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勇编著的《图说胶济铁路故事》记录了自1923年胶济铁路重回祖国怀抱后，围绕胶济铁路的修建、路权归属等问题引发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以通俗的语言细述故事的经过，让读者通过文字感受到胶济铁路线上的风起云涌。这些历史事件对中国的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和人们的生活情况。

胶济铁路，又称胶济线，东起青岛，西止济南，始建于1899年，1904年建成通车。于建勇编著的《图说胶济铁路故事》揭示了胶济铁路的发展历程，从它的诞生、修建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都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人民生活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胶济铁路是一部大书，一部跨越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的大书。这部大书，写满百年风雨沧桑：有列强欺凌，有军阀混战，有党派之争……抽取任何一个事件，都值得我们细细咀嚼、深深回味。

32.“圣诞会”的红色幽灵

33.胶济高层的“南北之争”

34.邓恩铭领导罢工“借东风”

35.张宗昌镇压罢工“开杀戒”

36.张宗昌密探：追踪“赤党”一场空

37.湖岛撞车探秘：让领导先走

38.山东日军：便装背后的阴谋

39.二次北伐：蒋介石济南惊魂

40.济南惨案：美国记者大冒险

41.“济案”交涉：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42.接收胶济：蒋介石排挤冯玉祥

43.阎锡山：一封密信引发的败局

44.北魏石佛历险记

45.叛徒王复元的红与黑

46.沈从文：痛别恩师徐志摩

47.王统照：爱情列车向何方？

48.煤商罢运，惊动南京政府

49.胶济铁中：我和名流有个约会

50.坊子站：卧轨拦车为哪般？

后记

路局对“圣诞会”不满

就在“圣诞会”不断发展之际，全国铁路总工会悄然成立了。

1924年2月7—10日，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大会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通过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鲜为人知的是，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总干事兼党团书记、实际负责人，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国焘。

关于张国焘的是非功过，张国焘塑像中的一幅对联说得好：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辩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这座塑像坐落在四川巴中市南龛风景区，矗立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中。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先念的塑像，均向北而立。唯有张国焘塑像，面向南方，印证了其1935年私自率兵南下另立“中央”的历史。如今，张国焘故居也在其家乡上栗县修复起来。现在人们开始正视当年历史，公正地对待张国焘的是非功过。这是后话。

郭恒祥代表胶济铁路工人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铁总”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回青岛后，郭恒祥对工运工作更加积极主动，还到其他单位开展工运活动。

正如邓恩铭在1924年3月18日致刘仁静的信中所说：“四方机厂工会俨然就是青岛总工会的象征。……四方会长郭本来就不坏，自此次铁总归来，勇气与决心更增百倍，他俨然以山东总工会创办自任，以首领自期。现正进行电灯水道之组织，纱厂他已托人运动。”（《山东工人运动历史文献选编》I1921～1937）

信中还说：“美（指王尽美）、章（指王用章）都到青，后日四方大会，会后即与郭会商一切进行事务，俟得结果后即报告你。”

在阅读这封信时，我最感兴趣的当属最后一句：“听说张特立掉到爱河里淹没了，你们还不赶快救救他？”

张特立，就是前面提到的张国焘。这年2月，27岁的张国焘与22岁的杨子烈结婚。邓恩铭写信时，张国焘正在度蜜月呢。那年，邓恩铭23岁。恋爱，自然是年轻人关心的问题。这封信的情趣，让我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作为革命者的邓恩铭，原来也很幽默。

就在邓恩铭写这封信的第二天（3月19日，农历2月15日），“圣诞会”迎来了成立后的第二个“圣诞日”，郭恒祥照例准备演戏，庆贺一番，并报路局和警察厅备案，但这次路局迟迟不予表态。

其实，路局早就对“圣诞会”不满了。因为“圣诞会”屡屡组织工人罢工，与路局作对。据《青岛惨案史料》记载：

1923年8月23日，“圣诞会”发动全厂1200多人举行罢工，包围了胶济铁路管理局大楼，抗议厂方串通工贼栽赃陷害并开除了8名工人，迫使路局同意8人复工。

1924年1月28日，“圣诞会”发动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路局和厂方借故迟迟不发年终双饷和红利。胶济铁路各站段也相继而起，迫使路局和厂方宣布双饷和红利照发。

1924年1月，四方机厂颁布规定：“聚众要挟，有煽动罢工之行为者”，“扰乱公共秩序者，均列为被开除之例。”结果，当工人自高密装运戏箱来青时，遭到军警阻禁，幸未酿成冲突。

3月21日，路局突然增派30多名路警进驻厂里，并派机务处办事员李继葆宣布，将郭恒祥、郭学濂、张吉祥、耿化山4人一并开除。

郭恒祥等人“一面命工友不可妄动”，一面前去向青岛党的负责人邓恩铭和来青岛指导工作的王尽美汇报。他们经过研究认为，“圣诞会”为“青岛最得力之工会，实有举足轻重之势”，为顾全大局，不能因小失大，“该四人无论能否回去，决不激烈抵抗，俟实力充足再说”。郭恒祥等人“亦颇明此义，均愿忍耐时日，作秘密活动”。

在这篇邓恩铭1924年3月24日致刘仁静的信中（原载《青岛惨案史料》），笔者注意到，末尾有这样一段请示：“四方事件如路局坚持不允，他们拟以‘怠工’抵制，你们以为然否？美有信报告铁总，但特立未复。请转告C中央来示。”

文中的“美”，为王尽美；“特立”，就是张国焘。

邓恩铭信中说，当时王尽美、邓恩铭替郭恒祥他们作一呈文，“用全体职工名义签名送交路局”，要求准予这四人复工，然终未获准。

四方机厂全体工人向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提交了诉辩书：“若非情出无奈，何敢另行诉辩，为此共恳督办怜悯无辜，垂恩拯救。”

4月7日，商埠督办公署给胶济当局发去了第128号公函：“四方机厂系贵局管辖范围，本署未便过问，但群工环求，亦不忍过拂舆情，故予据情函达贵局，烦为查照。”（《胶澳公报》第一一七期）

郭恒祥当起“阿庆嫂”

郭恒祥等四人被开除后，上级组织曾专门考虑他们的善后问题。

在1924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三届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中，有一份5月14日的《中央局报告》，其“附六：山东地方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青岛方面：四月有铁总委员为四方工会被开除的四人善后事，赴青埠（引者注：指青岛商埠）一次。决定留二人在青埠活动，并由铁总供给其生活费，，余二人拟在别处找工作。但最近又接到该地报告云：该四人拟组一商店（丘友集资），假此为活动机关。现在青岛一带如水道部、电灯部、港工……对于四人极信仰，尤其是沧口至青岛一带之纱厂工友——二万余人，亦信仰其圣诞会及郭某之个人，所以亦有组织的希望。现在青岛恩铭同志为该四人的秘书，在该会代表会与铁总委员开会时通过的。（《山东党史资料》1981年第二期）

郭恒祥等四人利用“圣诞会”的经费在四方开办了一个“会仙居”饭馆，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这有点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他们接待的客人中，有不少在中共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中共山东地委派来青岛支援工人罢工的刘俊才、王元昌等三十余人，以及铁总派来指导工作的代表吴雨铭等人。

刘俊才，又名刘子久，建国后曾任国家劳动部副部长。王元昌，1929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与党组织失联。吴雨铭，后叛变，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死于狱中。诚可谓潮起潮落，大浪淘沙。

在四方机厂，邓恩铭的工作卓有成效。1924年，他先后发展了傅书堂、纪子瑞和郭恒祥等人入党。

这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全国形势紧张。8日，胶济铁路管理局以“值此战云弥漫之际，难免无过激派乘机煽惑鼓动风潮”为由，下令将“圣诞会”取消。（《大青岛报》1924年9月9日，收入《济南铁路工运史资料选编》第七辑）

这让邓恩铭颇为焦虑。同年10月的一天晚上，在四方“三育小学”（时为党的秘密机关。校名由中共早期党员赵玉璋所起，参见其回忆录《关于“三育小学”》），邓恩铭以新闻记者身份，召集30多名工运积极分子开会。

会上，邓恩铭分析了当时形势，总结了“圣诞会”的经验教训，最后提出秘密组织赤色工会的建议。经大家讨论，接受“圣诞会”组织不严的教训，确定参加工会要有两个介绍人，并签名盖章。

会后数月内，秘密签名盖章加入赤色工会的达800余人，占全厂工人的总数60％以上。胶济铁路赤色工会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们在等待一场借势而起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胶济铁路当局的“南北之争”……

P10-13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历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脑海中的一个闪念，可能会掀起一场飓风。雪山中的一丝震动，可能会引发一场雪崩。

学者祝勇曾言：一个历史的异数，会打乱了整个历史的局面，就像一颗棋子的变动，会使所有的变动尾随其后，进而使整个棋盘的局面彻底改变。这是历史的“蝴蝶效应”。

胶济铁路，这条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铁路，最初，竟然源于一个外国人的脚步。他的名字叫李希霍芬，德国著名地理、地质学家。正是因为他到山东的实地考察，而且在考察中发现了宝贵的资源：煤矿，于是才有了修建一条铁路的想法。当时他的想法是：“从胶州到潍县的路很平坦，人们可以在那里，而不是在芝罘找到一条铁路的起点。”

在我看来，这条铁路的真正起点，应该是李希霍芬的脑海。对于一个学者而言，这个想法，也仅仅是想法而已。因为当时无权无势的他，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实力在中国推动这件事。

这个想法石破天惊。因为在他考察山东这年——1869年，大清帝国包括现在蒙古在内的辽阔版图上，连一条正式铁路都没有。只有一条小铁路四年前昙花一现。那是英国商人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的一条长约半公里的“展览铁路”，时人“骇为妖物”，最后由官府“饬令拆卸”。从中既可看出官府的愚昧，也可看出李希霍芬的超前眼光。

放眼中国铁路发展史，这种超前眼光更加凸显。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吴淞铁路，7年后——1876年才由英商修建。不久也被清政府赎回后拆除。中国留存下来的第一条营业铁路——唐胥铁路，12年后——1881年才修建。中国人主持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则在36年后——1905年才开工。那时，胶济铁路已经通车两年了。

后来，李希霍芬把这个想法进一步完善，在他的专著《中国》一书中，正式提出修建一条从胶州湾出发、连接山东的煤田、经济南府通向北京和河南的铁路。

如果仅此而已，他的考察只限于学术，可他的指向却是国家战略：“胶州湾乃中国最重要之门户”，“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从此，胶州湾进入德国的视野，进而列入德国在远东寻求建立军港的选择地之一。

在经过一番考察比对之后，德国最终选定胶州湾。此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三番五次找借口，极尽小题大作、上纲上线之能事，意在激怒中国，挑起冲突，进而借机出兵。

借口终于来了。这就是1897年发生的“巨野教案”。德国遂趁机出兵，武力侵占胶州湾。次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取得了胶济、胶沂济和由济南到山东西部边境的铁路修筑权，以及铁路两旁30里内的矿山开采权。

一个学者的想法，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行动。试想，假如李希霍芬没有踏上山东，山东的历史或许将要重写，胶济铁路也就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修建，此后由于这条铁路引发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或许就不可能发生，或者说不可能以后来这种方式发生。

比如戊戌变法。“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康有为积极上书光绪皇帝，“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并于1898年——戊戌年——借助德军在即墨毁坏孔子像之事，策动第二次“公车上书”，推动戊戌变法。“胶州湾事件”成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导火索。

比如济南开埠。德国依靠铁路开疆破土，山东巡抚周馥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秘密运筹，在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前夕，济南、潍县、周村三地自开商埠，把自主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比如日德战争。日本对青岛及胶济铁路垂涎已久，1914年趁德国陷入欧战（一战）无力东顾之机对德宣战，打败德国，占领了梦寐以求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此后把开战之前许下的“交还中国”的诺言抛诸脑后，强行霸占青岛及胶济铁路达八年之久。

中国政府积极谋求收回，没想到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却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山东问题成为悬案，直到1922年2月结束的华盛顿会议上才得以解决，决定青岛和胶济铁路由中国政府赎回。1923年1月1日，胶济铁路终于回到中国的怀抱。

筹款赎路，再一次点燃中国民众的爱国激情。而政局的动荡、政府信用的缺失，让民众的热情降为冰点，以至于轰轰烈烈的筹款赎路运动，最终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儿小的结局，令人不胜唏嘘。

被迫交出胶济铁路之后，日本政府并不甘心，1928年趁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之际，借口保护日侨，先后三次出兵山东，期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重新霸占胶济铁路达一年之久。自然，在谈判桌上，中日双方又免不了一番唇枪舌剑。

而对于1929年的胶济接收，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和冯玉祥两派又免不了一番明争暗斗。等到胶济铁路收回之后，刚刚平静不久的胶济铁路，又遇上了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这条多灾多难的铁路，在军阀混战中再一次遭受池鱼之殃。

尽管中原大战很快结束，可胶济铁路并不安稳。1931年，先是胶济铁路沿线煤商掀起罢运风潮，后是青岛学子在“九一八”事变后乘坐火车赴南京请愿，两次都惊动了南京国民政府。

此后，胶济铁路进入相对稳定时期，1935年7、8月间，铁道部第四届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简称“铁展会”）在青岛隆重举行，历时一月，参观人数约60万人。而那时青岛金市才40余万人，可见前来参观的外地人也有不少。“铁展会”魅力可见一斑。

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暂时还没被日军占领的胶济铁路，成了许多人辗转流亡的“生命线”。他们中，有梁实秋、罗隆基、陈寅恪、沈从文、杨振声、朱光潜、吴宓、梁思成、林徽因等著名学者。还有当时的北平首脑、后来成为抗战名将的张自忠。不过，当时的他却顶着“汉奸”的骂名，百口莫辩。这时的胶济铁路，写满了恓遑、悲凉、辛酸和无奈。

不久，这条流亡者的“生命线”，也被日军生生掐断。1938年，胶济铁路沦陷。这是日本对胶济铁路的第三次占领。出于“分区管理”和军事入侵需要考虑，日军1938年做出一项重大决定，胶济、津浦在济南并轨，两座车站合并，这项工程于1940年完工，从而改变了以往胶济、津浦两路在济南各行其道的历史。

八年抗战，中国军民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打击侵略者的壮歌，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胶济铁路沿线上演。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至上，暂时抛弃前嫌，共同抵御外侮。

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又起，胶济铁路再次深陷战火。胶济铁路自从诞生之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的伤害。因为重要，所以争夺。因为争夺，所以破坏。这，或许就是它的宿命。

一条不足400公里的铁路，看似冷冰冰的钢轨，经历过多少血与火，承载着多少伤与痛。当我触摸着胶济铁路陈列馆保留至今的百年钢轨时，仿佛触摸着渗透到钢轨深处的百年往事。

建国之后，这条饱经沧桑的铁路才算从战火中脱身。1953年，它承担起一项神秘重任：运送一块重达百吨的巨石。这块巨石出自青岛浮山，通过胶济铁路小心翼翼运到北京。如今伫立在天安门广场。它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

1958年，“大跃进”运动初期，胶济复线提上日程，孰料复线建设一波三折，历时三十多年才告完成。期间经历了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追溯这段漫长的历史，不难看到深深的“运动”烙印。

改革开放之后，胶济铁路发展迅猛。近十多年来，先后实施了电气化改造，完成了六次大提速，开行了动车组。新的济青高铁也指日可待。届时，全程运行时间将压缩到1个小时，与胶济铁路通车初期12个小时的行程不可同日而语。“天翻地覆慨而慷”。

胶济铁路是一个窗口，一个观察中国近代史的窗口。从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屈辱与艰辛，看到了压迫与抗争，看到了曲曲折折、起起落落，也看到了艰难中的奋进、奋进中的崛起。

胶济铁路是一座舞台，一座“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这座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有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顾维钧、王正廷、王尽美、邓恩铭……还有德国人、日本人，不同朝代、不同阵营、不同国家、不同追求，是非功过，任由他人评说。

胶济铁路是一部大书，一部跨越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的大书。这部大书，写满百年风雨沧桑：有列强欺凌，有军阀混战，有党派之争……抽取任何一个事件，都值得我们细细咀嚼、深深回味。本书就是在“大历史”中讲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追溯历史，是为了观照现在。历史睡了，时间醒着。现在的我们，常常因为走得太快，而忘了为什么出发。特别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大拆”，未能“大建”；“大破”，未能“大立”。当我们走得太快时，应该停下脚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灵魂的“根”在哪里？在历史深处。对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是我们应该持有的一种正确态度。

于建勇

2015年5月于济南

“一条不足四百公里的铁路，居然有这么多故事！”这是一位友人看完上册后的感受。

其实，历史上发生的故事，远比书中展示的要多得多。对许多学者而言，一个时期，就可以写成一本书。比如德占时期，就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斌教授的《近代铁路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余凯思教授的《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甚至一个事件，也可以写成一本书。比如巴黎和会，就有我国台湾东海大学唐启华教授的《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

而在我的书中，一个时期，仅仅是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的故事；一个事件，仅仅是短则三四千、长则七八千的文字。如果把一个时期比作一座冰山，我所展示的，只是与胶济铁路相关的冰山一角；如果把一个事件比作一场大潮，我所撷取的，只是与胶济铁路有关的几朵浪花。因此，就我个人感觉而言，书中的故事，线条还是比较粗的。故事与故事之间，年代跨度也是比较大的，与缜密、深入的学术专著不可同日而语。

鲁迅说：“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小故事，承载着大历史。基于此，我尽可能把故事放在一个比较大的背景下。这也是我取舍素材的一个重要原则。有了历史的景深与衬托，故事就会丰富一些，厚重一些。有时候，背景比前景更重要，更耐看，更有韵味。就像一片舞动的树叶，背景是幽静的树林，和背景是狂怒的龙卷风相比较，绝对是两种不同的感受；就像一朵绽放的小花，背景是个阳台的花盆，和背景是一片辽阔的草原相比较，同样是两种不同的格局。

不禁想起老舍的《茶馆》。前景是旧北京城中的裕泰茶馆，以及茶馆中的各色人等，背景则是清末、民初直到抗战胜利后三个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老舍说：“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从茶馆的变迁和茶馆里的各色人等，可以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一个茶馆，一部大戏。更何况一条有着百年历史的胶济铁路，其时空的维度，远比一个茶馆要广阔得多。基于此，我也想通过讲述胶济铁路的故事，展示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剖面。尽管这个剖面，受个人学识和能力的限制，受故事元素要求的限制，不可能展示得那么充分，但也是尽己所能，老老实实地，“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做一点传承历史的工作。

因为百年胶济的历史实在太过丰厚，可讲的故事又实在太多，一旦写起来，就有些刹不住车，一不小心就写“冒”了。本来，按照计划，中册有三十来篇，可排版后发现，比上册厚出不少，为与上册保持大致厚度，不得不压缩篇目，把部分内容调到下册。这样，一些本应在中册出现的人物，也就只能晚些出场，如郁达夫、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张自忠、张瑞芳等等。这就与上册后记中的预告稍有出入，在此特向期待中的读者深深致歉。

中册故事的结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一一也是下册故事的开始。在下册中，除涉及上述人物外，还有德国友人拉贝、兵学泰斗蒋百里、国学大师梁漱溟、著名作家老舍、传奇人物葛光庭等等。年代的跨度比中册要长得多，从抗战以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时数十年。涉及的面也比较广。

这期间，战争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几乎无人幸免。这在胶济铁路上同样有所体现。流亡是那个时代的特定影像：“收拾起山河大地一担装，去后方。历尽了，渺渺途程，漠漠平林，垒垒高山，滚滚大江。似这般寒云惨雾和愁苦，诉不尽国破家亡带怨长……”

此后，中国军民“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作抵抗。在前线，在敌后，摆开杀敌的主战场。同族同种，同仇敌忾。救亡图存，匹夫有责。民心不死，国脉尚存。在抵抗侵略与压迫中，全体中国人共同书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生死悲歌，使民族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淬炼。那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值得大书特书，大力弘扬。

当然，在下册中，有抗日，也有内战；有战争，也有和平，更有和平后的建设，建设中的曲折，曲折中的奋进。

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历史，是给我们奋然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