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交（萧乾文洁若与丸山升往来书简）》首度披露了萧乾夫妇与日本友人往来书信，真实呈现了中日两国文化老人的君子之交。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教授作序推荐。

本书的出版，对于了解中日文化交往，萧乾文学事业，中国现当代作家等都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君子之交（萧乾文洁若与丸山升往来书简）》是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丸山昇与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文洁若夫妇的往来书信集，共收录1986年至2005年间通信三十余封，广泛涉及到萧乾文学创作、生平事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作品，中国现代文化史的诸多名人轶事。书信由丸山昇后人搜集整理，文洁若亲自编选翻译，绝大部分书信均为首次发表。

序一／孙玉石

序二／陈子善

1988年

 5月18日丸山升致文洁若

 5月27日文洁若致丸山升

 6月5日丸山升致文洁若

 6月12日文洁若致丸山升

 12月19日文洁若致丸山升

 12月24日丸山升致文洁若

1989年

 4月24日丸山升致萧乾、文洁若

 5月2日萧乾致丸山升

 5月2日文洁若致丸山升

 11月1日文洁若致丸山升

 11月17日丸山升致文洁若

 11月24日文洁若致丸山升

1990年

 3月15日文洁若致丸山升

 4月30日文洁若致丸山升

 7月7日萧乾致丸山升

 7月7日文洁若致丸山升（一）

 7月7日文洁若致丸山升（二）

 7月8日丸山升致萧乾、文洁若

 8月23日文洁若致丸山升

 10月8日萧乾致丸山升

 10月19日丸山升致萧乾

1991年

 1月1日丸山升、丸山松子致萧乾、文洁若

 8月8日萧乾致丸山升

1992年

 1月24日萧乾致丸山升

 11月24日萧乾致丸山升

1993年

 4月11日丸山升致萧乾、文洁若

 4月16日文洁若致丸山升

 4月17日萧乾致丸山升

 8月6日萧乾致丸山升

 8月6日文洁若致丸山升

1999年

 2月18日丸山升致文洁若

 4月5日丸山升致文洁若

2000年

 4月30日丸山升致文洁若

附录

 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

 《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解说

 沉痛悼念丸山升先生

 悼念丸山升先生夫人——丸山松子女士

编辑后记

1988年5月27日I文洁若致丸山升

丸山升先生：

今天（26日）收到了您5月18日寄的航空信。我马上就答复这四个问题。老公说，您注意到了他所写的最重要的文章。

（1）写《斯大林传》的是A1len Dulles（1893—1969），是弟弟。当时他是“反共Lawyer”，1953年至1961年，曾任C. I. A. 的director。萧乾读的那本书是从《大公报》借的。“乃兄”错了，最好改为“乃弟”。

（2）司徒森是Stevenson，Adlai Ewing（1900—1965），美国政治家、外交官。《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s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里译为史蒂文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里，将Dawes译为道威斯。Dawes，Charles Gates（1865—1951）曾任美国副总统（1925一1929），1925年与英国的奥斯汀·张伯伦爵士（Sir Austen Chamberlain）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3）正如您理解的那样。  （4）终于未能查明。 为了让日本人理解这两篇文章，我认为必须介绍背景。幸而解放后再也没有像这样能够吸新鲜空气的了。我把1985年6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资料摘编》下册（北京广播电视大学）第310—316页复印一份，附在信内。《“清高”和“寂寞”》是林默涵批判沈从文的。《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这篇社评未署名，是萧乾写的。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老指郭老、公指茅公，郭被触怒了，写了一篇叫做《斥反动文艺》的文章，把当时的文坛分为桃红色、蓝色、黄色、白色、黑色。这里只有一篇，郭先生一连写了十余篇，诸如说萧乾是《新路》杂志的主编，他接受了国民党的金条等。萧乾写了《拟J. 玛萨里克遗书》来答复郭先生，刊登在《观察》杂志上。他假借刚刚自杀的捷克外交部长之口来陈述了自己对战后世界的见解。

萧乾主要是在英国（1939—1946）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自始至终观看了苏联、英国与美国，这三国的协力。他寄希望于战争结束后，世界在和平中取得进步。1946年至1948年，为了批判国民党的腐败和白色恐怖，他写了一本叫作《红毛长谈》的书。然而他希望战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要打内战。他赞成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却反对使用斯大林那样的手段。他希望建设政治上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如书名所表示的，“红毛”跟日文的“赤毛”一样，指西洋人。主人公塔塔木林是外国人，此作是以该人记述自己的见闻的形式写的。十篇中有八篇批评了国民党，有两篇对共产党提出善意的建言。中国有“忠言逆耳”的说法，他希望中国是进步的、工业发达的、民主的。当时未能实现这样的希望。

萧乾也反对在中国的文坛设“泰斗”（Boss）。1936年鲁迅逝世以来，郭先生就成了首屈一指的人，作为鲁迅的继承者，执文坛的牛耳。萧乾希望文艺、艺术的民主。

1948年，郭先生领导下的一群人对萧乾进行了攻击。那时，萧乾的友人杨刚（共产党员）从美国到香港来了，告诫萧乾，中国只能依靠共产党的领导。萧乾认为，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有没有采纳双方的特长、排斥其缺点的第三路线呢？但终于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遵从杨刚的意见，认为只有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拟J. 玛萨里克遗书》借那位为了给解放后的捷克民主的气氛而牺牲了的捷克外交部长之口，记载了萧乾本人于1946年回国时的期望以及为了消除世人的误解所做的努力等。最后明确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即“不赞成世界走向两极化”。

窃以为最重要的是写这篇文章的思想背景和动机。文中有“没有署着我的名字的，我不能负责”（第445页，第21—22行）。意思是：被批判的文章是作为《大公报》的社评而写的，没有个人的署名，所以不应由个人负责。第446页第4—5行写着“做人的原则”，指的是由于提及郭先生“称公”一事，他就造了萧乾的谣。

这篇文章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触西洋的民主气氛达七年之久（1939—1946），回国后，由于过分直率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而受到攻击，从而抱着辩护的目的而写的。

郭先生的文章吵吵闹闹地责备了好几个人，有人吓得不回新中国了。萧乾毅然回到北平来。《往事三瞥》写的是他为什么要回来。

文洁若敬具

1988年5月27日

P4-7

萧乾先生是我非常尊敬仰慕和广大读者深挚热爱的作家，翻译家。他的许多作品，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丸山升先生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翻译家。他专门研究鲁迅和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出版有《鲁迅——他的文学与革命》、《“文革”的轨迹与中国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与思想》、《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等著作。他从中国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文艺黑线”荒谬批判的反思，从潘汉年、萧乾等沉冤个案的考察分析到整体观照的视点，深刻思考论述处于复杂政治背景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及其背后的潜深问题。1986年3月，他发表了《关于潘汉年·初稿——1930年代群像之一》。1988年10月至1989年10月，他又连续发表了《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建国前夕文化界的一个断面——（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补遗》两篇学术论文，全面论述了萧乾的文学创作与文化活动，及其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的坎坷遭遇与悲剧命运。2005年9月，丸山升先生在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自己的《现代中国文学论集》所作的《后记》里，这样说道：在“文革”结束之后的80年代，他所写的关于萧乾的这两篇论文，“不论是在同即便在中国、反右后也被人遗忘的萧乾相遇的意义上，还是在成为更宽广地追溯和思考中国知识分子艰辛历程的契机的意义上，对我个人而言，都可谓开拓研究新阶段的论文”，“这两篇论文，我不仅得到萧乾、文洁若夫妇的各种指教，此后还承蒙赠予今天不易买到的珍贵旧著，感受到他们令人难以忘怀的深厚情意，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特别值得纪念的。”由此可见，丸山升先生与萧乾、文洁若伉俪之间之心与心相通的异国情谊了。

1986年，文洁若女史到日本做一年的研究工作结束。归国之前，她与丸山升先生在东洋大学第一次晤面。丸山升先生后来说，当时“我去拜访了她，听了不少事情”。1988年10月，丸山升先生应邀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学。他与夫人丸山松子一起，曾经前往萧乾家里造访，倾心交谈。2005年11月，文洁若特别往北京邮电疗养院宾馆，再次与前来参加学术会议的丸山升先生夫妇，相晤于一室。2006年11月26日，丸山升先生因病离世，文洁若女史在《萧乾与丸山升的君子之交》这篇悼念文章里说：“我们和丸山升、丸山松子伉俪的友谊延续了二十年。实际上只见过三次面，其间鱼雁往还，有时打电话交谈。”在三次相晤之外，丸山升先生为学术研究，也为翻译工作，曾与萧乾、文洁若夫妇，多年里“鱼雁往还”。他们让各自寻真和友情心血，流淌在这点点滴滴的墨翰中了。现在这一册《往来书简》，就是这三位异国文学友人寻真和友情的心与血的结晶了。

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曾往东京大学文学部任教，与丸山升先生共事一年半；十年之后，我又往神户大学文学部讲学一年半，与丸山升先生也多有交流。近二三十年里，我与丸山升先生和他带领的“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同事和学生们，结下了难忘的真挚情谊。几天前，我的学生吴晓东教授，自外地开会归来告知，上海的薛羽先生编辑了《君子之交：萧乾、文洁若与丸山升往来书简》一书，托他转达，邀我为之写一篇短序。出于对于萧乾、文洁若两位文学家辉煌业绩的仰慕之情和她们不幸遭遇的真诚关注，也出于自己对已经离去的日本挚友丸山升先生和夫人松子的怀想和感念，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因为我首先相信，这是一本将会令人警醒和沉思的异国友情的书简。读者接触和阅读这些文字之后，可能会走近一个充满沧桑也充满友情的世界。他们将会深深认识到：这部《往来书简》，是20世纪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的三位相知相识而又非常杰出的作家、学者，在人生经历上，在学术认知上，在历史沉思上，在关于当今和未来人类命运的思考上，所进行的心与心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对话。这些隔海飞鸿文字里，蕴含着一份难得的真诚和特殊的意义。

在过往的那个令人难忘的一个世纪里，他们同是历史变革的参与者。他们同是历史真实的寻求者。他们又同是历史真理的守望者。为了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侵略，1939年，作为香港《大公报》特派记者的萧乾，前往战火纷飞的欧洲战场，全身心投入了维护人类正义和尊严的反法西斯战争，出生入死，历时七载，在硝烟炮火中，日以继夜地以自己热诚的生命和笔，写下了许多沾满了血与火的文字。因为参加争取民主的运动，丸山升先生在读书期间，被当时政府拘捕坐牢，在监狱中坚持读书写作，完成了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自60年代以降，他又长期从事战后日本争取民主的运动，深入思考和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走向的复杂现实和历史教训等深层次问题。1946年自欧洲归国后，萧乾为了自己民族的解放和自由，拒绝离开祖国，用自己的生命和笔，呼啸抗争，守望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信念和民族良知。他因为自己抗争呼啸的声音，恪守真理的文字，执着理性的艺术追求和坚守，被误解，被批判，被冠以“反动作家”的恶谥，到了1957年被打成“右派”，又经过十年浩劫，在很长的时间里，倍受精神的蹂躏和肉体的凌辱。但他没有因此而放弃高尚理想和精神追求。他坚守着自己拥有的那份灵魂真诚和不屈风骨。他所经历的和他所追求的，体现了中国自古代的屈原以来那些骨头坚硬的知识人的精神辉煌和深广内蕴。也许正是这样一些文学品格，良心坚守，苦难经历，不屈精神，吸引了丸山升先生学术关注的思考和目光。萧乾不仅成为丸山升先生的学术探究的对象，而且成为他心有灵犀精神相通的异国知音和友人。这部三位异邦友人合出的“往来书简”，就是萧乾、文洁若伉俪和丸山升先生之间深层精神交流和心灵对话的结晶，是20世纪中日两国知识人拥有的良知和清醒的见证。

2005年9月2日，丸山升先生离世之前一年，在他写的那篇《后记》里，这样清醒而富有卓见地认为：中国40年代的文化界，“以《斥反动文艺》为首的一系列批判所留给萧乾的创伤，不仅是对萧乾而已，而是给以后的中国也留下了创伤。”

真理的坚守与认识清醒密不可分。萧乾在《八十自省》一文里，曾经如斯说：“70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写信要我学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则送了我八个大字：居安思危，乐不忘忧。我觉得这十年是变得深沉了些，也踏实了些。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随时可以起骤变。在阶级社会里，座上客和阶下囚随时可以颠倒过来。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萧乾先生还这样的倔强自白：已然迈入“八旬老人”时光，自己精神却“并没有老迈感”，“脑子似乎和以前一样清楚：对身边和身外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有反应；忽而缅怀如烟往事，忽而冥想着未来”；“谢天谢地，我还这么清醒着，但愿能清醒到最后一刻。”读了这些自白后，我总是在想，但愿我们后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知识人，都应该努力学习和承传前辈们的这样精神，如是思考：怎样去努力做到，使自己的脑子和灵魂，能够永远地“这么清醒着”，乃至“能清醒到最后一刻”。

作家苏叔阳曾回忆说，在一次等候会议开始时，与萧乾先生谈起华北沦陷时自己的遭遇：“我指给他看我脚腕上的旧疤，告诉他那是日本人的狼狗咬的。他吃惊地看着我的旧疤问为什么，我告诉他，什么也不为，我和同伴在街上玩，日本兵牵的狗就扑过来咬。他的脸色忽然阴沉起来，说：日本人应该知道耻辱，每个日本人都应该知道。”

萧乾先生、文洁若女史、丸山升先生，都是有这样气质耿直而执着追求精神的人。丸山升先生在他所写的深刻反思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许多文章里，在他呕心沥血写成的论述潘汉年、萧乾等遭受巨大磨难经历的文字中，都并非纯学术性地追求历史的真实，而是饱含着一个富有良知的现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清醒和责任，对于世界范围内更为广大的历史深痛经验和教训的沉重思考。丸山升先生谈及萧乾在自己作品选集的《后记》中曾经这样写道：“他难以忍受‘文革’中的迫害想要自杀，对夫人文洁若说一起死吧，但文洁若说：‘不！我们要活下去。活着要看这帮恶魔的灭亡！’于是他打消了这一念头。我读到这一段时深受震撼。因为虽然深切严重的程度无法相比，但我个人也有类似的体验。”

萧乾先生、文洁若女史、丸山升先生，就是这样一些有着“类似的体验”的历史的清醒者。在他们留给后人的诸多著述和译作中，在他们这部精神交流的心灵对话里，他们都在各自以自己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朴素文字，从已逝的艰难岁月和往昔那些痛苦纠结的历史中，反省着，沉思着，倾诉着，也向人们无声地呼喊着，目的是要让世世代代有良知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能够知道：什么是人的耻辱，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人间正道”，什么是不能凌辱和不可摧毁的“人”所拥有的铮铮硬骨和精神光耀，什么是用多少生命和鲜血凝铸而成的永远不该被遗忘的历史教训！

2014年4月28日深夜改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著名作家萧乾、文洁若夫妇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丸山升教授相识、通信，开启了二十余年的跨国友谊。2006年，丸山升先生逝世，夫人丸山松子女士编辑遗著时，整理出了萧乾夫妇与丸山升的往来书信数十余封，并于2009年交给日本弘前学院大学顾伟良教授，委托其转呈文洁若先生。现由文先生亲自翻译了其中的日文信件，修订部分文字，增添若干注释，编订成《君子之交：萧乾、文洁若与丸山升往来书简》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更加全面深入地呈现三位先生的君子之交，另附录五篇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文洁若先生和丸山升先生爱女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同时，对慨允惠赐序言的北京大学孙玉石先生、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先生，对编辑过程中给予无私帮助的顾伟良、佐治俊彦、尾崎文昭、长堀祜造诸位先生，谨此一并致谢。

今年，推出这样一册中日文化老人的往来书简，或许更显其重要意义。而整个编辑过程所凝聚的真情与善意，尤其值得我们纪念和珍惜。

脉望

2015年3月

在过往的那个令人难忘的一个世纪里，他们同是历史变革的参与者。他们同是历史真实的寻求者。他们又同是历史真理的守望者。

——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

透过这30余通往返书信，我们分明真切感受到八九十年代丸山先生与萧乾夫妇的深厚情谊，分明深深体会到中日两代学人的良知和卓识。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