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状元》一书由齐鲁书社出版，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作家、山东警察学院副院长王离京。

《大明状元》从明代各科录取的状元进士们当中选取一人（主要是状元），将他们身上发生的，与科举有关的有趣故事，用独特的视角和方式，以夹叙夹议的体裁，轻松活泼的笔调，为读者进行讲述评论。

《大明状元》一书由齐鲁书社出版，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作家、山东警察学院副院长王离京。

古代的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但他们大多是古代的精英，他们功成名就的道路上，充满了奋斗、坎坷、抗争与传奇。《大明状元》这本书用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语言，不仅让读者初步了解明代状元的百味人生，更能让读者从中领悟到学习、生活、处世的道理。

北京孔庙那些风侵雨蚀的石碑(代序)

开门状元坐了过山车

丁状元挂职锻炼驯大象

混血儿状元“襄阳任”

黄状元全家跳了江

惨遭千刀万剐的张状元

状元也下“双黄蛋”

一头肥猪引发的背叛

曾綮是个“酒状元”

帅气状元绯闻多

积极抗旱救灾的萧状元

答得好不如对得妙

迁都后的首个状元叫陈循

状元名字成了二皮脸

于谦殿试跑题了

邢宽因名得状元

山东首魁是马愉

闲云野鹤林状元

曹鼐辞职复读拔头筹

此周旋非彼周瑄

施槃折桂全凭帅

刘俨苦求功名二十载

敢对皇家强拆说“不”的商状元

戊辰鼎甲三教全

王越考卷飘万里

弄巧成拙孙状元

褒贬不一黎状元

祁顺祈顺不太顺

重大火灾事故的幸运儿

罗伦答卷也敢提意见

张升上演遇仙记

吴宽才学真是宽

能侃的状元也能干

这个状元有点儿老

祖显子显自己也不差的王状元

美髯状元有李曼

大明最年轻的状元诞生啦

有个状元“不足取”

他家有座“人瑞状元坊”

朱希周粪土功名万户侯

唐寅这样的才子也作弊

“孩子王”也能当状元

学优品劣数严嵩

刘瑾强行“点录”何其多

“官二代”的骨头也够硬

唐皋咬定青山不放松

忠孝状元是舒芬

状元当上了地方大员

又出了一个美髯状元

龚状元出访见闻多

复合型人才罗洪先

对联高手林大钦

猝死的状元韩应龙

茅瓒夺魁很幸运

状元统兵御倭寇

“銮凤”科场酿大案

世间已无张居正

严嵩党羽唐汝楫

打群架丧命的陈状元

不偏不倚诸大绶

真有个状元叫士美

申时行时运真是行

状元郎同黑帮扯上了干系

罗万化捡了个大便宜

状元夫人摆地摊

仗义执言孙状元

沈状元辞职为原则

庚辰科考试蹊跷多

力主抗日的朱状元

唐文献言出必诺

状元也有思想家

从倒数第一到状元的跨越

状元还有大画家

赵秉忠和他的“状元卷”

欠债欠出个美娇娘

倒背黄历背出个状元郎

两个鸭蛋的恩恩怨怨

四万两白银与状元头衔

“三笑夫人”确有其人

当了和尚的状元郎

庄际昌过把瘾就死

名家之后文状元

又见投水殉国状元郎

抓阄抓出的状元

群众扒了他家祖坟

不懈奋斗三十载的刘状元

他称汤显祖老丈人

投机取巧魏状元

不叫状元的状元

唱响大明挽歌的状元

后记

开门状元坐了过山车

草莽英雄朱元璋“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之后，深感管理天下这活，还是得靠文化人来干。别看朱大皇帝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但在这件事情上倒是看得比较明白，于是，便于洪武三年正式开始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并举行了大明王朝的首届乡试。

洪武四年（1371年）辛亥科，产生了大明王朝开国后的第一位状元。夺得明朝开门状元光荣称号的，是江西金溪人氏吴伯宗。这位吴状元，为江西后来接二连三地出状元，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中状元的时候，吴伯宗年方三十七岁。由于这是朱元璋钦点的第一位状元，他老先生自然对其青睐有加，赏了一大堆衣服不说，还直接封了他个相当于副司长的职务（礼部员外郎，从五品）。这在明代的科举体制中，属于不那么规范的高规格安排了。

据有关地方志等史料介绍，吴伯宗自小聪敏灵异，十岁便通晓举子学业，四书五经滚瓜烂熟。还有种说法，他不仅是明代的开门状元，还是头一个连中三元（乡试解元、会试会元、殿试状元）之人，考试成绩煞是了得。这种说法有看点，但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所以暂不采用。

史料称，吴伯宗虽然外表温和，但外柔内刚，很有些小性格。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胡惟庸弄权当政之际。吴伯宗性情耿直，不肯随风倒，没有跟众人一起去依附巴结权贵，因而得罪了胡宰相大人。得罪了上司，自然要为此付出代价。胡大人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吴副司长给贬到凤阳歇着去了。自此，拉开了吴状元官场过山车经历的序幕。

将自己看不顺眼的吴伯宗状元贬到凤阳这一招，胡惟庸办得有些阴。因为凤阳是朱大皇帝的老家，他自然十分关注。稍有差池，吴伯宗的麻烦就大了。吴伯宗落得这样下场，除了看不惯胡惟庸的所作所为，其实还与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各位看了以后发生的事情就会很清楚了。

被贬到凤阳之后，吴伯宗依然不肯低头。一有空，他就上书检举弹劾胡惟庸，称其专横不法，祸国殃民，应当予以严惩。这就明摆着是要鱼死网破，豁出去干了。于是，皇帝准奏，果断出手宰了胡惟庸及其一干死党。其实，扳倒胡惟庸，并非吴伯宗的检举弹劾之功，而是朱元璋早就看这家伙不顺眼了。这一点，不知当时的吴伯宗是否明白。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他是真的不明白。

胡惟庸倒台了，名义上的倒胡英雄吴伯宗，风光无限地重返京城做官了。据说，为了表彰他的忠诚，朱元璋派他到越南附近去访问了一趟，还弄回了几头大象，赚足了面子。吴伯宗从越南回来之后，朱大领导先后给他安排了国子助教（从八品）、翰林典籍（一个小秘书）等职务。

大约朱元璋想想也觉得这样安排有点对不起他，毕竟是大明王朝的开门状元啊，又在倒胡运动中出过力，便又给他提了一下，任命他为太常寺丞，他不干，那意思肯定是嫌小了。于是，改为最高学府国立南京大学副校长（国子监司业）。没想到，吴伯宗对这一安排仍不满意，还是不干。这下，朱大皇帝不耐烦了，你以为你是谁？挑三拣四地还没完了，不干拉倒，去遥远的北方凉快去吧。皇帝一生气，状元也没招儿。吴伯宗只能乖乖地去西北某地当了个小教谕。其职务级别，充其量也就相当于个小小的县教育局长而已。这件事情说明了一条官场、职场法则，甭管跟领导的关系有多铁，讨价还价的事情只能偶尔为之，并且要把握好度。否则，有你的好果子吃。

过了一段时间，不知是啥原因又让朱元璋记起了这位开门状元。皇帝一高兴，状元又得意。于是，吴伯宗便接到了一张调令，三进京到翰林院做了个检讨。这个检讨，不是犯了错误要作的那种检讨，而是个官职名，大约算个副处级秘书。可能是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吴伯宗的仕途此后开始顺风顺水起来，一路被提拔上来，直至混到武英殿大学士的头衔，差不多相当于文官的最高级别了。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句话，实乃至理名言。吴伯宗有个做县官的弟弟，因为举荐人才不实，事发后牵连到了哥哥。于是，吴伯宗再次上演官场高台跳水，从相当于中央政府领导人的位子上，重新跌回了小小的检讨岗位。心理严重失衡的他，又使开了小性子。当朱元璋某天就某件事情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竟不识抬举地说，这件事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我不知道。朱大领导当然不吃这一套，一怒之下把他发配到更遥远的边疆云南蒸桑拿去了。这回，吴伯宗再也没有四进京的机会了。还没到目的地，他就挂了，时年五十岁。

丁状元挂职散炼驯大秉

毕竟是叫花子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做事经常不按常理出牌。洪武三年开科取士之后，乡试、会试刚刚办了一届，他就有些不耐烦了，认为用这个法子选拔人才机械死板、高分低能，毛病挺多的，实在是不咋样，于是，便废科举，改举荐。这一废，就是十几年，同“文革”时期废除高考、上大学改为推荐制的时间差不多。真应了那句话，历史经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P1－3

在北京的孔庙里，有198通（块的意思）元明清三代的进士题名碑。其中，元代3通、明代77通、清代118通。碑上镌刻着五万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自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起，至废除科举制度前的最后一科——清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止，其间每科所取的全部进士，均有碑刻矗立于此。）

属于人事制度范畴兼有教育制度性质的科举制度，自隋朝初创，至清末寿终正寝，前后历经1300余年。这项制度，是封建王朝选拔任用官员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如今的人们喜欢拿高考同科举制度相比，其实并不是很准确。严格说来，科举制度是一种考官的制度，同公务员考录制度更相似一些。但从社会认同度和影响力的角度看，科举制度与高考还真是有得一比，况且它也确实有教育制度的成分在。从这个角度讲，把科举制度比喻为古代的“高考”，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科举制度的创立与推行，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无怪乎有西方学者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的是非功过，很多名人智者已广有评述。在下乃才疏学浅之辈，人微言轻，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我始终觉得，延续了那么多年的科举制度，绝对是中国古代一道光怪陆离的风景线，很有些值得鉴赏品味之处。所以，从年轻时期开始，我就对这些事情挺感兴趣。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古人称为人生四大喜事。这其中，又以最后一项最具吸引力。所谓“金榜题名”，就是参加科举考试能够被光荣录取。因为在被录取之后，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一切便也都不在话下。

同如今官员自称“公仆”不同，古代官员以“父母”自称。既然为“父母”，在管制、教育“子民”的同时，顺便接受他们的供养、孝敬，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而，高高在上做“父母”的感觉，比之于“子民”，那自然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草根百姓要想跻身“父母”之列，在科举形成规制之前，除了造反之外，好像也没啥更好的办法了。而科举制度的建立，则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金榜题名具有如此之巨大的诱惑力，自然会引得无数学子竞折腰。于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家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无所不用其极。原因无他，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鲤鱼跳龙门，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我一向认为，官本位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大消极因素。而科举制度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强化了这种意识。当然，我不否认，有些人读书的目的，是有治国平天下、救世济民的宏大志向，但这样的人为数绝对不会太多。当然了，这并不妨碍那些动机并不怎么高尚的学子们，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历史，原本就是由许许多多的无意为之而写就。

在这样一种背景与导向之下，天下读书人为了实现金榜题名的夙愿，演绎出了数不清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之人生故事。时过境迁，当我们今天以一种超脱、平和的心态来品读它们的时候，仍然难免会体味到有几分感慨、几分启迪、几分甘苦，起码我是这样以为的。

北京城古迹众多，有许多驰名天下，尽人皆知。相形之下，呈“左庙右学”格局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大约是被很多人遗忘或者说是忽略的地方。这两处景点，就在雍和宫西边几百米处。同人声鼎沸、香火旺盛的雍和宫相比，这儿即使不说是门可罗雀，也是冷清得可以，以至于有些的哥的姐竟然不知路该怎么走。

其实，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绝对值得一看，尤其是对读书人而言。那儿有森森古树，有古代学子们皓首穷经、寒窗苦读的房舍，有皇帝讲学的大殿，当然还有那些看上去有些庄严的进士题名碑。在这儿流连，体验一番古代学子们艰辛求学的酸甜苦辣，着实能让人生发一些思古之幽情。

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很多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碑上留名的那五万多曾经风光一时的进士们，多数也都淹没在了历史的潮水之中，寂寂无闻了，就如同碑上的字迹一样。还有一些人，以正反两种方式，将自己的名字留给了历史。在一块块石碑背后，隐藏着他们演绎出的许多形形色色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些已被人们发掘整理了出来，刻在一块块黑色的方形大理石上，与进士题名碑一起，供游人观赏品味。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对科举制度的兴趣由来已久。而这些故事，让我潜意识中的一种念头醒来了。这种念头在我的心中埋藏已久，那就是——写写自己视野中科举制度的那些人和事。于是，便从明代各科（正科、恩科）录取的中第状元进士们当中各选取一人，将他们身上发生的与科举有关的有趣故事，试图用自己的视角和方式，以一种夹叙夹议的体裁、轻松活泼的笔调，为各位读者讲述评论一番。其中，间杂以自己一些另类的现代感悟和体会，以期引发读者的一些思考与共鸣。选取的目标，以状元为主，兼顾少数名气比较大的进士和重大科举事件。在介绍这些少数著名进士和重大事件的时候，也会简要概述一下同期状元的有关情况，以使各位通过阅读这本小书，对明代的每一位状元都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觉得，从明代这些状元进士们的故事当中，是能反映出他们对国家、对民众、对人生、对事业、对官位、对金钱等的看法和态度的。而在这些方面，古人和今人其实有很多的相通之处。在讲述人物故事的过程当中，还兼顾科举制度有关知识以及明代官制的介绍，努力追求知识性、趣味性的统一。为啥从明代写起呢？是由于科举制度从明代真正走向规范与成熟。

上面的想法，只是我的理想目标而已。能不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还得由读者说了算。对了，在下写此书可不是为了评职称凑成果，各位千万别把书中所写的这些东西当做学术论文来看待。倘若有谁写论文引用了其中的东西，造成错讹或谬误的话，那就只能怪他自己图省事了。

但是，我非常非常希望能有人喜欢这些故事。

从参观北京国子监动了写作的念头，到写完明代最后一位状元杨廷鉴的故事，用了我接近三年的时间。

笔者本就不太善于编故事，况且所写的都是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经历事迹也不能随意胡编乱造。而其中很多人的史料记载，又实在是少得可怜。所以，当我提笔开写的时候，曾经觉得十分的艰难，很担忧自己啥时能写完甚至能不能写得下去。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下了笔，那就得硬着头皮坚持下去，谁让咱有这兴趣来着。于是，便在工作之余，翻故纸堆查资料，绞尽脑汁地遣词造句，好不麻烦。麻烦归麻烦，我越写越有些欲罢不能的意思，因为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实在是太有趣了。通过阅读相关资料，他们为人或忠或奸、或善或恶，性情或刚或柔、或直或圆，言行或烈或温、或文或趣，一个个活灵活现在我的眼前。说真的，通过写作，我深深地喜欢上了他们，即使是那些表现不怎么好的人物。当然了，从本质上讲，这些人物多数都是些好人。所以，当我写完这本小书，收拾整理那些《明史》一类厚厚的资料之时，竟有了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

掩卷沉思之余，我感到通过写这些古代知识分子们的故事，使我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尽管很多专家学者对科举制度的功过是非多有阐述，有褒有贬，他们的研究、认识，自然也都比我深刻全面。但我还是觉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举制度应该是一种最为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这项制度，真的是选拔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除此之外，在这个问题上真的很难再苛求古人们多做些什么了。

有些研究历史的人，有一种不太好的习惯，就是爱拿今天的眼光看待古代的人和事，评判其中的种种局限不足。岂不知，在那个时候，谁也不可能有如今这样的认识水平，更不要说以今天的标准对其进行改革完善了。所以说，研究历史，还是应该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看问题比较恰当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仅喜欢上了所写的这些人物，还喜欢上了科举制度，并且想让更多的人喜欢科举制度。

在下写的这本小书，性质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学术著作，定位于读史随笔比较恰当一些。当然了，也勉强可以把它当做一本入门级的科举知识读物。我在本书的《代序》中说过，各位看着书中写的这些东西玩玩可以，千万别在写论文的时候引用其中的东西，如果因此而出现错误，笔者可是不负责任的。话虽这样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可没敢马虎。在下还说过，书中的这些历史人物，其中不少人的史料记载极其有限，有的只有寥寥几行字。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资料不够，议论来凑”，也绝不在史实方面胡编乱造。至于查到的史料记载本身有误，那就不是我的错了。

既然下笔写书，兴趣是一个方面，让人感悟思考一些问题的目的也有。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在思想情感、接人待物以及处事方式等方面，总还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因而，我在写这些古人的逸闻趣事当中，就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和体悟，抒发了一些感慨和议论，这也正好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憾。当然，各位也可以把这看成是为了凑字数。至于这些感慨和议论能不能引起各位的共鸣，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就不是笔者所能左右的了。

明代这些状元进士们的言行举止、喜怒哀乐是栩栩如生在我的眼前了。我也很想把他们栩栩如生在读者们眼前，但是很抱歉，由于在下手拙脑笨，本事有限，难以让他们栩栩如生在自己的笔下。这是一件让人比较遗憾却没有办法的事情，还请各位担待谅解一二。

在写作这本小书的过程中，笔者参阅甚至借用了不少文献资料当中的东西。但那些东西，要么作者早已作古，要么干脆就没标注作者，比如《明史》、《明实录》以及一些地方志、族谱等。所以，也就没必要多此一举地一一罗列感谢了。

真正需要感谢的，是齐鲁书社的领导和编辑们。是他们的错爱与抬举，才使这本小书得以顺利付梓。在此，谨向为此书编辑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女士们、先生们，致以诚挚的、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