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南浔有“四象八牛”，“四象”中有富可敌国的刘家，有根深叶茂的张家，有商政两涉的庞家，有源远流长的顾家。刘家有白手创业的刘镛，有亦商亦儒的刘锦藻；张家有丝盐发迹的张颂贤，有敢为人先的张弁群与张澹如；庞家有贸丝起家的庞云锴，有投身共和的庞青城；顾家有实业救国的顾敬斋，有慈善助学的顾乾麟……他们都存在着怎样不同寻常的故事呢？

《浙江丝绸名商巨子（南浔四象）》为大家讲述他们独特的经历！

这是第一部系统全面地介绍、研究及评价浙江近代著名的丝绸富商家族、被誉为南浔“四象”的致富传奇和社会贡献的专著，它融学术性和可读性于一炉，既具有史学著作的严谨周密，又具有文学作品的生动雅致。

c绪论 近代南浔“四象八牛”的兴起与衰落

一、富可敌国的刘家

  白手创业的刘镛

  亦商亦儒的刘锦藻

  别具个性的刘梯青与刘湖涵

  藏书一生的刘承干

  自精其业的刘氏子孙

  刘家世系简表

二、根深叶茂的张家

  丝盐发迹的张颂贤

  季鹰适志的张石铭

  志为人杰的张静江

  敢为人先的张弁群与张澹如

  各领风骚的张家子孙

  张家世系简表

三、商政两涉的庞家

  贸丝起家的庞云锴

  倾财藏画的庞元济

  投身共和的庞青城

  效力乡梓的庞元浩

  传承艺术的庞氏后人

  庞家世系简表

四、源远流长的顾家

  最早起家的顾福昌

  实业救国的顾敬斋

  长袖善舞的顾联承

  慈善助学的顾乾麟

  顾家世系简表

南浔“四象”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少年刘镛作出的这一决定，对以后刘氏家族的崛起至关重要，在致富之路上先得“地利”之便。南浔所处的湖州地区，是“湖丝”的主产地。自三国东吴开始，湖丝就是向政府上纳的贡品。特别自明朝中期以后，湖丝的声誉更高。湖丝已成为当时“利布四方”的产品，行销国内各地，伴随着湖丝声誉不断提高，湖州地区形成了一批与丝绸有关的专业市镇，南浔即是主要市镇之一。

进入清代，辑里湖丝长盛不衰，至道光初年，辑里湖丝对生产工序进行两次改良以后，将初缫之丝“合二丝为一，以经车纺之”，加工成丝经出售，因而更具市场竞争力。辑里湖丝自道光五年（1825）起大量销往欧美。由于南浔商人身处辑里湖丝的主产地，他们所拥有的丰富的本土资源和长期经营湖丝的经验积累，自然使他们在与其他地区同行的竞争中占尽先机。南浔镇上居民经营丝业者不在少数，以致有“镇上大半衣食于此”之说。

道光二十二年（1842），16岁的刘镛在其叔祖达泉公的介绍下，进入镇上谈德昌丝行当伙计。丝行的经济效益自然与他原来干过的绵绸庄不可同日而语，他得到的报酬不仅“年贴膳洋银十元”，过年时老板为奖励他的勤快能干，又一次性向他“酬洋银六元。归家均色喜”。在谈德昌丝行刘镛干了整整四年，由于他天资聪明，加上怀有大志而格外好学，对于丝行的各项业务知识无不熟悉精通，成为丝行的一把好手。

然而，刘镛所追求的并不是成为普通的受雇于别人的丝业主管，他要创下家产，成就一番大业。因此，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正月，他不顾谈德昌丝行的再三挽留而辞职，与同邑的邢赓星、张聿屏合伙，各自出资200银元，在镇上办起了一家小丝行。在当时南浔镇上多如牛毛的丝行中，刘镛的丝行本小力弱，要想有立足之地并有所发展，自然不是易事。由于店小本薄，刘镛和他妻子沈氏亲自操劳业务，只雇了一名小伙计帮忙。刘镛力微心雄，全身心投入丝行业务。由于他精于管理经营，在生意上诚实守信，有时宁可分文不赚，也不让他人吃亏，因而小丝行的口碑很好，生意倒也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当时南浔镇上大小丝行不少，主要经营方式也大致相同，都是向四乡蚕农收购零星生丝，再转卖给“京庄”或“广庄”，从中赚取一定的差价。所谓“京庄”，是指驻在镇上代表朝廷收购生丝的机构，而“广庄”则指收购生丝转输欧洲各国的商行。有一年春丝上市，“广庄”挂出的收购价不低，每两丝可卖白银九分，各大小丝行都抢着收丝。岂料待刘镛收丝打包送往“广庄”时，对方已将价格降了下来，竟为每两丝值银七分，这比他们的收购价还低。他连跑了三家“广庄”，都是统一价格。原来，这是所有“广庄”老板的统一行动，目的是把南浔的生丝价格压下来，从中他们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刘镛连一两丝也没卖出，只能抬回丝行。

守着店中一包包生丝，刘镛与沈氏商量再三，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雇船将生丝运往上海出售，试试运气。装着生丝的木船经过整整三天的航行，终于到了上海十六铺码头，刘镛赶快上岸打听丝价。由于辑里湖丝质量可靠，上海丝商将他们运去的全部生丝以每两值银二两的价格全部买下。这价格几乎是刘镛收购价的三倍，所以让他喜出望外。他马上包下了这条木船，迅速返回南浔，继续收购生丝运往上海。整整一个春季，刘镛频繁往返于南浔与上海间，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银子。南浔镇上其他丝行后来获知此消息，也如法炮制，使得镇上各“广庄”生意清淡，一落千丈。

然而，生意场上的风云莫测。到了秋蚕上市时，上海的丝价却一路下跌。原来，夏秋时节太平洋上台风频繁，造成载丝的外轮出不去或进不来，而上海各丝行怕承担风险而不愿出资垫付收购，造成生丝滞销，价格自然上不去。刘镛在南浔已收购的大批生丝运往上海当然也卖不出去，心中十分焦急。当时他又冒出一个主意：这么多的生丝总得有个暂存之处，倘若在码头边租一房子，囤放生丝，等台风季节过后，外轮能正常进出，这丝价自然能上涨。果然不久以后生丝行情好转，刘镛不仅避免了经济上的损失，还大有利润可赚。

受此事的启发，刘镛向合伙的邢赓星、张聿屏提出，三家合伙在上海开办分行。运往上海的生丝有暂存之处，可待价而沽。同时也方便随时打听丝价行情。两家都同意开办分行，但邢赓星提出须用邢家招牌。虽然刘镛心中十分不愿意，但考虑到邢家经营丝业较早，自己的经济实力还显然弱于邢家，便同意了邢赓星的条件。

当年“邢正茂丝行”分行即在上海创办。邢家除出资外对业务不大过问，丝行业务由刘镛“一手出纳”，但他“发梳眉列，无所遮蒙”，账目清清楚楚，从不多取一文。刘、邢两家长期合伙经营丝业，从未发生经济上的纠纷。尤其是邢赓星死后，刘镛仍然亲理出纳近20年，而邢家子孙则按时提成。直至最后拆资析产时，刘镛还是一无所私，将所有账目公开。这种诚实守信的良好商业品德，亦为刘家树立了口碑，同时也赢得了商机。P28-30

研究浙商，先得弄清楚何为商人。民国三年（1914）3月2日颁布的《商人通例》称：从事买卖业、制造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者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钱庄业、信托业、保险业、运输业、旅馆业、服务业、牙行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行业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均称商人。该“通例”罗列的种种行业，仅仅是民国初年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当然已不再适合当今的情形，但它采用的广义商人的概念我们仍可沿用。在今天，可以说，凡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从事经营活动的人，都可称为商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说的浙商，应该是浙江籍也包括外籍而长期在浙江从事经营活动的、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工商人士。

浙江这块土地特具“商”的意识和灵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谋士计然就提出了“农末（商）俱利”的思想，被称为“陶朱公”的越国大夫范蠡在民间一直被尊为商人的始祖。秦汉以降，被视为“蛮夷”、“方外”之地的浙江一带，生产力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也日益频繁，浙江商贾外出经商之风日盛。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宁波商贾的足迹已北抵青、徐，南至交、广。唐宋时期，浙江经济空前发展，商贾云集，成为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而商贾的足迹开始向海外扩展，到达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至明中叶，浙江成为中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区之一，手工业、纺织业、商业十分发达。晚明以后，浙江商人开始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谊为纽带，在客居地建立同乡会馆、公所，形成商帮。浙东商帮的代表宁波帮、浙西商帮的代表龙游帮已跻身全国十大商帮之列。当然，在清中叶前，领袖中国商界的还是徽商和晋商。只是到了近代，得风气之先的浙江商人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缘优势，采用西方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技术，并积极创办实业，介入新式商业、近代矿业，以及银行、保险等新式金融业，迅速取代徽商和晋商的地位，逐步发展壮大，成为领袖中国商界的新一代商人群体。今天有人往往把浙商与徽商、晋商并称，此举容易混淆浙商的特质。浙商与徽商、晋商尽管时空有所交错，但总体上毕竟是彼落此起，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近代性的表征。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徽商和晋商仍然沿袭封建商业社会中的行为，逐渐被社会淘汰，而浙商却是与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共生共荣，代表着先进的发展方向。

1978年后，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处于涌潮最前沿的浙江人又一次领风气之先，乘改革开放东风，弄民营经济大潮。20世纪80年代初，10万温州人跑供销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至2006年，浙江已有600万经营户在外省和世界五大洲经商创业；浙商在省外设立的市场多达80多万家，注册资本达2000多亿元；浙商在省外、境外的投资总额达6400多亿元，成立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商会、商业促进组织已有150余家。“无浙不成市”已为举国认同，新一代浙商已成为我国第一大商帮，浙江也成为国内最大的资本输出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浙商群体，成为浙江发展中十分活跃的生力军，在全国也称得上是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当然，还有一支奇兵不容我们忽视，那就是辗转于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欧美等国的浙商。他们在当地继续从事工商业经营，为当地经济发展，尤其是东南亚和香港经济的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后，这批浙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投身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一部浙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浙商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业史。在浙商身上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集中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左传》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如果说古代浙江有两大传统，即精英文化传统与商业传统，那么，“言”和“功”正好与这两大传统紧紧对应。文化名人以执着和才华构筑出文化的大厦，这样的大厦在时常轮回的政治宫殿的坍塌中更显宏伟。而商界精英以智慧和手段打造财富的帝国，在繁荣经济的同时也推动社会的进步。立言，立功，两者不可或缺，皆为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两者都是浙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浙商，更是浙江各项自然及人文因素与现代化结合的产物。浙江的地理、经济及人文特征为浙商打上了明显的印记，反过来，浙商也在重塑浙江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浙商的经营思路和经营行为构建了浙商文化，而浙商文化又规范和约束着浙商的思想和活动。两者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在浙商文化形成的众多渊源中，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传统，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存技能，是浙商文化的精神之根。而新时代的浙商文化又以独特的面貌，发扬了浙江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浙江文化中的一朵瑰丽奇葩。

新世纪以来，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浙江省委一系列关于重视社会科学研究的指示精神指引下，在浙江进一步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背景下，浙江省社科界统盘规划、整合资源，系统推进，积极实施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大力繁荣浙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升浙江的“软实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率先启动了《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百部丛书的工程。继而，又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携手合作，共同启动“浙商系列研究”。该系列研究包括“浙江名商传记丛书”和“浙商文化研究丛书”两大部分。“浙江名商传记丛书”主要选取浙江籍著名商人，包括浙籍在港、澳、台以及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营者，兼及外籍而长期在浙江从事经营活动的重要商人；人选商人的主要经营活动，内地一般限于1949年前，不包括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新浙商，台、港、澳地区和海外浙商则不受此限；人选名商资料丰富者，单人成册；资料不足者，按行业或地域，数人合为一册。计划先出版30部。“浙商文化研究丛书”主要研究浙商的政治参与政治文明建设、浙商的经营文化、浙商商业伦理和商事习俗、浙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浙商家族文化、浙商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等，旨在通过研究，加深对浙商的理性认识，丰富浙商文化内涵。浙商创造并不断创新浙商文化，浙商文化反过头又塑造浙商品格，镕铸浙商精神。两套丛书也正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今天来研究浙商和浙商文化，恰逢其时：浙商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不仅为浙商和浙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研究课题；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的精神指导下，主管部门积极关怀，社会各界热情襄助，给“浙商系列研究”项目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经过多年的积累，浙江文化研究已具有良好的基础和优势，涌现出一大批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此研究项目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丛书编委会也充分估计到浙商研究的困难：其一，传统文化和“左”倾思想对商界的轻蔑和压抑。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重农抑末”曾是长期“国策”，“首士末商”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些思想观念虽经近代欧风美雨冲击逐渐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甚至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新中国成立后，虽一度鼓励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但后来“左”的指导思想愈演愈烈，以致人们谈“资”色变，商人成了研究的禁区，只允口诛笔伐，不许求是探究。其二，商人的成绩部分地靠商业秘密生成，条件不允许他们即时公布成功经商的真实状况，而时过境迁，无数真相永远无法打捞留存。又因为商人永远用业绩而不是用文字说话，所以在记录上自然远逊于文化界名士。其三，商业档案比起政治、文化的记载来，因其属于私家，更易沦失。但为了展示和继承浙江优秀传统，加深对浙江商业文化之认识，激励当代商界树立远大志向，成就更大事业，编委会知难而进，愿团结省内及国内有识之士，一起将这项大有意义的工作做好！

本丛书研究之目的，非在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以古鉴今，为当世之用。对浙商的研究，不仅仅是历史的追索，更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浙商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当代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形成有着巨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把浙商研究透了，不仅能够更加凸显出浙江特有的精神，也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走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是为序。

2007年9月26日

上海自开埠以后，160余年来始终是中国经济的中心城市。就在它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从与它相毗邻的浙北小镇——南浔镇上，走出一批商人，人们称之为“浔商”。浔商以敏锐的目光紧紧抓住上海开埠这一重要商机，利用当地丰富的湖丝资源与水路运输的便捷，将湖丝运往上海售于洋商，转而输往欧美，从中赚取极丰厚的利润，从而也使他们迅速致富。人们习惯用其家产的多少将这些南浔富商称之为“四象”、“八牛”、“七十二条金黄狗”。这些“四象”、“八牛”及其继承人，或将雄厚的资产用于拓展经营范围，从丝业发展到棉纺织业、房地产业、盐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农牧业乃至娱乐业等，创办起一批民族资本企业。或将精力转向文化艺术，倾其家产收藏古籍名画，修建花园与藏书楼，在中国近现代文化艺术史上留下他们的足迹。更有一部分人利用其财富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不管他们采取了何种形式，由于主要活动舞台——上海之重要位置，以及他们在各自领域内的重大作用与影响，无疑都对那一段历史产生了一定影响，浔商也因此引起当代学者研究的兴趣。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浔商的研究长期一直未被学术界所注重。和同时期的国内其他区域商人集团，如晋商、徽商、宁波商等的研究工作相比，对浔商的研究便显得那样薄弱与不足。尤其缺少对浔商深层次的剖析，以及对浔商代表人物的全面介绍。我自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课余一直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2000年以后，我将研究重心放在湖商及其主体浔商上，先后有几篇论文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2006年，我以“浙江丝绸名商巨子——南浔‘四象’与“浙江丝绸名商雄贾——南浔‘八牛’”为题，申报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之“浙商文化与商界名人”系列，承蒙被批准立项，即带领几名年轻的博士、硕士教师开展工作。经过整整一年的努力，于是有了这两本可视为姐妹篇的小书。

关于这两本小书，有几点情况想作些说明：

一是南浔的“四象”、“八牛”只是当地人对几家著名富商的习惯性称呼，究竟指哪些家族?并无权威的认证与记载。事实上在清末民初这几十年中，某一家族的资产迅速扩张，某一家族却很快衰败，亦是不足为奇的。况且对其家产总值的估算，不同人或许会有不同的数值。因此，我们在考虑哪些家族列入“四象”、哪些家族列入“八牛”时，只能选择当地人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看法。

二是一些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许多是靠口头相授保存下来。即使有文字记载，也常常出现彼此不一的情况。所以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力求尽量找到原始材料，互相参照考证，以使史实可靠。若确实无法考订者，只能取其一说，并用注释标明。但即使我们尽了力量，仍有一些情况无法查明，只能留待继续努力。

三是这两本小书在撰写方式上，由我制定大纲与体例，分配任务，再由各人负责撰写不同家族。初稿完成后我逐一审阅，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交给各人进行修改。最后由我汇集统一进行修改、润色、定稿，力求全书风格体例尽可能一致。

四是在此一年的工作中，我们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湖州师院及人文学院、南浔区委宣传部的领导，给予我们积极支持。浙江省档案馆、南京第二档案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湖州市档案馆、湖州市图书馆、湖州师院图书馆等有关单位，在资料收集上给予我们极大的方便。浔商的后人，为我们热情地提供相关材料，一些长期研究南浔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对我们的工作作出无私援助。我们在此项工作中，还参阅了许多专家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与专题文章，除用一些注释外无法一一说明，只能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尽管我们作了一定努力，但由于自己学术造诣上的不足，几位青年博士、硕士虽有较扎实的学术功底，但毕竟接触此项研究的时间不长。有关浔商的资料残缺零散，其中又以故事传说为主。加之我们平时还承担着较重的教学任务与其他工作，时间上又受到一定牵制。所以我们的研究尚很肤浅单薄，或许其中还有不少谬误不当之处，希望看到此书的方家朋友不吝指教，以使此项研究工作能不断深入下去。

董惠民

2007.6于湖州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