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发现，在欧洲的许多地区，贵族是一个复原力惊人的集团，这个集团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社会变迁中保住了财富和权力。

由乔纳森·德瓦尔德编著的这本《欧洲贵族（1400－1800）》强调他们生活中更加重要的延续。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区分出贵族的哪些情况发生了变化，哪些情况经久不变。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对贵族的这些怀旧幻象从根本上来说是欺骗性的。

乔纳森·德瓦尔德编著的这本《欧洲贵族（1400－1800）》考察的是一个处于历史上一段漫长而动荡的时期的复杂群体——公元1400－1800时期的欧洲贵族。是一篇阐释性的论著，目的是弄清在中世纪晚期“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几个世纪里这一群体的最重要的变迁方式。

序言

导言 欧洲贵族：一个历史问题

第一章 性质与数量

 种族和身份：生物学上的社会流动

 流动的过程

 数量

 特权

 受到抨击的观念：对贵族的批评

 官僚贵族的兴起

 富贵族与穷贵族

 贵族的城市化

 新型绅士

第二章 财富、特权、遭遇变迁

 财富的等级

 土地与领主权

 变迁的模式

 产权的确立

 庄园管理

 乡间宅第

 其他形式的财富

 报效国家

 消费支出

第三章 贵族与政治

 地域共同体

 地域共同体与政治变迁

 中央政府的革命：君主、官员、臣民

 宫廷

 理想与现实

 反叛问题

 绝对主义的妥协

第四章 生活与文化

 文化革命？

 文化庇护与文化创造

 隐秘心理

 家族与自我

 宗教问题

 启蒙运动的影响

结语 走向新社会：法国大革命及其后

进一步阅读的建议

索引

正如贵族身份的遗传基础具有不确定性一样，贵族的特权问题同样会存在混淆之处。当然，在不同国家贵族的特权会有极大的差异，这一差异通常可以在各国的政治环境中找到答案。一般而言，在国家权力强大的地方，贵族享有的特殊地位要少得多，因为政府将贵族特权看做是对其权力的侵害。因此，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在中央集权政府的不断施压之下，在整个近代早期，贵族特权日趋减少。然而，对贵族的存在而言，特权是十分重要的。它使得介于贵族和其他社会集团之间的隔阂成为显而易见的东西，而且暗含着对贵族为社会所做贡献的重要性的强调。因为，这是特权观念的核心，它是对贵族及其祖先的服务的酬劳。

有些特权是基本的，几乎普遍存在于欧洲各国。其中有佩戴武器尤其是佩剑的权利，它表明了贵族的传统职能，即保护社会上的其他人；有特定的着装样式的权利，政府周期性地试图限定昂贵的衣服和其他精致的衣饰属于高级身份的人专用。但是，这是一些复杂的、容易被破坏的特权。政府官员关心他们自己穿着高贵服装的官方权利——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要胜过保护贵族的权利；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对特权的侵犯都是常事。18世纪中叶，对特权的侵犯已变得如此普遍，以致巴伐利亚政府不得不用武力强制实行禁止奢侈浪费的法令，而英国政府则在1604年以后完全放弃了这一企图。关于职业的特权更加牢固。对一些政治和军事职务，贵族有着独占的权利，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垄断变得更加具有绝对的趋势。到18世纪，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平民进入官僚集团和一些官僚机构变得更加困难。其他职务也一样，对教会中的重要职务，贵族享有日益全面的垄断权。大教堂牧师会——存在于欧洲的主教管区并拥有一大部分教会财产的牧师团体——日益成为留给贵族的专利，尤其是在德国。

其他特权在各国之间的变化可能更大。例如，这里有一个关于贵族的特殊法律地位的问题。他们有关于财产继承的特殊规定吗？是的，在大多数地区，与封建法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这一规定要求，财产要完整地传给一位继承人，以便于让他完成其采邑承受人被授予采邑而应承担的职责。贵族能要求在特殊法庭接受审判吗？同样，通常说来他们能，而且他们通常能要求实行这一等级特有的惩罚形式；假如贵族被斩首的话，则平民被判处绞刑或更加羞辱的惩罚方式。同样，这些区别使社会地位在日常生活的圈子里清晰可见，因而强化了它们的重要性。

政治特权同样歧异多变。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贵族有权出席代表会议即人们熟知的等级会议，重要的是，这给了他们在政治事务上的重要发言权。在许多地区，所有的贵族，无论多么贫穷，都能参与行使这种政治权力。像诸多其他权力一样，这些代表会议的权力在整个欧洲也有很大不同。在一些地区，政府在征税之前必须得到它们的批准；在其他地区，它们起的作用只是在政府的决定上加盖橡皮图章。然而，在它们存在的地方，它们提供了有益于那些能控制它们的人的重要机会，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朗格多克省的等级会议，提供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法国王权已经大大破坏了等级会议的实际政治自主权，但它通常在有关税收之类的问题上寻求与等级代表们的一致，而且它通过向个体成员提供可靠的物质利益的方法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国王通过让贵族参与有利的财政工作，使他们卷入了它的政治事务，例如担任税收承包人。得到这些利益的不是所有的贵族，而是那些在这个等级内地位显要的贵族。以同样的方式，国王令人费解地取悦、迎合布列塔尼等级会议的成员，以保证他们支持其财政目标。

对多数贵族来说，最重要的是有关税收的特权，贵族们要求免于国家最沉重的勒索。国家间的差异在这里也是重要的。在英国，不存在贵族的免税权，事实上，英国乡绅和贵族缴纳的税收在比例上可能要高于其他英国人。在其他地区，如德国的部分地区和法国南部，是财产而不是人享有特权：被划归贵族的财产（在大多数情况下，因为人们相信它们是被作为军事服役的酬劳而授封的），无论谁拥有它们，在通常情况下都是不纳税的，可是，即使贵族也必须为他们从平民手中得到的财产纳税。但在16世纪的西班牙、法国北部、瑞典和德国大部分地区，作为贵族是可以免除最繁重的财政负担的。

然而，即使是免税权也不能将贵族同所有其他社会集团清楚地区别开，因为财政特权并不是他们独占的禁区。在法国，有一大批人享有同样的基本收入免税权。这些人包括王室官员和大城市中的大多数居民，准确地说，在地位上最接近贵族的那些集团。更重要的是，约在1650年以后，免税权趋于削弱，从而在贵族与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上导致了深刻的变化。在西班牙，从17世纪中叶起，政府日益转向向所有阶层公平征收间接税，这使贵族收入税的豁免权逐渐减弱了意义；同一时期，西班牙政府还在其北意大利统治区减少了财政特权。在法国，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1695年，这一年路易十四向贵族征收一种收入税。这种税在下个世纪作了不同的修改，也从未像大多数村民缴纳的税那样沉重，但它仍然成为日渐加重的负担。在普鲁士，18世纪初向贵族征收了一种形式温和的税，在萨伏依公国，从1731年开始，贵族被要求和其他居民一样交纳同一种税。这一变化激起的令人伤心的抗议，表明了它的象征意义，也表明了它的经济意义：“今后什么会是不可侵犯的、牢不可破的”，一个贵族抱怨道，“今天那些通过几个世纪的占有巩固起来的权利……现在被一个新的制度破坏了？”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卢森堡，贵族们在1771年丧失了全部财政特权。由此看来，对多数行政官员来说，贵族的财政特权似乎是一种过时的陋习而不是正常的权利。

P32－37

本书考察的是一个处于自身历史上一段漫长而动荡的时期的复杂群体。像所有的史书一样，要认清这种复杂与动荡的意义，就要做出取舍；本书确定了一些目标，同时也舍弃了一些目标。我在这本书里并未对近代早期贵族进行全面研究，没有概述近代早期国家赋予贵族的权限广泛的立法机构，也没有系统叙述他们参与的重要事件；实际上，鉴于他们在近代早期生活中的优势地位，这样的叙述大体上相当于重述这个时期的政治史。许多对贵族的生动描述，许多对我们的情感而言属于“另类”的内容，也未纳入本书的考察范围。在这本书中，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盔甲、比武大会、盾形纹章、华丽的表演、骑士之爱的描述；决斗和比武也只是简短地出现。

我在此奉献的是一篇阐释性的论著，而不是全面的评述、叙述或生动的细节，我的目的是弄清在中世纪晚期“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几个世纪里这一群体的最重要的变迁方式。读者会在书中读到重要事件和惊人的事实，我希望这其中多数显得生动形象，但是，事件和事实主要用于说明我的阐释，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那些需要更加系统地纵览事件、立法和骑士习俗的读者，可以求助于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

显然，书中这种阐释具有风险，因为没有一个史学家能驾驭关于整个西欧和中欧贵族的历史文献。当然，我不主张，甚至也没有试图将这一分析向东延伸到波兰、俄罗斯和巴尔干各国。然而，冒这些风险似乎也值得，因为，史学家们对欧洲贵族的认识近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存在的真理坍塌了，并由此产生了重新评价贵族及其变迁方式的需要。

变迁本身的问题在这一重新阐释的过程中占有主要地位。直到最近，史学家们仍旧围绕危机和转变的观念来构建他们对近代早期贵族史的认识。保守主义史家们把这一时期视为曾经紧密结合的“贵族社会”衰落的标志，这个社会是通过令人尊敬的首领和粗野的侍从间的契约而建立的，它几乎没有受到市场算计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写作采纳的思路惊人的相似。经济变迁（据论证）必然重构社会统治集团：在近代早期，这意味着商人、工厂主和具有商业头脑的地主的兴起，他们能够对范围日益扩大的市场经济做出适时的反应。而第三个集团，即按照韦伯社会学传统写作的史学家们，尽管角度略有不同，同样强调转变：这些史学家说的是，从普遍存在于自荷马时代到约1600年间的“野蛮、无知和缺乏自律”（这是这一观点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使用的词）到近代生活要求的比较自律的变革。这一“文明的进程”部分源于新经济的需要，部分源于近代国家的发展，部分源于新型的宗教与文化。所有这些都要求人们抑制其无政府主义的冲动，如果他们想保住职权与地位的话。在保守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和韦伯派学者也如此——统治阶级必须在一定意义上成熟起来，必须近代化，以应对近代复杂的生产组织和统治机构。  对贵族史的新探索必须从这一事实出发：“危机”和“转变”现在显然不适于作为描述贵族在这些年里的经历的术语。专家们发现，在欧洲的许多地区，贵族是一个复原力惊人的集团，这个集团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社会变迁中保住了财富和权力。本书强调他们生活中更加重要的延续。平民向贵族阶层的流动在中世纪晚期是常事，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个集团的经济行为早就具有了高度理性的品质，在某种程度上与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品质难以区分。甚至对贵族的批评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可能从未存在过贵族代表欧洲社会中一种没有异议的观念的时期。

这些方面的延续并不意味着贵族的处境在近代早期没有任何变化。相反，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持续控制，需要不断的调整，而且时常是惊人的调整。因此，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区分出贵族的哪些情况发生了变化，哪些情况经久不变。我认为，这种区分在许多方面揭示了惊人的事实。本书试图展示：变化和延续在一个统治集团的生活中相结合的出人意料的方式。

如果延续的问题成为本书的结构要点，那么，我一开始就要对书中随处可见的另三个观点加以清楚的阐明。

首先，我认为，在全欧洲的贵族经历中存在着基本的相似性，至少在德国东部和波希米亚是这样。相似是有限度的。不同的社会拥有数量不等的贵族，授予他们不同的特权。然而，整个欧洲的贵族面对相似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他们应对这些问题的方式也基本相似。在这一研究范围内，这种相似只能通过列举相同的事例来展示（而不是证明），这些事例来自西欧和中欧的不同地区。读者会发现，这些例子中有相当数量来自法国。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失衡反映了我本人对法国的学术兴趣，但它也反映了近代早期历史的重要现实。在那些贵族受到格外关注的社会中，法国并不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法国是欧洲最大的国家，它提供了其他国家效仿的一系列范式，其内容涉及政治和文化。我认为，呈献在此的这一比较，在某些方面表明了这一模仿过程的力量；在其他方面，这一比较表明了整个欧洲共同经历的经济和文化潮流的程度。

第二个观点涉及本书探讨的变迁的起点，即中世纪晚期的社会。我认为，史学家们误解了近代早期的一些变化，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中世纪晚期欧洲视为一个传统社会，一个由荷马时代的野蛮和对往昔的崇敬共同统治的社会。如果我们注意到近代早期历史的其他方面，这一时期的变迁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表现。中世纪晚期社会绝不是如此稳定，以至于使其成员把往昔的习俗看做目前适用的指南；贵族也不是一个牢不可破的集团，以至他们视自己为无可非议的统治精英。我们不能把近代早期看做是贵族的“近代化”时期，因为，就许多方面而言，他们早在1400年就已经是“近代”的了。  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将贵族在近代早期经历的最重要的变迁纳入一个整体的描述。我认为，通过逐渐清除其阶层中最贫弱的成员，贵族在近代早期的变迁中生存了下来。中世纪晚期有大量穷贵族，社会为他们提供了体面的位置，通常是充当富裕贵族的扈从，与其分享战争经历和文化。在近代早期，富贵族和穷贵族的这一集合体发生了分裂。要过上当时人认为符合贵族身份的生活，金钱变得愈益必要。正是通过他们的存在，穷贵族已成为这一社会阶层内部矛盾的象征。如今，他们成了无法忍受的嘲笑的对象，而且，由于无法维持其地位，他们愈益被全部逐出这个阶层。因此，在近代早期，贵族数量下降，但其平均富裕程度却有了提高。这是因为，穷困日益阻碍了获得成就和娱乐的途径，如今它们成了生活于贵族阶层的需要。

对这一进程的一种描述是：贵族在近代早期成为一个紧密聚合的社会阶级。这样的程式化描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阶级的解释，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贵族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变得更加多样化而不是更加趋同。中世纪晚期贵族的绝大部分收入来自土地所有权；他们的17、18世纪后人拥有广泛的投资，有些人则完全放弃了土地占有权。然而，按照对阶级含义的不太准确的理解，我们能够熟练地说出阶级的形成过程。在主要方面，随着近代早期的历史演进，欧洲贵族相互间变得更加相似。他们在收入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减少了，他们开始共享更多的经历和期望。

最后我要说的是，任何以同情心去分析一个统治集团的企图，都有被误解为为其恢复名誉或赞同该统治集团的风险。对欧洲贵族——它对我们自身文化的影响仍旧很强——研究而言，对（本书这类）强调这一集团在文化和选择上的复杂性的研究而言，这个风险特别大。从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也把贵族看做一个凶暴的、剥削成性的统治集团，它的强盛高度依赖于对其他人的高压统治。至少就我们绝大多数人认为的合适的标准而言，近代早期的贵族社会并未提供最好的统治。但是，对这样一本书来说，谴责这个集团的缺点，显得尤为不当，它限制了我们对这一集团的思想及行为的内在逻辑的认识能力。更糟的是，它纵容了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优点的沾沾自喜。我们有自己的优点，然而就这项研究所考察的社会不平等和权力而论，它们也许是最渺小的。

最初是威廉·贝克建议我写作此书，而且自那以后，他既给予我鼓励，又提出详细的批评意见。我也感激他的同事——丛书的编辑们——的建议和修改。查尔斯·斯廷格尔以其特有的细心、洞察力和谦和阅读了全部手稿。我从布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得到的资料支持，极大地有助于这一项目；在那个田园诗般的环境里居住的一年，让我反思并深化了书中的许多观点。

我最感激的是莉娅娜·瓦迪，她给这个项目带来了鼓励、批评和知识。她向我介绍了本书讨论的许多问题和材料，提出不同的解释并且改正了错误。尽管我们在一些特殊问题上有分歧，但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合作项目——因此这也是一种愉悦。

走向新社会：法国大革命及其后

1789年，最大的、最主要的欧洲国家经历了意想不到的冲击。由于担负着一个世纪的战争带来的沉重债务，法国国王遇到了一场财政危机，这场危机使他的政府有无法运转的危险。为了应付危机，显然要求国王重组政府并将新的负担强加在他的臣民身上，但是，他无法使自己做出这些决定。这样做会破坏他最迫切的需要，即恢复公共信用——和银行家们再次愿意把更多的钱借给他的政府。于是，在国王的命令下，1789年5月4日，法国人民的1248名代表开始在凡尔赛开会。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必须做出重大的宪政改革，以结束政府的困境，但是，没有多少观察家期望三级会议改造法国政府或社会。

当然，三级会议的召开最终还是迅速引起了政府和社会两方面的根本性变化。1789年以后整整一代法国人经历了革命。君主制和天主教会先是被改造，然后被废除了；1793年到1794年，国王和王后遭到审判和处决。贵族遇到了类似的灾难。附属于贵族身份的特权几乎立即被废除了，身份本身不久之后也消失了；大量贵族自愿过上了流亡生活，政府逮捕了其他贵族，因为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似乎值得怀疑；法国贵族从中获益的一些财产形式被废除了，政府没收了属于可疑者和流亡者的土地。

大革命的影响也不仅仅限于法国。从1792年以来，革命的法国发现自己和欧洲的其他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法国军队的胜利，将革命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带到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到1799年，法国控制了低地国家、莱茵兰和意大利的大部；1808年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傀儡国家。在法国人到达之前，西班牙政府早已开始了土地改革的工作，目的是打破贵族和教会占有的大地产——这证明，甚至抵抗法国的国家，也发现自己受到了法国这个榜样的影响。面对有效地组织起来抗击法国的需要，以及某种程度上在法国的直接压力下，德意志各邦也必须以新的方式将自己组织起来。在1805年以后的10年中，德意志诸侯制订了一系列成文法，第一次将公民权利写入了法典，第一次减小了他们之间的不平等。这些法律中的大多数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他们的流动机会，减轻了庄园义务。德意志两个较大的、较有影响的邦——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在同样的年代里结束了农奴制。普鲁士首相描述了他的政府做出这些让步的背景：许多地主，他解释说，“说自动让步要比被迫牺牲一切好……可怕的后果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平民……将事情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的话。”

因此，法国大革命开辟了贵族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全欧洲。1789年以后，贵族的历史（及他们的成功）在继续，但是条件完全不同了。如今，贵族在同其他社会集团打交道时，拥有的优势更少了，而且他们周围的社会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对这项研究而言，大革命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最简单的问题是大革命对贵族的直接影响。贵族遭受的经济和个人损失严重到什么程度？1815年，君主制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复辟时，贵族保留了什么？更为复杂的问题集中在针对贵族的革命愤慨的程度和根源上。为什么这个阶层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如此厌恶？革命愤慨反映了18世纪社会中的深层次感情？还是起源于革命本身的意外事件？对于认识18世纪贵族与其周围社会的关系而言，对大革命的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三级会议的召开，贵族在法国社会中的困难处境变得明朗化了。早在关于法国政治前途的激烈冲突开始之前，受到广泛追随的作家们就要求消灭贵族。也许最强烈的这种要求，出自这些特权者中的一位。他就是西哀耶斯神甫，他是一个教士因而也是第一等级的成员，但他还是一位为第三等级辩护的卓越的政治作家。他的著名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实际上是一部小书，表明了在走向大革命的几个月里的政治辩论的高水平和所涉及的问题的严肃性。但是，抛开它的形式，西哀耶斯的思想是激进的。他认为，法国贵族是寄生虫，他们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却占有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和荣誉。他们的消灭会使法国强大，而不会削弱法国。真正的国民是第三等级，只有这种国民才能生产产品并发挥它的能力。《第三等级是什么？》用一个热烈的号召而告结束。贵族必须做出选择，是让自己被并入到第三等级中，还是面对被暴力消灭的命运；他们是要被消灭的一种疾病。“贵族终究不是我们社会的组成部分；它会是国家的‘负担’，但不会是她的组成部分”，西哀耶斯指出。他的观点扭转了贵族自己喜欢的一个主张，即认为自己是一个与其他法国人不同的种族，是日耳曼征服者的后代。他写道，“贵族是我们当中的外国人”。

……

到18世纪，正在变化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也在各种背景的富人当中形成了新的相似性，在贵族阶层自身内部造成了新的差别。16、17世纪的道德家们日益将绅士风度看做是行为和心理上的，而不是纯粹出身上的。他们教育欧洲人养成自我约束和清洁的习惯，并且提出了对个人隐私和情感自主的更大期望。从其含义来讲，这些忠告向将出身的卓越作为个人价值标志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它们表明了内在品质的重要性，这可能与身份没有什么关系。它们对家长权威的合法性提出了明确的质疑，这是贵族对社会其他人的权力的隐性基础。

最后，近代早期贵族遇到了政治权力的功能变迁。国家权力的扩张，也许是欧洲在这些年里经历的最大的社会变迁；而且国家的这一扩张影响到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类变迁中有许多是否定性的。贵族们发现，他们曾经享有的与其君王间的随意亲近遭到了排斥。在西欧，他们失去了曾经在农村行使的权力。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新的税收和法规。古老的贵族家族只得眼看着新的官僚和法官在16世纪一阵风似的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这些新人很快为自己赢得了财富和社会地位。他们向贵族的社会优越感提出了挑战，他们还向关于贵族性质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这是一些不作战的贵族，但是，他们拥有的权威比大多数投身行伍的贵族还要大。

贵族对近代早期的政府扩张做出了复杂的反应。许多贵族，包括一些最富裕和最显赫的贵族，做出的反应是敌视和周期性的暴力抗争。在16世纪的英国和法国、17世纪的法国和西班牙的政治史上，贵族的反抗占据了主要地位。出于他们对国家的正在扩张的权力的愤慨，一些贵族甚至表现出情愿鼓励农民进行反抗。看来，对中央权威的恼怒，比贵族对下层阶级的反抗的长期担心更为重要。

然而，这样做的贵族迟早还是加入了政府而不是继续反对政府，因为政府可以提供许多东西。那里有政府职务，要么担任官员，要么和贵族的古老传统保持一致，充当军人。那里有商业机会，因为政府出售土地、借贷，并和私人企业家签订合同收税。那里有生活在宫廷的兴奋，这在16、17世纪成了社会的焦点，对大贵族而言，那里还有以国王授予的年金和馈赠的形式而体现的直接经济扶持。也许最重要的是，那里有更加强大的政府的间接影响。在整个欧洲——在16世纪晚期的英国，1650年以后在大多数欧陆国家——更加强大的政府给农村带来了安宁。盗匪抢劫和私人战争消失了；国家间的战争还有，但对平民而言，其破坏性减小了。对地主而言，公共秩序的这一成绩意味着扩大了经济机会。它为农耕和市场的改进提供了必要的环境。贵族放弃了15、16世纪的闭关自守，因为他们可以满怀信心地依赖广泛的市场网络，而这些网络能发挥其作用，是由于政府成功地使欧洲社会保持稳定。

我们注意到，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认为，从十字军时代以来，欧洲贵族在逐渐走向衰落。在重要的方面他显然是错误的。虽然数量起伏不定、成分日趋多样，贵族在整个近代早期还是变得更为富裕也更加强大，他们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也加深了。但是，从托克维尔的看法中也可以看出真相来。只有通过对近代化社会的不懈适应，贵族才得以生存并取得成功，另外，并不是所有的贵族都能够适应这一变迁。穷贵族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只能面临退出这个阶层的处境。其他人没有认识到他们周围的经济和政治潮流。在近代早期，贵族易于使自己处于破产境地，尤其是随着更多的消费品在1650年以后变得唾手可得；过分的政治野心也会导致被捕和处死——虽然作为这类政治牺牲品的家族，在保住财产和地位方面表现得特别成功。然而，即使对于成功的贵族而言，这种适应也要求变成某种新的东西。通过使自己适应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通过放弃组成其特殊身份的因素，欧洲贵族生存了下来。因此，在贵族史上出现了一个最终的悖论：通过这种放弃的过程，这个集团变得更强大了，与此同时，它日希融入了近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