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胡同三十二号——这里曾是清末珍妃的娘家，这里也曾被日本侵略者霸占，这里更是老北大的著名学者朱光潜、贺麟、冯至、沈从文、曾昭抡、陈占元、芮沐、江泽涵、袁家骅、闻家驷、周炳琳、张景钺、孙云铸、费青、吴之椿、庄圻泰、孙承锷、马大猷等人故居所在。而对于这些知名学者的孩子们，也是《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的作者们来说，中老胡同三十二号则是他们魂牵梦萦的百草园，是他们最初启蒙、成长之地。本书由江丕栋、陈莹、闻立欣等编著。

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结束使命，北京大学迂回北平，在沙滩红楼、马神庙等老校址复校。《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所谈，即当年景山东街的老北大宿舍区之一中老胡同三十二号。从1946年起，到北大迁到海淀燕园的1952年间，这里先后居住过三十多户教授和学者，包括老北大的训导长、教务长，文、理、法、工学院的院长，以及哲学、西方语言文学、数学、化学、植物、地质、法律、电机等系的系主任。这些教授学者们的工作、生活，是那段时期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状况的缩影。

对于《老北大宿舍纪事(1946-1952中老胡同三十二号)》的作者，即当年这些教授学者们的孩子，恰是在中老胡同度过了难忘、愉快的少年时代。半个多世纪过去，这些当年的“小朋友”谈起中老胡同三十二号这个令人怀念的地方，每个人的心头仍然充满了激动和留恋。本书由江丕栋、陈莹、闻立欣等编著。

代序(徐光宪)

献身祖国 一代师表

 ——纪念曾昭抡院士诞辰100周年(徐光宪)

家在北大(高小霞)

沙滩中老胡同32号纪实(闻家驷)

60年前的中老胡同32号(江丕栋 江丕权)

记忆的碎片

 ——在中老胡同32号居住的日子(陈莹)

难忘的中老胡同32号(贺美英)

纪念我的父亲贺麟教授(贺美英)

回忆中老胡同32号

 ——父亲袁家骅先生的学术活动(袁尤龙袁文麟)

决定命运的日子

 ——中老胡同生活的回忆及思考(孙捷先 孙才先 孙仁先)

孜孜不倦 赤子之心

 ——记我的父亲杨西孟(杨景宜)

三岁以前那些事(王汝烨)

中老胡同32号

 ——童年杂记(朱世嘉)

在中老胡同32号院的时光(彭鸿远)

我的母亲俞大缜(彭鸿远)

遥忆童年(吴采釆)

中老胡同记事(冯姚平)

柿子树下的人家

 ——记吴之樁、欧阳釆薇夫妇(冯姚平)

霁清轩之夏(冯姚平)

陈占元与明日社(冯姚平)

周炳琳先生二三事

 ——中老胡同时期及其他(张友仁)

32号院中的长辈和我们(陈琚理)

温馨的童年(陈琚理)

去和留的选择(陈琚理)

中老胡同32号与我的家(芮晋洛)

中老胡同北大宿舍的往事：1947－1952(张企明)

从中老胡同32号所想到的(费平成)

中老胡同32号宿舍考(江丕栋江丕权)

32号院里的无线电爱好者(江丕桓)

有关中老胡同的片段回忆(江丕权)

不平常的回国旅程(江丕栋)

珍贵友情(沈龙朱)

我的诨名叫“狐狸”(沈龙朱)

团聚(沈虎雏)

隔壁邻居胡三爷(沈虎雏)

甘于寂寞毕生求索

 ——怀念我的父亲庄圻泰(庄建镶)

黑夜已深黎明在望的岁月

 ——怀念父亲闻家驷教授(闻立树)

珍妃的娘家

 ——中老胡同32号(唐小曼)

代后记：从中老胡同32号院走来

1946年11月，我们一家(父亲、母亲和我)经过长途跋涉，从数千里外的广东来到了北平，住进了北京大学教职工宿舍——中老胡同32号院。据父母讲，我们是从香港乘一艘荷兰万吨轮船先到上海，逗留一段时间后再坐船到秦皇岛，然后转至北平的。当时可能是与一部分西南联大北归的员工同行，因为直到我长大懂事时，还看到我家的皮箱上贴着“西南联合大学”的行李签。

父亲陈占元，1908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九江镇。1927年初去法国求学，先在法国沙尔特马素中学补习法文，1928年进巴黎大学修习美学和文学课程，至1934年春末回国时还是一个26岁的单身汉。

返国后至1937年抗日战争这段时间，父亲先在北平后在上海，以为商务印书馆译书和《译文》等杂志译稿为生，并访学、结交文友。《译文》杂志是鲁迅、茅盾于1934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月刊，这是专门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文艺杂志。由于种种原因于1935年9月终刊，1936年3月复刊，直至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停刊。鲁迅倡导和筹划《译文》，是因为他认为介绍好的外国文学作品是传播新思想、新精神的手段之一，在《译文》复刊词中将其比喻为“戈壁中的绿洲”。在那时《译文》团结了众多进步的译者，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父亲留学法国的同学和友人黎烈文参与其事，遂随约父亲翻译一些法国文学作品。经我到国家图书馆逐期查证：从《译文》创刊开始直到最终停刊的两三年间，父亲陆续为该刊供稿，计有纪德的《歌德论》、《论文学上的影响》和《斐利普之死》、罗曼·罗兰的《向高尔基致敬》与《论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普式庚的《驿站》等共8篇译作。用父亲的话说，“这是我做翻译的开始”，“替《译文》译稿给我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父亲也因此有机会与鲁迅接触，“他的人格，他的行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译文》终刊后，鲁迅送给父亲一本《引玉集》(纪念本)，这是一本“据作者手拓原本用珂罗版翻造”的外国名家木刻集。父亲很珍惜，从上海到香港、桂林、从逃难路上到广州、北平，从中老胡同到燕园，直至病逝，很多早年的书籍(包括自己翻译或出版的书)都丢了，而这本《引玉集》则一直完好地保留着。父亲说当时书中还夹有一封鲁迅先生的亲笔信(据说鲁迅赠书从不给人题字)，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1940年，父亲在香港办了明日出版社(简称“明日社”，由祖父提供启动资金)，出版了卞之琳的诗集《慰劳信集》和报告文学《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以及父亲自己的两本译作。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父亲出走桂林。抗日战争中的桂林被誉为“文化城”，在1938～1944年秋桂林疏散这一段时期，不少文化团体、学者、作家陆续汇集于此，出刊物，印书报，办书店的风气日渐浓厚。因此，父亲经人介绍在广西教育研究所工作了10个月后，决定辞职继续办“明日社”。开始只有他一个人，编辑及发行都在漓江对岸的家里(东江镇准提街326号)，后来在市内太平路22号设立发行部，请了一位本家小姑姑陈碧然帮忙料理。父亲集翻译、编辑、印刷、出版、发行于一身，在1942年8月到1944年9月的两年中，陆续出版发行了用土纸印刷的十余种文学著作及译著。如冯至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和他翻译的纪德的《新的粮食》；梁宗岱的《屈原》和他翻译罗曼·罗兰的《歌德与悲多汶》及里克尔等的《交错集》；刘思慕翻译的歌德自传《诗与真》以及其他人翻译的罗素、莫洛亚等人的作品。此外还出版了父亲自己翻译的一些译作，如罗曼·罗兰的《悲多汶传》、纪德的《妇人学校》、圣狄舒贝里的《夜航》、支维格的《马来亚狂人》、桑松的《山、水、阳光》等。除了出版书籍之外，父亲还与当时在西南联大教书的冯至、卞之琳和李广田等伯伯一起编辑出版了一本文艺刊物《明日文艺》，后因桂林遭日军轰炸疏散人口而停刊，只出版了4期。我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了盖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藏”印章的《明日文艺》第一、二期微缩胶片，其中刊载了冯至夫妇、卞之琳、李广田、杨周翰、方敬、林秀清、郑敏、展之等人以及父亲的创作与译作。解放后，有抗战期间在延安工作的朋友向父亲谈到了当时曾在延安阅读明日社版的书刊的印象。出版家范用先生当时是读书书店桂林分店的经理，书店就在“明日社”发行部楼下，随近水楼台买了几本“明日社”的书。1996年，范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湘桂大撤退，别的可以不要，心爱的书不能丢，我把这几本书带到重庆，以后到上海，最后落户到北京，如今伴我安度晚年。我死了，他们会留在人间，继续给人以智慧和力量，其命运当不至于如《兰亭序》。感谢陈占元先生，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印了这些好书。”前几年我去拜访范先生，他还拿出这些书来给我看，令我感慨万分(我们家里一本也没有了)。

父亲生性愿做一名自由职业者，有兴趣做一些与文学有关的事情，所以自1934年春至1946年秋，一直是个人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除了应邀或由朋友介绍在一两个单位短暂工作(几个月)以外，几乎没有固定职业。据父亲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朋友曾请他留下来任教，被他婉言辞谢。在桂林，父亲与母亲郑学诗(广东中山人)相识、相恋并结婚，1943年11月生下了我，有了家室之累。因之抗战胜利复员时，他决定找一份稳定工作，以至于受到朋友的打趣：你怎么也想找工作了？！当时卞伯伯请他一起去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也有意聘他，但他最后选择了到北京大学来任教。晚年父亲曾对我说：当年之所以选择北大，主要是因为北京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广东那边只讲做生意；另外也是为了回避家乡大家族中的复杂关系(父亲是长房长子长孙)。

从1946年11月到北平至1952年11月院系调整搬到燕园，我们家在中老胡同32号住了整整6年，在这里我从3岁长到9岁，度过了无邪的童年时代，但是由于当时我年纪实在太小，留下的只有点滴回忆，可谓是一些记忆的碎片吧。P26-29

1951年我和小霞从美国回来，在北京大学工作了近60年。其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将近10处。

刚回国时，先住在红楼的教室里。后来孙承谔先生、曾昭抡先生分别邀请我们住到他们在中老胡同宿舍的家中。我们很荣幸能够住在北大前辈居住地中老胡同宿舍中。

住在孙先生家时，北面正对着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名著的作者朱光潜先生家。他是我青年时代就非常崇敬的北大前辈。

后来搬到曾昭抡先生家，曾先生把他家的大部分房屋让给我们住。曾先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好友——唐敖庆的老师。我们就是在曾先生、闻一多先生等爱国精神的影响下，在1950年抗美援朝后，美国总统已提出法令禁止留美学生回国，等待参众两院通过后生效的半年特殊时期，决心克服重重阻难回到祖国，并在北大任教的。

曾先生的隔壁是张景钺、崔之兰先生家。我和高小霞很荣幸地和这些老前辈住在一起。他们都是年轻人仰慕的楷模，他们反映了北大的精神，弘扬了北大的优秀传统。

我住在中老胡同的时间虽然很短，只有一年，但是非常怀念那里。

我很感激你们大家热心回忆和编写中老胡同时期的情况，把北大这段历史保存下来。

徐光宪

2010年7月

中老胡同32号是老北京胡同中一座不大不小的普通宅院，然而它却几经变迁，烙上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光绪十四年(1888年)瑾妃、珍妃入宫后，其父兄便在北京物色到中老胡同32号这座大宅院为新家，以便靠近自己的亲人，直到1943年被日寇霸占迁出。

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各自复员迁回原址。回到北平后，北大通过多种途径争取来多处房屋作为教职工宿舍。在包括东四十条、府学胡同、黄米胡同等几处住户较集中的宿舍中，中老胡同32号院算是离学校总办事处和文、法、理学院最近的一处。院内共有房屋107间，先后住过近30户人家，大多是文、法、理、工学院的教授，包括训导长、教务长；文、理、法、工学院的院长，哲学、西语、数学、化学、植物、地质、法律、电机等系的系主任。其中有些人在西南联大时期甚至抗战前就在北大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多数人随学校搬人西郊燕园，继续服务于北大，直至终老。

在这期间，由于父辈应聘于北京大学，我们有缘在32号院为邻，同学习、同游戏，一起成长，一生的友谊从此结下。虽然时过境迁，中老胡同32号院旧貌不再，但对于如今长至耄耋、幼过花甲的我们来说，永远是最纯真、最鲜活、最美好的记忆，魂牵梦萦，不曾淡忘。

2005年早春，在闻立树的动议和邀请下，十几位当年的“小邻居”在首都师范大学重聚(图-1)，共忆童年趣事和父辈往事，你一言，我一语，兴致盎然，意犹未尽，约定各自撰写成文。

然而，当年院里常有人家搬进搬出，谁住过，谁住哪儿，不太可能一一记清，更何况时隔六十多年，同院邻居早巳遍居天南海北，联系起来岂是易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江丕权和母亲就开始回忆，并与张企明、闻立树、沈虎雏等反复讨论，沈虎雏作出一张包含院内房屋布局、住户和景物的平面草图。后江丕栋、陈莹等不断调查互访，还专门拜访健在的张祥保女士(王岷源夫人)，周佩仪女士(芮沐夫人)，徐光宪先生，田淑英女士(马寿枞夫人)，王荣和女士(马大猷夫人)等长辈，获得了不少宝贵的历史资料。我们这一辈中最年长的周北凡也积极地提供了线索。经过大家的努力，直到江丕栋在北京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北京大学文库”查到当年学校的平面蓝图、教职员工名录等文献，才掌握了房屋分布和住户的基本情况。更令人感到兴奋的是，又经大家多方查寻，并借助于现代通信工具的便利，陆续联系上了四十多位“小伙伴”，甚至远在美国的李华英姐妹以及当年尚在襁褓中的王汝烨兄弟和吴采采等，有些人竟然是小时候分别后的首次联系，颇有些“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的乐趣在其中。

无论是八旬上下的江丕桓、江丕权、沈龙朱大哥和彭鸿远大姐，还是当年在大院中出生的小弟、小妹，无不欣然提笔，于字里行间再叙友邻情长。朱理不顾病痛缠身，不仅写了三篇文章，一遍遍修改达十余稿之多，还绘制了精美的景物图。吴之椿先生的三个大孩子均巳过世，冯姚平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有关吴家的散文，远在美国西雅图工作的吴家小妹采采看到后极为感动，也发来了一篇短文和几张老照片。闻立欣(闻家驷先生幼子，后“中老胡同时代”生人)也参与了本书编撰和编校工作。本书收录的大部分文章，正是由各家的“小朋友”执笔，并按照当年院内住所号码顺序编排的，力求真实地记述父辈的辗转经历、工作场景、生活状态、社会交往，从而展现在那个历史转折时期北大学者的精神风貌以及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群像缩影。为了使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大家还翻箱倒柜，找出150多张珍藏的老照片，很多都是首次公开发表的。

在本书的组稿、编写过程中，百岁老人芮沐先生(图一2)和年已九旬的徐光宪先生自始至终给予我们热情的鼓励和支持。特别是徐先生，不仅提供了他与夫人高小霞已经发表的两篇文章，还自告奋勇要贡献新作一篇，虽因身体和时间等原因未能如期完成，但专门口述了一篇短文，作为本书的序言。92岁的张祥保女士贡献了1946年北大发给自己的聘书和1949年北平军管会的宴会请柬，这可是弥足珍贵的文物。在此，谨向各位长辈致以崇高的敬意，祈望他们健康长寿！

2010年初夏，我们相聚在燕园(图-3)，最终商定了截稿日期以及有关结集出版的一些具体事项。

遗憾的是，在撰写成书期间，作者朱燕(朱世嘉)和陈琚理(朱理)不幸先后离开了我们；在交稿付梓前夕，芮沐伯伯也因病逝世，享年103岁。在悲痛和惋惜之余，我们谨以本书的出版问世，对逝者表示深切的怀念与追思之情。

一次偶然的机会，彭鸿远有幸遇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居住在32号院的珍妃侄孙女唐小曼女士。她在大洋彼岸写就的文字和画出的大院平面图，使得我们过去听到的传说得以印证，为本书增添了历史厚重感。因此，也向这位“有缘千里来相识”的新朋友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归功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教育文化公司总经理高秀芹编审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她认为，从1946年北大复员到1952年院系调整这个阶段的历史资料比较缺乏，而我们书中丰富的史实、生动的细节及难得的老照片是研究北大历史的重要史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填补了一段空白，当即决定将本书纳入“燕园记忆”丛书，并多次给予=我们具体的指导和建议。责任编辑丁超先生在审稿过程中认真负责，为本书作出了切实的贡献。此外，北京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所提供的史料为本书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在此，一并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从中老胡同32号院走来，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怀着对父辈、对童年深切的怀念，我们愿把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与新老北大人和广大读者朋友分享。

编者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