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文化汉奸”的臭名，华东大学坚持不到日伪教育机关登记。尽管招生既未登报，也未张贴广告，凭借以往两校的声誉，仅靠口耳相传，仍然有很多人积极报考华东大学。华东大学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商学院、教育学院等五个学院。郁铭芳入读的是理学院化学工程系。
因为没有校舍，学校只能自觅教学场地。郁铭芳读书时先是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育英中学二楼上课，上实验课则是在慈淑大楼借用的实验室里。华东大学的课程设置沿袭东吴大学体系。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1947年在《致上海市未立案专科以上毕业生甄审委员会函》中指出，华东大学“先后三年，从不与敌伪方面有所来往，所授课程亦与敝校所授者完全一致”。东吴大学采用学分制教学，学生可以自由选修课程。这点在中共东吴大学地下党组织对东吴大学政治环境的评价中亦有涉及：“东吴大学是一所比较自由的大学。学校学习采取学分制，可以自由选修课程，可以多选、也可以少选，可以跨系、跨班级选课。教师和教室也不固定。”
郁铭芳在华东大学就读的第二年，时局揭开了新的一页。1945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抗战终于胜利。郁铭芳对国民党满怀期待，然而姑姑自重庆来信谈及重庆政府的腐败，给他浇了一头凉水。时局仍不容乐观，但不管怎样，东吴大学终于迎来复校的这一刻。
同年9月，私立华东大学正式停办，原华东大学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学生进入东吴大学，工学院和商学院学生则进入之江大学。9月25日，东吴大学在上海复校后开学，郁铭芳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为东吴大学理学院化学工程系的学生。《江苏私立东吴大学卅五年秋季学期理学院学生名单》显示，其学号为S33024。至10月1日，各院系各班级均已上课。其后一个月，苏州校园的一部分也开始恢复，包括郁铭芳的英文老师许安之等人已先回苏州经办复校事宜，年底也开始开班上课。
复校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郁铭芳对未来的学习生活充满期待，他满心欢喜地等着去苏州校园读书了。在圣诞节前夜，郁铭芳特意和十多位同学赶到苏州东吴大学看校园，结果只看到校舍还保留着，但设备全部被日军糟蹋得一塌糊涂。“我们晚上也没有地方睡觉，就跑到行政办公室，在破沙发上将就睡了一觉。当时日本人还没有完全走，早上起来后，我们看到日本军人骑着马在校园里跑来跑去，他们还是很不服贴的。”
事与愿违，郁铭芳想回苏州校园读书的愿望还是落空了。1946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校必须尽快返回原有校园恢复教学活动。由于抗战期间苏州校园两度被日军占领，学校校舍及教学设施损失惨重，校舍整顿需要大笔经费，完全恢复有待时日。当时校园内尚有日军干余人，因为无处可搬，不肯离校，后经多次接洽，才接收过来。“校政部决定：自1946年秋季学期起，文理学院的大部分迁回苏州，三四年级学生仍留在上海办学。”当时留在上海的文理学院学生有250余人，其中理学院学生83人，专职教职员10人，兼任教员39人，共开课程61种。理学院院长沈青来负责学院事务。
眼看着一二年级的学弟学妹们兴高采烈地搬回苏州天赐庄读书去了，自己却要继续留在上海，郁铭芳很是失落。随后，他再次随着学校迁到位于昆山路196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校园上课，实验课程仍在慈淑大楼与其他学校共用实验室。
1947年2月，郁铭芳家人前往台湾谈生意，也带上了爱好旅游的郁铭芳。郁铭芳与四叔郁鸿君、六叔郁鸿全、姑父费昌年及叔叔的朋友共6人到基隆、台北等地游玩了一圈，喜爱摄影的郁铭芳还拍了一些风景照片。
这年暑假，在于文潮父亲的引荐下，郁铭芳与大学同学于文潮、黄尚德、郎庆海在南京龙潭中国水泥厂实习两个月。于文潮，浙江嘉兴人，父亲在江南水泥厂做顾问。于文潮是郁铭芳的同桌，也是其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后任大连工业大学教授。
中国水泥厂由民国时期“地产大亨”姚锡舟于1921年创办，是全国早期水泥厂之一，坐落在南京东郊龙潭镇青龙山北麓。郁铭芳跟着水泥厂实验室的一位主任学习测试水泥。在水泥厂实习的日子里，郁铭芳感到很惬意又很新鲜。工厂三面环山，郁铭芳住的宿舍就在山旁边，在宿舍里能经常听见山上用炮打石灰岩的声音。有一次，居然还有“不速之客”一条蛇盘到他床上，颇是惊险。中国水泥厂运输方便，距途经龙潭火车站的宁沪铁路(时名“京沪铁路”)很近。闷在山里的郁铭芳和同学们还寻到了一种很刺激的消遣方式。有时，他们会在吃好晚饭后坐在铁轨上等着火车来，在火车鸣笛逼近时才跑开。其间，郁铭芳还搭上火车，去南京市区看望了大学同学解履成．一起聊起国民党在战场上的情况。P30-32
回顾我五十多年来为解决人民穿衣问题而参加了我国化学纤维的研制工作，最终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都是国外已经研发成功实现产业化的产品，没有创新性的成果．我只是一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而不是科学家。
——郁铭芳
郁铭芳20世纪50年代参与筹建我国首家合成纤维实验工厂，纺出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根合成纤维，为填补我国化纤空白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我国化纤领域的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之一。
——郁铭芳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提名书
自2012年6月我校接到郁铭芳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任务至今，我们始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生怕不能如期如质完成任务，到如今终于告一段落，形成了此研究报告，可谓历经了干辛万苦，克服了种种困难。虽然我们知道这远不足以展现郁铭芳的学术精神和品格，但至少可以缓解一直以来的担心和焦虑。回望这段时间，学校领导、郁铭芳和他的家人、曾经的同学、同事及相关部门领导均给了我们以莫大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深深感动，也成为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
学校对于此次采集任务的重视和支持，给了我们强大的保障。学校专门成立校采集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设立专项配套经费，保证我们顺利地完成采集任务。其间，校党委书记、副书记、副校长等领导陆续到小组工作办公室慰问和指导我们的工作，向我们强调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鼓励我们认真做好采集工作。由党办、宣传部、人事处、科研处、档案馆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采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非常支持我们，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工作条件。工作小组成员所在的各部门负责人和同事们亦是如此，小组成员承担的采集工作花费了大量的工作时间和精力，但他们给了我们足够的帮助和包容，让我们得以安心完成采集任务。
采集工作一路走来，始终有郁铭芳对我们无私的关爱和支持相伴。一年半来小组成员和郁铭芳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为他曾担任总工程师，所以大家习惯叫他“郁总”。我们是郁总家的常客，在他家中采集资料时，他充分信任我们，任由我们翻箱倒柜地寻找资料，只要觉得有用，全部交给我们整理，还时常会送一些自己找到的资料给我们；在挑选照片时，他逐张为我们讲解，还应我们之需把许多珍贵老照片交由我们扫描；郁总自己不吃零食，但是每次我们去他家，他都会特意为我们准备许多好吃的食品。他非常细心，只要哪样我们说好吃，下次去他必定会多准备一些；他还经常请我们吃饭，每次都要阿姨多做几道菜；每次从他家告别，无论刮风下雨，他总会站在阳台目送我们直到我们在他视线中消失。对于他的热情，我们觉得过意不去。他总对我们说：“你们和我孙子孙女一般大，你们去自己爷爷那里，他们肯定也是非常喜欢的，到我这里也一样啊！”郁总对我们的这份厚爱，我们深深为之感动，大家时常说，“郁总对我们如此的好，不做好这次采集工作，太对不起郁总了！”郁总对此次采集同样付出了许多，和我们一起讨论访谈提纲，完成了长达近13小时的直接口述访谈，为我们学术上释疑解惑……他既是我们敬仰的长辈，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还是我们一起工作的“战友”。
郁总的家人非常配合此次采集任务，积极参与家庭生活的拍摄，尤其是他的长子郁雷，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热情地接待我们到他家中(郁总曾经的寓所)，帮我们翻找资料，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跟我们讲述他所了解的有关父亲的故事。郁总曾经的同学、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老同事们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上门访谈，有些还欣然接受我们的邀请到学校来做视频访谈。其中一位90多岁的老同志赵子耀是郁总国棉十七厂的同事，激动地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放，向我们讲述他们早年的经历，还提供给我们他珍藏的、记载当时纺织系统地下党组织斗争史的资料。郁总当年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的老同事江慰曾不但接受访谈，还欣然提供自己珍藏近60年的中国第一批锦纶样袜，供我们借展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现隶属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该所的档案管理员由研究院人事科的沈斌同志兼任，每次我们去采集档案，他都会耗上一整天，全程陪同协助。还有我们曾经造访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黄浦区档案馆、上海市闸北区档案馆、上海联吉合纤有限公司、苏州大学档案馆、南京中航工业宏光空降装备有限公司(原513厂)、方大化工集团(原锦西化工厂)等单位都为我们的采集工作提供了大力帮助。可以说，没有各方面的帮助，我们不可能采集到这么多的重要成果。
还有，小组成员积极参加了中国科协组织的分批培训、上年度采集小组工作中期评估及验收观摩会、本年度采集小组工作中期评审会，以及教育部组织的现场经验交流会暨中期工作汇报会等，聆听到了王春法、樊洪业、张藜、吕瑞花等领导和专家的许多宝贵指导意见。我们还经常就采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时不时地请教张藜和吕瑞花老师，她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们释疑解惑。小组所属管理方教育部科技委的领导们同样非常关心和重视我们的工作，每到关键节点就会友善提醒和指导，还特地为我们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开具介绍信等。他们给予我们的有效指导和帮助，让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提高了工作效率。
最后，还想记述的是，我们采集小组这个团队，一年半的时间里，大家同甘共苦、齐心协力，为着出色完成采集工作这个目标努力奋进。还记得狂风暴雨、风雪交加中，我们在四处奔波上门访谈老同志；寒来暑往，我们不放弃找寻各类可能的档案卷宗，趴在桌上，蹲在地上，“掸尘拾金”；酷暑难耐的日子，我们默默关在办公室拼命学习与写作；即便前往景色秀丽的地方采集，也顾不上多看几眼风景，每次总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所有的艰辛与苦累，在我们挖掘到珍贵史料、访谈到鲜为人知的史实时都化作了欣喜与激动。采集过程中，我们从郁总和老前辈们身上学习到的崇高精神，足以让我们每个人受用一生；工作中，我们彼此之间形成的默契和协作是意外的无价之宝，来自不同部门、互不深交的同事，如今成为互相关心、互为勉励的“一家人”了，这着实要感谢此次采集工作！祝我们的郁总、所有的老前辈们身体健康！祝所有关心、帮助我们的领导、朋友们平安幸福！祝我们采集小组所有成员一生平安！
本书的执笔者分别为：导言、第四章、结语戴叶萍，第一、二、三、五、八章张燕，第六、七、九、十章彭这华，统稿何雅。
郁铭芳院士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小组
2013年11月于东华大学
郁铭芳是著名的化纤专家，也是我国合成纤维工业领域的拓荒者。20世纪50年代郁铭芳参与研制了我国第一根合成纤维锦纶、第一根国产降落伞用锦纶；60年代致力于芳纶、聚酰亚胺纤维、碳纤维等高性能纤维的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为国防建设作出贡献；60至80年代组织了涤纶短纤维、高速纺等项目研究，推动了涤纶生产装备的国产化，为解决国人“穿衣难”发挥了显著作用；80年代在国内率先申请非织造布技术研究课题，为非织造布技术的推广开创先河；90年代担纲上海聚酯项目总工程师，为解决当时上海纺织原料短缺问题贡献了智慧。可以说，郁铭芳为我国合成纤维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我与郁铭芳1975年相识。当年，基于国防建设需要，上海市军工办根据国防科工委指示，组织了一个包括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上海硅酸研究所、上海情报研究所、上海碳素厂在内的联合攻关组，研制用于航空航天领域中的耐高温材料。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和上海碳素厂负责碳纤维研究，郁铭芳担任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碳纤维研究项目负责人；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和上海硅酸研究所负责材料研究，我当时是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碳一碳复合材料研究项目的负责人。
碳纤维是碳一碳复合材料的基础，由于其在航空航天等国防工业中有重要用途，西方国家将其视为军用物资，对我国实行“禁运”并封锁生产技术，我们只能自力更生。研制过程中，需要不断改进实验方法以保证碳纤维的质量，郁铭芳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乐观积极，在每次的项目进展情况讨论会上，他都对研究中存在的困难、改进的办法认真汇报。研制成功的碳纤维原丝及预氧化丝为我们顺利研制碳一碳复合材料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直到现在我们使用的碳纤维原丝及预氧化丝仍然由上海合纤所提供。在共事的这段时间里，郁铭芳的严谨态度和敬业精神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郁铭芳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我也于1997年当选，同属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之后便经常一起参加各类学术会议，对郁铭芳也有更多接触和了解。郁铭芳为人正直、热情，善解人意、待人谦和，对名利十分淡泊，有着大家风范，令人钦佩。
何雅、张燕、彭这华、戴叶萍编著的《一丝一世界(郁铭芳传)》共分为十章。第一章主要介绍郁铭芳的家庭背景以及童年、中小学求学经历。第二章描述了郁铭芳在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大学生活。第三章介绍郁铭芳大学毕业后在纺织系统工作初期的成长经历。第四章阐述了郁铭芳学术生涯中的关键点和重要转折点。第五章叙述了郁铭芳担任主要技术领导期间，先后组织领导了从涤纶短纤维生产中间实验到涤纶长丝高速纺丝的国家科研项目，由此推动了国内涤纶工业化生产的经历。第六章介绍郁铭芳紧跟国际化纤发展前沿，组织领导科研人员展开对芳纶、碳纤维、聚酰亚胺纤维等高性能纤维的研究过程。第七章描述了郁铭芳临近退休卸任所长职务后，仍担任总工程师，亲自担纲非织造布项目研究，为我国应用推广非织造布技术发挥了先导作用。第八章介绍郁铭芳花甲之年被借调上海纺织涤纶总厂任上海市重大工程年产7万吨聚酯项目总工程师，发挥重要技术领军作用。第九章阐述了郁铭芳作为一名从事化纤研究长达半个世纪的老科学家心中的遗憾。第十章介绍了郁铭芳美满、幸福、和谐的家庭生活，包括伉俪情深、父慈子孝、宽松愉快的家庭氛围，同时记述了郁铭芳幸运人生中的一些小插曲。
何雅、张燕、彭这华、戴叶萍编著的《一丝一世界(郁铭芳传)》介绍了，郁铭芳是著名的化纤专家，也是我国合成纤维工业领域的拓荒者。上个世纪50年代郁铭芳参与研制了我国第一根合成纤维锦纶丝、第一根国产降落伞用锦纶丝；60年代致力于芳纶、聚酰亚胺、碳纤维等高性能纤维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效力于国防建设；70年代组织了涤纶短纤维、高速纺等项目研究，推动了涤纶生产装备的国产化，为解决国人“穿衣难”发挥了显著作用；80年代在国内率先申请非织造布技术研究课题，为无纺布技术的推广开创先河；90年代担纲上海聚酯切片工程总工程师，为解决当时上海纺织原料短缺问题贡献了智慧。可以说，郁铭芳为我国合成纤维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