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基尼利编著的《辛德勒名单(精)/译文经典》是布克奖的获奖小说，以高度纪实的手法，刻画了二次大战时期德国人奥斯卡·；辛德勒冒着生命危险，倾注所有财力和智慧，营救数百位犹太人生命的真实故事。自问世以来，这部小说以其撼人心魄的真实性和洋溢于字里行间的人道主义的光辉，感动了无数读者，被斯皮尔伯格改编成电影以后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1935一)，澳大利亚知名度最高的“国宝级”作家。自一九六四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惠顿某处》以来，基尼利共出版三十多部长篇，十余部纪实作品和四部剧本。除了在澳大利亚本土获得无数文学奖项外，他三度入围英国布克奖短名单，一九八二年凭《辛德勒名单》折桂。

《辛德勒名单(精)/译文经典》以高度纪实的手法，刻画了二次大战时期德国人奥斯卡·辛德勒冒着生命危险，倾注所有财力和智慧，营救数百位犹太人生命的真实故事。自问世以来，这个具有多元价值的文本在正与邪、实与虚、文与史、技巧与人性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处处闪烁着过目难忘的人道主义光辉。斯皮尔伯格根据本书改编的影片获得七项奥斯卡奖。二〇〇七年，美国电影学院评出二十世纪百部佳片，《辛德勒名单》位列第八。

正文

车开过斯特拉斯泽维斯克果大街后，就在瓦维尔城堡黑色的阴影下行驶，国社党宠爱的律师汉斯-弗兰克就是从这里统治着波兰政府。跟任何一个邪恶大人物的宫殿一样，城堡中没有一丝光亮透出。车子转向东南朝维斯瓦河开去时，辛德勒先生和司机都没有抬头扫一眼城堡的城墙。波德戈尔兹桥上的卫兵被派驻在冰冻的维斯瓦河之上，是为了截断游击队和其他违反宵禁的人员在波德戈尔兹和克拉科夫之间往返，他们对这辆豪华轿车，对辛德勒先生的相貌，对司机递上来的通行证已经非常熟悉了。辛德勒先生经常经过这个检查站，要么是从工厂(他厂里也有一套公寓)来市里忙公务，要么就是从他斯特拉斯泽维斯克果大街的寓所到他扎布洛西郊外的工厂。夜幕降临后他们也经常能见到他，正式或者半正式装扮，到这里或是那里出席一次晚宴，参加一个派对或进入某个卧室；或许像今天晚上这样，到离城十公里的普拉绍夫强制劳役营，跟党卫军上尉阿蒙·格特这个身居高位的享乐主义者共进晚餐。辛德勒先生素有在圣诞节的酒水礼物上慷慨大度的声誉，所以他的轿车没有多少耽搁就获准经过，进入波德戈尔兹郊区。

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他人生经历的这个阶段，尽管他喜欢美食佳酿，辛德勒先生在前往格特司令官的晚宴途中，所怀有的嫌恶还是远远大于期待之情的。事实上，每次跟阿蒙一道坐下来小酌，都让他非常反感。不过辛德勒先生感受到的厌恶又不乏刺激，是古代的那种欢腾的憎恶感——就像中世纪绘画中法官对该死的犯人表现出来的憎恶。即一种刺激奥斯卡而非使他懦弱的情感。

阿德勒轿车沿不久前还穿越犹太人聚居区的电车轨道疾驶，昂贵黑皮装饰的车内，辛德勒先生照惯例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不过抽得异常镇静。他手上没有一丝紧张；他可真是个时髦人物。他的举止仪态表明，他很清楚下一根香烟、下一瓶科涅克白兰地在哪儿伺候着。只有他才能告诉我们，当他经过寂静、黑暗的普罗克西姆车站时是否从酒瓶上暂时分了神，因为他看到一长串运畜车皮正朝利沃夫开去，运送的也许是步兵也许是囚犯，甚至也许真是家畜，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离城约十公里的乡间，阿德勒轿车右转驶上耶路撒冷大街——这名字可真是个讽刺。在明亮的寒霜映衬下，首先映入辛德勒先生眼帘的是一座毁弃的犹太教会堂，然后就是那座不久前还叫“小耶路撒冷”的城镇光秃秃的外观，而如今这里是普拉绍夫强制劳役营，关押着两万名忧心如焚的犹太人。门前站岗的乌克兰卫兵和武装党卫军谦恭有礼地欢迎辛德勒先生，他在这里至少跟在波德戈尔兹桥上一样知名。

阿德勒轿车开到行政大楼前，然后开上一条用犹太人的墓石铺就的监狱小道。营地两年前还是一个犹太人墓园。格特司令官自称是位诗人，手边有什么隐喻、象征，都用来造他的集中营。这种破碎墓石的隐喻贯穿整个集中营，将其一分为二，不过并未朝东延伸至格特司令官居住的别墅。

营房过后的右手边，有一幢原来是犹太人殡仪馆的建筑。它像是在宣称这里所有的死亡都是自然死亡，皆属自然减员，所有的死者也都正准备装殓。事实上这个地方如今用作了司令官的马房。辛德勒先生虽说对这些景物已经习以为常，不过再见之下他可能还会嘲讽地轻嗽几声。诚然，如果你对新欧洲出现的每一桩小小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都有感于心，它就会成为你背上包袱的一部分，越来越重。不过辛德勒先生能力超凡，扛得起这样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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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我在加利福尼亚比佛利山庄的一家箱包店，问起几种公文包的价格。这家店归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所有，他是位“辛德勒幸存者”。正是在普费弗伯格箱包店意大利进口皮革制品的货架下，我才第一次听说奥斯卡-辛德勒，这位锦衣玉食的德国人，这位投机商，这个魅力四射的男人，这个矛盾的化身，听说他如何在那个如今通称为大屠杀的年代里，拯救一个被诅咒种族的男男女女的故事。

我们这份对奥斯卡惊人历史的记述首先基于对五十位“辛德勒幸存者”的采访，他们散居在七个国家：澳大利亚、以色列、西德、奥地利、美国、阿根廷和巴西。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又陪我实地探访了本书最重要的几个地方：克拉科夫，奥斯卡发家的城市，他的第二故乡；普拉绍夫，阿蒙·格特那个可憎的劳役营；扎布洛西的利波瓦大街上仍矗立着的奥斯卡的工厂；还有奥斯卡从中抢救出他的女囚犯的奥斯威辛一比克瑙集中营。本书的讲述还仰仗尚能联系到的少数几位奥斯卡的战时共事者，以及他战后的大量朋友提供的文件和其他信息。由辛德勒犹太人提供、存放于大屠杀纪念馆这个烈士与英雄的权威纪念组织中有关奥斯卡的大量证词，还有通过私人渠道获得的书面证词以及由大屠杀纪念馆和奥斯卡的朋友提供的辛德勒的文件和信件，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记录。

用小说的结构和手法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现代作品中屡见不鲜。这正是我采用的方法——既是因为我唯一能仰仗的就是我身为小说家的技巧，也因为在我看来，小说手法也正适合表现奥斯卡这样一位如此含}昆复杂又如此崇高伟大的人物。不过，我一直力避一切向壁虚构，因为任何虚构都会贬损我的记录。像奥斯卡这样的伟大人物，身上自然会笼罩着无数神话和传说，我则一直力图将事实与神话区分开来。有时有必要在奥斯卡和其他当事人只留下最简略记录的基础上合理地虚构少许的对话内容。不过大部分的对话内容，所有的事实，均建基于由辛德勒犹太人、辛德勒本人以及其他亲眼见证奥斯卡那非凡拯救行动的人士提供的详尽回忆之上。

我首先要感谢三位辛德勒幸存者—利奥波德·普费弗伯格，以色列最高法院的摩西·贝斯基法官，还有米奇斯瓦夫·彭佩尔——他们不但跟作者悉数分享他们自己对奥斯卡的回忆，提供各种文件使我的叙述精确无误，而且还通读了本书的草稿并提出修正意见。还有很多人，不管是辛德勒幸存者还是奥斯卡战后的共事者，都诚恳地接受采访并慨然通过信件和文件贡献了很多有用信息。这其中包括埃米莉·辛德勒夫人，柳德米拉·普费弗伯格太太，索菲娅·斯特恩博士，海伦·霍洛维茨太太，约纳斯·德雷斯纳博士，亨利和玛利亚娜·勒斯纳先生和太太，利奥波德·勒斯纳，亚历克斯·勒斯纳博士，伊代克·申德尔医生，达努塔-申德尔博士，雷吉娜·霍洛维茨太太，布罗尼斯拉娃·卡拉库尔斯卡太太，理查德·霍洛维茨先生，什穆埃尔·斯普林曼先生，已故的雅各布·斯特恩贝格先生，耶日·斯特恩贝格先生，刘易斯·费根先生和太太，亨利·金斯特林格先生，丽贝卡·鲍太太，爱德华·霍伊贝格尔先生，M·希施费尔德先生和太太，欧文-格洛温先生和太太，还有很多人，恕不一一列举。在我居住的城市，E·科恩先生和太太不但跟我分享他们对奥斯卡的回忆，还持续不断地为我鼓劲加油。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约瑟夫-克米兹博士，什穆埃尔·克拉科夫斯基博士，薇拉·普劳斯内茨，查纳·阿贝尔斯以及哈达沙-莫德林格慷慨地让我接触到辛德勒幸存者的证词以及相关录像和图片资料。

最后，我想对已故马丁·戈施先生为了使奥斯卡-辛德勒的名字为世人所知所付出的心血表示敬意，并向其遗孀露西尔·盖尼斯致谢，感谢她对这一工程的支持协作。

唯有通过所有这些人士的鼎力相助，奥斯卡-辛德勒那传奇般的历史才终于首度以详尽的形式为世人所知。

一九九五年我到南京读书，正赶上当年反映南京大屠杀的一个片子在南京上映，那就是吴子牛导演，秦汉和刘若英主演的故事片晡京大屠杀》。这片子算不得好，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提及，不过当时看的时候确实有种切肤之感、锥心之痛，因为它就发生在我生活的那个城市，电影里确切提到的一些地点和路名就真实地存在于我周边。它以最切身的方式提醒我，我刚刚来到的这个城市曾承受过怎样的苦难。而且每年十二月十三日——一九三七年日军攻进南京城的那天——南京全城都会拉响警报。隆冬的江南，寒冷阴湿；斑驳的城墙，浑浊的长江水，衬着凄厉的警报声，那情景一直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难以抹去。南京有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是直到将近三年后，知道自己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才跟一位朋友一起去了一次，就当是完成任务，也是在隆冬。并不是我甘愿忘本，而是每次跟这种人类的浩劫直面相对，都需要有极大的勇气，都需要你从日常生活中暂时抽身出来，去感同身受，这对于自己的情感和良知都是种极大的煎熬。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曾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去看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名片(《辛德勒名单》，我怕受这种煎熬。一直到几年前，我在编辑生涯中碰上了((辛德勒名单》的原著小说，买下了版权，几经踌躇后终于决定自己来译这本书。感觉竟然好像有点“义不容辞”，就像是弥补自己在南京三年读书生涯的一个亏欠。

《辛德勒名单》的原著小说出版于一九八二年，原名※辛德勒方舟》(Schindler’s Ark，美国版从一开始就叫《辛德勒名单》)，荣获当年的布克奖和洛杉矶时报小说奖。作者托马斯·基尼利(T}lomas Miclaael Netleally)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是整个澳洲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之一，如假包换的“活宝”。(澳大利亚国家基金于一九九七年评选出一百位“民族活宝”[living national treastlres]，基尼利位列其中。)而且据说全澳大利亚只有诺贝尔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和他能单靠写作为生。这应该跟他的写作神速也有关，自一九六四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惠顿某处》(The Place at Whitton)迄今，四十多年的时间内基尼利共出版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还有十几部纪实作品和四个剧本。他的《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之歌》(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来自森林的流言》(Gossip from jimmie Blacksmith)和《同盟者》(Confederates)分别于一九七二、一九七五和一九七九年三度入围布克奖短名单，终于在一九八二年凭《辛德勒名单》成功折桂；《招来云雀和英雄》(Bring Larks and Heroes)和《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分别于一九六七和一九六八年连续获得澳大利亚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Miles Franklin Literary Award)，就在二〇〇八年他还刚刚获得本年度新南威尔士总督文学奖的特别成就奖(Newr Sol-th Wales Premler’s Literary Awards，Special Awarld)。

除了著作等身、获奖无数之外，略略翻检一下基尼利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