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清光绪四年)农历九月底，一连3天的大雾，压向鄂东南兴国州富水两岸，山隐水遁。燕厦镇新庄坪湾(今属通山县)好像是这百里浓雾的中心，村子如同淹没在灰色的水底，鸡犬无声。天地万物都像在静静地等待一个非常时刻的到来。
石氏人家确在等待，他们在等待一个新生儿的降生。当家人石凌云知道儿媳将临盆，他希望得一个孙子。他与老父东璧都是读书人，历年苦读，论学问在燕厦一带也算颇有名声。然而，却科场屡试不第，徒叹时也命也！长子宾庆，做小本生意，次子若霖小有聪明，原想他读书求仕，怎奈官府为剿长毛加重赋税，致使石家Et渐凋零，若霖早已辍学务农。若能得一孙子，且天资聪颖，石凌云定要亲自教授。传承石氏一脉书香，以求出仕，光耀门庭，是他不灭的心愿。只是一连3天的大雾，使他心生莫名的疑惑，他几十年没见过这般的浓雾，这是什么预兆呢？
九月三十日晨时，石凌云在屋内猛听见新生儿的啼哭声，刚劲有力，洪亮脆润，大有一鸣冲天之势，心中惊喜：是个崽(男孩)！
儿子若霖的脚步声慢悠悠地传进来。“爹，是个崽。”“我早知道！不是崽哪有这般不凡的声气？”父亲一脸红光，这是天遂人愿呢！若霖也笑笑。他的笑与其说是因得子，不如说是因老父高兴，他深知生活逼人，即便此儿天生是读书的“料”，他有余力供读吗？好在是个崽，读不成书也可种田。因此，他的心情与寻常农家添个男孩一样，图个人丁兴旺，祖脉有继罢了。
石凌云走到院中，抬起头来，大雾还是那么浓厚，而他已不再疑惑什么，甚至想：此子乘雾而来，日后可澄清世界也未可知。总之，他满心欢喜，充满吉祥之感。作为公公，他不能立即去看新生儿，挨过三朝，他终于见到这个孙子，自然是喜出望外！他遍阅石氏各支子孙，未见新生儿有如此厚重饱满、眉清目朗者，可知此子先天俱足。是否堪为大器，自然得后观，取名却是现在要做的。
凌云公调动全部学养为孙子取名。他展纸研墨，先写下一个“瑛”字，作为孙子之名。瑛者，美玉与美玉之光。姓石名瑛，石与玉原本共生，石中含玉。古人以玉为世间至贵之物，孔子赋予玉11种德，即仁、知(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把玉概括为5德，即仁、义、智、勇、洁。凌云公凝神观字，微微点头，轻捋须髯，又写下“蘅青”作为孙子的字。蘅即香草蘅芜，《拾遗记·前汉上》说：“(汉武)帝忽于延凉室，卧梦李夫人受蘅芜之香，帝惊起，而香气尤(犹)著衣枕，历月不歇。”蘅又指杜蘅，多年生草药，全棵人药，开紫色花，因此，蘅又代表紫色，而紫色代表瑞祥富贵，所谓“紫气东来”，所谓“满朝朱紫贵”。凌云公很得意为孙子选的字，楚先贤屈原以香草美人喻君子之德。也许是墨香令他想到蘅芜之香，他竞有些沉醉了。忽又想到：此子若真能有治国、平天下之才，就不仅是修身、齐家、立德于世，更须立功；而立功则必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性格——他再以墨润笔，写下“顺松”二字作为孙子排序的号。顺者，循天地大道而行之谓也；松者，不畏严寒而长青之嘉木也。
老先生搁下笔，吟念道：“名瑛，字蘅青，号顺松。”他对孙子的无限期望，全寄托在为孙子取的名、字、号之中了。
“望子成龙”，人之常情。能否“成龙”，实难逆料。但石家这个新生儿的出生，不唯对石家、对鄂东南和湖北、乃至对中国清末的民主主义革命都是一件大事，只不过这一切都在成长之中。这成长是从光绪四年农历九月三十日晨时开始的，远因则来自于石氏耕读传家的族风。从石瑛的曾祖、祖父算起，代代都是读书人。特别是祖父凌云，能背下整部《康熙字典》，此等刻苦精神，令人震惊！以致累出眼疾。虽然科场不能得志，却也不似那等潦倒不通庶务的文人，他善能持家，为人方正端庄，德著乡里。他对“耕读”二字的理解是：耕以养命，读以明理。世上有积财之家，有积学之家；积学之家，必有后兴，积不学之家，必有后亡。教子读书，即便不能科场扬名，做一贤德者亦是厚积家学，一个贤明子孙的出现，必有几代人的道德学养的蕴蓄。
凌云公暗暗留心，石瑛不仅身量高出同龄儿，举止亦异于常儿，遂“目为大器”。山中树木无计其数，而成参天巨树者少，乃天时地利环境使然。他决定亲教石瑛。孙子不到3岁，即与祖父同床起居，朝夕不离。新庄坪湾对此有“祖父如母”的说法。凌云公无论做事、走亲访友，必带上这个孙子。他从“身边事，眼前景”人手，教导孙子。比如早上起床，他便念《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吃饭时自然要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在月光皎洁之夜，少不了念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辛勤劳作时，念李绅的《悯农》，正是“情景交融”：“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令祖父惊奇的是，此子听诗历耳不忘，绝不用念第二遍。这种在自然而然之中完成的教育，扩大了幼童的认知世界。石瑛对地上品类，天上星辰．四季更替，风霜雨雪，都起探究之心。祖父便背诵周兴嗣的《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得英才而教，实在是为师者一大快事，何况这英才又是自己的孙子呢？祖父以全部的情感和学识包裹着孙子，他坚信石瑛定会不负家学，光宗耀祖。少小当立大志，他开始教孙子读北宋大学士汪洙的《神童诗》，先教三首，一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二是：“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三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3首诗都是要他立志的，特别是第三首，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壮志凌霄。P1-3
为石瑛先生作传，在我确乎勉为其难。一者，以我所受的教育，以我此前的兴趣所在，我对民国历史知之不多。不了解民国历史如何写民国名人？二者，先生是清末举人，两次留欧，其国学西学根基深厚，以我辈在“破四旧”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人，怎能体悟先生的学养？三者，先生是辛亥革命元勋，有关其生平资料的收集实非易事，况且对某些历史旧案的评定，分寸也难以把握。
然而，每读先生去台湾和大陆的故旧及故旧后人在先生去世几十年后写的追忆文章，我总是感动非常。要知道，先生与他们已毫无利益关系了，那完全是崇敬情感的驱使。一个人去世已半个世纪，仍有民间人士写文章纪念他，可知这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我认为先生是具有中国传统士大夫风骨和现代科学民主精神的旷代爱国知识分子，我将此作为先生的思想与精神内核。我的写作目的，是将散见于数百份资料中的有关内容，放在先生生平的不同阶段中，找出其内在的联系，哪怕仅能作成先生的资料年谱，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方便。我无力、也不情愿把先生的传记写成畅销书，有关先生的政治思想、施政理念、教育思想、经济建设思想等属于理论的部分，会影响本书的可读性。但那是先生作为现代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能舍弃。我追求在表现先生非凡的思想、人格、道德、功业的同时，尽力写出活生生的他。
从2007年底到2008年底，我一直在研究关于先生的资料，也“补课”式地读一些民国历史。凡外出，我必带部分资料，必带从资料中选出的先生青年、中年和老年三幅照片，以求与先生“神交”。当先。生的性格在我内心活起来的时候，我于2009年农历正月初一开始写作，私心里是想借这中国人普天同庆的一元复始之日，为写作图个吉祥的开端。
至此，支撑我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已不仅是“为老校长做点事”的师生之谊，而是对先生的崇敬之情成长于胸，与先生的神交日深于心。我甚至可以根据先生的性格见出某一资料细节上的失误，如有文章说先生辞去南京市市长之后，南京市政府房管科照某人授意，要石家搬出原住三条巷六号，因先生后任铨叙部部长，所以没搬。我则认为以先生的性格，他定会搬家，既不做南京市市长，为什么硬要住南京市的房产？最后从自幼随先生生活的石聿仁处证实，石家果然是搬家了。
而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的内心常是郁愤的。先生以旷世之才，每任一事必获大好政声，却总是在蒸蒸日上时因遭突变而弃功。先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而先生总是于悲剧之中高扬风骨于云霄之上！其挽救危亡的思想，实践于欧洲；其现代教育思想，实践于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其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实践于上海兵工厂；其现代经济建设思想，实践于湖北、浙江；其管理现代国家的思想，实践于南京市；其现代金融思想，实践于南京、湖北；其科学、民主与文化思想，实践于恩施；而其人格、道德最后臻于至善至美的化境，则是在生命的终结地——歌乐山中央医院。若在民国人物中论，孙中山先生以下，先生若不领第一，何人可居第二？
大凡一个地方出一位贤者，足以影响地方风气，成为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先生的出现，当是湖北的骄傲。1959年，湖北省政府为先生修了墓。当时的决定者，实在是有胆识的人。武昌人民不会忘记先生。先生的灵柩迎回武昌那天，沿途百姓在家门口设香案以祭。“文化大革命”中，先生在武昌三义村的旧居没有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他们连门都没进过，这在那个年代真是个奇迹了！
而先生的墓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湖北省金融专科学校的红卫兵要表现造反精神，盯上了先生和严立三的墓，只因两位先生的墓碑是当年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所题，这就符合了阶级斗争逻辑：国民党的省主席给题碑的还能是好人吗？
那一天晴空万里，烈日高照。先生的墓被掘开，棺木尚未腐朽，一镐砸去，如先生的脾气一样，咚咚山响！一片狂乱之中，棺木被劈，突然白光一闪，却是先生雪白的头骨刺向了阳光。先生的生、死、葬，都没遇上晴天，而被掘墓毁骨之日倒遇上个大晴天！先生当然不知道，当年送他出洋留学的张之洞，也在其家乡几乎同时遭到同样的命运。
一个无愧于历史的人，历史终不会忘记他。1979年11月，湖北省政协修复了先生的墓。可是，先生身前身后的悲剧色彩并没有淡去。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不断有人写文章纪念这位先贤，而在2001年，先生在武昌的旧居却被房地产商拆了。虽经多方呼吁，却无法制止。后经曾任严立三秘书的谈瀛老写信向上反映，经爵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两次批示，历两年多时日，此房才得以恢复。
武昌辛亥名人故居仅余此一栋了。
若说湖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有辛亥革命一页，就奠定了其无可动摇的基础。“一声炮响，中华崛起！”如果人们不否定历史，当知后来的一切发展，都以辛亥革命为起点；那起点如长江黄河的源头，虽为曲曲折折的涓涓细流，前途的汹涌澎湃之魂已形成其中。
武昌首义是湖北莫大的光荣。辛亥革命之所以在武昌爆发，有着历史的必然。湖北的开放风气，得益于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和文教兴革，当时派往东西洋的留学生以湖北籍为最多。而楚地自屈原之后，知识分子素有爱国传统，这些出洋的知识分子，一经接触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立即追随而去，1905年在欧洲助孙中山创立同盟会的，绝大多数是包括先生在内的湖北留学生。
武昌首义这份独一无二的历史遗产，难道不应该加以继承和保护吗？当然如果不是从中华文化的大根本上着眼，不是从炎黄子孙的大血统观上立胸怀，不是从历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相统一的观念上把握历史，所谓辛亥名人故居，全恢复了也仅是房子而已。
本书的写作使我大为受益。我追寻先生的生命轨迹，沐浴一个伟大灵魂的烈烈光焰，心灵穿行于民国历史的波澜之中，才知那是一个伟大而混乱的时代，一个黑暗与曙光同在的时代，一个死亡与新生大搏斗的时代。我从先生与他的友人们身上认识了民国人物。于传统而言，他们国学深厚，于世界而言，他们吸收西学的精华，我终于明白那个时代为何大师灿若群星！而且我深深感到，民国时代学人、志士的爱国之心是今天的人难以比拟的。而先生复有超越同时代学人、革命者的显著特点：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冲撞的时代里，先生既不固守传统，也不主张全盘西化，亦不心存调和而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间道路，中西文化在他身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不仅没有矛盾，反而成就了“将民族的融入世界，将世界体合为民族的”大文化眼光与胸怀。
先生具有独立之人格，而以爱国为旨归；先生具有自由之精神，而以为民为准则；先生具有治国之大才，而以民生为尺度；先生具有大师之笔墨，而以力行见于世。先生最令人敬佩的美德，是不知美德为美，不知大善为善，一切均出自于天性的修养，而习以为常。行住坐卧于美德至善之中而不自知，修养达到这般化境，岂非“千古一人”？！贺有年在先生逝世时的讣告中称：“茫茫天壤尚得见如斯人者乎！”先生是中华文化培育出的大贤。也只有伟大的中华文化才能滋养出这样的大贤，不能说“空前”，但是否“绝后”，是值得今人一想的。
本书的写作，得到先生的儿媳柯蕙荣老师、先生的孙子孙女聿俊、聿新、萍芳以及先生其他亲友的全力支持，更得到孙中山先生侄孙女孙雅丽、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萧润君先生的倾情相助，没有他们提供的和重新收集的必要资料，没有他们提供的采访方便，我无法完成此书。因此，本书是多人共成(包括全部资料的作者们)，我只是个执笔者。由于学养的差距，只可说本书对先生一生的反映是沧海一粟。而我相信，先生有如一颗千年莲子，将永存于时间里。每当时代风雨浸润，就会萌发、生长——那是中华文化的永恒象征。
“人传清操真余事，世际艰难悟大贤。”这是于右任先生当年为石瑛(蘅青)先生写的挽联。石瑛先生确是民国革命时代一位大贤。
石瑛先生是清末举人，中举不趋京求仕进，惟念国势日衰，民生维艰，认定“非改弦易辙，振业崇武，不足救危亡”，毅然远翥欧洲留学。初学铁道，转而学海军。然先生渐悟清王朝内部政治百病丛生，已无力进行改革，不以革命手段不能复兴中华，遂接受孙中山之革命思想，并于1905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迎接前去宣传革命的孙中山先生。石瑛先生“则助之号召留欧学生，组织同盟会，为国外革命团体活动之始”(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民国三十三年八月，重庆)。自此，先生由传统知识分子转变为现代民主革命知识分子。
武昌起义后，石瑛先生应孙中山先生之召，东归襄助建国。任大总统军事秘书、全国禁烟总理。孙中山辞大总统职，先生回鄂任同盟会湖北支部支部长。1913年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因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缉而逃亡英国，再次留学，历九年学成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昌大学校长、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建设厅厅长、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浙江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铨叙部部长及湖北参议会议长等职。每一任都留大好政声，在当时即被誉为“民国以来第一清官”、 “湖北的圣人”、 “现代包拯”，因言行不随俗，被某些人称为“湖北三怪”之一，而老百姓以“三怪”(石瑛、张难先、严立三)“怪”在不同流合污，也以“三怪”之名反其意而呼之。故先生在当时的湖北实为家喻户晓。
要说尽石瑛先生一生之功业、道德、情操、学问，实非易事。在先生一切美德中，爱国当是基础。楚地知识分子继承屈原的爱国传统，一脉千秋。先生可以说是“现代屈原”。
石瑛先生之爱国，自有石氏风格。
先生为强国不求官只求学，抱定“救国必须读书，读书方能救国”之信念，以举人书底面对全新之西方科技，以超常的刻苦精神，成为才兼文武、学具专门的现代高级知识分子。第二次半工半读留学英国，先生本有可任意进入全英任何一所大学的“全英高校统考超等文凭”，而先生不进牛津、剑桥，入伯明翰大学专攻冶金化学，只为“强国必先强兵，强兵必有钢铁”。而为凑学费，先生竟冒着生命危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做战地记者。
先生之爱国，彻底不计个人得失。在法国净军学校留学期间，因海校不许中国留学生上尖端技术之课，先生冒死刺取海校秘籍。事先更与同学商议时说，“此事若败露，不过我一、二人坐牢……”可知先生为强中国海军，已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先生之爱国，深知救国之主义是孙中山思想。先生对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的理解，远超同时代的人，认定民生主义有基础之意义。先生是当时最重视经济建设的先哲，第一次任湖北建设厅厅长(1928年)仅一年，却从工业、交通、通讯、农林、市政、资源、矿业等方面，为湖北现代经济建设全面规划了蓝图。从先生当时就提出修建长江大桥的设想，就可知先生是何等的眼光和大胸怀大气魄！
先生之爱国，始终与爱民相一致。“民为邦本”，古训昭昭。先生为力行第一人。先生任南京市长期间，救助绸缎机户，救助小工商户，以耕牛贷款救济农户，建廉租房救济贫民，以免费或限价医药救济穷人……1934年阳新老家遭大旱，省政府拨赈灾款八千银圆，而先生独捐一万银圆。1935年春又从南京买粮运回阳新救济灾民度过春荒。而先生却不认为自己在“行善”，是“邑有流亡愧俸钱”！其精神境界实属高山仰止！
先生之爱国，认定为国家千秋计，首在教育，尤其重视小学教育。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寒假回阳新，独去访问长滩私立小学。任武昌大学校长时，首次引进西方研究生制度，并以李四光先生组织实施。先生于1932年任南京市市长，当年就办义小40所，免费招收失学儿童上学。在鄂西赋闲期间，还为西迁学校寻找校址。先生一生最后两大心愿之一，是在家乡燕厦办一所“可容400学生住读的中学”。
先生之爱国，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九·一八”后，先生屡屡面斥汪精卫媚日，后以辞去市长职为抗争。那份“辞呈”真可为民国革命史上之光辉文献！“七·七”事变后，先生与宋庆龄等力倡国共合作，抗战建国。先生为辛亥革命元勋，虑事却能不囿于一党一派之私利，完全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
先生之爱国，恪记“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其廉洁之名在当时已为朝野所共仰，甚至只能找出古人与其类比，被称为“现代古人”。煌煌大观者早为人所共知。举一小例：先生办公用的信封信笺，决不许小孩子们用一张。从政者一时廉洁并不难，难的是一生廉洁。先生逝世后《新华日报》文称：“石瑛先生病逝中央医院，这是值得我们哀悼的。石瑛先生特别值得人们追忆的是他从政的清廉自守，和对官场的奢浮疾恶如仇。石瑛先生做官并不小，要发财并不难，可是他安贫如素。在抗战的今天，这样的操守是特别可贵。我们举目四顾，今天像石瑛先生那样做官能清苦廉洁的人，能有几个。”诚哉斯言。我们只要想想先生辞职离开南京时，南京市民设案焚香跪拜相送之情景，就可知先生是怎样的清官了。民国之后的官员，享此民间古礼者除先生之外还有谁人？！
先生在当时就得到国共两党的尊敬，在今天同样得到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尊敬。我们敬仰石瑛先生，就是敬仰我们共同的传统文化，只有伟大的中华文化能培育出石瑛先生这样伟大的旷代爱国者。
哲人虽逝，思想常照人间。石瑛先生不仅仅是一位学者，他的教育思想，经济建设思想，民主政治思想，金融思想，行政管理思想，建设现代国家思想，新文化思想，等等，更为后世留下了“富矿”。举一个例子，石瑛先生在彼时就提出“现世为科学万能的时代”。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见解。希望有更多学者研究石瑛先生的思想，这是对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极好的纪念。能正确理解现实者，可正确理解历史，反之亦然。对孙中山先生和包括石瑛先生在内的民主革命先驱先贤的研究，有助于在历史的阶段性和历史的延续性相统一的基础上，理解辛亥革命百年来的中国，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祖国的和平统一。
石瑛先生传记将付梓，我为此感到高兴和欣慰！
是为序。
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中举后不进京求仕进，而是为强国两度留欧17年，并于1905年在布鲁塞尔协助孙中山创建同盟会，“负经理及筹款之责”；
他如同接纳、净化古今中外文化、思想的海，将孔孟之道与三民主义相结合，将西方的科学民主精神与中华文化的“日新”、“时中”观相结合，使古今、中西文化在他身上实现了完美融合；
他笃信“空言不能救国”，一生重力行，在力行中留下值得今人研究的经济、金融、教育和文化思想；
他被同时代人誉为“民国第一清官”、“布衣市长”、“不亚于谦、不让海瑞”、“现代包拯”、“湖北的圣人”、“正义的化身”和“现代古人”；
他就是旷代爱国者石瑛先生。
《石瑛传》的写作历时5年，从海峡两岸和海外300多篇文章和近100本书中旁征博引、寻微钩沉，以翔实的史料为根据，在波澜壮阔的民国史大背景下再现了石瑛先生跌宕起伏、悲壮奇特的一生，既使历史成为人物的心灵时空，更使人物成为历史的精神之光。
《石瑛传》由宋清海所著。
宋清海的这本《石瑛传》记录了辛亥革命志士石瑛先生的非凡人生。
石瑛，字蘅青，通山县燕厦乡新庄坪村（解放前属阳新县管辖）人，清末举人，留欧博士。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1905年按孙中山指示，在英国组成同盟会欧洲支部并成为主要负责人。他“从国民革命最早、最久、尽力最多”，曾任孙中山先生的机要秘书和民国临时中央政府禁烟（鸦片）总监，历任第一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广州和上海兵工厂厂长、湖北省和浙江省建设厅厅长、南京市市长、湖北省参议会议长等职。
石瑛作为国民党元老，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一道，为推动两次国共合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抗战期间，时任湖北省建设厅厅长的石瑛与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商议，在应城办训练班，为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新四军和湖北党组织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其历史功绩得到董必武、李先念等人的充分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