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只有猎捕过中情局“鼹鼠”的人才能讲述的故事这是一场以生命和自由为代价的博弈！

美剧TheAssets原著！

拨开冷战疑云，真实呈现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埃姆斯间谍案”始末！

中情局“鼹鼠抓捕”小组核心成员，首次公开讲述叛徒特工埃姆斯和中情局的故事！

《叛谍》的两位作者桑德拉·格瑞姆斯和珍妮·维特弗伊是中情局资深官员，书中记录了她们在冷战期间追踪中情局叛徒的真实经历，以内部人士与事件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中情局这个被过分神秘化的组织的真相，也让我们看到了冷战期间美苏情报战与情报人员的真实情况。

“1985年5月到12月期间，中情局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损失了大量长期合作的苏联线人。灾难爆发之前毫无迹象可循，但我们的线人却都被告发给了苏联当局。无论性质如何，但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经过多年艰苦卓绝地调查，一个潜伏中情局多年的“鼹鼠”终于浮出水面。本书的两位作者将带领自己的团队怎样抓捕这个造成中情局历史上最严重损失的间谍？

《叛谍》不仅仅是由事件亲历者所写的第一本书，也是第一本详细记录“鼹鼠抓捕”行动的著作。书中总共描写了这段历史中的16个典型案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格勒乌上将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波利亚科夫，他被尊称为“王冠上的宝石”，是冷战期间为美国政府服务的苏联最高级别的间谍。在和美国政府合作的20多年间，他为美国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

经过多年等待，全程参与整个行动的桑德拉·格瑞姆斯和珍妮·维特弗伊，终于可以在退休后开口讲述这个中情局恶名昭彰的叛徒埃姆斯，以及被他出卖的特工们的故事了！

第一章 珍妮的故事

第二章 桑迪的故事

第三章 苏联东欧行动概述--逮捕埃姆斯行动回顾

第四章 波利亚科夫案例--开端

第五章 波利亚科夫案--中间阶段

第六章 波利亚科夫案--终结

第七章 早期案例

第八章 晚期案例

第九章 事情开始出错

第十章 第一次尝试

第十一章 调查小组的组成

第十二章 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埃姆斯身上

第十三章 调查有了眉目

第十四章 埃姆斯成为主要怀疑对象

第十五章 联邦调查局接手调查

第十六章 逮捕埃姆斯的反应

第十七章 普通人埃姆斯与间谍埃姆斯

第十八章 汉森案和埃姆斯案的比较

第十九章 最后的感想

参加行动人员名单

精选大事年表

出版说明

1954年10月，朝鲜战争结束，美国尚未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这一年春天，我从康涅狄州大学毕业。毕业这年，来我们学校招聘人才的代表中有一位中情局的人。关于中情局到底是做什么的，他含糊其辞，但却暗示如果去他们单位工作的话，会有很多机会出去旅游，而这恰巧正是我所想要的——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典型特征，当时我心里只想到了女性平等就业权，对自己能否拥有一个辉煌前程并没有一个全局观。我的首要目标就是能谋得一份工作，然后能在国外生活，最好是欧洲。

中情局的代表告诉我说，他们局里雇用女员工主要是做些文案工作，他督促我应该多学些文秘技能。因此，毕业之后，我又去了商业技能培训学校，学习打字和速记，同时等待着中情局告知我录用与否的通知。

收到录用通知之后，我坐火车来到华盛顿。我先被分配进一个混合打字小组，按照要求，我们这群新近录用的女员工把一些朝鲜科学家的名字输入在3×5的卡片上——这些人的名字曾经登载在专业期刊上。我们可能把很多人的名字都输错了，但似乎没人在意。我们就这么原地踏步地过了一段时间，最后才接到通知去参加测谎器测试，只有我们顺利通过这个测试，才算真正得到了一份工作。在和我的面试官进行了一轮哲学辩论之后，我顺利过关。我们争辩的问题是：蒋介石是否是中国的救星，以及是否可以把共产党人界定为土地改革者。我的回答肯定属于中规中矩的正统理论，因为我在大学学过远东历史，因此对这个话题的了解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面试官。

在分配任务的过程中，他们问我对于去海外工作是否感兴趣，如果感兴趣的话，想去哪里。欧洲自然是我的第一选择，但是人力资源处却成功说服我接受了随便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工作的可能性。不久，我接到了我的分配通知：近东和非洲分部。

我在此工作了不长一段时间之后，人力资源处给我提供了在法属西非分部前哨任行政助理的一个工作岗位。我不知道工作地点具体在哪里，人力资源处也不知道，我们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总算找到了其所在地。然后，在纠结了一两天之后，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在当时，一个女人的教育背景和语言成就其实几乎是一文不值。我在大学兼修的是德语，经过六年的学习，我对德语烂熟于心。同时，我也学了两年法语，但我对法语的掌握还不是很牢固。然而，当时对一个女职员工作能力的唯一评价标准就是打字，而我的打字能力自然也不差。

幸运的是，我的这份任命遇到了些牵扯，因此在出发去海外之前，我又在华盛顿待了近一年。当时我和朋友们都没多少钱，但是我们却想方设法一起凑钱外出旅游和游玩。这个时期，中情局的办公地还在城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临时营房里，就在宪法大道和独立大道中间的倒影池边，所以我们所处的位置可算是得天独厚了。那真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我每天坐公交车去上班，有时在宪法大道等待回家的巴士时，会看到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后面的高尔夫球场练球。而我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冬天带着滑冰鞋去上班，然后到了午餐休息时间，我就可以在倒影池滑冰了。

接下来在非洲西部度过的两年也是相当惬意。我们工作站的主管约翰?爱德华是个相当优秀的领导，是位哈佛毕业的古典绅士，也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一直生活在法国和讲法语的非洲各国，所以，他的法语讲得特别地道。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我的法语也逐渐变得流畅起来了。他是一个很宽容的领导，允许我在西部非洲到处去旅游。我所做过的最漫长、最冒险的一次旅行就是坐火车到刚果马里的巴马科，然后，又坐船到尼日尔河的北端，在一些迷人的地方如加纳的莫普提、杰内和廷巴克稍做停留。

西部非洲的旅行也让我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平生第一次，我因为自己是个白人而处于一种孤立中。这种感觉从一下飞机就困扰着我，后来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这个现实。

不过，一旦融入进去，我就开始享受在非洲的生活了，于是又申请继续在非洲工作。这一次，我被派到了东非。东非的职位也自有其独特的好处。地处海拔7000英尺的高度，此地气候宜人，四季如春，鲜花怒放。同时，我们也不用遭受那携带着疟疾的蚊子的折磨，远离各种毒蛇以及其他热带疾病。

有时，我们会利用周末假期，沿着东非大峡谷到红海去游泳和潜水。整段旅程需要花两个小时，路很狭窄，大约有上百个小弯道，但是路边的风景美不胜收，我们经常会在路上遇见狒狒或者犬羚，而当我们到达红海边的时候，最常见的则是那宛如巨大披肩般的漫天红霞。P1-4

有很多书都是关于冷战时期的间谍活动，有些是概而论之，有些则是关于某个特定的方面、某些案件或者某个时期。但这类书大部分都有点美中不足——都是由门外汉撰写，那些作者对主要的几个间谍机构及其运作方式以及在这场战争中的人物都不够熟悉。另外还有一些书，无论是由内部人士还是外部人士所撰写，其作者要么就是别有用心，要么就是偏执己见的宠物论者(译者注：宠物论就是不管它到底是对或者错，它的提出者都一味地认为它是一个正确理论的观点。它不是特指某一个理论，而是泛指某人偏爱的那些理论)，或者只是为了迎合市场读者的需求而不顾事实和真相的杜撰。

这本书力图避免这些瑕疵。本书是由内部人士所写，关于中央情报局所采取的反苏联——稍小范围来说的话即东欧的行动细节，两位作者都可以作为权威发言人。我们身在其中，从最底层开始，一路努力，最终升任了一些重要职位。同时，在搜寻埃姆斯(译者注：奥尔德里奇·黑曾·埃姆斯，通常被称为里奇或埃姆斯)这名间谍的行动中，我们也是核心小组成员。本书所覆盖的时间是从1961—1994年，是我们亲身介入并经历的一个时期。

读者可能会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将之前认为机密的信息公开。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其实并不是“泄密者”。我们和媒体的接触都源自中情局的一个设想：即站在我们的角度来告诉人们埃姆斯的故事。1994年1月埃姆斯被捕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依据惯例，大肆宣传他们的成功。而在中情局看来，联邦调查局的宣传掩盖了中情局在破解这一重大案件中的决定性的功劳。因此，他们决定让我们参与此案件的五个人——桑迪(译者注：桑德拉·格瑞姆斯的昵称)、珍妮、保罗·雷蒙德、丹·佩恩以及黛安娜·沃森接受媒体就中情局在反苏战争中的活动所做的采访，让我们通报埃姆斯案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最终确认埃姆斯就是那名间谍所付出的辛苦努力。起初，我们和媒体的所有接触都是在中情局的控制范围之内，并且由一名局领导监控着，有些访谈甚至被录音。一开始，这些访谈让我们感觉很不自在，因为我们都是些比较传统的人，一直受训于不惜任何代价远离媒体的古板教条。后来，我们慢慢地适应了，经过筛选，继续参加一些访谈，但是我们与媒体的所有接触都要事先征得同意的。

读者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某些克格勃和格勒乌(译者注：原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行动来侃侃而谈，而对其他的一些行动却讳莫高深。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准则：我们所谈的这些信息是否因为埃姆斯、汉森和霍华德及其他叛徒的泄露，已经暴露给了克格勃和它的继任者们。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我们便没有任何理由不让大众读者了解这些信息。同时，如果我们认为某些信息还不为外界所知悉，或者某些信息会对某个人造成伤害的话，我们就在本书中回避这些信息，尽管如果有这些信息的帮助，会让读者对我们的故事的背景更加了解。

因为种种限制，在牵涉到情报机构和反情报机构的行动中，我们一般只选择些重大事件，选择我们自己最大限度地参与了的行动，选择一些从本质上来讲最为刺激的故事，选择那些因为投靠我们而付出生命代价的苏联人的故事。遗憾的是，因为要回避托尔卡切夫的案例，我们不能透露关于这个并未涉及情报局官员的案件的很多重要细节。尽管其中一些案件足以证明中情局在冷战期间的重大作用，但是我们反情报秘密组织的重点却不在此。我们也没怎么提及东欧的案例，因为我们并没有长期持久地参与其中，尽管其中一些案件也是至关重要，一些故事读起来更是荡气回肠。相反，关于投靠克格勃的美国情报人员，我们也主要限于埃姆斯、汉森——也稍微提了下霍华德。我们没有涉及联邦调查局的理查德·米勒、伊尔·皮茨以及中情局的哈罗德·尼克尔森(又名吉姆)，尽管他们也因间谍活动而被监禁，他们也的确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和埃姆斯案和汉森案相比而言，这些损失就微不足道了。

写作此书时我们并没有刻意要去保持某种中立，我们所展示给读者的是我们一直秉持的观点。但我们总是尽量严谨地把事实和观点区别开来，尽可能把重点放在事实上。同时，我们尽力避免把这本书写成一本过于关注“曝光”或者“报复”某些人的书，在我们看来，这些人的观念和行动，使得中情局的苏联行动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有时甚至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些相关情况下，有时我们的确会谈到这样子的一些信息，但那并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比较中肯又深入地记录我们的行动，尽我们所能地保持事情的原貌。我们坚信我们的故事值得一读。

可以预料的是，在写作此书的时候，我们两个的观点并不是永远一致，当分歧较大时，我们就将两个人的观点都包括进来。

一开始，我们按次序界定了一些概念。“反情报”和“反间谍”在过去几十年的彻底研究中都已经被反复注解。但很多时候，这两个概念是完全可以互换的。本书主要使用“反情报”或者“CI”这个概念。在我们的语境中，CI包括我们的所有行动，既有防守也有进攻，主要是打击外国政府或者情报机构刺探我们政府机密的企图，或者用来淡化我们政府所采取的秘密行动。

“反情报”“CI”的进攻性的一面就是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招募国外情报机构的工作人员，游说他们给我们提供秘密服务。而其防守性的一面则包括平常的安保工作和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知晓的保密分离，但重点则是有组织地揭发我们内部的鼹鼠，

另外还有两个很必要弄清楚的概念。本书充分详尽地审视了我们对抗苏联两大情报机构的活动。那两大情报机构就是克格勃和格勒乌。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起，克格勃组织使用过很多名字如：契卡(译者注：肃反委员会)、美国政策管理、内务人民委员会等。其主要职能是保护苏联政权的安全，而这又在更大范围上扩大了它的权限。1954年，它开始采用克格勃这个名字，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俄语名称的首字母缩写，在本书提到的这个时期，它一直保持这个名称。1991年，克格勃分裂成几个不同的组织。其国际事务部变成了SVR，是对外谍报局的俄语单词首字母缩写，而其国内反情报部门则变成了FSB，或者称为国内反问谍局。但是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本书中将一直使用克格勃这个概念。

格勒乌的名称源自主要情报总局和其分部国防部总参谋部的俄语。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的职能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其主要任务是搜集战略情报。它没有反情报部门，也不以国外情报机构为主要目标，但是多年以来，它在对抗美国政府方面的行动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获取了大量重要信息，主要是关于美国的军事和科技领域。

关于音译的备注：很多俄国人的名字都是由古斯拉夫语翻译过来的，而古斯拉夫语采用的主要是地理概念上的名称。在本书中提到的时期内，中央情报局行动委员会一直采用此标准。但是，在一些案例中，因为事件的主人公已经在西方世界众所周知，所以，我们必须用这些人名字的音译。因此，我们使用戈尔季夫斯基而不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我们用安德烈而不用安德雷，以及采用波列休克的译法。

中情局的出版物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前中情局工作人员所写的文章和声明，并要求他们必须作出如下声明：所有的事实说明、观点或分析都仅代表作者自己，不代表中情局或者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观点和看法。文中所涉及的一切都不能当作判断或者推测美国政府的意见，更不能由中情局来为作者进行背书。中情局会审查所有的内容，以防泄露某些机密信息。

总的来说，与美国出版物审查委员会打交道相当艰难。尽管90％以上的分歧都按照我们的意愿争取保留下来，而且读者读到的内容也和起初的构想差不多，但我们还是花了足足三年的时间才争取到今天这个地步。有时，当他们提出合理要求，让我们删除某些内容的时候，我们毫不含糊地照办。但是在我们看来，有些要求却只是这个审查过程本身的弊端。

最后，我们需要澄清的是：如果没有我们前同事的协助，我们是无法写成这本书的。我们曾经多次咨询过迪克·c、莫娜·菲茨杰尔德、鲍勃·富尔顿、伯顿·格伯、沃尔特·洛马克、莱恩和费思·麦克伊、丹·佩恩、杰克·普拉特以及其他不愿留名的同事。这其中包括一些毫无保留地把他们的个人档案提供给我们的人，对此，我们深表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加里·格赖姆，他曾经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阅读我们的草稿，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修改意见。

《叛谍》一书在美国出版时便定位为适宜普通读者且不失专业性的大众读物，本书的两位作者桑德拉和珍妮则是中情局资深官员，书中记录了她们在冷战期间追踪中情局叛徒的真实经历，以内部人士与事件亲历者的角度还原了中情局这个被过分神秘化的组织的真相，也让我们看到了冷战期间美苏情报战与情报人员的真实情况。

1985年5月到12月之间，中情局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丧失了大量长期合作的苏联线人，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间谍——格勒乌上将波利亚科夫将军。中情局大为光火，但却一无所获。多年后，本书的两位作者在即将退休之际，想将当年无绪的调查重新梳理一遍，竟发现了一个极其可疑的人物——埃姆斯。于是一场紧张的“鼹鼠抓捕”行动开始了。

2014年，根据本书改编的美剧《The Assets》开播，这让更多的中美读者重新对冷战的历史重燃兴趣。所以我们决定引进这本因真实性与专业性而在美国获得众多专业情报人员推崇的书，让中国读者也能了解到真正的美苏谍战。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很多报纸、杂志、图书都提到过“埃姆斯间谍案”，但从未有一篇文章一部作品能将本案真正说清。也许很多人还记得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对此案的曝光大为震惊，甚至影响到了当时的美俄关系。为什么这起发生在冷战时期的间谍案，会在苏联解体后仍有如此大的冲击力？相信读者在看完本书后都能找到答案。

本书基于美国情报人员与中情局的立场进行写作，可能有部分看法并不正确，希望读者能够加以区分。

只有《叛谍》的作者才能写出如此精彩绝伦的内幕故事，所有从事间谍工作的专业人士和对冷战期间谍战背后现实生活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认真阅读本书。

——迈克尔·苏利克，前中情局国家秘密行动处处长

《叛谍》这一真实的故事，比那些间谍小说和虚构的电影精彩上千倍。

——伯顿·格伯，前中情局行动官员，《美国情报机构转型及拱形镜与面具：重新发现美国情报界》合作编辑和撰稿人

本书的描写引人入胜，对于我来说，是本令人一读便难以释卷的好书！

——托马斯·A.布鲁克斯，美国海军少将（已退休），前海军情报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