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真是段黑暗的日子。
王:鼠疫初期,死了人,家里人都会大哭一番,后来家里死了人也不哭了,为啥?怕日本鬼子听到了拉去解剖做实验。所以,很多人看到家里人死了,赶紧抬到田野去埋掉,挖个坑,埋进去,用泥土填平。如果做座坟墓的话,日本鬼子看到了就会掘坟挖尸,拿去解剖做实验的。
赵:王老,日军烧毁你们村庄那天的情形,您还记得吗?
王:记得记得,这怎么能忘得掉!1942年11月18日,日本鬼子把我们村所有人都集中到小山坡上去。那块小山坡实际上是晒场,晒稻谷用的。那天一早,很多人还在睡觉,100多个日本鬼子冲进村来,敲门砸户,把我们从睡梦中吵醒,硬把我们从被窝里赶起来,要我们全部都到小山坡上去集中。他们把我们包围起来,不准走出去。那天,在崇山村小山坡上,日本鬼子四挺机枪架起来,还有不少日本鬼子拿着刺刀站岗。小山坡的最高处还有一挺重机枪架在那里。他们怕外面有人冲进来。这一天呢,我看到大家都这么严肃,这么可怕,不知道日本鬼子又要搞什么名堂。大家都提心吊胆,看看村里所有人都到小山坡上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恶果。日本鬼子分三路进到村里,从碑塘边、聚奎祠、松树厅三个部位,纵火烧屋。他们先是用村民们的稻草作为引火柴,但高大的祠堂与厅堂不易着火,他们就用烧夷弹打,枪弹打到哪里,火就烧到哪里。不多时,全村就浓烟滚滚,遮天蔽日。那天有风,火势猛烈,一下子就连成一片火海了。山坡是最高的,大家都能看到自己的家被火烧起来了,那些当家人都是跳起来哭的啦,一辈子甚至几辈子劳动所得的房产、财产毁于一旦!怎么能不哭呢!那时候,村民与孩子们的哭声、日本鬼子的枪声与骂声、房子烧起来的爆炸声、木头的爆裂声、房屋的倒塌声混成一片。村民们撕心裂肺、捶胸顿足地叫喊,日本鬼子不让我们哭,用刀枪戳过来威胁大家。两百多户人家都已死了很多人,现在房子又被日本鬼子烧掉了,穿的衣服都在房子里被烧掉了,只有穿在身上那一套衣服,所有的粮食、家畜以及财产都被烧掉了,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有的人因为愤激过度,一气一急,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王老说到这里,激愤落泪,语噎良久)。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他们就在我的面前倒下去,死掉了。有个青年叫王荣森,看到自己家的五间房子冒烟了,火一下子蹿上来了,火势很猛。他就不管日本鬼子的包围,冲出去救火,到家里拿来两只水桶,从水塘里舀起来两桶水去救火。日本鬼子举起枪,“啪”地一枪,打中他的水桶,水就哗哗哗地流出来。这位青年不管水桶漏水,还是抓起来去救火。日本鬼子又朝他打了一枪,把他的一只手打断了。日本鬼子不把你人打死,只打断你的手,不准你去救火。结果呢,他的手被打断了,人一软,就跌倒了。 赵:王老,那天您在山坡上吗?
王:在呀,当然在。大人都被赶到山坡上了,小孩子自然也跟着去。我父亲出来时,躲在一个弄堂里,没有去山背上。我当时在山背上看来看去没有看到父母,内心很着急。我父亲知道日本鬼子不会干好事的,知道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把我们都赶到山坡上去,所以他躲起来。因为我是小孩,日本鬼子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当时我父亲不知道日本鬼子是来烧房子的,只知道他们一定要搞什么花头!后来,日本鬼子来村里烧房子,我父亲还抢出来两只箱子,是放衣服用的,那是我母亲出嫁时嫁过来的嫁妆!其他村民都已经被日本鬼子包围起来,没有办法抢出家中的财产,连一根稻草都没有抢出来。还有一个青年叫王荣棋,天还没亮就到田畈去了,后来看到村庄烧起来了,天空都变黑了,烟雾被风吹到南边去,南边好多村庄都被烟雾盖掉了。他就拿了一把锄头,跑回家里来。日本鬼子以为他来救火的,就“嘣”地一枪,打中了他的大腿。他一跌,就躺在地上,鲜血直流,一大摊血流在地上,他就走不到家里去了,他就这样躺在地上,想起起不来,想走走不掉,好可怜……就这样,日本鬼子武力阻止村民去救火,村民再也不敢冲出去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房子一间间被烧掉,木头爆炸的声音很响,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村民们跳起来哭叫,日本鬼子就开枪,四面八方都开枪,不让他们叫、不让他们哭。那天真是天昏地黑啦!就像在地狱里面一样可怕。到了下午两三点钟,包围我们的日本鬼子撤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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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请允许我先向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死难的同胞们鞠三个躬!献上一束心花,以表我无尽的哀思!虽然过去了70余年,虽然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认识我,但我在采访与撰写此书的过程当中,为他们流了无数次眼泪!可以这么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流过这么多的眼泪!
我在大学时代读的就是历史专业,我知道历史虽然是过去了的事情,有些事情是可以重温的,有些事情不值得重温;有些事情是颇堪玩味的;有些事情是不堪回首的;有些事情是可以淡忘的,而有些事情却必须牢记!
对,有些事情是必须牢记的,譬如日军细菌战这件事情。在我以往所读的历史书中,对于抗日战争这段历史,记载得不甚详尽,更多的是一些数字,譬如南京大屠杀中,我们死了多少同胞;某一场战役中,我们伤亡的人数是多少,等等。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些数字。所以,对于过往那些悲惨历史的具体细节不甚了解,也没有深入地去作调查研究。
特别惭愧的是,我是学历史出身的,但一直没有被历史中的某些东西灼伤过、刺痛过、击昏过。现在才知道,我根本没有把历史读懂、读通,因为我一直行走在历史的表面,连深刻一点的脚印都没有留下。我惭愧,我没有资格说自己是读历史出身的,没有!
我承认,我对历史一窍不通!而我现在深深地明白,被我们学生用来熟记并考试的历史课,根本就是本血泪账啊!我们捧在手里读了又读,翻了又翻,把它们背熟,然后去考试,考了个满分。于是,历史这门课就能得到一个字:优。于是,欢天喜地去庆祝!现在想起来,真的是惭愧极了,我的脸红起来,一时半会儿退不下去,我只好把头颅低下去、低下去,再低下去!
残酷的历史,终于把我击昏了!日军细菌战夺走了我百万同胞,也把我内心的悲愤激发出来了。我是多么不愿意让自己沉浸在负面的情绪之中!我是多么不愿意让那些负能量的词灌进我的耳朵里面!可是,自从接手《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这个课题之后,我无法不走进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岁月!走进去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的历史是我这个学历史专业出身的人不知道的,我无言,我说不出一句话来表达我内心的感慨与愤慨!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多次去义乌采访那些细菌战受害者,那些长者已经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多岁了。岁月像一把锋利的刀,在他们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岁月像一袋袋漂白粉,把他们乌黑亮丽的头发全都漂白了;岁月更像一只尘封多年的柜子,一旦打开,无不是霉变的尘菌。我走进过往的岁月,我看到了以往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听到了以往没有听到过的东西。我震惊了!这一次,我的震惊不是表面的,我是被击昏了!我无法想象,人类历史上真的会出现如此残忍的暴行。日军细菌战一上演,我百万同胞的性命全都没了,那些活生生的生命,没多少时间就没了,非但人死了,日军还将他们拿去解剖,从他们身上割去他们想要的部件作试验,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将我同胞们拉去作活体试验,活活地把人给解剖了!
我多么希望这只是一个梦!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暴行!但是,我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泣血控诉!2014年12月份,我在义乌细菌战纪念馆里,听王基旭先生悲愤控诉日军在崇山村的暴行。他说他的奶奶当年感染上鼠疫,日军说他们可以免费为村里的患者治病,于是,村民们被送到林山寺去,他的奶奶就是其中的一位。当他的爷爷去林山寺给他奶奶送饭的时候,看到他的奶奶已经被日本鬼子活体解剖了,挖走了五脏六腑,只剩下一个空壳子,满身鲜血,满地鲜血!他的爷爷当场就哭昏过去。他的爷爷日日哭,夜夜哭,不久之后,他的眼睛哭瞎了,还整天坐在窗下哭泣。当年,他的奶奶被日军活体解剖以后,他的爷爷还不敢声张,只能将巨大的仇恨悲伤埋人心底,每每于三更梦醒,泪湿枕巾。他的爸爸也是感染鼠疫而死的,他们家一共三个人因鼠疫而死亡。
我在义乌采访的第一位受害者是王培根先生,我记得在他家里采访了一整天。那一天,王先生哭了好多次,我也哭了好多次,那包餐巾纸被我们用了很多。1942年11月18日,王先生的家被日军烧掉了,全家人无处可去,寄住在一个破庙里多年。他说日军烧房子的那一天,--有村民看到自己家被烧毁了,所有的财物都没有拿出来,又气又急,悲愤交加,就一头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这一幕是王先生亲眼看到的,他说那个人就倒在他的面前。说到这里,王先生哽噎、呜咽,久久不能言语。我们俩,你一张餐巾纸,我一张餐巾纸,就在那里擦眼泪。一天采访下来,王先生的眼睛都哭红了。我自己的眼睛有没有哭红,不知道,我没有去照镜子,只觉得有点肿胀。
几乎采访每一位细菌战受害者时,我都会掉眼泪,我曾多次告诫自己:不要哭,只要真实地记录下这段历史,让后人知道这一段历史的真相就可以了。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当受访者向我讲述当年的灾难时,我还是忍不住一串串泪水的滑落。我觉得当年那些死难同胞,就如同我的亲人,一个个在日军的暴行施虐之下,含恨死去。他们中,大多数是孩子、青年、壮年,尤其是那些孩子,他们的人生才刚开始,一切美好都还没有享受够,他们是那样地热爱生活,希望自己一直能活到100岁!可是,他们被人间的恶魔夺走了生命,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人世,离开了亲人们。那一份不舍,那一份留恋,那一跨迟迟不愿迈开的脚步,是毫无人性的日本战争恶魔所无法理解的!他们永远也体会不到人间的这一份亲情、真情与至爱!
有一次,我到义乌义亭镇先田村去采访孙文锡老人,他是炭疽菌的患者,一条腿烂了,从13岁感染日军炭疽菌开始烂,一直到现在仍然烂着。我没有亲眼看到过炭疽病人,只是听说,听人家说炭疽病人的腿烂掉,如同窟窿,很可怕的,但当我看到孙文锡老人的烂腿时,那一份痛,真的是把我击倒了!平时,我们不小心弄破一点皮就痛得要命,而烂脚的老人几乎一条腿都烂掉了,岂能不痛彻肺腑!老人的痛,我感同身受!如同面对自己的父亲,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但我不能让人看见,马上把墨镜戴起来了。应该说,我平时还算是个比较平静的人,很少有发怒的时候。但在采访当中,当我面对这些苦难的老人时,我的心底时时会长出愤怒的种子,这些种子犹如炸药,火一点便会爆炸。日本战争恶魔掠我疆土、夺我宝藏、欠我同胞多少血债、多少人命啊!
最难忘,最难忘采访王甲升先生时的情景。王先生是崇山村人,1929年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系,原是上海理工大学的教授,1986年举家去了美国。他是个很有成就的科学家,现在虽已年老,但仍心系祖国,情牵家乡。他对故土家园的那一份感情,令人感动。他远在美国,我又一时无法去美国采访他,只能采用电话采访的形式来完成这一个课题。王先生最近身体不好,左边的静脉血管50%堵塞,右边的静脉血管100%堵塞。他跟我说,趁他现在还能讲,早点把那段惨痛的历史全部说给我听,让我录音并记录下来,成书后再去出版,留给后代。他说他没有什么愿望了,如果说有,那就是这一件了。他说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亲自为自己的哥哥姐姐申冤!所以,他要尽力帮助我,把一切他所知道的历史真相告诉我。采访他是比较困难的,只能等他空一点的时候,才会打电话来。有时候打着打着,他女儿就要送他去医院治疗了;有时候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他在美国的家里哭,我在杭州的家里哭;有时候打了一半,他说那边有朋友来了,得空再打过来;有时候,他打来的时候,我正在外面忙碌。总之,对他的采访时间最长,前后拖了一个多月,当然了,每次通话的时间是半个小时至两个半小时不等,我记得一共有四五次。王先生的三哥与大姐就是因感染鼠疫而死掉的,他三哥去世的时候才14岁,他大姐去世的时候是18岁。花样年华,却在战争恶魔的细菌战中成了他们的试验品。在王先生的眼里,他的三哥手艺超群,会做竹制的带把拆卸茶杯,会做木制的手枪,还会种当时农村少见的西红柿。如果他三哥不去世,他说一定会成为工艺美术大师的。他大姐聪慧贤良,知书达礼,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跟他姐弟情深,曾经为他做过一件衬衣,那天穿上衬衣时的开心情形至今仍在王先生的脑海中时时浮现。每次讲到他的三哥与大姐时,王先生都会在美国的家中哭得很伤心,长时间不能平静下来以致无法继续讲述。他一哭,我肯定也会哭的。所以,我的案头除了两支录音笔之外,还时时放着两包餐巾纸。我也在电话里叮嘱他讲述前准备好餐巾纸与茶水,以便讲到伤心时,可以擦一擦眼泪,喝几口水。王先生说,不是因为他的眼泪特别多,而是因为他的内心充满了仇恨与悲愤。他说如果可以,他宁愿去替他的三哥与大姐受罪,而不愿独活!
如果不是因为这部《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我至今仍不知道义乌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仍不知道义乌人民曾经遭受过巨大的灾难;仍不知道日本战争恶魔如此丧尽天良,残杀无辜!在采访与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我的泪流了又流,我的心灵也经过了无数次的洗礼。我深深懂得了和平的可贵!如果这个世间没有战争,没有恶魔,人间该有多么宁祥!人类该有多么幸福!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并不孤单,每一次采访,都有义乌的朋友同行。义乌市志编辑部的吴潮海主任对此书的重视令人感动,如果没有他的关心与支持以及无条件的信任,不可能有这部书稿的出版,感恩他!感恩施章岳先生对此书稿的关注并审稿,感恩他陪同我前往塔下洲采访细菌战受害者,感恩他对我鼓励与信任;感恩好友潘爱娟的陪同与关爱,我在义乌的所有采访行程都由她来安排,好多次都是她亲自陪同前往采访并安排我在义乌的生活起居,她对义乌地方文化的热爱与奉献,令我感动;感恩何必会先生无私地奉献,多次帮我联系细菌战受害者,有几次还亲自帮我开车前往采访地,对我们的采访进行全程录像并摄影。他将自己多年收集起来的有关细菌战的资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我,对于他的这一份付出与信任,我铭记在心;感恩王建政先生从百忙当中抽出时间,亲自开车带我去江湾采访受害者王菊莲,整整一天,他把生意都推掉。他说对他来讲,但凡有细菌战方面的事情要做,其他的事情都显得不重要了;感恩孙清土先生带着我前往义亭镇先田村采访烂脚老人孙文锡先生,并亲自担任翻译工作,且安排午餐;感恩本书中的每一位受访者,他们对我的采访可谓是全力以赴,唯恐落下重要的细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要把日军在义乌犯下的滔天罪行全部叙述并记录下来,流传下去。
这部书稿,除了采访那些细菌战中的受害者、幸存者以外,我还采访了为这些受害者奔走相告、为他们争取权益的人,如王选、王培根、何必会、楼献、何建农等人。王选与王培根两位同时也是受害者的代表。我觉得,那些细菌战巾失去生命的同胞是值得痛惜的,但这些为那些死难同胞争取权益的勇士,更值得人尊敬!其实,这样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宥于篇幅,我只能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来采访。我是一位地方文化工作者,我有责任把他们无私奉献的事迹记录下来,让后人知道,曾经有这么一批人,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计较利害得失,一心为那些受害同胞默默地付出与牺牲,这些人,是平凡的、普通的,但又是极不平凡、极不普通的,我想把这些人的生平行状记录成书。流传后世。另外,我在义乌采访的时问里,曾经得到许多朋友的关心与呵护。是他们对我如同亲人般的照顾与关爱,让我有力量行走在采访细菌战受害者们的风雨途中!感恩他们,我的好朋友:丁宁、童少兰、吴群燕、彦子、何建农等等,若有遗漏的朋友,敬请谅解!
我没有办法挽回那些在细菌战中死去的所有生命,只有为他们祈祷,祝愿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国度。在那个国度里,没有日本鬼子,没有战争恶魔,没有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一切;在那个国度里,没有枪,没有炮,没有鼠疫、炭疽、霍乱,有的是鲜花,有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谨以此册书稿敬献给国内所有死于日军暴行的同胞们!敬献给义乌细菌战的所有受害者!敬献给义乌细菌战受害者的所有遗属们!敬献给所有为细菌战受害者们讨还正义、讨还公道的勇士们!
但愿天下清明,万世和平!
赵福莲
2015年6月28日终稿于杭州泊林漫谷弥勒山居
总序
血泪篇:日军暴行,血债累累
王培根:任何一个战争恶魔,都不能活在这个地球上
王甲升:我要学航空,航空报国
王化涛:我可怜的妹妹在林山寺被日本鬼子活活解剖了
王基旭:日本鬼子把我奶奶的肚皮剖掉了
王希琦:日本佬强占民女,不答应就要烧村庄
王晋华:我3次到日本作证,一点都不怕
金祖惠:小日本把我们的村民杀死后扔到池塘里取乐
王菊莲:我给日本鬼子造过3个月炮台
王景云:鼠疫夺走了我的父母,只剩下我一个人
孙文锡:脚不烂了,我就开心了
王炳宏:我差点死于那一场细菌战
翁本忠:我一定要搞清楚细菌战的真相
控告篇:还我正义,还我尊严
王选:看见了,我就不能背过身去
楼献:我是中国律师,我要在日本法庭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何必会:你若问我去日本打官司会不会赢,我就说你无知
何建农:声援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后记
自秦王政始置乌伤县,义乌迄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古老的义乌大地,山川秀美、物华天宝,文教昌盛、地灵人杰。勤劳智慧的义乌人世世代代在此耕耘劳作,繁衍生息,改造山河,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历史原因,在义乌大地上产生了独特的地方文化。她既是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
“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是义乌精神;“崇文,尚武,善贾”是义乌民俗;义乌的民风则是“博纳兼容,义利并重”。义乌精神及民风、民俗遂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之泓泓一脉,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千百年来,义乌始终在传承着文明,演绎着辉煌,从而使义乌这座小城艳光四射,魅力无限。
自古以来,特别是唐代之后,义乌学风渐盛,至有“小邹鲁”之称。自宋以来,县学、社学、书院及私塾等讲学机构多有设立,而“莅兹土者,莫不以学校为先务”。故士生其问,勤奋好学,蔚成风气,学有成就,烨烨多名人。并且,辐射出巨大的文化能量,不仅本地名儒代有,在浩浩学海与宦海中大展宏图,而且还活动过、寄寓过数不胜数的全国各地的文化名人,从文人学者到书家画师,从能工巧匠到杏林名家,其生动活泼的文化创造与传播,绵延不绝的文化承续与传递,从来没有湮灭或消沉过。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领域里独树一杆颇具特色的义乌文化之帜,在优雅千载的儒风中诞生了许多屹立于中华民族之林的英杰。也正是文化底蕴的深厚与文化内涵的博大,造就了令人神往的义乌,使其作为中华文化渊薮的鲜明形象而历久弥新。
历史,拒绝遗忘,总要把自己行进的每一步,烙在山川大地上。
时间逝而不返,它带走了壮景,淘尽了英雄,留下了无数文化胜迹和如峰的圣典。只有在经过无数教训和挫折之后的今天,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城市的各要素所具有的种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它们饱含着从过去传递下来的信息,而《义乌丛书》正是记录这些信息的真实载体。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许多古老的文化至今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我们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怎样继承古老文化的精华,剔除其封建糟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新的文化格局,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的任务。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哲学就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去寻找失落的家园。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开始意识到,对民族民间文化源头的追寻迫在眉睫,鉴于此,我们编纂出版《义乌丛书》,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概而言之,有三大作用:
文化典籍的传承保护 中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文化典籍中的善本古籍,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见证,极富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义乌也同样,历代文士迭出,著述充栋。这些历经沧桑而幸存下来的“国之重宝”,或则出于保护的需要,基本封存于深阁大库、,利用率甚低;或则由于年代久远,几经战乱,面临圮毁,因此,亟待抢救。如今,《义乌丛书》编纂工作的启动,为古籍的保护与使用找到结合点,通过影印整理,皇皇巨著掸除世纪风尘,使其化身千百,为学界所应用,为大众所共享;同时,原本也可以得到保护。真可谓是两全之策,是为民族文化续命,是为地方文化续脉。
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在义乌历史上,有许多人文典故值得挖掘,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值得记载。拨浪鼓文化需要传承,孝义文化值得发扬,义乌兵文化应予光大。但由于历史上的义乌是个农业县,文化底蕴虽然深厚,载人史册的却寥若晨星。而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能孕育和产生强大的文化力,能为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提供重要基础,这种文化力所形成的精神力量深深熔铸在城市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是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因而,《义乌丛书》编纂者坚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衔接,精品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兼顾,创作出义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系列丛书,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
发展经验的文化阐释义乌经济的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定有其源。”义乌发展的文化之源,义乌商业的源流之根,义乌文化圈的形成特质包括宋代事功学说对义乌“义利并重,无信不立”文化精神的影响,明代“义乌兵”对义乌“勇于开拓,敢冒风险”文化精神的影响,清代“敲糖帮”对义乌“善于经营,富于机变”文化精神的影响等。因而,如何用文化来解读义乌,也成了《义乌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义的文化几乎无所不包,狭义的文化基本限于观念形态领域。从以上包含的内容可看出,《义乌丛书》对“文化”的界定,似乎介于广、狭之间,凡学术思想、哲学原理、科技教育、文学艺术等多个类别与层次,均在修编范围之内。
几千年岁月蕴蓄了丰赡富饶的文化积淀。面对多姿多彩、浩瀚博大的义乌文化形态,我们感受到了其内在文化精神的律动。 保存历史的记忆,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如今,守望岁月的长河,我们不能不呼吁,不要让义乌失去记忆。
这也正是我们编纂出版《义乌丛书》的主旨与意义所在。
《义乌丛书》卷帙浩繁,她集史料性、知识性、文学性、可读性、收藏性于一体,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题材、新颖的编排,全景式地再现了江南“小邹鲁”的清新佳景和礼仪之邦精深的内涵。走进她,就是走进时间的深处,走进澎湃着历史的向往和时代的潮音的宝地,去领略一个时代的结束,去见证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宏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曾经是,也将永远是义乌区域文化赓续绵延的基石,也是义乌继续前进乃至走在全省、全国前列的力量。在建设国际商贸名城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因而,编纂这套丛书既是时代的召唤,也是时势的需要。
谨为序。
中共义乌市委书记 李一飞
义乌市人民政府市长 盛秋平
赵福莲所著的《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为细菌战幸存者、受害者后代、“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中国民间受害诉讼代表团”团长、成员、律师、记者的口述,揭露日军细菌战以及侵华日军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
《义乌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史》中,知名作家、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赵福莲女士采访了义乌细菌战受害者,被那泣血的悲情及日军残忍的暴行所击昏。她为受害者流了无数次眼泪。她要把日军战争恶魔于1942年在义乌犯下的滔天罪行,用受害者口述的形式全部记录下来,并流传下去。她要让人们知道:义乌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义乌人民曾经遭受过如此巨大的灾难,日本战争恶魔竟如此丧尽天良,残害无辜!当然,她没有办法挽回在细菌战中死去的1315个义乌人的生命,但是她却真实、详尽地再现了那一段历史。除采访细菌战的受害者外,她还采访了为受害者追讨正义、争取权益的律师、新闻媒体,她认为这些人更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