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曹学思著作的《大陆黄金运台秘事》为读者揭开了一段历史谜团，即国民党退台时秘密转运大陆黄金以及黄金运台后的流向。

讲述几段由“东方泰坦尼克号”沉没引起的，台海两岸几代人的亲情、爱情、友情。

丰富了吴宇森导演的电影《太平轮》的历史背景，为大众架构起一段完整、清晰的历史图景。

由曹学思著作的《大陆黄金运台秘事》讲述了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时，大陆的几百万两黄金被国民党秘密运往台湾。这些黄金是大陆人民辛勤劳动的血汗，本应属于人民，但国民党却盗取了国库中的黄金。本书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进行了解读，让读者较全面地了解国民党败退之时的所作所为。

前言

第一章 大上海

 第一节 “国计民生”

 第二节 黄金挤兑惨案

第二章 第一批黄金运台

 第一节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

 第二节 “最后的净土”

 第三节 运金真相

第三章 抢运第二批黄金

 第一节 “寒流”

 第二节 运金真相

 第三节 “东方泰坦尼克号”

第四章 第三批黄金入台

 第一节 运金真相

 第二节 黄金之争

第五章 第四批黄金入台

 第一节 奇怪的防线

 第二节 抢运最后一批黄金

 第三节 闪亮的诱惑

第六章 创世纪大迁徙

 第一节 大迁徙

 第二节 “阻蒋退台”

第七章 “最后的国民政府”

 第一节 “广州国民政府”

 第二节 从重庆到成都

第八章 黄金小结

 第一节 运台黄金总量

 第二节 黄金流向

第九章 永远的“黄金”

第一节 “国计民生”

有道是“忙人起五更”，天刚蒙蒙亮，“玉壶春”茶馆的老板黄士忠就已起床，开始一天的忙碌了。

“玉壶春”茶馆位于老上海的城隍庙附近。在1948年，老上海大大小小的茶楼有数百家之多，仅城隍庙一处，就有大小茶楼几十家。“上海茶楼甲天下”，在20世纪上半期，茶楼是“十里洋场”的一个缩影。

因茶客不同，上海茶馆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高档茶馆，如一乐天茶社、仝羽春茶社、如意茶楼、聚宝茶楼、青莲阁茶楼等等。这类茶馆的茶客基本来自中上流社会，大多为显贵要人、社会名流、文人学士、阔老商贾以及在社会上已有地位的大流氓头子、帮门会道头子，像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之流。这类茶馆大多处于繁华市面或风景幽静之处，楼房高大，无论外部装潢还是室内装饰都比较讲究。茶室优雅，窗明几净，并布置有内室、雅座，专门为了显贵要人、阔老、大亨们品茗议事和社会名流会友。当然，茶资也高出一般茶馆若干倍，甚至几十倍。

另一类是低档茶馆，数量特别多，遍布街市里弄，其中最多的是一种俗称“老虎灶”（又叫“熟水店”）的茶馆。这类茶馆，仅设几张破桌破凳，条件比较简陋，光顾的茶客多为社会的下层人物、普通百姓，其中也有为数众多的游民、无赖、地痞。这些茶馆从清晨开门营业，一般到晚上九十点钟即打烊关门。每到中午，就有一些串街过巷箍木桶的、修雨伞的、磨剪子抢菜刀的、锔碗补锅的、摇拨浪鼓的、收破烂挑高箩的小商小贩以及走坊郎中、算命先生之类的角色前来光顾。他们经过一个上午的走街串弄，来此歇脚，泡上一壶廉价的热茶，掏出干粮，边吃边饮，说笑逗趣，传播着走街过巷所听到的各类消息，看到的奇闻怪事。

旧上海的各类茶馆都是新闻集散地，消息特别多，故而报社的记者、巡捕房的巡捕、便衣侦探，都经常光顾茶馆。有的记者，尤其是晚报、小报的记者在茶馆听到消息、趣闻后往往当场在茶馆草就文章，直接送往报社夜班编辑处。许多报纸上的花边新闻就是这么炮制出来的。而巡捕、侦探不仅常从茶馆中得到破案线索，有时就干脆在茶馆办案，把茶馆变成公事房，所以在旧上海有“包打听”茶会之说。不过，这种茶客喝茶是不付茶资的，茶楼老板则依仗他们的势力维持市面。

旧上海的茶馆以茶招徕顾客，但是，茶客中除一些有闲老人专为品茗而来外，绝大部分是以茶楼为场地进行各种活动的。最常见的活动一是等待雇工的，就是把茶馆当“劳务市场”。还有一种是做交易的，这是把茶馆当作“交易市场”。这批人是繁华地段茶馆的最主要的一批茶客。每日清晨，如布业、糖业、豆业、钱业、丝业、茶业……各行各业的大商人们都到城隍庙的中高档茶馆晤面、应酬，通过吃早茶谈交易，达成一笔笔的买卖。

旧上海的茶馆除是新闻集散地、各种活动场所外，还有两件当年其他地区茶馆所不会有的怪事。一是妓女联袂来拉客。当时昼锦里的一林茶馆、五马路（广东路）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口的同芳居茶馆、怡珍茶馆都是妓女们聚会拉客之处。因为上海是中国最早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商品意识强的外国人见茶馆是中国人常去的场所，当然不会放过这绝好的赚钱机会。最早是日本人在光绪初年开办“东洋茶馆”，以销售日本茶食为主，后来渐渐添入色情成分成为变相妓院。后来，此风蔓延，上海的一些茶馆为了赚钱招徕顾客纷纷效法。二是兼设烟榻吸鸦片。像洋泾滨附近的丽水台茶馆、南京路的一洞天茶馆就设有烟榻，供瘾君子们吞云吐雾。这几家茶馆生意因此特别兴隆。“玉壶春”茶馆是一家中低档茶馆，和当时众多的普通茶馆一样，主要是为茶客们提供一个劳务、交易场所，此外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它的门面和老板黄士忠一样朴实，门口挂着的招牌上书有“玉壶春”三字，笔力遒劲、厚重，是店内常客、说书艺人孟老先生的墨宝；门两旁贴着的一副对联，在当时也是流行至广的：“求名忙，求利忙，忙里偷闲，喝杯酒去；为工苦，为农苦，苦中作乐，泡碗茶来。”至于店内陈设，也是比较简单，桌凳茶具，虽然旧些，但都擦拭得非常干净整洁。因晚上为招徕顾客设有书场，在茶室正中靠墙一面砌有一个小坛，是为应聘的评弹艺人、说书艺人的表演之处。

“玉壶春”茶馆对黄士忠而言，也算是祖传的产业，由其祖父辛苦创业并发展壮大，其父黄老先生继承后达到鼎盛。但到了抗战时期，因黄老先生不愿参加由日本人操纵的上海商会，而被日本人杀害，家产也被抄没，黄家由此家道中落。到黄士忠兄弟那里，除了一把能代表“玉壶春”曾经辉煌历史的祖传的小金壶外，黄家基本上一无所有了。

三十出头的老板黄士忠是一个颇有追求的人，不像一些情趣干枯的俗人一辈子蝇营狗苟，像蛆虫一样生活。他十几岁起便在父亲的店里做小堂倌，练得一手冲茶的好手艺，在十里洋场也堪称一绝。给茶客冲茶时，他右手执大铜壶一把，在离桌面三尺左右的高处对准茶盅倾注沸水，只见壶嘴猛一向下，再向上一翘，茶盅之水刚好九成满，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出奇的是从无一滴水洒落下来。其动作之迅速，注水深度之准确，实在令人叹服。有时他还会兴之所至，表演一些诸如“苏秦背剑”“翻山越岭”之类的花式动作，这些都是真功夫，博得了茶客们的阵阵掌声。对一些老茶客，他都能熟知谁爱喝什么茶，届时，不等茶客开口，他已在茶客的茶壶或茶盅里搁下其所要的茶叶，绝不会搞错。所以至今一些老茶客谈起那时的黄家茶馆来，仍是津津乐道，回味无穷，神往不已。但可惜，现在的黄老板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这门冲茶技艺至多也就是在茶客强烈鼓动下偶尔表演一下，已失去了经济效益，而且那把名贵的大铜壶也早在战乱中“丢失”了。

虽然时下战乱频仍，经济普遍不景气，“玉壶春”经营惨淡，但黄老板对未来仍充满希望，决定重振祖业雄风。

P3-5

1949年1月27日，正是中国旧历新年的小年夜，长江江面上阴霾笼罩，一艘轮船正缓缓地航行着。

当时国共内战局势丕变，经历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般横扫大江南北，国民党政府则溃不成军，节节败退。为了躲避战乱，寻找一块不受战火波及的家园，一些达官要员和富商名流，纷纷携家带口逃往台湾或海外。据统计，仅1949年至1950年间，前往台湾和海外的移民就约有200万人之多。

这艘名为“太平”号的客货轮是1949年年关前最后一班从上海驶往台湾的船。因正值农历大年除夕的前一天，许多家眷在台湾的人也想赶着回家过春节，加之难民如潮，这艘往返于上海和基隆之间的客轮票价贵如黄金，一票难求；一些人为了寻找后半生的太平岁月，甚至不惜变卖家产，在一个旧时代结束前的最后时刻挤上了这艘大船，成为难民中的“幸运儿”。

明天就是除夕了！人们脸上挂着笑容，拿出上船前特别采买的培根、咸鱼、海参、干贝、鸭蛋、酒水等喝酒作乐，全船沉浸在一片欢乐气氛中。

子夜时分，“太平”轮行驶到浙江舟山群岛附近，此时天空愈发阴暗了。附近的渔民大多数已经进入梦乡……就在此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接着是一片哭喊声和惨叫声。惊慌失措的渔民赶到海边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海面一片狼藉，冷冽的海浪滚动着冰冷的潮水，到处是漂浮的木板、皮箱、珠宝、首饰、文牍和无以计数的尸体。

这就是被称为“东方泰坦尼克号”的“太平”轮惨案。

“太平”轮起航后一路疾驶，行至舟山群岛海域的白节山附近时，已是子夜时分，却没有依照惯例打开航行灯。船上的人们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只听见一声巨响，“太平”轮迎面撞上了一艘从对面驶来的货轮。这艘“建元”、号货轮当时载有2700吨煤炭和木材，同样是摸黑航行，相撞后被“太平”轮的船头直接切入腰部第二货舱，因吨位较小，当即沉没。而“太平”轮也严重受损，单层底舱出现大的破洞，导致船舱大量进水，在艰难支撑了15分钟后，开始下沉。在一片漆黑之中，乘客个个惊恐万分，绝望地四处奔逃，惨叫声、呼喊声乱成一团。随着“太平”轮渐渐沉入水中，船上千余名乘客全部落水。泡在冰冷刺骨的海水里，小孩、大人的哭泣声、尖叫声凄厉地划过漫漫寒夜。幸运的人抓住木板或皮箱在海上漂浮，会游泳的则拼命游向岸边，而大多数人熬不住冰冷，逐渐失去体温，在挣扎不久后，再也见不着人影了。

这起震惊中外的“太平”轮沉没事件，事后经官方统计，共造成932人罹难，生还者为36—38人(实则多于此数)。能够买上船票躲避战乱的一千余名旅客大多“非富即贵”，在当时罹难的旅客中赫赫有名的就有著名音乐家吴伯超、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的父亲李浩民、国民党山西省监察委员邱仰浚和曾在海南岛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王毅将军等知名人士。

“太平”轮的惨剧，在当年的媒体报道中仅有寥寥数语。近千条生命的沉没，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中，只是一朵转眼消失无踪的涟漪；没有人深究这起海难的前因后果，所以在往后的几十年里，海难原因众说纷纭。

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1月28日的上海《大公报》上倒是有一篇文章《太平轮是怎样失事》，其中提到：“……失事主要原因是‘太平’轮前舱甲板下塞了太多中央银行的金银，因此与‘建元’轮一撞，就失去了平衡……”此言一出，舆论大哗，再次触动了人们早已十分敏感的神经：蒋介石竟从饱经战乱、干疮百孔的大陆往台湾转运国库黄金！而“太平”轮就是当时启用的运金船之一！

南京刚刚失守时，1949年4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作战会议上，曾参与转运黄金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就曾说过：“金银数目太大，上海的船舶又不多，初如(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任上海市市长陈良的字)怕我守不住，每船装得多一点，以致‘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海面触礁沉没，我和陈初如都不知怎么才能逃脱总裁(指蒋介石)的责骂和惩办。”

“太平”轮装有蒋介石秘秘运往台湾黄金的说法流传甚广，对此人们的理由如次：

其一，标准船位为508人而实际载客1000余人的“太平”轮上，除载有600吨钢材、《东南日报》全套印刷设备与白报纸100多吨外，还载有中央银行重要文件1200余箱，属严重超载；而六名央行职员(其中五人罹难，一人生还——作者注)也乘坐“太平”轮，护送当时中央银行的物品。

其二，“太平”轮定期出航，每个星期从上海到基隆往返两次。1949年元月27日晚间开往基隆的“太平”轮，原预计下午4时出发，后来因为要等待中央银行将一大堆银圆及大批文件搬运上船，只好将出发时间向后推延了两个小时，6点钟才开船。这也是夜间行驶导致失事的原因之一。

其三，时至今日，打捞队还曾在舟山附近海域捞起为数不少的金条。

“太平”轮不只是承载了一个个背井离乡的悲惨命运，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际遇，更因与国民党运金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更趋沉重：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记忆！那么，“太平”轮到底有无参与偷运黄金呢？蒋介石到底有没有把大陆的黄金运去台湾呢？

“中央银行的黄金并不是用‘太平’轮来运的，但船上的确有很多私人的黄金。”台湾资深媒体工作者、《联合报》两届报导文学奖得主、《太平轮1949》的作者张典婉对“太平”轮参与运金持否认态度。

“太平轮27日才抵达舟山，如果这条船上也装有蒋介石国库的储备，那么应该是后面几批才可能，当以银圆为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洪小夏如是说。这种说法和当时幸存者的口述比较吻合。“太平”轮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启用的民船商船中的一艘，但运的是银圆，而不是黄金。

曾担任国民党财务军需署署长的吴嵩庆当年即是负责黄金运台的重要当事人，其子吴兴镛在其专著《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中也持此看法：“在沉没的‘太平’轮内，估计只有银圆、银砖，而无黄金。”

关于蒋介石是否从大陆往台湾转运黄金，此事在台湾仍是忌讳多多，说法也是扑朔迷离。当年运金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吴嵩庆在1990年被问及此事时，断然说：“此事我不清楚。”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曾向《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介绍：马英九上台后对此事是没有提过的，之前的台湾领导人也多数回避或否认。对于黄金运台，台湾一般人更是知之甚少，主要是蒋经国在《我的父亲》等书中提到一些梗概，并在书中明明白白写道：“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然而近年来自称从“经国学校”严格训练出来的李登辉，2004年11月在新竹选举时居然说：“不要以为台湾今天的繁荣是国民党抵台时运来了960万两黄金，事实上没那个事！那艘船(注：指‘太平’轮)从南京来台湾时，早在扬子江(长江)口就沉了。”他又表示：“国民党是否有960万两黄金……查都不用查了。”这段明显不符合史实的话，很多台湾人都信，也曾吸引了许多海内外人士的注意。

在台湾，民进党人在选举场合会丑化外省人，骂蒋介石这帮人“吃台湾米喝台湾水，是‘光屁股’来台湾的”。而那些曾参与黄金运台的人则说：“我们没有‘光屁股’，我们有带东西。”有些人说：“国民党有从大陆运黄金来，是骗人的！”另有人说：“大陆这些‘乞食’带来的黄金早就用完了，大陆来的人，是靠台湾人养的。以后别再提黄金的事了。”

“知道一点的人就大肆渲染。私下里会讲的，大都不是亲历者，等一要采访他，就说是听同泽说的。就抽丝剥茧地找，找到几个亲历的老人家，又不愿意接受采访，理由是现在两岸开放，运送黄金这事，在台湾是有功，在大陆是有罪。两岸不同评判标准。这些从大陆过来台湾的参与者，在大陆还有亲属。他们本人也觉得帮蒋介石干了坏事。”《一九四九大迁徙》纪录片制作人、出生于台湾云林县的丁雯静如是说。国民党战败之际，从大陆迁徙到台湾的最大物件，就是故宫文物和黄金。

最早爆出国民党运金事件的是在台湾素有“文化太保”之称的李敖。李敖在其编著的《蒋介石研究》一书中有一整页的吴嵩庆的肖像，称他为“蒋介石的总账房”，说吴嵩庆是除俞鸿钧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盗窃”大陆国库资金运到台湾的重要人物。该书资料引自吴嵩庆的机要秘书詹特芳在大陆发表的一篇文章《蒋介石盗取黄金银圆及外币的经过》。

詹特芳在1947年至1949年任吴嵩庆的机要秘书，跟随吴嵩庆整整三年，直到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弃职而去。在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时，詹特芳都是与吴嵩庆同一间办公室，其具体任务是守电话，经管吴嵩庆与蒋介石侍从室的一本专用密电码本，翻译电报并缮写呈蒋介石的报告。由于这些参与，他自称：“了解一点蒋介石核心层的内幕及黄金银圆的盗用情况……”在大陆的“坦白交代”(收录在李敖编著的《蒋介石研究》)中，则称吴嵩庆是蒋介石的“奴才”。

吴嵩庆另一旧属李光烈在1949年奉派去厦门鼓浪屿负责提调军费黄金银圆，用一本密码与吴嵩庆单线联系。1998年4月李光烈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访问，并被北京《参考消息》(1998年5月1日第14321期)转载，此为继李敖、詹特芳之后，吴嵩庆的身边人曝出的有关黄金的又一内幕，黄金运台的事情也更广泛地为国人所知。文中还提到，台北“中央银行”的负责人副总裁许嘉栋也表示：

央行在台复业时，有部分数据已不可考，因此无法确知当初究竟是从大陆运出多少黄金，央行目前库存黄金约460吨(约1300多万两)，其中仅33吨(约94万两)来自大陆，占全部黄金存量的7.99％大部分黄金是50年代之后才购置的。

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吴兴镛博士系“蒋介石的总账房”、亲历黄金运台重要人物吴嵩庆之子，在其所著《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中，则明确肯定了蒋介石秘密往台湾转运黄金的事实：

1948年，蒋介石鉴于在和中共的军事较量中频频失败，即在做迁移台湾的准备。当年11月底，蒋介石制订下月“大事预定表”，其第15条即为“中央存款”之处理。同年12月1日午夜，在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直接主持下，第一批260万两黄金、400万块银圆自上海运往台湾。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中共的军事进攻和桂系逼宫的困境下下野。下野前，蒋介石为避免“代总统”李宗仁和立法院、财政部的“干扰”，实欲继续指挥军队，密令吴嵩庆与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订立“军费草约”，将原来作为金圆券准备金的国库资金全部转运到财务署，以“预支军费”的名义“保管”。此后，吴嵩庆曾奉令分两批将共约值1.5亿至2亿美元的黄金、银圆、外币运往台湾。当年5月18日，又由汤恩伯经手，将第四批黄金19.5万两(一说40万两——作者注)运离大陆。据估计，前后四批，总值约黄金700万两。这笔资金对国民党迁台初期的财政和新台币的稳定，无疑具有重要作用。(吴兴镛《银圆(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杨天石学部委员序》，杨天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台湾当局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最初的二三十年，对于黄金运台的事都噤口不言。当年主持其事的人无论是蒋经国等策划者，还是被挑选参与了秘运的俞鸿钧、吴嵩庆等人都绝口不提，但并非没有心理负担。蒋经国在其《风雨中的宁静》一书里描述道：“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铜板敲出来都是血，何况是黄金？这或是暗示“这些钱我们拿来是有愧的”。

黄金运台的事情，从大陆民众观点来看是民怨极大的。丁雯静说这些黄金的确是“血泪钱”，包括美国抗战后结清给国民政府的军费(借用中国机场和指挥所等)、接收汪精卫政权时所没收的黄金，加上当时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强行从百姓手中兑换的黄金、外汇(根据解密的蒋介石大溪秘密档案记载，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从中国老百姓手中收到了184万两黄金，吴兴镛则认为远远超过150万两)……所有这些，汇成当时国库内的黄金。尤其是作为金圆券储备金的黄金，一旦撤离使金圆券沦为废纸，多少家庭因此一夜之间破产如洗，他们欲哭无泪，有的在绝望中自杀，有的忍气吞声，还有人靠一条“大黄鱼”和一条“小黄鱼”(金条的别称)换得一张去台湾的船票，离乡背井，妻离子散……

黄金运台史，也是那个时代两岸人民的血泪史。六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当事人的老去，黄金秘运一事也随“太平”轮渐渐步入历史的尘埃。“太平”轮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启用的民船商船中的一艘。和近干条生命相比，“太平”轮是否参与偷运黄金已不重要了。然而多少年后，这起人间悲剧却成了少数人掩盖真相的借口。每当国民党清点抵台黄金，发现数目和账簿不符的时候，“随‘太平’轮沉没”便成了这些人最好的一个理由。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散布黄金随“太平”轮沉没的谣言，否认有金银运台呢？到底有多少金银外汇转运台湾呢？蒋介石在人心尽失、备受阻挠的情况下又是如何瞒天过海转运这些金银外汇的呢？金银去台后又做了哪些用途，中间有无被贪污？台湾在经济上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又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这一批黄金？大陆黄金，在台湾的发展史上究竟写下了怎样的一笔？

打开这段尘封虫咬的历史，在阳光下重温，该到还原真相的时候了。这样，对海峡两岸的老百姓也算有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