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托特曼编著的《日本史（第2版）》共分为三编二十章，先是介绍了日本的自然环境和地理状况，然后按时代顺序，介绍了从远古的渔猎采集时代开始，直到20世纪末的历史发展轨迹，分别从环境变化、经济生活、社会组织、行政制度、文化艺术等不同领域，进行了提纲挈领的论说，还包括各个时期的地图、统计图表、参考文献目录等资料。目的是供美国大学生和一般民众了解日本历史的概况。

康拉德·托特曼编著的《日本史（第2版）》权威性与可读性兼具的著作叙述了从公元前8000年至现在的日本历史。作者把日本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蒙昧时期、分散的农业社会时期、集中的农业经济时期和工业化时期。在这个框架中，作者描述了日本民族与环境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模式，考察了日本政治史、社会一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相互作用，提供对日本历史现代、全面、易于理解的叙述。

该书揭示了日本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大量历史细节，并且充分覆盖到20世纪，即当这个岛国民族成为世界历史舞台上重要角色的时期。本书根据最新的历史材料，探讨了日本的外交和国内政治事务、经济发展和变化，阶层、性别和种族，意识形态和政治决策，各艺术门类中的文化生产，文学、音乐和大众娱乐以及环境问题。

中译本序言

修订版前言

前言

致谢

概图

引言

第一部分 序章

简介

年表

 第一章 地质、气候和生物区系

今日日本地理

地质遗产

气候和洋流的影响

生物遗传

 第二章 从原始时期到农业的出现

早期采集渔猎者

后期采集渔猎者

农业的出现

第二部分 分散的农耕者时代(公元前400年—公元1250年)

简介

年表

 第三章 公元671年前的政治统一

大陆影响

物质基础

争夺霸权46

 第四章 律令制的建立(672—750年)

政治情况

各种来源

都城的创建

国家教会的形成

750年的律令国家

更广阔的背景

 第五章 律令制的适应与衰退(750—1250年)

政治情况

稳定的因素

改变的力量

 第六章 古典的高级文化(750—1250年)

开端

繁荣：摄关家全盛期

扩展：后期岁月

第三部分 强化农业的时代(1250—1890年)

简介

年表

 第七章 紊乱的世纪(1250—1550年)

生产和分配中的一些趋势

政治情况

 第八章 中世的高级文化(1250一1550年)

权门文化

宗教发展

口头文学

 第九章 幕藩制的建立(1550—1700年)

政治情况

1700年的幕藩体系

 第十章 成长的年代(1590—1700年)

增长的几个方面

京都复兴

平民高级文化的丰富

 第十一章 停滞与衰退(1700—1850年)

主要生产：趋势与支流

文化趋势与政治趋势

 第十二章 危机与转向(1800—1890年)

外来的复杂影响

  转向：朝向工业化

第四部分 工业化时代：早期年代(1890年一现在)

简介

年表

 第十三章 早期帝国胜利(1890—1914年)

国内政治进程

成为帝国

国内发展

第十四章 早期帝国社会与文化(1890—1914年)

社会状况

文化状况

 第十五章 后期帝国政治与经济(1914—1945年)

紊乱的政治

国内发展

 第十六章 后期帝国社会与文化(1914—1945年)

社会状况

文化状况

 第十七章 漂向灾难(1914—1945年)

紊乱的外交

卷入全球漩涡

 第十八章 企业日本：政治与经济(1945—1990年)

外交背景

幸存与转向(1945—1960年)

昭和元禄时代(1960—1990年)

 第十九章 社会与环境(1945—1990年)

社会状况

环境状况

 第二十章 企业日本时期的文化(1945—1990年)

媒介与信息

文化表达方式

结束语：日本的今天与明天

当下状况

远景

附录

 一、补充统计表

 二、日语词汇术语表(不包括专用名词)

 三、补充阅读材料

索引

译后记

气候和洋流的影响

在最广的层面上，有两股主要的气候力量决定了日本的天气。占优势的西风吹过欧亚大陆，从这片群岛上刮过，继续朝东穿过太平洋。巨大的气旋流从西赤道太平洋升起，旋转朝东北而去，越过日本及邻近地区。到了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寒冷气团就支配着日本一带的天气。持续的冷风从西北掠过日本海，收集起湿气，在本州山区的西边堆起几英尺厚的雪。当冷空气投下它湿气的重载后，就越过较高的山脉，刮过东坡，为山间谷地、沿海平原和城市带来了寒冷但相对较干燥的天气。

春天，西伯利亚的气团变暖了，失去了它的密度，使得太平洋上空的气流能够把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较暖空气带到东北亚。这种暖而潮湿的空气在6月和7月会覆盖九州，并且扩散到四国和本州。由此导致了暮春的“梅雨”，然后就让位于更为干燥、也够热够闷的夏季——尽管这条岛链是在北纬，这样的气候保证了广泛的水稻种植。

夏热之后是难以预测的秋雨，它伴随着台风。这些狂风暴雨在西太平洋生成，以顺时针方向的大弧形运动，开始是向西，朝菲律宾和南中国而去，然后又掉头朝北，最后又朝东。抵达日本的第一批台风一般是袭击琉球群岛和九州南部，随着秋天的深入，后面那些台风则朝东横扫四国和本州，一直到11月它们才会不造成损害地越过这片群岛东南的海面。狂风暴雨朝东的转向，是因寒冷天气的回来而导致，寒冷天气又带来了西伯利亚的气团，使它能够推开大洋空气，重新建立自己在日本上空的冬季支配地位，引来新一年的天气轮回。

这种一年一度的轮回对日本文明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确保了这片群岛充足的降水量，它每年不规则地从西南部的超过200厘米到东北部的大约100厘米不等，整个国家平均为180厘米。这样的湿度使得日本列岛能够有难得的茂密森林覆盖，但陡峭的山坡遇上大量的降水，也使得列岛成为世界上自然侵蚀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而且，这种侵蚀又因人类活动和地震及火山的爆发而进一步加剧。这些因素让日本有了那些沉积盆地的财富，但也使得山边极易受到侵蚀和山崩，所以一般不适宜于农业耕作，甚至不适于放牧。所以，就日本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气候进一步强化了从宜于耕作的地方到不适于耕作地方的突然改变。

这条岛链的山脊，以及从北到南的漫长长度，导致了气候的多样性，这就形成了前面所提到的地区差异。太平洋海岸一带通常的晴朗冬季，使得这里的居住相对快乐，尤其是从关东朝西南去。另一方面，在日本海一带，尤其是从能登半岛朝北，寒冷多雪的冬天阻碍着人们的定居。而且，尽管年降水量在这一地区很高，但大部分是雪，它们随着春天的到来而流进海中，给予庄稼的水量并不大。  本州北部的夏季天气，尤其是日本海沿岸，也不适于农业。这一地区受到了山濑浓雾效应的影响，来自鄂霍次克海的冷空气有时会占据整个夏季，明显地降低气温，造成农业减产。山濑浓雾效应对水稻生产的影响尤其巨大，因为日本种植水稻的绝大多数品种（日本粳稻），如果要长得好，夏季的温度就必须达到平均20摄氏度或更高。①温度降低2—3度，就会带来水稻产量30％一50％的减产，而山濑浓雾效应对温度的影响是会超过这个幅度的。

不过，山濑浓雾效应并不过分深入到东北的太平洋沿岸，在更为靠南的这个地方，绝大多数降水是下雨，下雨主要是在春天、夏天和秋天，对种植大有好处。即使是秋天的台风——它们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湿气下投在南部沿海一带，所起的也是好作用，因为它们有助于冬季作物的开始生长，在日本南部几个世纪以来就种植这些冬季作物。

总之，在过去的两千年中，无论是就气候而言还是就降水模式而言，都鼓励日本人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区定居，最为集中是有庇护的内海一带，人们是在犹豫中很晚近才朝东北去定居。东北部地形对生产的限制又因气候而进一步加剧，导致农业产量相对较低，也靠不住，艰辛且又具有歉收的风险要大得多。

所以，每年气候的这种节奏就形成了日本的农业能力，加剧了地区差别。而且，从一个更宽阔的角度看，气温的这种波动也影响了这片群岛的生物区系以及它们所维持的人类文化。气候的长期变化对石器时代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它可能在公元200—300年时刺激了有组织的社会的兴起。而气候的短期变化则对更为晚近的历史产生了具体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影响了12世纪80年代的政治事件——所谓的源平战争，并对后面几个世纪周期性的庄稼歉收和饥馑产生了影响。这些饥馑中最有名的两次——17世纪80年代的和19世纪30年代的，是那样惨烈，一直到今天“天明饥馑”和“天保饥馑”这样的词仍能引起社会大灾难和人相食的想象。

日本南部所享受的普遍的气候和地形优势，又因海面上大洋潮流的效应而进一步强化。南部海岸因“日本洋流”或“太平洋暖流”而变暖，这股洋流从菲律宾以东带来了赤道的海水，朝北经过琉球群岛，朝东沿着日本南部海岸流动，经过关东平原，一直流入太平洋。在北边，与这条路径相反，千岛洋流或“千岛寒流”带来了北极的海水，沿着千岛群岛南下，经过北海道，朝向本州北部的东海岸，降低了气温，缩短了农作物的生长期。尽管这两股洋流都有助于维持海岸一带的海洋生物，带给这片群岛丰富而多样的鱼类、贝类、海藻类和其他海洋产品的资源，但它们也加剧了东北部与西南部的差别。

温暖的“日本洋流”的一个分支，经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但它温暖海岸线的力量因来自鄂霍次克海朝南流动的寒冷海水的掺入而降低。这股洋流的主要贡献就是维持了至关重要的海洋生命，并靠着由西风而产生的波浪的支持，促进了海岸沙滩的运动，这种运动有规律地阻塞了河口，逐渐形成了沿海低地。在几千年的时间内，河与海两者合舞的节奏，形成了沙丘与沼泽的交替，它们排列在能登半岛北部海岸的大部分地方。P16－18

当布莱克韦尔出版公司邀请我对本书进行修订时，我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但没有意识到这个任务在程序上会有多么困难。我之所以抓住这个机会，有四个原因。首先，学术界近来提出本书中有一些地方可以改进，而修订就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这样做。第二，一些新近的研究成果，包括为数不少的一些图表，可以让一些对本书中某些地区更感兴趣的读者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第三，近年来一些全球性的发展，导致我想修订和扩展本书的“结束语”。最后，第一版对本书写作所依据的学术成果未能充分表达谢意，而是借助一个极为出色、极有帮助的参考书目《日本历史与文化》——这里要说明它由道尔和乔治编撰，它列出了1995年之前发表的材料。这次修订版，在“注”和“补充阅读”中提供了更多的近年来的材料，尤其是参考书目中补充的新近学术成果，对本书读者会大有帮助。

本书作者于康涅狄格州诺思福德

2004年2月

从人自身之历史到环境与人的历史

史著当然不是历史，只是史家对历史的叙述和评说，而且必然是选择性的叙述和评说——史家个人的选择或某种群体性的选择。读过一些史著，又翻译了几本这方面的著作，我产生了一个感觉：由人来写历史，无论国别史、断代史或通史，人类及其活动当然是聚焦点和主要内容，没有人类的出现和活动，如今地球还会是一片质朴苍茫，亘古不变；但是，放在广袤空间和漫长时间中，从根本上讲，这种人类及其活动究竟是自主还是受制、是动因还是产物?人如何进入一个漫长的自然一时间过程，这个过程是否引导和制约人类活动?人类与身处其中的这个空间和时间的复杂互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描述，史家似乎已有了一种明显的视野拓展和基点转变。

传统视野和思考的史著，比如我们中国最古老的记言体《尚书》、国别体《国语》、编年体《春秋》和《左传》、纪传体《史记》和《汉书》及随后的那些断代史，也包括西方名著如希罗多德《波斯战争史》、修昔底德《波罗奔尼撒战史》、李维《罗马史》、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和汤因比《历史研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等，作者都在明确意识或潜意识层面将人类及其活动作为动因，将历史视为是作为动因的人的扩散效应。历史长河中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无论采集、渔猎和后来的农业、工业，以及商业、政治、军事、文化、风俗等等，都是人类一种自主活动，而且往往还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揭示和强调那些偶然性中其实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必然性。这也受到了一些史学家的批评，认为陷入了僵硬的决定论，没有看到个人、情绪、欲望、冲动和偶然性的作用。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马恩分明讲到了“中间环节”的作用。不过，生产力变化的基本制约因素似乎没怎么进入他们的考虑。

1912年，在德国受过严格史学训练的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举起“史学革命”之旗，他具体阐释“史学革命”主张的《新史学》被公认为20世纪世界史学名著。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在中国，注意到历史的主观建构之本质，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顾颉刚，在1928年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民俗》写发刊词时，也主张“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俗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将一直隐没在幕后的芸芸众生推到历史图景的前台，让历史真正成为“全民众的历史”。1966年英国历史学家汤普逊提出“从底层往上研究历史”，形成了新社会史学派，成为20世纪西方史学的重大成果之一。二战以后，体现着历史学这种视野扩展的一些分支学科迅速发展，比如社会史学、文化史学、人口史学、心智史学、心理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口述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等等。然而，视野的朝下和关注的具体并不等于基点的转换，所有这些仍然把基点置于人类自身的活动之上，仍以这样的思路来描述和解说历史。

当然，视人类活动为基本动因的史著，也相当注意人类周围的那些因素。《史记》除了“本纪”、“世家”和“列传”的人物传记构成其主要篇幅外，也有“书”这样的有关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方面的专题史；而《汉书》则改“书”为“志”并扩充内容，如人们熟知的《艺文志》。还有一些著作从史的角度叙述人类的生产和产物，比如季羡林先生73万字的巨著《糖史》，是一部关于甘蔗和食糖的科技史与文化交流史；我翻译的那本在读书界还产生了一些影响的《植物的欲望》，也是苹果、马铃薯、郁金香和大麻这四种植物与人类打交道的历史，作者谈论人与它所遇到、所处理的客体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

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全球历史观”，开启了世界史的重构潮流。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1978年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强调，仅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在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这里的关键提示是：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它里面更有着某种人类历史之“基”、人类历史之“常”。美国历史学家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1982年)，一改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传统取向，从“全球历史观”出发，描述公元1500年前和1500年后的全球文明，尝试建立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它开宗明义就讲：“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无疑，栖身月球的人类历史观察者会有更开阔、更深层、更立体的思考——从人自身的历史转到地球生态环境中之人的历史的思考。译完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我写有一篇《译者序》，感觉它就具有这种仿佛栖身月球的立足点和视野，它“写作的是绿色层面的人类史——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的确，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我们耳熟能详，以至于下意识中就把他们当作了历史构成的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伟大人物、哲人智者，或者是遗臭万年的枭雄奸邪，就显得微不足道，身不由己、无足轻重了。他们上演的一幕幕话剧，与这条沉缓流淌的历史河流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顶多不过是旋起旋灭的细碎浪花罢了。”

在我看来，这本70余万字的《日本史》，也是显示新的立场和视野的一部史著。它主要篇幅叙述的当然是人的活动，而且作者充分意识到历史撰写以人的活动为主——而且以人类社会中的上层人物及其活动为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更关注上层人物的这种不平衡，倒也并非完全不合适。无论如何，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通常与他们的财富和权力成正比，一个人能占有多大空间、耗费多少生物系统的产出，这主要依赖于他能够购买或征用多少物质。无疑，是那些下层民众在开地、烧林、排水、种植、养育、采摘、砍伐、捕捉和猎杀，是他们在做这些历史上人类与环境打交道的主要事情，然而，他们以多大的强度、在多大的范围内这样做，很重要的却是依据那些上层人物的需求而定。所以，对后者所关注之物和政策的考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一个社会的环境变化。”

然而，本书《前言》中，作者创造的那个词语“人类中心生物群落”既吻合实际又意味深长。人类在数万年中的逐渐蔓衍，发展出地球整体和各个区域的这种“中心”状态，使得地球生物群系原本的多样性缩减，导致地球生物群落区应对化学、气候和其他形式变化的能力下降。从17或18世纪开始，世界各地人口的增长，对那些可以获取的资源提出了空前严峻的需求，迫使人们在资源获取上强化原有的方式、发明新的方式，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讲述一部日本史，这就是他的基本立足点。这样的视角和阐释，的确让人想起《绿色世界史》和《植物的欲望》。

作者认为，历史研究视野中对基本面共同性的强调更为重要，即使是日本这种容易强调特殊性的国度也是如此。“如同每一个社会一样，日本的社会，或者个人，是独特的；然而，这放在一个人类的大背景中却似乎没有另外一个真实更值得强调：所有其他社会，如同所有生物一样，都有共同的属性，无论是就生活环境、各个社会的成员生活中使用的生物资源、这种背景与资源的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社会产出(思想和行动)，或者是上述三种变量总在进行之中的相互作用的效应而言，都不乏共同的属性。人类事务中的这种共同性，就强调了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待日本历史。”

所以，作者在本书中的基本阐释和时时揭示，就是环境和资源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方式和人口增长的历史变化，社会结构、权力转移和文化生产由此而来，因此而变，战争也作为环境和资源这些基本因素影响之下的困境和压力的产物来解说。

读者从本书目录就可看出，它首先介绍日本群岛的地质，气候和生物区系，这并非简单的应景。在全书的讲述中，我们会发现作者希望读者把它们理解为日本历史的真正骨架和牵动力量，所有的事变都只能在这个骨架和牵动中得到根本上的解释。

基于这种新的视野和思路，这本《日本史》对历史分期重新整合，从一种生态学的角度，将日本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早期采集渔猎者社会、晚期采集渔猎者社会、分散农业社会、强化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五个分期都从人与环境和资源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为了突出这种强调，作者将采集渔猎者社会的人类称为“顶端捕食者”，人作为生态系统的顶端捕食者，依赖周围生物系统自然循环的产出而生存。在农业社会中，人则是“人类中心生物群落的经营者”，先是采用一种与大多数物种相同的生存策略，也就是生物共生的关系；后则与一些数量极为有限的合作植物和动物结成了有用的联盟，如同蜜蜂与开花植物为自身的好处而相互合作一样。到了工业社会，人就成为“死亡之物的开发者”，超越活的生态系统去利用过去的各代生物，尤其是那些矿物燃料，这种朝下深挖的获取又导致环境上巨大的物理和化学变化。此外，由于这些矿物燃料和其他的资源在地球上的分布并不均衡，而工业化的兴起又使得人类从原来的基本依赖本地资源转变为主要依赖全球资源，所以这种转变对各个社会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前所未有过的影响，也对那些相关社会的内部组织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让这种生态学历史研究涉及的众多因素易于处理，作者采取了一种洞察底蕴的有机整体思路，从相互交织而且常常是协同作用的三个方面来思考历史进程：第一个方面就是物质生产，这事关生态系统以及作为参与者处在这个系统中的人，关注生产了什么，生产了多少，生产活动怎样与环境相联系。第二个方面是分配——社会的安排(这可以用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组织及过程来表达)怎样决定着物品、服务、权力和特权的分配。第三个方面是表现，这事关较高的文化、具有意味的艺术和文学，以及那些用来进行表现、解说、论证和评价现实的观念。

当然，生态学的历史研究不但没有妨碍、反而更使本书是一本“日本史”。它紧扣着日本本身的独特性和具体情况，并非空泛的生态学议论，生态学的视角不是生硬地套在日本历史上，而是日本的历史在这个视角中得到了到位的、令人信服的阐释。

举一个小例子。书一开头，作者就注意到，日本地理上的不同，影响到了它历史的上述三个方面：生产、分配和表现。就表现这个方面而言，在大量的记载和创作中，地方和季节是中心的指示物。地名和生态系统的术语充满了意义。“赤松”、“梅雨”、“雪”和“李子”这样的词语，如同诗和画一样，会引出丰富的季节与环境的想象。京都、关东、长崎、土佐、吉原这样的地名，在许多层面上都会产生共鸣，引发一层又一层的意味与感受。如果不懂得这些层面，日本历史的丰富有很多你就无法把握，就意味着有些历史意蕴你不会懂。

当然，地理的魅力并不限于作为历史之表现的功能，其基本属性还是对形成生产和分配模式的关键性作用。无论是日本地理的普遍性特征，还是一些具体的因素——比如关东肥沃土壤的厚度与分布，纪伊半岛海岸线的险峻，浅间山的火山爆发，内海的位置，淀川的淤塞——所有这些都或大或小地影响到了日本历史中的生产和分配层面。  作者认为，在日本的历史过程中，气候的长期变化对石器时代文化的形成起到了主要作用，它可能在公元200一300年时刺激了有组织的社会的兴起；而气候的短期变化则对更为晚近的历史产生了具体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影响了12世纪80年代的政治事件——“源平战争”，并对后面几个世纪周期性的庄稼歉收和饥馑产生了影响。这些饥馑中最有名的两次是那般惨烈，一直到今天，“天明饥馑”和“天保饥馑”这样的词仍能引起日本人对社会大灾难和人相食的想象。

对于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律令制”时期，作者也从环境和资源的角度进行具体而深人的解说。就整个疆域而言，律令制的创建只有不太大的影响，因为它没有改变业已存在的小村农业秩序，所以也就未能支撑起创建者想达到的那样的社会上层建筑。在东北，虾夷人的土地被来自其他地方的定居者——主要是来自关东地区——夺走，有相当大的森林环境减少，变成了耕地，但即使是在这里，由这些变化而产生的模式也仍然遵循着别的地方长期以来建立的生物配置：基本而言就是低地为水稻种植，洪积层和较高的冲积扇形地面种旱地作物，岩层山区的林地中则是零星散布的刀耕火种小片地。在日本的其他地方，这种配置一直实行着，只有一些数量不大的增加。这表明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这种农业模式的经久性。

可是，对于畿内一带来说，律令制的形成，尤其是那些大都城的创建，却导致了“生态过载”。从根本上说，中国建筑样式的采用和畿内盆地前后几个高密度人口的都城的创立，导致这个盆地的森林砍伐殆尽。那些新形成的低矮林地，又常常有野火烧毁。土壤侵蚀逐渐使土壤贫瘠，还有山间溪流造成的洪水灾害。所以，8世纪早期之后，城的建设就明显减少。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皇帝政体的衰败和平安城规模及华丽的减弱，倒又减轻了人类对畿内地区生态系统所施加的压力。但到11世纪时，人类的开发已经剥掉了畿内盆地的古老森林，都城一带的土壤也损耗得差不多了。由于在政治和物质技术方面的限制，统治者上层已无法维持获取资源的程度，而这对于他们的城市文明是至关重要的。于是，都城平安衰退了，上层文化生产的基调变得越来越忧郁和矛盾，随着对短缺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争斗变得更为残酷，政治秩序失衡了。几代贵族统治者想延缓最坏结果的到来，做了一些战略上的调整，以此适应权力的移动变化。然而，在13世纪后期，日本的那些统治阶级还是进入了一个暴力和战争的时期，这就结束了低强度农业时代，以及它所维持的律令秩序。

资源获取在日本历史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为作者所特别重视，在全书中处处提示。比如，他谈到江户后期的民众不仅让已有的资源基础有了最大的产出，而且还扩张到海洋。最有收获的扩张是渔业方面的发展，这使德川社会能够开发沿海营养资源作为食物和肥料，因此就超越了统治者所控制的陆地边界。将海洋收获大量地处理为鱼粉肥料，因此而出现的市场，刺激了沿海一带大规模渔网捕捞的发展。这在北海道西部海岸尤其奏效，这里的太平洋鲱鱼每年都从鄂霍茨克海西游到倭人地(松前大名位于渡岛半岛的领地)去产卵。

自然状态中的鲱鱼资源是那样丰富，在每年春天的产卵之游中，“当第一批到达海岸时，它们的到来已经由海岸处一群群的海鸥和成群的鲸鱼所预告。当大批到来时，由于鲱鱼排出精液，海都变成了白色和粘稠，海滩到处散布着鱼卵、鱼精液和被冲上来的鱼尸。水中的鲱鱼如此稠密，插一根竿子进去差不多都不会倒”。

然而，如此之多的鱼只存在很短的时间，所以捕捞就得快，大网就显得格外有价值了。捕上来的鲱鱼在当地加工，然后用船沿着日本海朝南将鱼粉运到畿内地区，对维持那里的棉花、烟草和其他作物的产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过，如同世界各地一样，这片岛屿上人们在获取资源上潜在影响最深远的领域扩展，主要还不是地理维度而是时间维度。地下煤炭的得到使用，标志着日本脱离了完全依赖晚近生成的生态系统能源，开始部分地依赖千万年形成的矿物燃料能源。不同于英伦群岛，18世纪的日本没有泥炭，当木材用完之后，燃料的短缺就导致了开采地下煤炭。煤炭主要用于内海一带的制盐，也用于榨糖处理和烧制陶瓷。到18世纪后期，矿山造成的污染已是一发而不可收，煤烟引起了地方对煤矿开采和烧煤的反对，导致了一些想制止采煤的尝试。不过，在19世纪，地方薪柴的缺乏持续起来，使用煤炭开始慢慢增长，这预示着日本不久就会到来的工业时代。

在这种朝向工业化的新性质的起程中，一个迄今为止一直靠当下生态系统的产出来维持的社会，就要被另一种社会所替代了。这个社会既依赖当下生态系统的产出，更大大依赖来自远古生物的出产(煤、石油和天然气)。一个曾是基本上靠自己疆土上的生态系统的产出来维持的社会，转变为依赖广泛分布的各种资源——事实上是全球资源基础，以供自己社会之用(已经不再如早先时代只是供社会上层消费)，并通过出口货物和服务和／或强制手段来获得这些资源。由此而来的工业化，带来了无计其数的附属变化，包括急剧的技术变化和新的政治组织、意识形态和冲突模式，还有一种低等级的大众文化能力的建立、社会一政治意识的扩展、人的寿命的延长、令人震惊的人口增长、城市化、急剧增加的物质消费，以及物质和表现性文化的各种新形式。

“企业日本”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民众物质福利提高的程度，使得很多学者谈论这个国家战后的“经济奇迹”，但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些物质收获与一些社会和生态问题相伴，后者也同样值得注意。我翻译的这个版本是本书的修订版，作者特地增加了一个“结束语”来展望日本的今天与明天，尤其重视它的环境问题和外交问题。对于环境与人互动，一路走到今天的日本，作者似乎有一种慨叹：“总之，到1990年时，日本此前数十年的‘经济奇迹’已经深远地改变了日本。这个国家已是如此依赖一个世界资源基础，比起战前来要严重得多，而当时正是这种依赖导出了那么多的耸听危言和政治行动。与这种依赖相连的各种污染问题也比以前要突出得多、普遍得多。”这真是心情复杂的知之真和感之深了。

王毅

2008年4月19日于大连辽宁师大

《日本史》是近几十年来英语世界中最有洞察力、最有启发性的关于日本历史的研究，广泛受到老师、学生、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喜爱。

——《时代周刊》

托特曼的这本著作反映出作者的博学、宽阔的视野和深厚的人文主义关怀。它非常符合教育工作者和绝大多数普通读者的口味。

——《日本研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