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扎米亚金编著的《反乌托邦三部曲：我们》被称为焚书年代里的文学奇品。作品运用象征、荒诞、幻想、意识流等手法，描写了一个发生在一千年后的幻想故事：在大统一王国，公民没有姓名，只有号码。这里的人被包围在“绿墙”中，墙内的建筑包括寓所都是由玻璃或是其他透明材料制作或建造的，每个人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毫无保留。公民的生活遵循着《作息条规时刻表》，即所有人在同样的时间从事同样的事情。任何敢于反对这种“幸福”的人都将会受到惩处。

尤金·扎米亚金，俄罗斯著名作家，因写出《反乌托邦三部曲：我们》一书而被官方排挤打压，后迁居国外悒郁而终。《我们》一书成为人类反乌托邦文学的开山之作，影响巨大。

《反乌托邦三部曲：我们》采用笔记形式，假借生活在未来世界中的一个模范公民之口，戏拟了一个高度数字化、采用集中统一管理的“联众国”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和心态。

焚书年代的文学珍品/乔治·奥威尔

札记一

札记二

札记三

札记四

札记五

札记六

札记七

札记八

札记九

札记十

札记十一

札记十二

札记十三

札记十四

札记十五

札记十六

札记十七

札记十八

札记十九

札记二十

札记二十一

札记二十二

札记二十三

札记二十四

札记二十五

札记二十六

札记二十七

札记二十八

札记二十九

札记三十

札记三十一

札记三十二

札记三十三

札记三十四

札记三十五

札记三十六

札记三十七

札记三十八

札记三十九

札记四十

大家读

 先知先觉的魅力/徐贲

 人需要高尚价值的想象/止庵

嗯……我的同伴想必是这儿的常客。我有种强烈的欲望，想要甩掉什么，讨厌的什么东西：很可能是那同一个挥之不去的视像——光滑湛蓝的马加利卡陶上的一朵云。

我们步下宽敞黑暗的楼梯，I-330说：“我很爱她，那个老太太。”

“为什么？”

“说不上来，可能是因为她的嘴，也可能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是无缘无故喜欢。”

我耸耸肩。她往下说，似笑非笑：“我觉得非常惭愧。很显然不应该有什么‘就是无缘无故喜欢’，而应该是‘因为什么缘故所以喜欢’。所有自然的冲动都该……”

“很显然……”我才开口立刻警觉，偷瞧了I-330一眼，不知她注意到了没有。

她正俯视着某处，眼睑半垂，仿佛百叶窗。

我想起了晚上的时光，大约二十二点那时。沿着大道走，在众多明亮透明的方格中会看见漆黑的方格，放下了百叶窗，而在百叶窗后……她那两扇眼睑后藏着什么？她今天为什么打电话来？找我来这里又是做什么？

我打开一扇沉重、吱嘎叫、不透明的门，我们进入了一间阴沉沉、杂乱无章的地方（他们称之为“公寓套房”），和那个“皇家”乐器一样奇怪——也和那狂野、缺少章法、疯狂的音乐一样——里头塞满了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东西。头顶上是一块白色平坦区域，暗蓝墙壁，红、绿、橙三色封面的古代书籍，黄铜枝形烛台，一尊佛像，家具线条好似癫痫发作，完全无法用方程式来统合。

我真受不了这样的乱七八糟，但我同伴这个有机体显然比我强健。

“这是我最喜欢的……”她突然像是回过神来，露出咬人似的笑容，锐利的白牙闪着光芒。“我的意思是，正确来说，这是他们的‘公寓套房’里最不成体统的一间。”

“说得更精确一点，”我纠正她，“是他们的国家，上千个极微小的、争战不停的国家，残忍无情，就像……”

“当然，这是很明显的……”她说，一派的正经。

我们穿过一个房间，里头有幼儿的床铺（古代的儿童也是私人财产）。接着是更多房间，闪亮的镜子、暗沉的衣柜、俗丽不堪的沙发、一座大“壁炉”、一张桃花心木大床。我们现代的——也是美丽的、透明的、永恒的——玻璃，只能在这儿的可怜小窗格上看见。

“想想看！他们‘无缘无故’地喜欢燃烧，受苦……”（她又垂下了眼睑）“对人类的精力真是一种愚昧又莽撞的浪费——你说呢？”

她似乎是说出了我的心底话，说出了我的想法，但她的微笑却还是带着那个恼人的x。在那双眼睑后她藏着心事——我不知道是什么——不过这让我的耐性快磨光了。我想找她吵架，想对她吼叫（没错，吼叫），可是我不得不同意——跟她唱反调是不可能的。

她在一面镜前停下，那一刻我只看见她的眼睛。我心里想：人也跟这些不合常理的“公寓套房”一样荒谬；人的头脑混沌不清，只开了小小的两扇窗——人的眼睛。她仿佛猜中了我的想法，转过身来。“看，我的眼睛，怎么样？”（当然是默默无声的问题。）

在我面前是两扇漆黑得令人悚然的窗户，而在窗里则蕴藏了如此神秘、相反的生命。我只看见火焰——她的壁炉在熊熊燃烧一而那形状酷似……

我在她眼中看见了我自己，这当然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心里的感觉却不正常，不像我（必然是因为周遭环境的压迫感太重的缘故），我真的吓着了，我觉得落入了陷阱，被囚在原始的牢笼中，被古代生活的野蛮狂风给卷住了。

“我说你啊，”I-330说，“出来到另一个房间去。”她的声音来自那儿，来自内部，来自她眼睛那两扇漆黑的小窗，壁炉燃烧的地方。  我出了房间，坐了下来，墙上的书架上有某个古代诗人的雕像，长了一个狮子鼻，五官不对称（我想是普希金），直勾勾朝着我的脸露出淡淡的微笑。我为什么坐在这里乖乖地忍受那抹笑？我为什么要费这个事？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为什么有这些可笑的感觉？都是那个恼人的、讨厌的女人，她奇怪的游戏……

墙上一扇衣橱的门关上，一阵丝绸窸窣声。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没跟着走进去，而且……我记不清了——我必定是想要对她说些很不中听的话。

但她已经出来了，穿着一件旧式的杏黄色短洋装，戴着一顶黑帽子，穿着黑长袜，洋装是轻盈的丝料。我能看见袜子很长，拉过了膝盖。而她那裸露的喉咙和胸前的沟影……

“嗳，你显然是想要表现独创性，可是你难道……”

“显然，”她打断我的话，“独创性多少就是标新立异，独创性就是违反了平等。而古人语言中的‘陈腐平凡’在我们这里就等于尽自己的责任。因为……”

P30-32

焚书年代的文学珍品

——评扎米亚金的《我们》

乔治·奥威尔

在听说了它的存在好几年之后，我终于弄到了一本扎米亚金写的《我们》，在这焚书的年代里，这是文学珍品之一。我查阅了格莱勃·斯屈夫的《苏俄文学二十五年》，找到了它的历史如下：

一九三七年死于巴黎的扎米亚金是一位俄罗斯小说家和批评家，他在革命前和革命后都出过几部书。《我们》写于一九二三年，虽然它写的不是俄罗斯，而且同当代政治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部关于二十六世纪的幻想故事——但却因意识形态上不宜的理由而遭拒绝出版。一份原稿被带到了国外，该书便以英、法、捷克文译本出版，但从来没有用俄文出版。英译本是在美国出版的，我一直没有能够买到一本。但是法文译本是有的，我终于借到了一本。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本第一流的书，但是它肯定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居然没有一个英国出版商有足够的魄力重新印行，真是令人奇怪。

关于此书，任何人会注意到的第一点是——我相信从来没有人指出过——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有一部分一定是取材于此的。两本书写的都是人的纯朴自然精神对一个理性化的、机械化的、无痛楚的世界的反叛，两个故事都假定发生在六百年以后。两本书的气氛都相似，大致来说，描写的社会是同一种社会，尽管赫胥黎的书所表现的政治意识少一些，而受最近生物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影响多一些。

在扎米亚金笔下的二十六世纪里，乌托邦里的居民已完全丧失了他们的个性，以致只以号码相称。他们生活在玻璃房子里（这是写在电视发明之前），使得名叫“观护人”的政治警察可以更加容易地监视他们。他们都身穿同样的制服，说起一个人来不说是“一个人”，而说是“号民”或者“浅蓝色制服”。他们吃人造食物。他们的文体活动是跟着大喇叭播放的“一体国”国歌四人一组开步走。在规定的时问里他们可以在玻璃住房四面拉下帷幕，一小时（叫作“性交日”）。当然，没有婚姻，尽管性生活看来并不是完全乱交的。为了做爱用，每人都发一本粉红色的配给券。每人份内有六个“性交日”，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对象须在票根上签字。一体国是由一个叫“造福者”的人统治的，由全体号民每年重选一次，投票总是一致通过的。国家的指导原则是幸福与自由互不相容。在伊甸园里，人本来是幸福的，但他愚蠢地要求自由，便被逐到荒野中去。如今一体国取消了他的自由，恢复了他的幸福。

到此为止，与《美丽新世界》的相似之处是很触目的。但是，尽管扎米亚金的书写得并不怎么紧凑——它的松散和零碎的情节过于复杂，不易扼要介绍——但它的政治意义是另一部书中所没有的。在赫胥黎的书里，“人的本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解决，因为它假定，用产前处理、服用药物和催眠提示，人的机体是可以按任何要求方式予以专门改造的。可以像制造傻子一样容易地制造出第一流的科学工作者来，不论在前者还是后者身上，原始本能的残余，如母性感情或者自由欲望都是很容易对付的。同时，书中没有提出明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把社会做它所描写的那样细致的分层。目的不是经济剥削，但动机似乎也不是威吓和支配的欲望。没有权力欲，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种类的铁石心肠。在上层的人并没有留在顶层的强烈动机，尽管大家都是傻乎乎的快活的，生活却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使人很难相信这样一种社会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扎米亚金的书，总的来说，同我们自己的处境更加有关。尽管有所受的教育和观护人的警惕性，许多古代人类的本能仍旧存在。故事的叙述者D-503号虽然是个有才能的工程师，却是个可怜的世俗人物，一种乌托邦里的伦敦城的比莱·布朗，经常因为身上的返祖冲动而感到害怕。他爱上了（当然，这是一桩罪行）某个I-330号，她是个地下抵抗运动的成员，一度成功地引导他参加了反叛。反叛爆发时，造福者的敌人们数目居然不少，这些人除了策划推翻国家以外，在他们拉下帷幕以后甚至耽溺于吸烟喝酒这样邪恶的事。D-503最后获救，幸免于他自身错误带来的后果。当局宣布，他们发现了最近动乱的原因：那是有些人患了一种叫作想象的疾病。制造想象的神经中心如今给找到了，这疾病可以用X光照射来治愈。D-503接受了治疗，治疗后他很容易做他一直知道该做的事——那就是把他的同党出卖给警察。他面不改色，心平气和地看着I-330关在一只瓦斯钟下受压缩空气的酷刑：

她注视着我，用力抓紧椅子扶手——一直到她的眼睛闭上为止。之后她被拖了出去，用电击让她恢复了意识，再一次被带到瓦斯钟下。前后一共重复了三次——可是她仍旧是一声不吭。其他跟这个女人一块被带进来的人就比较诚实：有许多在第一次之后就招供了。明天他们全部都要登上阶梯接受造福者的机器制裁。

造福者的机器就是断头台。在扎米亚金的乌托邦里有许多次处决。这都是公开举行的，由造福者亲自出席，并有御用诗人朗诵胜利颂诗作为配合。断头台当然不是那种老式的粗糙工具，而是一种大为改进的模型，名副其实地“消灭”了它的刀下鬼，在一刹那之间，把她化为一阵轻烟，一摊清水。这种处决实际上是以人为牺牲的奠祭，书中描写的场面有意给添上了远古世界阴惨的奴隶文明的色彩。就是这种对极权主义的非理性一面——把人当作祭祀的牺牲，把残忍作为目的本身，对一个赋有神的属性的领袖的崇拜——的直觉掌握使得扎米亚金的书优于赫胥黎的书。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这本书的出版遭到拒绝。D-503和I-330之间的下述对话（我稍加删节）足以使检察官的蓝铅笔启动起来：

“你难道不知道你是在计划革命？”

“对，就是革命！这有什么荒唐的？”

“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有革命。我们的革命是最后一场革命，不可能再有其他的革命。大家都知道……”

“亲爱的——你是数学家。既然这样，把最后的数告诉我吧！”

“你在说什么啊？我……我不懂你的意思，什么最后的数？”

“唉，最后的，终极的，最大的。”

“简直是胡闹！数是无限大的，哪里来的什么最后的数呢？”

“既然这样，又哪里来的什么最后的革命呢？”

还有其他类似的段落。不过，很可能是，扎米亚金并不想把苏维埃政权当作他讽刺的专门对象。在列宁死去的时候写这本书，他不可能已经想到了斯大林的独裁，而且一九二三年时俄国的情况还没有到有人会因为生活太安全和太舒服而反叛的程度。扎米亚金的目标似乎不是某个具体国家，而是以工业文明作为隐含目标的。我没有读过他其他的书，但我从格莱勃·斯屈夫那里了解到，他曾在英国待过几年，曾对英国生活写过一些辛辣的讽刺文章。从《我们》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尚古主义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他在一九〇六年遭到沙皇政府的监禁，一九二二年又遭布尔什维克的监禁，关在同一监狱的同一过道的牢房里。因此他有理由不喜欢他所生活的政治体制，但是他的书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一种不满。它实际上是对“机器”的研究，所谓“机器”就是人类随便轻率地把它放出了瓶子又无法把它放回去的那个妖魔。英文版出来时，这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书。

董乐山译

他（扎米亚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置疑，而这地位多少是由其所发挥的特殊影响奠定的：在西方，扎米亚金启发了一些与他同样具有时代敏感性的作家，他们写下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二十世纪之书”：在前苏联，扎米亚金与高尔基同为二十年代的文学导师，其门徒包括著名的。谢拉皮翁兄弟”作家群，就中左琴科、卡维林、费定等人的作品为我们素所熟悉。

——著名学者、书评人 止庵

《我们》哲学性可比柏拉图之《理想国》，趣味性可比H.G.威尔斯之幻想作品，冷峻得像一把上膛左轮手枪，讽刺性直追《格列佛游记》。

——哈佛大学教授、社会学家 皮特里姆·索罗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