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是近代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年代。大清帝国因1894年甲午战争战败于日本，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中国人津津乐道的同治中兴、同光中兴被击得粉碎，原形毕露。但朝廷上下很快醒悟过来，在国家发展思路上构建了新的共识，即由先前的向西方学习一变而为向东西洋各国尤其是向东洋日本学习，并为中国“维新时代”的改革作了思想和物质上的准备。这就使1895年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年份。马勇编著的《1895年大梦初醒/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通过对历史细节的背景的精彩融汇，对这一转折过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细致的剖析。作者所叙述的不仅是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还有中国知识阶层在那段纷乱岁月里的心路历程。

中华民族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被迫打开国门以来，历经109年的艰难转折，中国的整个变迁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缓慢、艰难、而痛苦地进行思考的漫长历程。马勇编著的《1895年大梦初醒/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丛书》在叙述这段“人世之巨变至异”的历史的时候，也试着去诠释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学术爱好者的共鸣。

总序 窒迫下的近代化

引子

第一章 败局已定，求和不易

 一 走向战争

 二 清军如此不堪一击

 三 和比战难

第二章 终于走上谈判桌

 一 德璀琳东渡

 二 敲开和谈之门

 三 张荫桓广岛受辱

 四 伊藤让伍廷芳传话

第三章 梦醒春帆楼

 一 日本的野心

 二 李鸿章出使

 三 谈判桌上的刁难与哀求

 四 李鸿章遇刺

 五 马关讲和：不可承受之重

第四章 三国干涉还辽

 一 三国各有算盘

 二 三国干涉

 三 日本应对

 四 中国的代价

第五章 大清弃儿：台湾官民的选择与无奈

 一 台湾不是筹码

 二 被割让的为什么是台湾

 三 台湾官民的选择

 四 昙花一现的“台湾民主国”

第六章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起源

 一 革命思想起源

 二 一个人的革命

 三 超越绝望：战败刺激

 四 民族主义异军突起

第七章 走进丛林：严复的愤怒与哀嚎

 一 探究西方发展的动力

 二 严复发飙

 三 走进丛林：一个影响深远的倡导

第八章 维新思潮酝酿

 一 新知识人登上政治舞台

 二 坐而言：趋向维新

 三 起而行：组建京沪强学会

第九章 构建维新共识

 一 体制内变革思想萌生

 二 政府大员的变革热情

 三 走向维新时代

余音：梦醒之后

日本人的强势军事进攻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10月31日，原本一向从容应对的翁同稣也开始沉不住气了，他在当天早朝时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前线的情形，京师的危险，请求皇上和皇太后、恭亲王尽早决断，战有战的部署，和有和的安排，再也不能这样模棱两可，不战不和。

清廷最高统治层的普遍惊慌，使议和条件日趋成熟。换言之，到了这个时候，主张坚持抵抗，主张不向日本人赔偿的人当然会越来越少，议和的国内阻力也就越来越小。11月1日，皇太后在宁寿宫召见恭亲王、庆亲王、翁同稣、李鸿藻、孙毓汶等重臣，讨论究竟应该怎样化解当前困局，重回和平。孙毓汶向皇太后详细介绍了各国对此事的基本看法和议和考虑及进展情形，而翁同稣认为由列强出面调停不可能成功，即便成功，将来也一定会留下很大麻烦。

翁同稣的高调当然解决不了问题，朝廷中弥漫的恐慌情绪到了11月初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朝廷必须作出决断，否则，一味拖下去便是凶多吉少。11月3日，恭亲王通过外交渠道向美国政府发出呼吁，请求美国政府根据《天津条约》相关规定对中日两国进行斡旋。第二天，恭亲王又召见美、英、德、法、俄各国公使，就相关议题进行磋商，请求各国政府会同干涉，劝阻日本，或者从中斡旋中日停战议和。恭亲王表示，中国政府对于停战议和抱有诚意，大致可以接受朝鲜独立作为谈判议和的前提条件，还可以答应对日本给予适当的战争赔款。很显然，清廷的政策至此出现重大调整，期待以尽量小的代价获取日军止步，结束战争。

英国虽然最先倡导中日和解，但在遭到先前的失败后，英国人不再愿意出头倡导；俄国和法国有意出面，德国则认为现在就进行干涉是无用的。美国政府在收到这项请求之前，曾经向中日双方询问过，假如美国出面干涉，两国能否接受。在收到这项请求后，美国政府训示其驻北京公使说，虽然美国总统愿意采取单独行动劝说中日两国重归和平，但是单就赔款数目一节，如果能够取得日本同意，美国将不拒绝和其他国家一起采取行动，劝说日本。

清廷的请求在列强那里获得了相对比较积极的回应，然而当列强通过各种方式向日本人传达清政府的要求时，却继续遭到日本的回绝。日本政府表示，他们无意将胜利继续向前推进，他们的顾虑是，中国政府并非真心求和结束战争，否则中国政府方面为什么不直接向日本政府表明自己的立场?日本人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真的屈服，并没有真的在战场上认输。在这种情形下，假如日本接受各国劝告进行和谈，那么日本先前的所有努力势必付诸东流，中国政府绝不会轻易在善后协议上签字。

日本拒绝了列强集体调停，继续加大在战场上的进攻。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用实力用真刀真枪迫使清政府屈服认输，迫使清政府通过某种特殊管道向日本乞降或者说乞和，而不愿意将中日双边纠纷国际化、多边化、扩大化。

11月12日，朝廷指示参与外交事务的侍郎张荫桓前往天津面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商量究竟应该怎样邀请各国参与调停，寻找中日停战的可能与办法。

李鸿章在战前是始终主张和平解决的，他与恭亲王在这方面有着不少共识，只是朝廷后来经不起各方面的压力才同意开战的。耐人寻味的是，朝廷不是使用主战的官员去指挥这场战争，而是用主和的李鸿章为前敌总指挥。现在战争打败了，善后议和的事，朝廷又要李鸿章充当马前卒。可以想象李鸿章对此事的不快。

或许是恭亲王猜到了李鸿章的心中不快，所以托张荫桓带封密信前往天津面交李鸿章。恭亲王的信，除了介绍一些外交内政内幕消息外，主要是劝说李鸿章不要辜负朝廷重托，不要轻信那些闲言碎语，要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脉，打开僵局，寻求突破。

张荫桓的到来，特别恭亲王的密函无疑坚定了李鸿章的信念，他在第二天回复恭亲王的信中建议朝廷先派北洋雇佣的德国人德璀琳以一个合适的身份前往日本，探探日本的口风，成则有助于中日僵局早日化解，败亦比较容易推托，不致使朝廷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 李鸿章建议委派德璀琳前往日本，认为既可使清廷免除直接乞降求和的尴尬，也可达到乞降乞和的目的。而且，根据李鸿章的判断，日本也会认为德璀琳既然是清国雇佣的外国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代表清国进行一定限度的交涉。于是，李鸿章的这个建议很快获得朝廷的批准。11月18日，朝廷密令李鸿章将德璀琳前往日本应行筹办事宜开出一个清单，并命德璀琳尽快准备争取尽早前往日本。

德璀琳，1842年生于德国，时年52岁。1864年20多岁时进人中国海关任职。此外，德璀琳很长时间以来就是李鸿章一个比较重要的外交助理，深得李鸿章的信任，除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外，还在北洋担负相当责任。应该说，李鸿章建议选派德璀琳赴日打探，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选。

P42-43

历史给我们以知识和事实，也给我们以智慧和意义。与前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考辨与叙述，与后一面相应的，是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诠释，叙述与诠释都是后人反观前代的省视和认知，而正是借助于这种省视和认知，已经过去的人物、史事和过程能够成为时事和时务的一种反照，使后起者在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之中，从而在过去对现在的衬映之中看得远一点和想得深一点。章太炎在民国初年曾牵引学理以论世相，说是“今人之病根，即在不读史”。就彼时风云际会之中的各色人等一时群起，但大半既不能远，又不能深而言，他的话虽以是写照为评论，而由此划分出来的具有历史认知和没有历史认知之间的全不相同，则显然出自学人的深思。

自“《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来，中国文化中始终内含着一种绵延不绝而且磅礴厚积的历史意识，与之相对称的，便是两千年里中国人的自觉于历史认知和执着于历史认知。然而历史的认知又是一种变化的认知，身在兴亡盛衰之间，便是身在时移势迁之中，而后是一代人与另一代人遭逢的世情不同，蒿目的忧患不同，心中的关切不同，面对的缓急之所在不同，有此百端交舛与百端交汇，最终形成的便不能不是思想视野的不同。而引之以入古今之间和由此以识古今之变，则思想视野的不同又常常会化为历史视野的不同，化为一代人与另一代人读史和论史之际的眼界不同，感悟不同，重心不同，取向不同，因此，后一代人常常会在同一段历史里看出前一代人没有看到的联结、因果和意义。而这种历史认知的今时不同往昔，又以其真实的存在和长久的存在，说明了历史需要一遍一遍地写和历史可能一遍一遍地写。若以此观照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百数十年与周秦以来的二千多年，则一百数十年里的节节丕变所带来的深度搅动，以及在深度搅动里实现的新陈代谢，显然远远过于之前的二千多年，陈寅恪曾概而论之，称为“人世之剧变至异”。比之古代历史，近代历史之“至异”，说的正是近代历史中内含着更多的交错牵结，不可用常度相衡量。与之相因果，这种“至异”同时又决定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认知，不能不是一个穿行于交错牵结和矛盾复杂之中的过程，从而不能不是一个歧异互见而多端纷呈，并且以一种构想校正另一种构想和一种阐说立异于另一种阐说为常态的过程。歧异、多端、校正、立异都各有理据，并因之而各有理路，由此汇积的著述，以可观的数量和种类为规模，显示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功夫和程度。然而歧异、多端、校正、立异之始终存在和相互比照、彼此格义，又说明了数十年之间认知近代历史的多窒与多变。积功夫为程度，以及因多窒而多变，都显示了视野在移动中的延展和识力在论争中的深化。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而继起于这个过程之中，以“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立名的这套丛书注目于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中叶的百年之问，在前贤的论说和时贤的论说之后努力再作回声鼓荡，以表达自己对这一段中国历史的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其中既有读史对于个人的成全和造就，也有个人对于历史的理解和体验。

这套丛书择定七个年份作书名，以此划分1 O()年历史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以此演示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前后蝉蜕和阶段之问的相互贯连。合蝉蜕与贯连为一体，于是而有“转折”之义。在这些曾经为历史各开一派局面的年份里，1840年因中英鸦片战争而起，1860年因英法联军之役而起，1895年因中日甲午战争而起，1901年因八国联军之合刃构兵而起，1937年因抗日战争而起。就丛书之总体规模作比较，显然是其中的多数与民族战争相为因果，并都因民族战争而各成一局。然则以始末而论，近代中国的历史起点发端于民族战争；以变迁而论，近代中国的新旧嬗递沤浪相逐，而其间一个阶段越过另一个阶段的后来居上，大半也发端于民族战争。民族战争流血流泪，因此百年之间的世路演化和今昔代谢便常常与创巨痛深连在一起。19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之交的英法联军之役致皇帝出逃、京城陷落、圆明园在烟焰涨天里化为一地断砖碎瓦。而后是士大夫“相顾愕眙”，在创痛里直面“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事实，由血脉偾张而扼腕沉思。比之40年代人数不多的先觉者因中英鸦片战争而开眼看世界，则此日与扼腕沉思相对映的，已是“当和议之成，无人不为自强之言”。而在历经“夷情叵测，反复靡常，利器精兵，百倍中国”的困厄之后审量彼己，最能歆动中国人和牵动中国人的，是西方人“所以逞其贪纵者，不过恃有长技耳。长技为何?一在战舰之精也，一则机器之利也。然彼有其战具，我非不可以购求；彼有其机巧，我非不可以学习”。时人立此为说以诠释“自强”，则自强之初旨，本在于中国人的办法对付不了西方人之后，转而用西方人的办法来对付西方人。“购求”和“学习”，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因此自强从一开始便与“借法”连在一起。而“购求”和“学习”之倾心倾力于“战具”，以及与“战具”相表里的“机巧”，并由此演为一代士大夫共有的自觉，又说明西方人虽然运来了诸般器物，中国人最先接受和最肯接受的，却只能是重创和打败了自己的船和炮。之后，由船炮催生的借法自强促成了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然而因自强而借法，则自强在由此人彼和自浅人深之中，借法也在由此人彼和自浅入深之中。两者都出自于古无征，两者都归于了无止境，最终是两者都在改变中国。所以，就其时代内容而言，由船炮催发的借法自强犹如移花接木，同时又因其移花接木而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开启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过程。而1860年对百年中国新陈代谢的深度影响，从而1860年在百年中国新陈代谢中的意义所在，便同这种民族战争逼扼下的历史因果曲折重重地连成了一体。与1860年相比，1895年内含着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但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会议《马关条约》之日，于备受困苦磨难的同时又曾非常明白地预言：

此次交战获得两个良好结果，这就是：第一，欧洲陆海军之战术方法，并非应有白人所独有，黄人亦能用之，并证明可以收到实效；第二，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作为先入洋务的人物，他亲身经历过英法联军的冲击逼出来的借法自强。因此他相信民族战争能够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而有割地赔款之际用“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以说来日的推想。他推想更剧烈的创巨痛深一定会逼出更剧烈的社会变迁。而与之相印证的，则是由借法自强，一变而为1895年催生的变法自强。从借法自强到变法自强，是移新人旧急迫地转为除旧布新。而后除旧布新越过移新人旧一路翻腾一路播撒，并在戊戌年间演为与血色相对映的政潮起伏。比之此前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则这一段新旧交争以思想激变造为社会震荡，其撼动天下的程度无疑要猛烈得多和深刻得多。之后因庚子之变而有1901年，在由此开端的一段历史里，一面是曾经扑杀了变法的朝廷转过身来施新政以行变法，就其下诏筹备立宪而言，实际上已经比戊戌年问的除旧布新走得更远；一面是变法还没有走到尽头，革命已经挟风雨雷电而起，以文字和炸弹岌岌乎召唤共和。随后是朝廷与民间相角柢，立宪与革命相角柢。这个过程既造成了深度的历史变迁，也造成了深度的社会纹裂，两者的彼此牵结和交互振动最终促成了这一段历史在土崩瓦解中走到止境，而两者的余波滔滔则又都灌入了下一段历史之中。若以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前期的这些年份为比照，则1937年之所以显目，端在于以这一年为起点的历史过程是一场贯连始终而没有间歇的漫长民族战争。1840年、1860年、1895年、1901年都与民族战争相对应，但其间的每一场战争又都在时间上无过两年，在空间上止于局部。因此，作为一场血染山河的全面战争和支撑了八年的长期战争，这段历史正以前所未有的战争苦难反衬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全民抗战，醒目地显示了20世纪中国与19世纪中国的不同。在这种前后不同的内里和深处，是19世纪的世路变迁开始和发生于沿海；搅动和影响于知识人；关注之所在和重心之所在常集于社会上层。而以全民抗战成就八年抗战，则艰难地托起了这个过程和一路维持了这个过程的，不能不是持久的社会动员与社会组织，而持久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一定又会是深度的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由此牵连拽动而且与之互为因果，开始于19世纪的历史变迁遂得以为这种动员和组织所导引，自沿海进人内地；从知识层走向民众；并一步一步移其中心于社会下层。以历史内容而论，显然是动员、组织、牵连拽动以及其问的互为因果，都在使这种支撑民族战争的过程同时又成了大幅度改变中国社会的过程。而当其已经发生，则已经发生的事实便是既定的事实，对于后来的历史，它们既构成起点，也构成前提，而后是起点和前提都不会不影响后来的历史走向。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人久苦外力的逼拶，并因之一次一次地遭逢民族战争，而百年之间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以及这种近代化常常与脱跳相伴随的深入，又是在中国人对外力的咄咄逼拶作节节回应里实现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和依存深相虬结，说明了与欧西近代化之自然地产出于欧西的历史相比，则中国的近代化既是逼出来的，又是移进来的，对于中国本来的历史而言，逼出来和移进来当然都是异常的，从而都是不自然的。而以自然对照不自然，显见得中国人脚下的路会更多盘陀和更加扦格。由于是和畸形，曾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另一个特点。在数十年世变里，世变所内含的历史变迁由民族战争催生，并且在民族战争的逼扼下节节脱跳地深入和“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地深入，脱跳和“悚夫”都与盲目相伴，因此扭曲的近代化和畸形的近代化便成了数十年之间中国人的一种历史命运。然而扭曲和畸形引发“厌倦”和“疾恶”之日，同时是反思促成认知之日。因此“厌倦”和“疾恶”之后，中国人已越来越多地回头反顾，群集于辨识和论争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村，以及中西文化的异同，等等。从“悚夫欧美革新之隆”到重新阅读和探究中国人的社会、历史、文化，是从抽象回归具体，从而是引共相融入殊相，而后近代化变迁的过程会少一点节节脱跳。中国近代化的盘陀与扦格在此，中国近代历史的路向与路径也在此。

今日学界盛倡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而共属“社会变迁与百年转折”的这七本书选择的则都是老题目。就我读史30多年的有限阅历而言，新材料、新观点、新题目常能纷纷然各出心裁以动人眼目，然而其中真能耐磨耐久而留得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算多。相比而言，老题目则大半是无法绕越的题目，并因之而是不能忘怀的题目。事后论史，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170余年之间，一脉传承贯穿前后地把历史连为整体的，始终是中国社会曲折多难的现代化转型。这个过程已经延续了170余年，然而这个过程至今仍未了结，因此170多年里出现过的困窘、挫折、疑问、争论，都不会是已经远去的东西。后人犹在这个过程之中，是以后人常常要在追溯和回望中求得因果与理解。老题目之无法绕越和无法忘怀，以及老题目之仍须深耕和仍须翻耕，其原因和理由恐怕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