Michelab、Shrech，似乎很多时候人们就要露出诧异的神色。我也不大喜欢甜津津的美国啤酒，总的说来更中意欧洲风味，但也时常破例喝Bud干啤。觉得它干得不够劲儿的时候未尝没有，不过客观说来啤酒相当够味儿，跟寿司也算配合得来，连着喝也不易喝厌，何况价格便宜，六罐才五百日元，不坏。不料与一位教授聊天、当中随口说道“美国啤酒当中我较为喜欢Bud干啤，时常喝”，对方便摇头做出不胜悲哀的样子：“我也是密尔沃基出生，承蒙夸奖美国啤酒自是欢喜。不过么……”往下就含糊其辞了。

总而言之，Bud和Miller这些在电视上吵吵嚷嚷做广告的啤酒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而作为大学人士、学究之徒，则必须喝或最好喝更高雅更讲究文人情趣(intellectual)的啤酒。如此这般，从报纸到啤酒牌子，何为Cotrect何为不Correct，在这里都有相当明确的区分。

我想日本的大学社会多少也有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但大概还不至于存在如此泾渭分明的制度性倾向。我对于日本大学人士的生活固然所知无多，但印象中“大学人士必须如此”之类的规范要比美国模糊。就算有喜欢看《东京体育》喜欢职业摔跤喜欢电视里的男女配对节目喜欢烧酒以至非演歌不听的教授，大概也不会成为问题，也许有人会觉得有点反常，但周围人不至于因此皱起眉头，也不至于影响晋升或社会地位受到威胁。“那个人没有大学老师架子，蛮有人情味儿”——甚至有可能得此评价而受到欢迎。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日本的大学更为平民化，日本的大学老师更接近“工薪族”。而在这个国家(至少在东部有名的大学)，如果有哪位老师喜欢Budweiser啤酒、是里根迷、通读了斯蒂芬‘金、每来客人就把肯尼·罗杰斯的唱片放上去——没有实例只是想象——那么周围势必没人搭理他。没人搭理即意味着没人请他作客也没人上他家作客，亦即被排挤出大学社交圈。而这样一来，现实的情况就是他就很难在大学生存下去，除非有作为学者的绝尘而去的业绩。以这一角度观之，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比日本远为讲究阶级和身份。

“这就是说，美国的大学人士在社会上乃是孤立的存在。”一个美国人告诉我，“他们的存在非常特殊。大学是与一般世俗社会截然不同的世界。不妨说，好比大海中的孤岛。唯其如此，他们才必须确立只适用于自身的规则那样的东西来保护自己。如果有人破坏这个规则，那样的人必然多少受到排斥。”他说的是否百分之百正确我无从知晓，但我认为的确有这样的成分。

所以，电影方面喜欢欧洲电影和实验性电影，音乐喜欢古典或知识性的爵士。车也似乎以不显眼为Correct，闪闪发光的新车在校园停车场几乎见不到。衣服以尽量不显新为上。我猜想他们做了新衣服恐怕先在家穿一个月，天天都穿，等多少变形了才穿去学校。英语有句话说是“Keep alow profile”，大意为“什么事都要低姿态”。普林斯顿的生活恰恰如此。八十年代的闪闪发光主义并未波及大学。

总之有诸多清规戒律。一开始我稀里糊涂，而在大学校园生活久了，这种微妙之处便渐渐了然于心，这个Correct那个incorrect(不正确)也明白了十之八九。

来这所大学之前我不清楚此类名堂，家里家外都美滋滋地喝着Bud干啤，近来则在家里偷偷喝了，出门尽可能喝Guinness(吉尼斯黑啤)和喜力什么的。家里为了招待来客，冰箱里总是贮备非美国啤酒。看来当知识分子也真够折腾人的——不是跟你开玩笑。

P22-28

门外的村上

(译序)

村上春树认为他写小说就好像打开一扇秘门，独自走进黑乎乎的门内去观察去体验去鼓鼓捣捣。因此我们通过小说看到的村上应该说是门内的村上，影影绰绰，扑朔迷离。而现在这本随笔集，终于让我们看到了门外的村上。而且要看门外光天化日下的现实中的村上，也只有翻开他的随笔。因为村上一般不接触出版界以外的媒体，不上电视不上广播不上讲台，不接受记者采访。这一方面是他“怕见生人”的天性所使然，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个人生活的完整性和“匿名性”。

幸好村上除了写小说和搞翻译，还写了不少随笔，也幸好在随笔中他是个他所欣赏的那种“心不化妆”、“精神上不化妆”的人，由此使我们得以看到“门外”村上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看到不同于小说主人公“我”的“我”，看到他与常人有异而又无异的喜怒哀乐以及人生旅途中的种种际遇。

在这本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村上坦言自己高中时代不怎么用功，一味和女孩厮混、泡酒吧、打麻将，甚至吸烟，补习了一年才考进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的戏剧专业。考上后还是不太用功，找工作面试时被人一口回绝，气得他差点儿破口大骂(《“金字塔”景观》)。他自嘲几年大学生活“惟一的收获”就是谈恋爱得到了现在的夫人阳子(有人考证说是《挪威的森林》中绿子的原型)。而且他没毕业就结了婚，婚后东筹西借千辛万苦开了一间酒吧，像“拉车的马”一样起早贪黑干了七年。每天“一大早就要把一袋子元葱细细切碎”，因而练就了一手切元葱不流泪的绝活(《远离卷心菜卷》)。他还详细谈了四十岁以后为保持“男孩”形象所做的般般努力和由此产生的种种烦恼。他指出“男孩”形象同年龄无关，但须符合以下三条：(1)穿运动鞋；(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不是美容室)；(3)不一一自我辩解。他认为第一条自己绝对符合，一年有三百二十天穿运动鞋。第三条至少可以做到“不使用文字来为自己辩解”。最伤脑筋的是第二条——“我的头发有点不听话……一旦失手就非常麻烦。”一次从伦敦一家理发店回来往镜里一看，“怎么看都不像我的面孔。原本脸长得就无人欣赏，可又给糟蹋到如此地步……以后我好长时间都没情绪外出，刮胡须时尽量不打量自己的脸。”(《穿运动鞋去理发店》)

当然，这本随笔集是作者九一年至九三年旅居美国期间写的，主要篇幅写的是美国，其中有关日本和美国的比较读来尤其有趣。例如关于钱，村上说日本人总是把个“钱”字挂在嘴边，动不动就有人说“村上君写畅销书钱大大的有，花这点儿算什么”(村上心里骂道纯属瞎操心)，而在美国除了迫不得已的场合人们一般不提钱，这种仿佛视钱为陌生物的“绅士氛围”让他大大舒了口气(《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再如男女平等问题。在美国常有人问村上的夫人做什么。村上回答说算是当自己的秘书：校阅整理自己的文稿、接电话、写回信等等。这样的回答若在日本十之八九能得到理解，而美国妇女听了则满脸困惑，似乎在说——“哼，千说万说，说到底书皮上写的还不是你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村上终于明白，原来对方期待的标准答案即美式答案是：“我太太来美国后对流浪汉(homeless)问题发生兴趣每天在流浪汉供食中心参加服务活动还每星期去两次希伯来语学习班准备将来把希伯来文学介绍到日本去。”(《关于精力旺盛的女人们的考察》)

也有对更严肃的问题的理性思考。村上去的是美国东部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曾在此任职)。他发现该大学教员是个相当特殊的群体：报纸必看《纽约时报》杂志必订《纽约客》小说必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啤酒必喝进口的汽车必开灰头土脸不显眼的衣服必穿皱皱巴巴半旧不新的。否则就要被视为异类受到排斥。总之大学是不混同于世俗社会的自成一统我行我素的城堡，大学教员乃是不为社会潮流所左右的学究式知识精英，仍不屈不挠地保持着知识人、学者特有的孤高情怀(snobbism)。而相比之下，日本的大学则更为平民化、世俗化，大学老师已同“工薪族”接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本应有的孤高情怀和使命感在日本已经失落。对此村上颇感困惑，但最终还是希望“世上也应该在某个地方保留一两处这种游离于俗世之外的天地”，而不喜欢“将阶级性的snobbism的残存记忆作为‘柏林墙碎片’式的商品向大众拆零推销的流通洪流和信息资本。”(《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此外还有关于日本和美国的价值观、环境保护、美国的种族歧视、美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于是我们得以看到村上春树的另一侧面，看到门外活生生的“村上君”。应该说，这段美国生活对村上还是有影响的，他的小说开始明显带有社会的投影。

作为书名的《终究悲哀的外国语》是这本随笔集十六篇中的一篇。这“悲哀”二字，依作者后记中的解释，主要不是指在美国不得不讲或讲不好外国语即英语的悲哀，而是“自己如此命中注定似的受困于不具‘自明性’的语言这一状况本身所含有的某种类似悲哀的东西”。那么回到母国日本讲日语“悲哀”就没有了么？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纵然使用有“自明性”的日语也有无法沟通无法自明的时候。“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我们迟早都将在若明若暗的地带被无言的‘自明性’所背叛和抛弃”——我们的人生之旅将永远背负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

林少华

2003年东瀛樱花时节

于入间河畔寓所

写这本书之前，我也出过一本类似旅行记或旅居记那样的东西，《远方的大鼓》即是。那本书收录了我旅欧大约三年期间写的文章，不过现在想来，多数文章写的是“第一印象”，或至多算是“第二印象”。虽然旅居的时间相当长，但我觉得归根结底是以行色匆匆的旅行者眼光看待周围世界的。我不是在说这样好不好。过路人自有过路人的眼光，久居者自有久居者的视点，二者都有优势，也各有死角。以第一印象写的东西未必浮浅，长期逗留仔细观察之人的视点也未必深刻和正确，因为在那里扎了根后反而看不见的东西也是有的。我认为对写这类文章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多大程度上一丝不苟地或者随机应变地同自己的视点打交道。

但我这次一开始就想——尽管对上述情形已有明确认识——尽可能以“第二印象”以至“第三印象”的视角写一点东西。好容易“从属于”美国这个社会生活一回，不仅要敏锐地不失时机地捕捉新鲜东西、醒目东西，而且想退后一步花些时间对各种事物加以思考。以照相来比喻，就是打算仅用标准镜头、以普通距离拍摄极为平常的景物。

说老实话，从欧洲回来，我很想在日本好好安下心来悠然生活一段时间。回想起来，好几年都一直忙于搬家，如同没根的浮萍漫无目标地漂泊不定。我也不那么年轻了，自己也认为差不多该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的时候了。坦率地说，欧洲住到最后多少有些心力交瘁(gorggy)。我也很想洗一次久违的温泉，坐电气列车晃晃悠悠去一次温泉旅馆，想大白天就在荞麦面馆里喝啤酒，想在寒冷季节在杂烩店喝烫热的清酒，尽情享受温暖快活的时l光。

司是——前面也说了——从一九九零年一月至翌年一月在日本生活一年之后，经过一番犹豫，最后还是打点行装去了美国。之所以好了伤疤忘了痛又想去外国，是因为半休养地在日本生活的时间里，切切实实感到自己虽不那么年轻了，但又毕竟没老到什么地步。我极其单纯地想游历更多的地方，想体验更多的事，想见更多的人，想尝试更新的可能性——想趁还能做到的时候尽力多做一些。

出于这个原因，我差不多在美国生活了三年。往下固然有回日本的打算，但何时成行，自己也心中无数。反正完成眼下写的这部长篇小说再重新考虑吧——就是如此得过且过地在异国他乡(这么说颇有点“大时代”的味道)打发日子。

长期离开日本，感觉最强烈的是—一在欧洲期间也同样——即使没有自己，社会也丝毫不受影响地顺利运转。纵然我这么一个人或我这么一个作家从日本倏然消失不见了，谁也不会因此为难、因此感到不便。非我故意说赌气话，反正我是认为我这样的角色有也罢没有也罢怎么都无所谓。其实这是自明之理。假如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就能使得人世乱作一团，那么这样的人世有几个也不够用。可是若在日本生活，每天都为自己的所谓职责忙得昏天黑地，无疑就没有了就自己的无用性进行深入细致思考的时间。

即使我在这里遇到空难或食物中毒一命呜呼，事态怕也是大同小异。也许有几个人说一句“可怜啊，年轻轻就没了”，但一年过后，大家笃定连我这个人存在过都忘得一千二净。就算时而记起一回，谁也不会因为没有我而感到痛痒。在这个意、义上——说法也许有点儿夸张——我觉得长期出国未尝不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性消失的超前(即模拟)体验。

与此多少相似，旅居国外的一个好处——能否说是好处还不无疑问——就是能切切实实感受到自己只不过是个无能的外国人、外人(stranger)。首先有语言问题。对我来说，用外语恰到好处地表现自己作为实际问题是不可能的，自己想说的事只有两三成传达给对方乃家常便饭，甚至根本不通的时候也屡屡有之。还有时候仅仅因是外国人而受到歧视，一再遭遇狼狈场面。受骗上当也有几次。但我认为这样的不快经历决非毫无意义。因为，至少受到歧视或被作为异己分子惨遭排斥的自己是剥去所有穿着的赤裸裸的自己、归于零的自己。我绝不是受虐狂，但面对自己得以如此成为一无掩护二无赘肉的自己自身——作为弱者也好作为无能者也好——的局面，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觉得怕是十分难得的事。当时诚然怒不可遏、自尊心受损，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心平气和地认为那在某种意义上对自己是宝贵体验。可是事后冷静回想起来，总好像有这样的感觉。至少较之在日本时经常感受的各种各样说不清道不明的烦恼，此种落在身单力薄的个人这一资格上面的直截了当的“难堪”更让我觉得容易承受。

常有人问长期离开日本旅居海外，日语会不会发生变化。美国人问，日本人也问。但我自己怎么也闹不明白。经人一说，既觉得有变化，又似乎没什么变化。所以，既有时回答“嗯，还是有变化啊”，又有时应道“哪里有什么大变化嘛”。答法因当时的心情各所不一，说不负责任也算不负责任——突如其来问那么难的问题，我也没办法准确回答的么！

举个例子：假如遇上过去的老朋友，对方突然说“你这人变了，是吧？是变了吧？”你难道能像样地回答吗？是无法回答吧？五年十年二十年星移斗转，那期间人有变化乃理所当然，没有变化才不正常。与此同时，使得变化成为可能的你这个人又作为始终不变的存在位于那里。所以，别人只是说一句你变了而不具体指明(define)什么，作为你是很难应答的。语言和文章风格的变化等等也是同样。语言是时时变化的东西，起因多种多样。空气使之变化一息维方式和行动模式也使之变化，交往的对象、年龄以及自身立场都能使之变化，旅居外国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原因中的一个而已，不是能简单以Yes或No回答的问题。若想回答得准确些严肃些认真些，势必这样回答：“是啊，我的日语来美国之后我想是有变化的。可是作为现实问题，我没有办法就此外(即我在美国生活以外)别无选择可能造成的变化和现在实际发生的变化这两个变化加以验证和比较，所以，对于您关于我的日语是否因旅居美国发生变化的提问，即使我在此给予回答，那也终究不过是无法求证的暂定性假设。”问题是，这种话若是当面说出口来，对方也难免扫兴，交谈就此卡壳。因此只好根据场合姑且说Yes说No。反正世界也不会因为我的回答忽而变好忽而变坏。果真如此，我就要一一认真考虑许多事情，一一给予正确回答，忙得没工夫写小说了。幸也好不幸也好，这样的局面还未造成。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认真奉告的，就是来到美国之后，我开始相当认真地直面日本这个国家或日语这种语言一说老实话，年轻的时候、刚开始写小说那时候，曾一心想逃离17t本这一语境。换言之，想尽快远离日语式紧箍咒，认为那样才能以自己这个人写出“切近”的东西。这么说似乎很有些作践日本的味道，但反正我实际是那样想的，没有办法。我为此竭尽全力。为了找出自己和日语的折衷点，我的确动员了大凡所有的方法、手段、见解进行殊死拼搏。现在看当时自己的文章，我会像看别人的东西一样发出感叹：果然是一场恶战啊！

但随着年龄增长，随着久经恶战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折衷”日语风格，随着作为现实问题旅居海外的岁月的增加，我慢慢喜欢上了用日语写小说这一行为，日语这种语言渐渐成为自己感到亲切以至不可缺少的东西。这倒是等于回归日本。去外国的崇津分子摇身变为日本文化至上主义者回国的人可谓屡见不鲜，但我说的和这个还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我不是说日语在语言上比其他语种有什么优势。世间很多人强调同外国语相比日语多么优美多么得天独厚i但我认为那是不对的。之所以日语在我们眼里显得漂亮，是因为它是从我们的生活中挤压出来的语言，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不言而喻的一部分，并非因为日语这个语种的特质本身出类拔萃。我始终不渝的信念是：所有语言基本都是等价的。而且，若无这一认识，文化的正当交换也就无从谈起。

我三十岁那年碰巧成了作家。在那之前除去极少数例外，几乎没碰过日本作家写的小说(这里边有很多我奈何不得的因素，说起来话长，且前边哪里也写过了，此处不再涉及)，因此不曾从前辈作家那里具体学到写作手法和行文风格，也没有作为范本加以尊敬的作家。至于“私小说”是怎么一个东西，连初步认识都不具备。这倒不是说我讨厌日本文学什么的，仅仅是我没看过日本的小说。所以，我只能从以前看过的大量英语小说或其他语种的翻译小说中学习自己写小说的方法。也就是说，必须从一种类似代理母亲那里、必须通过一种过滤器来学习写日语小说的行文风格和写作手法。如果你说这岂不有点儿不自然，我也不好回答。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事情已然发生，时至如今说好道坏都无济于事，但无论出发点是对是错，自那以来十五年时间里我都只能以自身力量像添砖加瓦一样构筑用来写本人小说的日语文体，并由此而一步步看清自己所思考的日语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终究悲哀的外国语》这个书名对于我具有相当现实的意味。斟酌书名的时候，这句话碰巧浮上脑海。具体说来，在波士顿这座城市每天每日生活期间——坐在理发店椅子上看自己照在镜子里的面孔、或在学校附近炸面圈店里买咖啡和炸面圈、或在谁家晚会上啜葡萄酒、或在十字路口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怔怔地等信号灯的时间里，“终究悲哀的外国语”如同漫画书上的对话泡泡圈一样无缘无故倏然浮上脑海。不过，这“悲哀”指的并不是不得不讲外国语的压力或讲不好外国语的悲哀，当然那样的成份多少也是有的，但不是主要问题。我真正想说的，是自己如此命中注定似的受困于不具“自明性”的语言这一状况本身所含有的某种类似悲哀的东西。恕我说得这么绕弯子，但准确说来是这么回事。

偶尔返回日本之后，这回又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悲哀心情：我们以为自明的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果真是自明的么？当然，我这样的想法恐怕是不适当的。因为追问“自明性”本身即清楚地暗示出“自明性”的阙如。无须说，在日本生活一段时间，这种“自明性”就会渐渐返回到我身上，我势必将它们作为自明之物接受下来。这点凭经验不难明白。然而其中也有返不回来的，这点凭经验也不难明白。那大概是关于“自明性”并非万劫不变之物这一事实的记忆。无论置身何处，我们的某一部分都是异乡人(Stranger)，我们迟早都将在若明若暗的地带被无言的“自明性”所背叛和抛弃——这是令我不无悚然的疑念。

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恐怕将永远怀抱这“终究悲哀的外国语”生存下去。至于这是正确的还是不甚正确的，我无从知晓。无论受到指责还是受到赞赏(想必无人赞赏)我都感到为难。因为那里是我已然走到的地方，说到底也只能走到那里。

这里收录的文章原先连载于《书》杂志，收录之前做了加工。另外，结集之际有话需要补充，遂以不同于加工的“后日附记”形式分别附于每篇文章的末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