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所著的《风与草(喻中读尚书)》是以《尚书》为主题的思想文化评论。与《论语》等儒家经典不同,《尚书》因其晦涩难懂,是一本大家都知道但很多人并不了解的著作。目前市面上关于《尚书》的图书全部是很学术的专业图书,令普通读者望而生畏,本书则是面向大众的通俗读本,以期对《尚书》这部经典著作的普及作出努力。 这本关于《尚书》的通俗读本,并配有几十幅精美的历史图片,作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拨开《尚书》神秘的面纱,带领读者一起走进《尚书》所描绘的苍茫世界,在那里,回望华夏文明的童年与故园,想象一种文明秩序在初生时期的黑白身影。
《尚书》,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历史文献,经典中的经典。自孔子编出“第一版”之后,就一直流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孔子以《尚书》为教材培养了三干弟子。从汉代开始,它就作为居于权威地位的教科书备受推崇,数千年间,一直充当着塑造中国心灵、中国固有文化的核心经典。
《尚书》上起传说中的尧帝,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反映了这个时期若干代表性君臣的代表性言论,偶尔也记录了他们的一些行迹。君臣们的言行虽然指涉甚广,内容宏富,但几乎都聚焦于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政治——政之道与治之术。
《尚书》各篇反复论述的政治关系,其实就是风与草的关系:君主为政之德若风,小民从化之德如草,加草以风,无不倒伏;仿佛化民以德,无不追随。因此,《风与草(喻中读尚书)》实为“君与民”的隐喻。
喻中所著的《风与草(喻中读尚书)》带你走进《尚书》所描绘的苍茫世界,在那里,回望华夏文明的童年与故园,想象一种文明秩序在初生时期的黑自身影。
《尧典》——东方文明的“创世记”
《尧典》是《尚书》的首篇,相当于《圣经》中的《创世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关于中国政治文明初始状况的描述。以时间先后为序,《尚书》分为四个部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尧典》记载的唐尧本是“前虞舜”时代的人物,从理论上说,可以另辟“唐书”予以安置。但是,在《尚书》的结构体系中,并没有“唐书”。《尧典》只好寄身于“虞书”之中。当然,这样的安排也自有其道理,因为,《尧典》的主角虽然是唐尧,但《尧典》的作者却是虞舜时代的史官。因此,《尧典》是后代史官对前代政治人物的追述。
《尧典》的内容主要在于描述尧的德与行。其德之美被概括为:“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中,“钦明文思”是四种内在的道德品质。按照郑玄的解释,分别是指:敬事节用(钦)、照临四方(明)、经纬天地(文)、道德纯备(思)。当然,也有人把“钦”解释为“威仪表备”。将这四种内在美德践之于行,尧又显示出诚信、勤勉、善能、谦让的品质。其实,这些德性与品质,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是比较含糊的。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它们是尧的品质,还不如说是一个理想的政治领袖应当具备的品质。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德性、品质,所以天地之间,四面八方,都充满了尧的光芒与恩泽。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具有神奇魅力的政治领袖的形象。这种政治形象的核心特征不是武力,甚至也不是智慧,而是美德。因此,政治之德高于政治之智。这样的政治形象,与柏拉图构想的“哲学王”形象是不同的。“哲学王”的意涵是“智者之治”,政治领袖应当由智者充任。但在《尚书》中,政治领袖是“德者之治”,政治领袖的首要品质是德性。
正是因为尧是美德的化身,具有先知的地位,所以,他能够创造性地建构这样一种具有文化个性的政治形态:通过发现、甄别、任用有德之士,发挥他们的辅佐作用,首先使“九族”趋于和睦。所谓“九族”,郑玄认为是从高祖到玄孙,共九辈人。在这里,当然不是指九辈人之间的和睦,而是指在九世之前属于同一个祖宗的整个大家族,都能和睦相处,或者说,是泛指宗族内部的和睦。但这只是第一步,在宗族内部和睦的基础上,还要使百官群臣知德义、讲礼法,进而协调万邦诸侯,使天下所有的百姓都能够变得友善和睦。这就是唐尧建构的政治秩序:通过自己的美德影响自己的家族,通过自己的家族影响百官群臣,通过百官群臣影响各地诸侯,通过各地诸侯影响民众,这里的“影响”,其实就是“教化”、“治理”、“调整”。这样的政治秩序及其建构方式,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里所讲的“差序结构”一词,庶几近之。这就仿佛一块石头丢进水里,激起一圈又一圈不断往外推的波澜;尧就相当于那个不断扩散的同心圆的圆心,甚至就是激起波澜的那块石头。波澜所及之处,都是教化所及之处。由于尧的美德的无限丰厚,因此,他激起的波澜将无远弗届,所有的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尧的教化而趋于和睦。这样的政治形态意味着,理想政治的唯一动力就是那个唯一的领袖,他泽被四方,泽被万世,他的美德比其他所有人都高,其他所有人都是被动的,都要接受他的恩泽。一言以蔽之,政治领袖是政治的发动机。
那么,尧的政绩到底有哪些呢?《尧典》列举了以下几项。
首先是主持制定历法:他让羲氏与和氏,小心地记载天象,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编成历法,昭告天下。他的具体安排是,让羲仲住在东方,等待日出,测定太阳升起的时刻,根据昼夜长短,确定仲春;让羲叔住在南方,测定太阳在南方的运行,以确定仲夏;让和仲住在西方,测定太阳西落的时刻,以确定仲秋;让和叔住在北方,观察北方太阳的运行情况,以确定仲冬。根据这些人收集的信息,尧公布了历法,以之规定百官众臣的职责。
在这里,“历法”就是“立法”。主持制定历法就是主持立法。如果没有历法,任何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都无法形成,时间不能测度,历史不能记录,意义也无法凝聚。因此,历法乃是最具基础性的法。《尧典》叙述尧的功绩,首先叙述他主持编制历法,确实大有深意。在人类历史上,制定历法、规定时间的人,往往就是最有影响的人。在古代中国,尧既然被尊为最初制定历法的人,那么,在象征的意义上,他就成了创造“历史”的人:在他之前,中国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不知今夕何夕”;在他之后,时间清晰了,历史觉醒了。对于历法的意义,写《尧典》的虞舜时代的那些史官未必有清醒的自觉,但是,他(或他们)在尧的诸多圣迹中首先记载了这桩事,而且还不厌其烦地叙述了相关细节,这就意味着,先民们对轻与重的把握已经达到了相当精准的程度。
P3-6
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严格说来,本书不是关于《尚书》的学术研究,至少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学术研究。因为,没有训诂,没有校勘,没有笺注,甚至没有区分今文《尚书》与梅氏的古文《尚书》,甚至也没有刻意追求对原文的准确翻译——海德格尔就反复强调过,准确的译文有时候对真正的义理根本就挠不着痒处。
本书是关于《尚书》的读书笔记。所读的本子,是现代通行的清代“十三经注疏”本。这个本子中的《尚书》共有50篇——其中,有四篇分别拆成了“上”、“中”、“下”,这样算起来,就是58篇。每读完一篇,就记下自己的所思所想。日积月累,等到《尚书》读完,笔记也就存下了50篇。本书就是这些读书笔记的汇编。
为什么要读《尚书》?因为它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自从孔子编出它的“第一版”之后,就一直流淌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想当年,孔子就拿它当教材,培养他的三千弟子。从汉代开始,它作为居于权威地位的教科书,长期备受推崇,数千年间,一直充当了塑造中国心灵、中国固有文化的核心经典。因此,要真正读懂中国,读懂东方文明世界,尚书是起点,是钥匙,也是一座绕不开的津渡。
《尚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其实就是一部王室档案的选编。从时间上看,它上起传说中的尧帝,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主要反映了这个时期若干代表性君臣的代表性言论——偶尔也记录了他们的一些行迹。君臣们的言行虽然指涉甚广,内容宏富,但几乎都聚焦于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政治——政之道与治之术。
本书为什么题名为“风与草”?选择这个标题的原因在于,《尚书》各篇反复论述的政治关系,其实就是风与草的关系:君主为政之德若风,小民从化之德如草,加草以风,无不倒伏;仿佛化民以德,无不追随。因此,“风与草”,实为“君与民”的隐喻。以“风与草”为题,旨在凸现古代政治关系中的两种角色。
为什么写这本书?写下这本关于书的书,写下这一系列读“书”笔记,写下关于《尚书》的点滴体会,绝不敢“代圣人立言”,更不敢奢望“为往圣继绝学”。只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走进《尚书》所描绘的苍茫世界,在那里,回望华夏文明的童年与故园,想象一种文明秩序在初生时期的黑白身影。
喻中
2011年8月
作为一册名副其实的读“书”笔记,现在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先应当感谢出版社编辑白丽丽女士的大力支持与精心策划。她的敬业精神和专业能力让我再次领略了“北京大学”这块金字招牌的含金量。
把本书做成插图本,也是白丽丽女士的建议。为了给本书配上合适的插图,我请西南大学图书馆的邱竹先生帮我找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成书刊行的《钦定书经图说》,并从中复制了部分图片。本书中的插图,主要出自这部古籍。为此,我要特别感谢邱竹先生的热情帮助。当然,也要感谢光绪年间那些不知名的江南画师,是他们把尚书中的象形文字变成了您现在看到的精美插图。
做成插图本,当然是希望图文并茂。但我不敢奢求这样的境界。不是对江南画师们的图没有信心,而是对自己的文没有太大的信心。望“图”兴叹之余,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我的文没有过分地糟蹋这些古朴典雅的图;如果这样的希望也不能实现,那就再退一步,把我的文字看做这些插图的注释吧。
喻中
2011年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