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金融系列作品之一《财富的逻辑(1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提供一种看待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全新视角。

精到地分析并回答了一系列关于“财富”的问题，比如财富如何产生，为什么20世纪突现财富增长大爆发，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富有，农业财富如何增长，他国的财富增长经验……令人豁然开朗。

特别指出财富创造力的关键：制度。

到底是什么使人的生存能力、财富创造力发生了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又为什么即使到今天还是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正是《财富的逻辑(1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想回答的。陈志武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财富创造力的变迁。

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最后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这体现今天的财富和未来的财富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使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

当然，财富创造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的发挥，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即所谓的“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自序 中国的“奇迹”从何处来

第一部分 历史与财富

 第1章 中国的“奇迹”从何处来

 第2章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

 第3章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

 第4章 从世界变迁谈中国的崛起

 第5章 财富、资本与价值观念

第二部分 制度与财富

 第6章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

 第7章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第8章 我们为什么需要民主和法治

 第9章 过时的“地大物博”财富观

 第10章 什么妨碍我们创业

 第11章 农民致富不能再靠农业

 第12章 太平洋贸易能否带来长久繁荣

 第13章 印度比中国强在哪里

 第14章 贸易保护主义会把中国带回哪里

第三部分 产权与财富

 第15章 以杨小凯的思路理解产权保护

 第16章 国营，还是“还产于民”

 第17章 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

 第18章 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第19章 私人产权是“以人为本”的核心基础

 第20章 为什么产权明晰可减少环境污染

 第21章 不能以房产调控名义摄取私人产权

 第22章 跨国产权秩序的历史变迁

 第23章 全球化下的中国选择：“单极”还是“多极”秩序

 第24章 中国跨国企业如何“跨国”

 第25章 审视中国的海外利益

致谢

第1章 中国的“奇迹”从何处来

中国的“奇迹”从何处来？当然，这跟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但仅有这一政策还远远不够，“奇迹”还源自西方在过去500年。特别是近200年建立的全球化世界秩序，没有这趟便车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奇迹”。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奇迹”二字时常跟中国经济的各种指标联系在一起，比如在短短二十几年里GDP增长15倍，连续二十几年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增长等，堪称史无前例。以2006年为例，继6月初中国银行在香港联交所创下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融资112亿美元这一世界纪录后，10月底，中国工商银行刷新这一纪录，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交所合计融资219亿美元，创下全球资本市场IPO融资的世界新纪录。

中行、工行等大型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使香港联交所成为融资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股市，2006年实现IPO融资近400亿美元，仅次于伦敦证交所的490亿美元，超过纽约证交所的336亿美元融资额。香港人口才700万，这么小的地方，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去买股票？是什么给香港以处理超大型招股活动的能力？这当然又是“奇迹”！

饮水思源，中国的“奇迹”从何处来？当然，这跟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关。但仅有这一政策还远远不够，“奇迹”还源自西方在过去500年，特别是近200年建立的全球化世界秩序，没有这趟便车就没有中国今天的“奇迹”。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中国在不同时期所面对的机会。在1750年左右，中国有无可能创造今天这样的奇迹呢？那是乾隆盛世中期，中国还很强盛，正沉浸在闭关自守中。抛开那时候的闭关自守政策不管，即使乾隆也想“改革开放”，他面对的创造“奇迹”的机会如何呢？答案很简单：不可能。一方面，工业革命还是三四十年以后的事，机械化生产技术没问世，更没有今天全球化所依赖的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另一方面，资本市场全球化无从谈起，实际上，在1720年英国议会通过《反泡沫法案》之后，股票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停止发展，西欧不再有活跃的股票市场，美国还没有独立，香港只是个人烟稀少的渔村。所以，不管乾隆还是任何皇帝的本事有多大，不管中国的劳动力有多少、有多便宜，也不管有多少中国企业要到海外上市，都不可能实现经济总量5年翻倍、企业大规模融资等“奇迹”。

往后推100年，到1850年。这时，中国的国门在鸦片战争后名义上已开放近10年，上海等5个通商口岸已对外商开放，香港已租给英国，但基本还是渔村，象征着金融洋务在中国开始的汇丰银行15年后才成立。世界上，虽然以机械纺织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和美国已进行近70年，但工业技术还远未成熟，电气、电话及相关的工业技术也没有问世，铁路和蒸汽轮船技术虽已发明且正在成熟，但并没有被广泛应用，交通运输速度和规模极为有限，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1854年坐了5个多月船才从纽约回到香港。那时，跨国贸易和交往的确在进行，只是规模与速度极慢，各国经济间的依赖度极低，中国人再勤劳能干也无法靠出口制造创造经济“奇迹”。在资本全球化方面，伦敦金融市场已很发达，但以银行、保险及政府公债为主，伦敦证交所交易的证券90％以上为非股票类证券；纽约的证券交易中债券占80%以上，股票比重仍然很低，并以银行股、保险股为主，只有少数几只工业公司股票，到19世纪60年代的铁路股热潮时，美国股市才真正起飞。因此，在经济腾飞速度和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上，任何国家还不可能制造出中国今天这样的“奇迹”。

再往后推100年，到1950年时，工业技术、交通运输与通信技术都已非常成熟，也很容易从西方国家移植到发展中国家，轮船、铁路、公路与航空运输网开始把世界变得很小。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世界银行(WG)、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为跨国贸易与金融投资奠定了核心架构。不仅在西方，许多后进国家也有了股市，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已基本联通在一起。这些要素加起来，为当时还落后的国家提供了千载难逢、“史无前例”的机会，当时的日本及之后的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基本都抓住了这一良机。然而，这种发展机遇，1950年后的中国却错失了，直到1978年才由邓小平拨乱反正，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来。

P11-13

财富创造力的变迁

财富创造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的发挥，叉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各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财富是个永恒的话题。在我的老家湖南，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常年在外打工，日复一日，一年到头就是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在世界另一个半球的美国，比尔·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不愁，而且他的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可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要坚持“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就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在这本书中，我们就来谈谈财富这个话题。

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确是史无前例的高。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444美元(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翻了1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世界人均GDP却增加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2000年没变！尽管从那之后中国社会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中国一步步卷入工业化、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到了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增加了近5倍。

——财富创造力今非昔比

当然，这些GDP数字可能太抽象。我们不妨从3个具体角度来看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了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百姓生活富足。既然这样，乾隆时期朝廷应该是非常富有，国家也应该很强盛吧。我们不妨算算当时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1千克银子为3600元人民币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能让人晕倒！不过，这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而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数字虽然也大，但不会大到让人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家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都比这多。以施正荣于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为例，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2007年一个施正荣经营的公司收入就超过了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比较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而是希望强调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家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家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上万家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其次，普通人的真实收入也翻了几番。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5位同人对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做过仔细研究。结论是，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中国人的真实收入翻了几番。

最后，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且生活内容和品质也发生了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填饱肚子，为了生存，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只将30.5％的开支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00多年前所没有的，比如自行车、火车、汽车、飞机、电灯、电视、电脑、手机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夏天也没有空调，冬天也没有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远比不上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

冷藏技术和交通工具也使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能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大学读书，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重病住院，有一天突然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整个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就算是全国各地的小镇，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再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不仅促进了收入的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各类与空间。

——为什么财富创造力变迁这么大

看到过去200多年的变迁，我们会问：到底是什么使人的生存能力、财富创造力发生了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又为什么即使到今天还是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想回答的。我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财富创造力的变迁。

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1件，但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好50件以上。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种2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创造能力的推动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首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作的高质量衬衣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卖80美元，相当于500多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不仅湖南的裁缝们可以生产更多的衬衣，出口卖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作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的销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水平、财富创造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花50多美元。再比如篮球比赛，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多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才能看，才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什么差别，一场球赛也同样是一个多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观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5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不过，财富创造力的“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了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GDP的85%以上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最后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这体现在今天的财富和未来的财富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收获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在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比尔·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年纪轻轻就成为拥有数十亿美元的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使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变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亿万富翁这么多，而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

当然，财富创造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的发挥，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即所谓的“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亲眼目睹中国和世界财富在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制度(“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层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更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

本书收集了我在2007年中期之前写的相关文章，其中一些从表面看与“财富创造”不相关，但细看它们都很相关，这也是现代财富观的特征。各篇文章在结构上相对独立，因此，即使挑着读，也不影响其可读性。由于这些文章起初是为不同媒体而写，因此除了注释所用数据资料的来源之外，没有能够一一列出相关参考资料和文献，这是本书最大的遗憾，希望各位同仁能够谅解。

在本书各章的写作中分别得到了很多朋友和同人的帮助，比如李利明、文冠中、龙登高、张磊、朱武祥、王永华、张维迎、林毅夫、卢峰、陈平、熊鹏、石明磊、韦森、陈雨露、梁晶、吴冲锋、李玉、谢平、王巍、徐林、周年洋、汪姜维、张信东、李云龙、周程、刘凌云、冯玉、赵灵敏、谷重庆、曹惠宁、范文仲、李健、石宏、岳峥、曾人雄、袁为鹏、彭凯翔、孙涛、周克成、岑科、宋澄宇、张福山、高平阳、杜凯等。还有许多其他朋友，这些朋友时常是我文章的第一读者，他们因为是我的朋友而付出了很多心血，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茅于轼、吴敬琏、袁伟时、朱学勤等老前辈也时常给后学以指导，这是我一辈子的荣幸，不胜感谢。另外，特别感谢李利明，他是本书内容的总编辑，纠正了本书初稿的众多错字，提高了可读性。当然，我也要感谢《经济观察报》《新财富》《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南风窗》《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证券日报》《国际融资》等杂志与报纸读者的支持。

最后感谢我的夫人王蓓、女儿陈晓(Tiffany)和陈笛(D.J.)多年的支持。为了收集书中用到的和没有用到的素材与数据，我时常不能花时间跟她们在一起，让她们多次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