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中先译文自选集》是著名翻译家余中先先生的译文自选集。此集中收录了余先生译著的经典篇章，分为小说和散文两部分，小说如钱拉奈瓦尔的《奥蕾莉娅》、梅里美的《卡门》，散文如狄德罗《旧袍叹》、克洛伐克《摩托车》、昆德拉的《寻找失去的现在》等。这些篇章都是法国文学的重要作品，展现了法国文学的独特魅力。

《余中先译文自选集》是我社推出“当代著名翻译家精品丛书”首批书目之一。作者余中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文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长年从事法国文学作品译介工作，并因法语翻译的重要贡献。2002年被法国政府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余中先译文自选集》收录了作者翻译的奈瓦尔、梅里美、莫泊桑、阿波利奈尔、季洛杜、朱莉安·格林、阿兰·罗伯－格里耶、克洛代尔、米兰·昆德拉等著名作家的小说及散文。

小说

钱拉·奈瓦尔

奥蕾莉娅

西尔薇娅（瓦卢瓦的回忆）

普罗斯佩·梅里美

卡门

马铁奥·法尔科内

居伊·德·莫泊桑

郊游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奥诺雷·苏布拉克的失踪

遥控感触

让·季洛杜

匿名信

生涯

朱利安·格林

克里丝蒂娜

于连·格拉克

科夫图阿王

阿兰·罗伯格里耶

三个反射视象

达尼埃尔·布朗热

马雷朗热先生的乐谱

帕斯卡·吉尼亚

世间的一切清晨

散文

德尼·狄德罗

旧袍叹

保尔·克洛代尔

摩托车

电话

米兰·昆德拉

寻找失去的现在

安托南·阿尔托

地狱日记片断

爱洛绮丝与阿贝拉尔

梦

阿兰·罗伯格里耶

未来小说的一条道路

附录

余中先作品目录

三

对我来说，这里开始了我将称之为梦幻在现实生活中的渗出。自这一时刻起，一切都披上了双重外衣，——当然，在这里头，推理决不会缺乏逻辑，记忆也不会丢失发生在我身上之事的最微小的细节。问题只是，依照人类的理性看来，我那些表面上失去理智的行为服从的是人们叫做幻觉的东西……

有这样一种想法三番五次地在我的脑中闪现，即在生命的某些严峻时刻，外部世界的某一精灵突然体现为一个普通人的形状，对我们起作用，或者试图对我们起作用，而这个人本身却丝毫不知，或者根本没有记忆。

看到他的努力无济于事，我的朋友便抛下我离去了，无疑，他以为我中了某种固执念头的邪，在路上走一走便会平静下来。等到只剩我孤独一人时，我费力地挺起身来，继续沿着星星的方向在路上走着，眼睛直直地盯着那颗星星。我一边走一边唱着一曲神秘的歌，我相信我记得它，好像我曾经在另一次生存中听到过它，它给了我一种不可言喻的欢乐。同时，我脱离了人世间生活的衣服，我把它们抛散在我的四周。路仿佛一直在向上升，星星越来越大。随后，我伸开双臂，静静地等候着灵魂出窍的时刻，等候着它在星光中像磁针一样被吸出去。这时，我感到一阵颤栗，对大地和对我在大地上所爱的人们的怀念揪紧了我的心，我在内心中那么热情地恳求着精灵把我吸引走，可是，我仿佛觉得我又重新下落到了人间。一队巡夜的人围住了我；——这时候，我感到我已经变得很高大，——同时，我全身浸透了电子的力量，会把挨近我的一切都打翻在地。我对包围我的那些兵士的力量与性命采取了小心翼翼的宽容态度，在这份特殊的照顾中，有着某种喜剧的因素。

假如我没有想到，一个作家的使命是真诚地分析他在生命的严峻环境中的所思所感，假如我没有向自己建议一个我以为有用的目标，我兴许就会在这里停下笔来，我就不会尝试着描绘出我在随后一系列的幻觉中所感受到一切，这些幻觉兴许是丧失了理智的，或者干脆就是通常说的病态的……躺在一张行军床上时，我以为看到了天空在揭去面纱，展现出千姿百态，宏伟壮丽，闻所未闻。被拯救的灵魂的命运好像在向我显示出来，似乎在给我一个遗憾，遗憾我竟然以我精神的全部力量重新将双脚踏上了已然离开的大地……巨大的一个个圆圈在无限中描画出来，像是由物体落水后振动的水面形成的星球；每一个区域，容光焕发的人们生活其中，它们渐渐有了颜色，慢慢骚动起来，一个接一个地建成造就，有一个神，总是同一个，微笑着把他各种人像体现的临时面具统统扔在地上，最后藏匿在亚细亚天空的神秘的辉煌中，令人无从捕捉。

这一番天堂景象只不过是所有人都会在某一些梦中感受到的种种现象之一，幻觉并没有使我成为周围发生的一切事的陌路人。睡在一张行军床上的时候，我听到兵士们谈论着一个像我这样被抓获的陌生人，他的声音飘荡在同一个客厅中。由于一种奇特的振动效果，我似乎觉得这一声音回响在我的胸膛中，而我的灵魂由此获得了两重性，——清清楚楚地分割在幻觉与现实中。有一小会儿，我感到我费力地把身子转向了那个刚才说到的人，然后，我突然颤栗了一下，我记起了在德国十分有名的一种传统说法，它说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重影人，当他看到他的时候，也就死到临头了。——我闭上了眼睛，我进入了一种混乱的精神状态，围绕在我身边的一个个魔幻的或真实的人物纷纷碎裂为转瞬即逝的千百种面貌。过了一小会儿，我看到我身边有我的两个朋友在向我呼叫，兵士们用手指了指我；然后，门开了，某个像我一样身材的、但我看不见他脸的人和我的两个朋友一起走了出去，我一再叫他们，但没有用。“可是，他们搞错了！”我大叫道，“他们来找的是我，但走出去的却是另一个人！”我大喊大叫，声嘶力竭，结果被关了禁闭。

在禁闭室里，我整整几个小时都处在某种麻木不仁的迟钝状态中；最后，我曾以为见到过的两个朋友带着一辆车子来找我。我向他们叙述了所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们否认在头一夜曾经来过。我相当平静地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但是，随着夜晚来临，我仿佛觉得，我必须提防那同个一时刻，那个在头天夜里差一点要了我的命的时刻。我向他们中的一位索要他带在手上的一枚东方戒指，我把它看作如同一个古老的护身符，我拿了一块方头巾，把戒指系在我的脖子上；我小心翼翼地翻转用一块绿松石做成的戒指底盘，让它贴着颈项的一处穴位上，好感到有点痛。依我看来，来自我前一天看到的那颗星星的某一道光一旦把我和天顶重合起来，灵魂便要从这一穴位中飞出身体。兴许是巧合，兴许是我过于紧张的心境，恰恰在和前一天同样的那个时刻，我像被雷劈了似的倒下了。人们把我抬到一张床上，我久久地神志不清，昏迷不醒，一连串的形象向我袭来。

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天。我被送到了一家医院。许多亲戚朋友前来看望我，而我则一点儿都不知道。对我来说，头一天的幻觉和睡眠的唯一区别在于，在幻觉中，一切都在我的眼中变了样；每一个凑近我的人都改变了模样，物件都有一种阴影，使得物件的形态走样，还有光线的游戏，色彩的配合也分解了，把我维系在一系列恒常的印象中，这些印象相互连接，外在因素的更为无拘无束的梦幻继续着这些印象的种种可能性。

四

一天晚上，我确信我被带到了莱茵河畔。在我的面前，林立着嶙峋的怪石，昏暗中显出狰狞的面目。我进入一幢笑声朗朗的房屋，夕阳的一抹余晖欢快地映洒在被葡萄藤装饰出花彩的外板窗上，透过窗户，射入屋内。我好像觉得回到了一处熟悉的居所，一个舅舅的家，他是佛拉芒画家，早已死去有一个多世纪了。绘画东一幅西一幅地挂在屋里；其中一幅画的是这河岸地方的著名仙女。一个年老的女仆走来，我管她叫玛格丽特，好像从童年时代起我就认识她了，她对我说：“您不去床上睡一会儿吗？因为您从远方而来，而您的舅舅很晚才回来；我会叫您起来吃晚饭的。”我躺在一张带有幔柱的床上，幔柱上蒙着印有大红花图案的擦光花布。在我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座造型朴素的挂钟，钟上有一只小鸟，像人一样地说起话来。我脑子中不禁产生了一种想法，认为我祖宗的灵魂就在这只小鸟中；但是，对它的语言和形状，我并不感到奇怪，反正丝毫不比对我自己被带回到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时代感到更奇怪。小鸟对我讲我家的人，在各个不同时代中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仿佛他们都同时存在着，小鸟对我说：“你瞧，你的舅舅没忘了事先画出他的肖像……现在，她和我们在一起。”我把目光投在一幅画上，它画的是一个穿着德国古老服装的女子，正俯身在河岸上，眼睛盯着一簇勿忘草。——这时候，夜色渐渐浓重，种种地点的面貌、声音和情感在我昏昏欲睡的头脑中混成一团糊涂。我以为掉进了一个穿越了地球的深渊。我感到自己既不痛也不痒地被一股金属的熔流带走，还有千百条相似的洪流，只有它们的色泽才显示出各自化学成分的区别，它们耕犁着大地的胸膛，就好像血管和经脉在大脑沟回上蜿蜒伸展。一切都在如此地奔腾，旋转，振颤，我突然觉得，这些熔流都是由活生生的灵魂构成的，它们都处于分子状态，而只是由于这番旅行的迅疾，我无法分辨出它们来。一道白花花的光亮渐渐地渗入到这些沟槽中，最后，我看到一个新的境域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像是一个巨大的穹顶，亮堂堂的波涛之中勾勒出一个个岛屿。我发现自己来到一个被没有太阳的光芒照亮的滩岸，我看见一个老者在耕地。我认出他就是以小鸟的声音跟我说过话的人。或许他真的在跟我讲话，或许我在自己的心中理解了他，对我来说，一件事变得很清楚，祖宗们借助于某些动物的外形来大地上拜访我们，他们就是这样作为沉默的观察者，参与了我们存在的各个阶段。P5－7

我的文学翻译工作，大致是从三十年前开始的。

三十年前，我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决定从此毕生从事法国文学的研究、翻译。

当时，我曾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嚼别人没有嚼过的馍”，要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作家，当然，这个“别人”指的是在中国。读研究生时，刚从法国归来定居的梁佩贞教授讲授法国诗歌，让我们做一些翻译，我便选了以前还没有人翻译过的几位大诗人：奈瓦尔（十九世纪）、克洛代尔和苏佩维埃尔（二十世纪）。

一九八四年，我分配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颇有传统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我知道外文所应该算是国内研究外国文学的“国家队”，不仅图书资料丰富，而且还有一批学术研究方面卓有成果的师长，正是磨练人的好地方。我便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了研究生期间有所接触的奈瓦尔、克洛代尔等几位作家上了。当时，我们编辑部每周得上班四五天，国家也还没有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我只得利用每周在家另外的两三天（包括星期天），研读和翻译了奈瓦尔、克洛代尔、季洛杜的一些作品，译稿放在了抽屉里。

那时，前辈柳鸣九先生正在主编一套“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丛书”，当时出版了《萨特研究》、《新小说研究》等好几种，在文学青年中反响还不错。他约我主编一本《克洛代尔研究》，这与我的兴趣是一拍即合，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当即开始了准备，先翻译了克洛代尔的《缎子鞋》、《城市》、《给圣母马利亚报信》这三个剧本，打算在这些翻译工作的基础上，编辑那本“研究”。不久后，我结合《缎子鞋》的翻译，写了一篇叫《“不一”与“整一”——〈缎子鞋〉艺术框架的分析》的论文，先在全国性的法国文学研讨会上宣读，后又发表在创刊不久的《外国文学评论》上。原本还想继续写下去，编下去，但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让我暂时中断了编书的计划。

一九八八年，我考上了国家教委（现在又回过来叫原先的称呼“教育部”了）的出国留学生名额，到法国留学四年。等我写成了论文《克洛代尔戏剧中的中国》，顺利通过答辩，获得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已经是一九九二年年底了。

回国之后，柳鸣九先生主编的那套“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研究丛书”出版遇到困难，后来不了了之。我的一些稿子便始终躺在抽屉里睡大觉，不过，好在克洛代尔的两个剧本，都已经有机会在我留学期间在国内发表了，《城市》发表于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代戏剧流派作品选（2）》中，而《缎子鞋》则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翻译克洛代尔的命运是如此，而奈瓦尔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则遇到了另一种曲折。出于爱好，我先后翻译了奈瓦尔的几篇小说和诗歌，本来已经跟漓江出版社说定了，要出版一种图文本，但后来策划该书的编辑脱产离职，这个选题便悬挂了起来，几年没有动静。最后，我忍不住，直接去找出版社的领导，领导换了一个责任编辑来做，才促使这奈瓦尔作品集姗姗来迟地出笼了，是为《火的女儿》（副题为：奈瓦尔作品精选）。那一年已经是二○○○年，不过，好在这本书获得了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奖三等奖，也算是对我的一种安慰吧。

又是多年之后，翻译家李玉民教授与出版人楚尘先生合作，要出一套法国诗人的传记，我便主动承当了其中的一本《奈瓦尔传》（法国皮舒瓦、布里著），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考据式的人物传记。从二○○三年底起，到二○○四年八月，我花费了大半年业余时间，终于完成了厚达五百页的这本传记。几年前翻译奈瓦尔的小说和诗歌，对后来翻译传记实在是太有用了，因为在译传记时，传主奈瓦尔作品中的许多情节、掌故，我都已经了然于胸，译起来顺当多了。不过，《奈瓦尔传》以及这整套“法国诗人传记丛书”的出版还是费了一些周折，直到二○○七年，它才跟其他几本诗人传记一起，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读者恐怕不会很多，但在业内人士的眼中，它肯定是很有文献价值的。

做翻译，其实是我的副业，我的“专业”工作是编杂志，《世界文学》编了二十多年，而《外国文学评论》，我也参加了创刊期间的工作，先后有两年吧（1986—1987）。

从事《世界文学》的编辑工作后，没有太多的大块时间用来搞所谓内的“课题”，而只能用零星时间来做翻译。其实这样也好，因为，说实话，翻译比研究更基本，更在先，没有翻译，许多研究其实是开展不了的。也就是说，许多研究是在翻译的基础上进行的，尤其是外国文学翻译。

我在外文所工作多年，译的文学作品多，写的专题论文少，而专著则一本都没有。前几年，国内的研究界强调出专著，社会科学院的决策层和管理层也跟着起哄（或是带头起哄？）。记得当时流传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说是不出专著就不能评正高的研究职称。对此，我很不以为然。至少，就我们外国文学研究界来说，我认为决不应该强调出专著。

我的观点很简单，先翻译，再研究。即便说得缓和一些，也是先翻译，同时研究。总之，先得了解，才能有发言权。而我们现在的许多研究，往往并不建立在翻译的基础上，当然更不建立在原著阅读的基础上。心中没有一张像样的文学地图，就在那里装模作样地做起综合分析、概括来，还美其名曰：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体系。其实，国内的许多外国文学研究者，外语底子不很强，能勉强看懂原著就算不错了，他们往往根本就不了解文学状况的种种细节，就嚷嚷着要全方位地把握文学的整体发展。人往往不从原著出发，也不从翻译作品出发，而是从原著和翻译之外的某些东西出发，在那里建构宏大的批评话语结构，以种种吓人的学术名词炒作着理论、概念、术语……

我始终认为，外国文学的研究要以文本为基础，对文本的阅读、理解、分析、研究，是一步步来的。你可以阅读，但不一定去理解；你可以阅读并理解，但不一定去分析；你可以去阅读、理解、分析，但不一定作出有力的研究。现在有些人，根本不阅读，也不理解，更没有什么分析，却要作研究，想必其成果也是空中楼阁，海市蜃楼。

而从文本出发，最直接的一项工作，就是翻译。从某种程度来说，它也是最难的，写论文，做研究，可以扬长避短，对自己不太熟悉，不太能把握的东西，可以避而不谈。做翻译就不能那样，不懂就得去问，去查资料，非得弄明白不可。

回头再说我自己工作中翻译和研究的关系。就我个人的工作习惯来说，写文章需要有大块的时间，而翻译则对时间的整块性没什么苛求，我随时都可以开始和展开翻译。另外，毕竟有《世界文学》的编辑工作要忙，也没有心思再扑在所谓的院级、部级的“重大课题”上，于是，我只能利用不上班的日子，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完成一部又一部法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到如今，仍然是一部专著都没有，而文学作品却译了有四十来部。当然也不是没有研究，我的研究，大多体现在了译作的前言或后记上了。算来，这样结合了翻译而写的文字（不能算论文吗？）少说也有三十余篇了。

有些作品，我译是译了出来，但一直没有机会出版，例如萨罗特，我翻译了她的《金果》，但原定要出书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改变了计划，始终没有出版，给我些许象征性的废稿费，稿子就拿回了家，跟其他一些“难兄难弟”一起躺进了抽屉。当年同样打算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贝克特小说《马龙之死》，后来收在了陈侗先生策划的、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贝克特选集》中，是为其中的第二卷。

还有狄德罗的戏剧《他是好人？还是恶人？》，当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做的论文就是“论狄德罗严肃戏剧理论”。我是结合研究做的翻译，在一九八四年就完成了译稿。但译本多年来无人问津，一开始投稿给《外国戏剧》，他们因故无法用，就一直搁在我的抽屉中，直到燕山出版社出《狄德罗精选集》，才把这个剧本收了进去，那已经是译本译出二十多年后的事了。

再有季洛杜，我翻译了他的两个剧本，分别为《厄勒克特拉》和《特洛伊战争不会发生》。国内的剧本发表园地很小，出版社大都不感兴趣，只有等待。多年后的二○○○年，《特洛伊战争不会发生》终于发表在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世界经典戏剧全集》（法国卷）里头。  还有阿波利奈尔，这位以诗歌创作而出名的作家，其小说写作也很有特色，我一直对他的小说感兴趣，并译了一些。但除了几个小短篇的译文在几本小说选（包括我自己编的《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法国卷》）和报刊上（如《南方周末》、《小说选刊》）发表之外，他的众多小说的译稿始终放在我变得越来越大的手稿抽屉里……好几家出版社询问过，但结果都“无果”。直到二○一○年，浙江文艺出版社才在“经典印象”系列中收了我译的阿波利奈尔小说选集，题为《诗人的餐巾》。《诗人的餐巾》只收了我翻译的阿波利奈尔作品的小半部分，还有大半部分依然待编待出。

除了文学作品，我还曾翻译过经济、历史、哲学、政治方面的书籍。这一方面是为了锻炼我对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作品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为我的文学翻译打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完成“组织上”交代的“集体任务”。

我先是翻译过《法国农村史》（全名应该是《法国农村史的经济特征》），这是一本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论著，年鉴派大师马克·布洛赫的作品，我的大学同学车耳是本来的译者，但他翻译期间要出国，便在半途把担子推给了我。同学的事，该帮忙的就帮，我便硬着头皮把担子挑了起来。后来这本书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余中先、张朋浩、车耳合译），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的一种。这是我翻译“经济”和“历史”的一段“经历”。

还有另外两本，算得上是组织委托的任务，一本是《上帝、死亡与时间》（哲学家莱维纳斯的哲学讲稿），另一本是《神话与政治之间》（学者韦尔南的论文集），都是中法文化比较学会承担的翻译任务，和三联书店的合作项目，应该说，这两本书的翻译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是“组织上对我的选择”。我只有硬着头皮上了，等到“上了贼船”，才知道已经下不来了。原来，“哲学”翻译是那么难，那么不适合我来做，为翻译《上帝、死亡与时间》，我去补读了海德格尔的哲学著作，尽管如此，我还得承认，《上帝、死亡与时间》恐怕是我翻译作品中问题最多的了，读者肯定会发现种种差错。《神话与政治之间》涉及的当然更多的是“政治”和“神话”，对我的考验不如《上帝、死亡与时间》。当然，它的翻译是在《上帝、死亡与时间》之后，工作中已经少了一些畏难，而多了几分自信。

不过，在翻译了“经济”、“历史”、“哲学”、“政治”、“神话”等等之后，再回头来翻译“文学”，会有一种亲切感，好像“回了娘家”。

不属于组织交代的“任务”的非文学翻译选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理想藏书》。这是法国《读书》杂志的专家们选编的藏书书目，由著名评论家贝·皮沃介绍，皮·蓬塞纳主编。我早在一九八七年就注意到：《读书》杂志的编辑为帮助读者选择值得各人阅读的书，并建立个人的藏书架，陆续提出了一些专题的理想书目，在杂志上分期发表。后来，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对书目做了适当补充、修改和调整，正式于一九八八年推出了《理想藏书》一书。我在法国见到这本书后，觉得有必要译过来，便先“小试牛刀”，从一九九四年起，翻译了《理想藏书》文学类的书目，连续两年在《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资料”栏目上连载全书的翻译，并于一九九六年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理想藏书》在读者中大获好评，记得，它还被《中华读书报》评为一九九七年优秀译著。去年，《理想藏书》又出版了新版，我和女儿余宁一起，为新版做了不少修订和补充工作。在自己尝试翻译了“经济”、“历史”、“哲学”、“政治”、“神话”类的作品后，再来修订同样包罗万象的《理想藏书》，便发现了以前翻译中的许多差错、漏洞。但愿新的翻译版本能尽量弥补以前版本的遗憾。

在我的文学翻译中，法国午夜出版社出版的小说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其中不少就是“新小说”，另一些则是新小说的“先驱”和“后继”。本书收了我的一篇关于翻译新小说的文章《我译法国新小说的“反复”》，它很能说明其中的种种问题。算来，我从编辑和翻译新小说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翻译了新小说以及新小说外围作家的作品有十来部，写的文章（有的还能算得上是论文）也有十来篇。新小说的翻译，可以看作我自己翻译工作的一个缩影，而《我译法国新小说的“反复”》一文也是这种工作的真实描绘。一方面，它记叙了我翻译法国新小说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它记录了我学习和研究新小说的过程，其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工作中有得意之处：

新世纪刚刚开始的二○○一年，陈侗就告诉我，罗伯格里耶刚刚写出了一部叫《反复》的小说，作者希望我按照法国午夜出版社提供的校样开始翻译，争取中译本和法语原作在同期即秋天出版。这当然是作者和出版人的一种战略，但对翻译者的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我四月份得到校样，五一节期间开始翻译，由于时间紧，只能加班加点，用陈侗的话来说，我是“牺牲了每一个晚上和周日”，用了三个多月时间，在八月中旬完成了十一万字的译文。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此前，我刚刚翻译了同一位罗伯格里耶的短篇小说集《快照集》和论文集《为了一种新小说》，对作品的感觉尚有余温。

也有经验教训：

以前查资料为中国读者介绍西蒙时，把《常识课》这部作品的名字翻译为《事物的教训》，因为没有读过作品，只能从字面“Leondeschoses”来理解意义，而“Leondeschoses”既可以译为“事物的教训”，也可以译为“常识课”。而翻译这部小说的过程让我知道了，在这部同名小说作品中，《常识课》本是一本小学教科书，图文并茂。这样，“事物的教训”便给我上了一堂“常识课”，成为了我在翻译工作上的一个“教训”：不熟悉就要出错！

其实，也是想以此为教训，时时提醒自己，翻译和研究，一定要认真、细致，强调材料的准确性。

古典文学的翻译，我向来反对过多的重译。我认为在我们当今的中国，重译现象实在太严重了，它导致的结果，除了出版社瓜分市场，分享利润之外，其他方面都没有什么益处，对译者是浪费，对读者会误导。

我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翻译向来谨慎，除了梅里美的作品，没有做过重译。而梅里美的小说的重译，我也是被逼无奈才做的。当时，同事周启超先生约我为解放军文艺社翻译几篇短篇小说，并反复强调一定帮忙，我出于朋友之托不好推辞的脸面关系，才答应了下来，毕竟只需翻译两个短篇小说。我便翻译了《卡门》和《柯隆巴》，凑成一书，题为《卡门》，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他们的“大众丛书”中的一种。后来，又应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邀请，对这一译本作了大量修改，并补了《马铁奥·法尔科内》一篇，二○○一年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刘晖编选）中，又收了我的这三篇译文。

重译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是可观的，我翻译的梅里美，除了在这三家出版社出版，拿了三次稿费之外，还在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了其中一篇《卡门》，后来《马铁奥·法尔科内》又被人看中，收在文化艺术出版社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中。但对我来说，这一切实际上就是原来的三篇东西，没费什么时间和精力，倒来倒去，成了四五本书，拿了四五遍钱。

这次出版译文自选集，编辑让我多谈谈文学翻译的体会。说实在的，对文学翻译这一话题，我没有任何理论研究，只有亲身。我谈不出什么理论上的归纳，倒是有三五点具体的翻译经验。我也曾给国内的法语文学翻译青年作过几期讲座，大都是找一些文本的实例，来解剖一下“麻雀”，一些有代表性的技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读者如果细读，则是可以在我的译文中看出我下的功夫，花的心血的。而在这一篇“序言”中，我也就不来“王婆卖瓜”了。如要出版一本谈翻译经验的书，我倒是愿意整理一下我以前的笔记和材料，做它一桌翻译体会的“菜肴”来。

我认为，翻译的关键主要在两方面：一，忠实地理解外语原文；二，用通顺的汉语来表达。翻译界历来争论的三个标准，或者说三个难点，信、达、雅，其实都包括在这两点里头了。

而翻译工作，总的说来，没有什么捷径可走：要认真，要老实，细心，敏感，不耻下问，多查词典。外语和汉语要得有一定的基本功。语言水平高了，翻译的水平也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