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你人际关系的革命性认识。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人性陷阱。替强者计议，为弱者支招斗，给纠结在人际关系中的人解套。

李石头编著的《斗争的艺术》集哲学与生活、理论与实践、战略与战术于一体。集理论性与实用性、思想性与逻辑性、知识性与故事性于一体。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斗争的艺术》为强者计，为弱者谋，为平者策。

本书旨在探讨，人要在斗争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应万事之策，行万善之事，结万胜之果。

面对现实的中国人，面对当下的中国人，我们必须学习斗争的技巧，以斗争求尊严、求权益，以博弈求共谐、求共赢，以社会各种力量的有序冲突、博弈，促进社会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

李石头编著的《斗争的艺术》试图从理论上阐述斗争的本质，从人类的本性上解读斗争的根源，从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角色、位置探讨斗争的方法、策略。

《斗争的艺术》努力把先秦诸子百家、《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历史名人、名篇、名著的格言、警言、案例融会贯通于其间。

序言

第一章 人的本质是斗争

 一、一切事物都存在着斗争

 二、适者生存：自然和社会法则

 三、斗争伴随人的一生

第二章 斗争的目的、手段和结果

 一、生存还是毁灭

 二、和谐的境界

 三、善恶之分

 四、欲望的魔鬼和天使

第三章 成在理性败在莽

 一、知彼己和不知彼己的斗争

 二、清晰的和盲目的斗争

 三、克制的和冲动的斗争

第四章 因势进退攻防

 一、强势者的斗争

 二、弱势者的斗争

 三、面对面的斗争

 四、幕后的斗争

 五、借助外力的斗争

第五章 斗争随角色而变

 一、正职及决策者的斗争

 二、副职及助手的斗争

 三、中层及群众的斗争

 四、家庭内的斗争

第六章 斗争的系统和系统中斗争

 一、人在系统中

 二、情面害人误事

 三、胜负要在时地

 四、智勇毅达聚于一身必胜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四、智勇毅达聚于一身必胜

一个人成败得失，重要的往往不是当下，而在于有防备。

硕大的果实总是结在粗壮结实的树上，伟大的成功必定是经过百倍的艰辛获得的。伟大的成功者总是集智、勇、毅、达于一身。唐朝的郭子仪和现代的邓小平是这些优秀者中的典型代表。

智，智慧、智力、智能、智商、智谋、智略，是人的见识、智慧、计谋。人皆以此辨是非、裁对错、判得失、知进退、筹计谋、施对策。无智则莽，莽则坏事，无智则不知自己如何行动，如何在行动中趋利避害。智与不智，好比盲人和视力正常的人，行走、做事的效果自然不同。谋，既谋事，又谋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谋事则不能成事，要成事必谋事。谋事即把一件事琢磨透，琢磨透一件事，才能把这件事做好。谋事必须谋人，琢磨他人，琢磨自己，把他人琢磨透，把自己琢磨透。这样就知道怎么去做，怎么去应对他人。谋，要谋眼前，更要谋未来，不能谋划未来的人成不了大器。一个人成败得失，重要的往往不是当下，而在于有防备。生于忧患，方能死于安乐。智慧是权谋产生的源泉，权谋是智慧赖以发挥的途径。

中国历史上名将如林，但权倾朝野、善得终生、英名盖世者鲜矣，郭子仪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位祖籍山西汾阳的中唐名将，以武举高第入仕从军，累迁至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率军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他又平定仆固怀恩叛乱，并说服回纥酋长，共破吐蕃，朝廷赖以为安。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大唐因有他而获得安宁达20多年，国家安危系于他一身。最奇的是他在中唐乱世中能够保住自身和家人的性命、官位，享尽了世间荣华富贵，寿终正寝，“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年85寿终，赐谥忠武，配飨代宗庙廷。死后，他的子孙还继续享福数十年，甚至百年之久。

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郭子仪这样封建王朝的猛将能臣所不能比肩的更伟大的人物--邓小平。邓小平一生历经磨难，英姿早发，大器晚成。他一生打过几十场不同规模的战争，为建设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伟大而卓越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健康高寿，家庭幸福，多子多孙，享受天伦之乐，身居高位又有普通人的情趣。

郭子仪的智。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卢杞当总监察官兼京畿行政长官。有一次他到汾阳王郭子仪家登门问病。郭子仪命向来在家不离自己左右的侍女、小老婆全部避开，而独自靠着床几接待。有人问他什么缘故，郭子仪说：“卢杞长得那么丑，女人们看见他，一定忍俊不住，笑出声来，而他心地阴险，会怀恨在心，一旦手握生死大权，必定报复，到时候我们郭家恐怕连一个孩童都保不住。”防备危险，在安乐中发现危险的温床，这是非常高的智慧。看到了危险，能够有效化解，转危为安，这是很高的智谋。

邓小平的智。1976年4月7日，受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逝世而发生的天安门事件的影响，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1977年7月17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在被打倒下放到江西劳动的过程中就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问题。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他在这个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立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按照这个构想，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澳门在1999年底回归中国。邓小平的伟大智慧领导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

勇，勇敢、勇猛、勇气、勇武、勇决。无畏谓之勇，胆量谓之勇，不畏难，不怕死，敢冒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人遇到危难急重之事，最需放胆一搏。与敌手较量，凭实力，也拼心理。斗争就是斗心理，俗话斗心眼，看谁心眼更多。谨慎、理性是必须的、必要的，但过于谨慎、理性，就会失去机遇，因此必须勇敢出击。勇是成事的最后一锤，没有这最后一锤，前面的谋划都只能成空，不能变成现实。

郭子仪勇。在皇帝面前得宠的大太监鱼朝恩前来邀请郭子仪同游章敬寺以示尊敬和友好。宰相元载怕鱼朝恩拉拢郭子仪，派人秘密告知郭子仪说鱼朝恩实际上是要杀他。郭子仪的手下将士极力主张带一批兵将赴约，然郭子仪却只带了8个家僮轻松赴会。鱼朝恩很奇怪，郭子仪如实相告外面的谣传，说：“之所以只带了几个家僮，是因为如果真有其事，免得你动手时，还要煞费苦心地布置一番。”鱼朝恩感动得当即掉下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意思是，如果不是郭令公你这样长厚待人的大好人，这种谣传实在叫人不能不起疑心的。如果郭子仪不去，势必造成他和鱼朝恩之间的猜疑甚至矛盾，去也不会真的怎么样，因为郭子仪知道他是国家的大臣，没有皇帝的命令鱼朝恩是不敢来加害的；假使受皇帝的密令要对付他，郭子仪也无法反抗。这一去，释了疑，不说多了一个朋友，至少少了一个敌人。

邓小平的勇。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面对“四人帮”造成的种种不利于国家发展的复杂局面，他以铁的手腕、强硬的措施，在铁路、文艺、科技、企业等方面展开整顿，迅速扭转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混乱的局面。

毅，毅力、毅然、刚毅、坚毅。坚强持久的意志谓之毅，不屈不挠谓之毅。任何一个人的道路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有曲折、艰难、困苦，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面对挫折、困境，懦弱者选择逃避，坚强者选择挑战，逃避必然失败，挑战才能成功。一挫一战不谓毅，屡挫屡战方谓毅，坚毅是成功和失败者的试金石。

郭子仪的毅。帝国的安危，维系在郭子仪身上几乎长达30年，国家在危难之时，每每依靠郭子仪来拯救。皇帝李隆基向西逃走，唐王朝命脉若有若无，郭子仪却能辅佐太子，使李姓皇族复兴。每每获胜后，一群奸邪小人用尽办法打小报告谗言诬陷，用诡计剥夺他的兵权，郭子仪有时自请辞职。无论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打击陷害，郭子仪都心平气和，不屈不挠，不利用灾祸要胁君王，不利用公事以报私仇，早上奉到出发命令，晚上立即启程。

邓小平的毅。邓小平经历过三落三起，百折不挠。第一次，上世纪30年代在中央苏区，邓小平同毛泽东一起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排挤，被打成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子，勒令检讨，撤职下放，劳动锻炼。直到毛泽东路线取胜，邓小平才抬起头来。第二次，上世纪6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从党的总书记一下子被打成“二号走资派”（“一号走资派”是刘少奇），被赶到江西劳动改造，一困就是三年。林彪垮台后不久，邓小平又被重新启用。第三次，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接替重病的周恩来工作不到一年，因天安门事件再次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再次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上，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刚柔相济。邓小平办事虽以雷厉风行著称，但他并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是藏而不露，寓刚于柔，刚柔相济。197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着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达，达观，通达，达就是气度、度量。对不如意的事情看得开谓之达，对不顺心的事情放得下谓之达。凡事放不下，就会斤斤计较，就会患得患失，就会容不下人和事。古人云：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只有宰相肚子才能乘船，只有肚量能放得下船的人才能成功成仁。

郭子仪的达。郭子仪与监军太监鱼朝恩有恩怨，鱼朝恩曾经派人暗地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唐代宗大历四年的春天，郭子仪奉命回朝，朝野人士都担心恐怕要掀起一场大风暴，代宗也为了这件事，特别吊唁慰问。郭子仪却哭着说：“我在外面带兵打仗，士兵们破坏别人的坟墓，也无法完全照顾得到，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了，这是报应，不必怪人。”被人挖了祖坟那是奇耻大辱，凭郭子仪当时的地位和拥有的兵权，完全可以找鱼朝恩算账，甚至把鱼朝恩降职、整倒、整死，但那样做的结果必然是鱼死网破，即使把对方整倒，自己也难保善终，何况坟已被挖，报复于事无补。

邓小平的达。1967年8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时候，63岁的邓小平被红卫兵押在盛夏的毒日之下，进行批斗。他把红卫兵的批判、诬陷当成耳边风，因为耳朵聋戴着助听器，不愿听时就关掉。邓小平常说：“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呢。” 邓小平后来的两次被打倒都是毛泽东作出的错误决定，他复出后成为事实上的国家最高领导者，国外舆论普遍认为他会像前苏联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一样地否定毛泽东，但邓小平却对毛泽东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认为功大于过，并且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说成是毛泽东一个人的。”

一位撰写邓小平传记的德国作家乌利？弗朗茨写道：在我们的世纪里，我在东方和西方都没有见过像邓小平那样走过如此崎岖曲折的生活道路，却又卓有成就的政治家。

智慧、智谋好比大脑，勇敢好比手脚，毅力好比心脏，达观好比情绪，四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组成一个整体，才能具有最大的力量，才能获得成功。有智无勇则弱，则徒有其名，只开智慧之花，不结智慧之果。有勇无智则莽，只能是一介莽夫，只能成一时之事，不能成一世之事。有智有勇无毅则易折，没有毅力和缺少毅力，极易被艰难困苦所打败。有智有勇有毅无达则易患，缺少达观的心态，极易患得患失，因小失大。必须有智、有勇、有毅、有达，四者集于一身，才能练成金钢不坏之身，磐石不摧之躯，才能战胜各种困难险阻，才能建功立业，功成名就。

智、勇、毅、达的另一面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一切的斗争都要原则性，同时又要讲灵活性。

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党的主席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因“天安门广场事件”第三次被打倒、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就率先起来反对“两个凡是”。1977年4月7日，他对当时的一位中央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来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4月10日，他又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封信于4个星期后被中央转发，其中的意见被充分肯定。

邓小平在重大问题上既坚持了原则，表明了自己对“两个凡是”的态度，同时，鉴于自身当时的处境，又没有公开、直接刺激华国锋同志，直接批评“两个凡是”。在第二次复出前，邓小平曾非常谦虚地向毛泽东检查了自己的缺点，使毛泽东相信他可以重新委以重任。第三次复出前，他也向党中央承认自己在1975年的工作中难免有不足和错误，表示真诚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批评和教导。

一切成功者都能够很好地掌握运用灵活性，而最高智慧的、最高尚的、最为人称道的灵活性，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灵活性。邓小平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完美结合的杰出代表。  P220-227

人或生于富贵，或生于贫穷，或生于贫富之间的中等之家。人的出身概莫如此。人或为自己而活，或为别人而活，或既为自己又为别人而活。人活着无出左右。人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或仅仅是自然的死亡无所谓特别的意义。人死亡非此即彼。

平庸的时代产生平庸的人，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人。平庸的人纵然在人生的顶点也不会有精彩的演出，杰出的人即使在低谷也能上演精彩的故事。

有的人终究会成为朋友，有的人终究会成为敌人，有的人终究会什么也不是，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只是熟悉的人，或者过路客。

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相信一切，相信信仰，相信友谊，相信爱情，相信无欺的交易。但对于自己的命运来说，谁是最值得信赖的？不是你的父母，不是你的丈夫妻子，不是你的兄弟姐妹，不是你的子女，不是你的朋友上司，不是你的志同道合者，虽然他们可以给你带来幸福、金钱、权力，但不是你的命运之神。谁也不可信，惟一最可信的是你自己。因为，你是你自己的承载者，是你肉体和精神的承载者。你是你自己的根基，你是你自己的土壤。你是你自己的信赖者。

信赖他人，即意味着你把幸福和人生的方向寄托在他人身上，或是相信他人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指明方向。只有信赖自己，才能真正地把握幸福和人生的方向，即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者。如果信赖别人，即意味着盲从，盲从就是别人说什么是什么，说非即非，说是即是，指东即东，指西即西。盲从是最危险的人生旅行。首先信赖自己，然后信赖别人，这样的信赖才是值得信赖的，是理性的信赖。

宇宙中最难认识的事物是人，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人与天、与地、与物的关系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人与人的关系。

人的本性或本质是什么？中国文化大体有七种观点，这七种观点早在汉朝以前就已经形成，其中有六种观点来源于战国时期，一种观点来源于东汉。

儒家先圣孔子不以善恶讲性，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只认为人的天性是相近的，后来的相异，皆由于习。他既没有说性善，也没有说性恶，给后世留下了很大的想象和论述的空间。实际上孔子是强调人的自然本性的，他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既看到了人性中自然本能的一面，又把“仁”看作人性的潜在的本性，“我欲仁，斯仁至矣。”

儒家亚圣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乃仁义礼智之端，都是人所固有，无待于习。

稍晚于孟子的另一个儒家代表荀子主张人性本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认为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性中并无礼义，一切善的行为都是后来训练而成。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告子之说惟见于孟子书中，略而不具，其详不可得知）认为性无善恶，他说：“性无善无不善也。”又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他认为性无善恶，善恶都是后来才有的，原始的性则既非善亦非恶。

老子、庄子等道家主张人性超善恶，认为人之本性，既非仁义，亦非情欲，而是所得于道之德之显见。性命之性是自然的，而仁义是人为的。战国时的儒家世硕认为人性有善有恶，王充《论衡》中述其说云：“周人世硕，以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世子等人的学说，主要是谓性中兼含善恶，发展其中的善性则是善人，发展其中的恶性则成恶人。

战国时期还有一种学说（倡导者的姓名已失传）认为，有性善有性不善，即有人生来即善，有人生来即不善。既非人人之性皆善，亦非人人之性皆恶，乃有两种人的不同。

到了东汉，儒家王充把人性分为善、中、恶三等，他说：“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即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即中人以上者性善，中人以下者性恶，中人之性则不善不恶而可善可恶。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之大。原始佛教认为人性邪恶，有贪嗔痴的本性，必须严格地持戒修行。大众部佛教提出“心性本净”的观点，肯定了人性是善的。大乘佛教进一步宣扬“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皆能成佛”。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其思想也在演变发展，各派观点不尽相同。华严宗认为佛性纯善，众生与佛一样，本质上都清净圆明，众生的种种恶行来自于种种妄念，修行即要断除心中妄念。天台宗认为佛性中善恶兼具，因为人性中有善有恶，修行才有必要性。禅宗认为人性即佛性，“即心即佛”，佛性不在人的本性外，人不可离开自身去求佛，见性即可成佛。

和中国一样，在西方持性善论者有之，持性恶论者有之，持有善有恶论者和无善恶论者亦有之。持性善论者有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和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认为，人虽然有自利要求，但人具有理性，能把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按照理性的原则进行协调，从而取得和谐。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认为，人性原来都是善的，原始社会的人都是生活在自由平等之中，善良的人性存在于纯洁的自然状态之中，只因社会文明特别是城市文明才使人性扭曲、罪恶丛生。这位著有《社会契约论》和《忏悔录》等名篇的作者认为个人和社会都应该归于自然才能自由、幸福、平等。

公元四世纪的奥古斯汀、十五世纪的马基雅维利、十六世纪的霍布士、十八世纪的叔本华等都是性恶论的代表人物。《君主论》作者马基雅维利认为，人类总有填不满的欲望和膨胀的野心，趋利避害、自私自利、偶尔行善只是人们的一种伪装，是为了赢得名声和利益。他有一句名言：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性有善有恶论的代表人物有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近代的康德。柏拉图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有欲望、意志和理性，当理性能驾驭欲望和意志时，就能获得善，反之就是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有理性和情欲。他提出了三个著名的论断，即“求知是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动物”。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用理性节制情欲于一个合理的状态，恰到好处，以获得人生的幸福。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既是哲学家，又是天文学家和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他认为人有两个我，一个是“实我”，一个是“真我”。“真我”是理性主导的我，“实我”是情感主导的我，“真我”因为善性的约束而高于恶性欲望的“实我”。

主张性无善恶的首推近代思想家洛克，他是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的开创人，同时也是第一个全面阐述宪政民主思想的人。他提出了人心白纸说，认为人之初始，人心都是空如白纸，根本不存在善与恶的问题。善与恶的心理观念和道德品质都是后天因素造成的，尤其是教育因素造成的。美国现代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也是性无善恶论者，他认为善绝不是什么玄而又玄的东西，它仅是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事物而已，是相对的价值判断。人性都有发展成善的可能性，只要有适当的教育，人是能养成善良的品性的。

在整个西方世界，占主流思想的既不是性善论，也不是有善有恶论以及无善无恶论，而是性恶论--基督教的原罪说。根据基督教的创世说，上帝创造了世界后，用泥土创造了亚当，然后取下亚当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把他们安放在伊甸园中。后来，亚当和夏娃在魔鬼的引诱下，偷吃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犯下了大罪，上帝就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这就是原罪的由来。他们的罪恶遗传下来，他们的子子孙孙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为此，人要用忏悔和劳作以及服从禁忌、戒律等来获得全能全知上帝的救赎，否则，人的灵魂就只能沦落于苦难的地狱，而不能进入美丽的天堂。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人性是善还是恶作出论断。在马克思看来，人性无所谓善恶。马克思说：“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的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意义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概括而论，中国以儒家的人性善为主流思想，西方以基督教的人性恶为主流思想。

而笔者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中读出了人的本性、本质是斗争，笔者从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中读出了人的本性、本质也是斗争，笔者还从先秦诸子百家、《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历史名人、名篇、名著中读出了人的本性、本质还是斗争。

中国五千年文明，其中有三千年漫步在封建社会里。在君主专制下的封建社会，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君主是国家、权力、法律、地位、名誉、利益等一切名和利的核心、代表。国家的各级成员只对君主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百姓大众负责。人治是君主专制下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和规律。百姓大众则做出各种努力，使出各种手段向着以君主为核心的集团和其它大小官僚集团奋进、靠拢。

人性之恶在封建社会最为泛滥，人性之恶在封建最为典型。

在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善论是统治者和正统思想高举的旗帜，他们高唱着人性本善的颂歌，其私下里真实的目的是，是让天底下的百姓大众安心当顺民，安心受指使。听天由命，恪守纲常，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而他们自己却是为所欲为，不受任何约束，耍尽了阴谋诡计，干尽了罪恶勾当。

以仁政来对付刀剑，是孟子的追求，是孟子的理想。孟子一生讲得最多的要算人性善和法先王以行仁政这两个问题。他所说的人性，就是人生而具有的善性；所谓仁政，就是以尧舜之世为最高典范的贤明政治。孟子一生奔走于齐、梁这些大国之间，反复宣传他的性善论和仁政学说，企图打动齐、梁国君的心，接受他的主张，但那纯真的理想终因不合时宜，未被采纳，也未受到重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他幻想着仁政会来源于统治者的善性，并最后与庶民的善性相适应，从而国泰民安，各得其所。

人如果真的性善，那圣王和礼义又有什么用呢。法家代表苟子如是反驳孟子。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人之性固正理平治（指善）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哉！”人生而人欲，有欲则有求，求不得则纷争。

如孟子之说为真，则世无纷争或少有纷争。人类的历史进程说明，孟子之说为伪言。

中国文化掩盖了人性恶的真相，以谎言掩盖真相，以真相推行谎言，以谎言麻痹百姓。

三千年来顺民的传统已经渗透到每个时代几乎每个人的血液里，并沉淀在当代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本可以不必谦卑的却谦卑了，本可以反对的却顺从了，本可以抗争的却忍受了，本可以真诚的却虚假了，本可以公正的却倾斜了，本应该诚信的却欺骗了，本可以光明正大的却背后阴谋了。

如若以性本恶为真，则统治者必作自我诫勉，必作自我之约束，必以法治天下，必划分、规范各自的权力、义务、职责。

中国人性的弱点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障碍之一。去中国人性之弱点非一代之功，必经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之无数次洗礼，不能脱其弊，祛其病，除其疾。

面对现实的中国人，面对当下的中国人，我们必须学习斗争的技巧，以斗争求尊严、求权益，以博弈求共谐、求共赢，以社会各种力量的有序冲突、博弈，促进社会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

笔者试图从理论上阐述斗争的本质，从人类的本性上解读斗争的根源，从人在现实生活中所处的角色、位置探讨斗争的方法、策略。

笔者努力把先秦诸子百家、《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历史名人、名篇、名著的格言、警言、案例融会贯通于其间。

笔者幻想本书集哲学与生活、理论与实践、战略与战术于一体。集理论性与实用性、思想性与逻辑性、知识性与故事性于一体。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斗争的艺术》为强者计，为弱者谋，为平者策。

本书旨在探讨，人要在斗争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应万事之策，行万善之事，结万胜之果。

2012年5月1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