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安编著的这本《吴运锋人生传奇》记录了吴运铎一生的事迹。
那么,问题来了,吴运锋是谁呢?
吴运锋,是军工部工作人员,是一个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不怕流血牺牲的坚强战士。1941年,吴运铎接到上级关于“前方等着炮弹,务请尽一切力量,提早修好”的命令和一批打扫战场时收集的不能使用的迫击炮弹,便带领同志们连夜抢修炮弹。为了尽快解决缺少引发爆炸的炸药——雷汞问题,吴运铎冒着生命危险,拆下敌人打过来没有爆炸的炮弹上的雷管,就在他从一个大雷管里挖炸药的时候,雷管在他手中爆炸,血肉横飞,炸瞎了左眼,炸伤了左膝盖,炸掉了左手四个半指头。然而,伤痛并没有摧残他的意志,反而使他更加坚强。他自觉地以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在每次武器研究试验中,总是带头担当最危险的工作,曾多次身负重伤,又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常说:“既然是战斗,总有牺牲者,不是我,就是别人。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因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吴运锋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吴运铎,祖籍湖北武汉,出生于武汉蔡甸。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兵工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他撰写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曾教育了整整一代人。早年的吴运铎曾在安源煤矿当矿工。全国抗战爆发后,他不远千里,奔向皖南云岭。历任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车间主任,淮南根据地子弹厂厂长、军工部副部长,华中军工处炮弹厂厂长,大连联合兵工企业引信厂厂长,株洲兵工厂厂长,中南兵工局第二副局长,机械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顾问等职。是全国总工会第八、九、十届执行委员,第三届共青团中央委员。他心系兵工,为人民兵工事业无私奉献。在淮南根据地时因陋就简,带领职工自制土设备,扩大了枪弹生产。还主持设计研制成功枪榴筒,参与设计制造37毫米平射炮以及定时、踏火等各种地雷,为提高部队火力做出了贡献。在生产与研制武器弹药中多次负伤,仍以顽强毅力战胜伤残,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全国总工会授予他特邀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将他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由赵长安编著的《吴运锋人生传奇》一书,为我们讲述就是他的光荣事迹。
在吴运铎的记忆中,姥姥对他的疼爱,绝非是过眼云烟,随时可以忘掉的。姥姥从小管他,爱怜他。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铭记和珍重姥姥这份深情。在他的脑海里,贮存着姥姥在他儿时讲的一个又一个动人的轶闻趣事。姥姥早已落户到舅舅家里去了,她身体怎么样,头发是否都白了,生活过得怎么样……
一天,吴运铎独自去安源新街卖完最后一担炭渣,挑着空筐回家。当他走过灯红酒绿的翠华楼饭店门前,忽然从不远处传来凄惨的求救声:“老爷,太太,行行好吧,救救俺这老婆子的命吧……”他听了这哀怜声感到非常耳熟,便提着箩筐,寻声而去,看见翠华楼西侧一条污水沟旁,跪着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双目失明的老太太。再走近一瞧,老太太满脸刻着深深的皱纹,干瘪着嘴,瘦骨嶙峋。啊呀!他的心一沉,涌出了热泪,这不是我的姥姥吗?三年前,姥姥离开了他家,住在这条臭水巷尽头的舅舅家里,现在怎么变成……
此情此景,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情不自禁地蹲在路旁,含泪看着姥姥,看是不是有好心的人施舍她些什么。然而,那些出入翠华楼的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脑满肠肥的嫖客,肥头大耳的富商、大亨,腰肢纤细柔韧,臀部滚圆肥硕的女人,全都掩鼻而过,不屑一顾。
吴运铎再也忍不住了,便走到姥姥身边,颤抖着手,悄悄在她乞讨的破筐里投人两枚铜板,然后,抽泣着,头也不回地跑向舅舅工作的水泵井。
舅舅是开水泵的司机。在明亮的灯光下,正巡视着水泵的运转。吴运铎大声地喊舅舅。机器的轰鸣吞没了他的声音。蓦地,他想起了舅舅家生计窘迫,即使知道这事,又有什么解脱的办法?况且,舅舅还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何尝不怕舅舅旧病复发,于是不得不噙着眼泪回家。
他本想告诉妈妈,但他看见妈妈满脸愁容,面色憔悴;兄弟姊妹饥肠辘辘,只好将濒于死亡的姥姥乞讨的事压在心底。
从这天起,他每天清晨卖完炭渣,便直奔新街翠华楼旁的臭水巷口给乞讨的姥姥丢下两枚铜板,借此宽慰自己,赎回他不安的灵魂……
吴运铎忘不了姥姥。她右腿瘸了,不能站起来走路,只靠两手端着一只木凳,先向前移动木凳,左腿再向前挪动一步。据说姥姥年轻的时候,有一天在家里做针线活,突然楼下失火,烈火封了楼门,她纵身跳楼摔伤而致残。伤残之后,虽干不了活,但尚能自理。吴运铎就是在姥姥呵护下长大的。她不识字,也不过问家门以外的事。她会讲许多故事。要么讲“孟母择邻”、“岳母刺字”的故事,要么讲天宫里的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的故事,要么讲地狱里十殿阎罗和判官小鬼的故事……听着那些神奇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他将信将疑。姥姥讲完一小段故事后,时有评论和总结性的箴言警句,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任官唯贤才”,“男儿当投死为国,以义灭身”,“朱颜尽变,丹心难灭”,“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还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她像无数的穷苦人一样,有爱国爱家爱生活的一面,也残存中国封建社会之糟粕,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神灵保佑上。但神总是不作脸。因为天下本无神,岂能显灵验?
有一年,春雨连绵,淅淅沥沥下了半个月还不停。吴运铎望着门外的毛毛细雨直抱怨老天,姥姥要他甭急,说她能求天帝下令停雨。于是,她用纸剪成九个纸人,让母亲把纸人脚板朝天钉在院墙上,纸人淋成了落汤鸡。她点燃三炷香,插在过道栏杆的裂缝里,跪在地上磕头祷告,祈求天帝停雨。尽管她虔诚祈求上苍,可是,绵绵细雨仍白天黑夜下个没完。姥姥完全是受了封建迷信宣传的欺骗。可悲的是,直到临终她对天地鬼神仍笃信不疑。
大约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问,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早晨,吴运铎像平时一样卖完炭渣,匆匆跑向翠华楼旁臭水巷口给可怜的姥姥送铜板去。未料,不幸的事发生了,姥姥在饥饿与苦难的煎熬中,忧愤成疾,栽进了臭水沟里,孑然一身,撒手人寰,落下了她人生的帷幕。吴运铎痛苦得撕心裂肺,泪如泉涌。他仰天长啸,发问苍天:老天爷呀,你为什么如此不公平?像我姥姥这样忠厚仁慈的好人,你咋能不开恩典,让紫气东来,降下五彩祥云,赐予她在这个世界上多活几年,尽享人间天伦之乐!
问天,天不应;问地,地不灵。天地,没有给吴运铎回答。红尘间万物迥异,芸芸众生,千姿百态。不能靠天,不能靠地,一切全靠自己主宰。当时吴运铎还是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人问炎凉知之甚少,无力诠释人世间光怪陆离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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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与吴运铎一起生活的日子
看到祖国在党的领导下一片繁荣昌盛,回顾过去与老吴共同经历的战斗与生活,不禁思绪万千,感慨万分!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斗年代。日本法西斯发动了罪恶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中。1942年夏,我与广大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新四军警卫团服务团,做宣传抗日的群众工作。当时,日本鬼子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组织上把我们一部分同志转移到江南六师,分配在军区部火药股当工人。1943年,又调到淮南根据地二师兵工厂炮弹装配股当工人。在那里,我认识了主管技术工作的军工部工务科科长吴运铎同志。
运铎是一个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不怕流血牺牲的坚强战士。当时,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非常缺乏武器弹药。而我们的兵工厂条件极其简陋,一切都是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自己创造,常常利用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作为修制枪弹的原料。1941年,运铎接到上级关于“前方等着炮弹,务请尽一切力量,提早修好”的命令和一批打扫战场时收集的不能使用的迫击炮弹,便带领同志们连夜抢修炮弹。为了尽快解决缺少引发爆炸的炸药——雷汞问题,运铎冒着生命危险,拆下敌人打过来没有爆炸的炮弹上的雷管,就在他从一个大雷管里挖炸药的时候,雷管在他手中爆炸,血肉横飞,炸瞎了左眼,炸伤了左膝盖,炸掉了左手四个半指头。我见到他时,他已是一个左眼失明、左手残疾的人。然而,伤痛并没有摧残他的意志,反而使他更加坚强。他自觉地以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在每次武器研究试验中,总是带头担当最危险的工作,曾多次身负重伤,又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常说:“既然是战斗,总有牺牲者,不是我,就是别人。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运铎是一个一生渴求知识,热爱学习,不断刻苦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人。他只读过小学五年级,为了完成建立新四军自己的子弹厂的任务,在极其艰苦、简陋的战争条件下,到处搜集有关数、理、化和机械知识的书刊,硬是凭着当过电工、钳工、铸工、水泥工的实践经验,通过刻苦自学,啃读《机械制图》《机械原理》这两本书,掌握了设计各种机床图纸的本领。他的格言是:“顽强战斗,以创造性的劳动克服一切困难。”就这样,他与战友们艰苦奋斗,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建立了淮南根据地子弹厂,成功地研究制造了子弹、迫击炮弹、地雷、枪榴弹、平射炮等多种武器和弹药,有力地支持了前方的战斗。
战争年代的物质生活是艰苦贫乏的,但精神生活是充实富有的。尽管每天都有可能流血牺牲,但革命队伍中充满着朝气蓬勃的乐观主义精神。运铎在工作中十分严肃,但在生活中却活泼、热情、大方、幽默。他多才多艺,能写会画,会吹口琴,会唱歌曲,喜欢捉鱼摸虾,爱开玩笑,关心同志,深得大家的喜爱。每当逢年过节,他总是带领大家为老百姓演出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我们曾同台演出过《兄妹开荒》。在他编导的话剧《过年》中,他扮演爷爷,我扮演孙子。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我们互相帮助,结成了革命伴侣。
新中国成立后,在组织的关心下,运铎被送往苏联治疗眼疾。苏联专家取出他左眼内残留的弹片,恢复了左眼的视力。1951年9月,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特邀劳模代表,来到北京参加了国庆观礼,并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介绍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兵工功臣吴运铎》的报道。运铎还被全总邀请就自己的成长经历作了三个小时的报告。许多同志深受感动,纷纷来信希望运铎把自己的事迹写成一本书。
1953年,在全总领导的要求和安排下,运铎利用等待赴苏联留学期间,在工人出版社何家栋同志的全力帮助下,撰写了《把一切献给党》,于1953年7月在北京首次出版发行。著名画家罗工柳、尚沪生、王式廓精心为这本书作插图。没想到,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运铎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文革”期间,运铎受到了冲击和迫害。平反后,他勤勤恳恳,努力工作。面对十年动乱在青年中造成的“信仰危机”、“知识无用论”等错误思想,他十分痛心,于是把自己今后的工作定格在青少年教育事业上,特别是1982年6月离休后。他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1983年,他与高士其、孙敬修、费路路等社会知名人士联合倡议并发起成立了“关心教育下一代协会”、“北京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奔走于大、中、小学校,特别是工读学校。
作为一个残疾人,运铎非常理解残疾人没有工作或工资低微、受入歧视的困难处境和复杂的心理状态,千方百计为他们奔走呼号,为他们联系工作、捐款、救济、就医等事宜。他得知一位残疾青年想办一个为残疾人服务的图书馆,便积极为她出主意想办法,并带头捐款,亲自买书,托人送去。中央电视台、四川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社等单位及谷建芬、黄苗子、韩素音等知名人士闻讯后也纷纷捐书,很快就办起了“北京病残青年图书馆”,会员遍及京城。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1991年5月1日,就在他临终的前一天,国家民政部、人事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授予运铎“全国自强模范”的光荣称号。
1991年5月2日,运铎无愧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实践了“把一切献给党”的诺言。
我相信,运铎和无数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者那种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崇高品德,将永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
陆平
我与吴老的初交是在1979年。当时,我是工人日报社的编辑,在约稿中和吴老相识。
人与人的相识并不难,相知却不那么容易。至今,我也弄不明白,他和我怎么那样有缘,彼此面谈几次,就那么投契,产生了友情,有了信义。
后来,不断来往,频繁接触,进入到一种无话不谈的境地。我们在一起畅谈人生、信仰、道德、求知,亦谈社会、婚姻、家庭,等等。甚至彼此在工作、生活中碰到不尽如人意的事,奇异的想法,都愿向对方述怀。有时他个人的小事,也愿托我帮忙。当然,不是熟人,信得过的人,谁也不会这样做。
大约到1984年,我手头积攒吴老的故事越来越多,便把它整理出来。未料,整理稿已是厚厚的一大摞了,细细一读,顿觉有些意思,深受教育。于是,将稿子呈送吴老过目,是否有错讹之处。一周后,吴老送还,并函告:“阅毕,觉得可以,只是粗了一点,有时间尚可谈一谈,细一点更好。”我期待吴老身体早日康复,一起逐页逐句修改。然而,事与愿违。我与吴老试图谈过两次,都被病魔搅黄了,谈不了多久,他就呼吸短促、困难,我才不得不搁笔。这是一件无法弥补的憾事。
1991年5月2日,吴老病故后,我在悲痛之中,开始撰写“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故事”。5月18日,新华社发布吴老的悼词。两天后,即5月20日“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故事”在《工人日报》上连载,共刊出八个月(每周一次)。后来,应读者的要求,辑录成书《中国保尔——吴运铎》,于1993年2月由军事谊文出版社出版。
1998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与云南教育出版社共同策划、拟合作出版“铸魂丛书”。其中包括“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文学传记。主编瑙尼(笔名)、副主编黄敏来京约稿。经吴老夫人陆平的举荐,我用了七八个月业余时间撰毕吴运铎传记文学作品《奏响生命之歌》,于1999年12月出版。
2000年4月26日,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文学周刊》与云南教育出版社在中国作家协会活动中心联合召开“铸魂丛书”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并首次披露在吴运铎逝世十周年之际,写一本《吴运铎传》。
会后,一位负责同志鼓励我:“老赵,你写吧!你不写吴运铎传,中国是不会有人去写的。你和他有那么长时间的接触,谁了解的情况有你多?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他真诚的话语,拔动了我的心弦,以至于日后较长一段时间,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我想,如果我不完成这部吴运铎传记,将来会有遗憾留给自己和后人。
2002年5月,《吴运铎传》同广大读者见面了。它主要依据吴老的著作、撰文和谈话,吴老的亲人、战友、同事等的书信、回忆文章,还有吴老平日给我的有关资料,采访笔记,以及我的诸位同仁关于吴老的报道,等等。
时光易逝,二十多年过去了。有关吴老的历史资料不断丰富,与之相关单位和热心读者也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我以为,当下应写作一部比较完整的吴老全传了。于是,将本书定名为有历史渊源、更大众化、不落时俗的《吴运铎人生传奇》。
吴老已经仙逝22年了,这是多么漫长的时间啊!有时想起与他一起相聚的日子,历历在目,恍若几个月之前。回顾我们在一起交谈时,他是那样随意,那样慈祥,那样开怀畅叙,彼此都很放松。偶尔谈到高兴处,他的脸上透溢出幽默、智慧和开朗的神情。吴老啊,22年,我执着追寻你的足迹,记录了你的战友、同事深情回忆你的一件件往事;22年,我毫未懈怠,不停地搜求和注视报刊、书籍登载与你有关的文字。今天,《吴运铎人生传奇》面世,它是在《吴运铎传》的基础上增补、修改的新版书。它包含着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包含多少人对我的企盼和激励。这里,特别需要提及可敬的原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沙惟——吴运铎的战友。2002年11月11日,他读了《吴运铎传》之后,给我写信说:“吴运铎传记拜读啦!您的功劳是大大的,是金钱买不到的,是21世纪共产党人最好的精神财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2003年3月26日,沙惟先生撰文说:“《吴运铎传》的发表,使我的夙愿得以实现,我激动地读了多遍:这是用一支朴实无华的笔撰写的一部鲜活的革命教材,倘若搬上话剧舞台也很有意义,写出了一个共产党员‘把一切献给党’的崇高形象,写出了一个大写的‘人’,特别是写出了吴运铎的生命价值、献身精神和不朽人格。这是一本写给人民大众的书……我问自己,这本书写出了你心目中的吴运铎吗?回答是肯定的:这正是我所了解的‘老吴’——中国的保尔吴运铎!钢铁正是这样炼成的!”沙惟先生如此溢关之辞,言过其实了。我心里明白,这位80多岁的老艺术家是在鞭策我尚须努力奋斗!几年前,惊闻沙惟先生已于2005年2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永久地离开了我们。安息吧,尊敬的沙惟先生。
这里还需要提到菡子同志。她在2002年收到了刘老师一封信函,请她谈一谈关于苏联的保尔和中国的保尔吴运铎。菡子于同年5月20日回信说:“远在四十年代,我为适应文化不高的(主要农村)读者的需要,我曾经把《钢铁》缩写了一本8万字的通俗本,50年代发行,再版过多次,‘文革’以后还印了两次,共计100多万册。在解放区我就与吴运铎同志是老战友,所以也做了些宣传他的工作,我也曾在五十年代初,参考他童年的背景写了一篇《中国的孩子》发表在上海青年报上,这次被收入我的文集内(约两万字)。我今年已经81岁,离休也已十多年了,学习保尔的精神,还多少做一点事,心有余力不足,请你原谅我。”2003年6月5日,这位人民的作家——菡子,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封亲笔信,可能是菡子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珍贵的文字。当年,她亲历其境,凭敏锐的洞察力,第一个认定吴运铎就是“中国的保尔”,并为之亲力亲为,殚精竭虑,宣扬这一屡建奇勋的军工俊杰。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家喻户晓“中国的保尔吴运铎”,“中国的保尔吴运铎”的事迹传颂不衰,被祖国人民视为传奇式的钢铁英雄,这与菡子所做的工作分不开的,我们应该记住这位有功者。
吴运铎,无愧无悔地走完了74年的人生历程,实现了“把一切献给党”的伟大誓言。他是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习的楷模。人民敬仰他,爱戴他,钦佩他。
吴运铎的精神,是共和国昨天的青年执着追求的精神;是今天的青年需要继承和发扬的;更是明天的广大青年永远缅怀的。
吴运铎一生走过的路,是一条苦涩、艰难的路,泪水、汗水加血水的路,是一条磕磕绊绊、荆棘丛生的路;也是笑对逆境,不屈抗争,一个工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战士成长的光明之路,幸福之路。
在此书即将出版之际,我由衷地向中国兵器工业第二○二研究所“吴运铎纪念馆”和该所王吉文同志、西安212研究所叶英同志、天津市刘桂升同志、北京航天发射技术研究所王丽秋同志、北京市兆祥和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原监事长王星照同志、山西省晋中市原成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还要特别向吴运铎的夫人陆平同志、吴运铎的外甥周宪同志、吴运铎的儿媳黄华英同志、吴运铎之子吴小荣同志等深表谢意。
最后,我十分感念中国工人出版社副总编辑李阳同志的支持和本书责任编辑宋杨同志的认真工作,付出的辛勤劳动。
赵长安
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