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雨今日下”是作者杨民提出的一个象征时空错位的美学命题，形象概括出人生中一些“难以捉摸的命运”和“繁华荒凉的结局”。作为书名，是因为写作本身就使对过去的表述，同时也是作者的人生之路、阅读之路、思考之路的追忆和记录。杨民先生说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即有此微情妙意。

《昨日雨今日下》内容，有谈论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的，也有感受和体会自然人生的意义和情趣，它对我们写作和欣赏文学，对我们观察人生、认识人生、如何生活，可以说是大有裨益的。由于作者酷爱英美散文随笔，所以作品中多有英美絮语散文的影子，娓娓道来，清静平和，却也不乏幽默之处。

杨民，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家、翻译家，主要著译作品有《万川一月——中国古代散文史》(主题研究)、《光明之城》、《西藏纪行》、《解读<鹖冠子>——从论辩学的角度》(翻译)、《中国古代历史宗教和哲学》等。这本《昨日雨今日下》收录的就是他的随笔作品。

《昨日雨今日下》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孤独中的冷观

对话

大师师小

读苏轼随感

读袁枚的随笔

孤独中的冷观

可爱的小注

可恶的诗人

英雄欺人

书卷气

以天合天——书法艺术谈

一灯如豆

读心

远足

山村

独对大海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

观宴小谈

你起的一手什么牌

弄潮儿

仆人厉害

奇异的蛇

一灯如豆

有石一拳

昨日雨今日下

我们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

在地铁的屁股上猛踹一脚

一放一收，意味隽永

坚守这一放土地

一叶菩提

定数

迷宫

寂寞的美

奇妙的数字

生病时光

失败者

一湖荷香

一叶菩提

一枕如舟

竹林禅房

找一所寺庙拜拜佛

西天一抹深蓝的云

你得熬过那段冬天

附：时间会告诉我们橡树和朋友的位置

可恶的诗人

诗人实在是最可恶的人了。他们的眼睛呈多棱形，人间百态，自然万相，原本好端端地呈露眼前，但是到了他们的感觉中全都变形。他们可以在螺丝壳中做道场，在一粒沙中看世界；他们经常是怒而飞，傲然直冲九天云霄。他们笔下的色调、气味和声音，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也都得在心里打许多的折扣才能了解和认识，诗歌的内在意思更是费思量，你要说这是阅读的快慰和伤精烦神之后的悦目赏心，当然可以，可是偏让人琢磨半天才能够明白，令人恼火！

诗人是这样的性格，可是一旦让他们转回现实人生，因为我们人世间讲究周旋，喜欢委婉一点，温存一点，空灵一点，矫饰一点，甚至多少得虚伪一点，原本是让我们喜欢和欣赏的诗人，却立即会让人火冒三丈。可恶的诗人，他们在现实中怎么就那么像是大象扛木头一般的直来直去？

屈原一开始就没有开好头。他在楚国担任左徒，参与国事并发布号令。有一次在他起草国家宪令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写好，和他同列的上官大夫居然凑过来观看，屈原一点不宽容，断然拒绝，结果得罪了上官大夫，被人家几个小报告朝楚怀王那里一打，屈原就被一脚踢出，远离政治中心了。说实话，人家也就是想窥测或者了解一点你的未成之章，你这样拒绝，岂不可恶？

曹植也是。小时候诗文写得好，曹操着实喜欢他，甚至想将王位留给爱子，可是曹植多令人讨厌！曹操看到他的诗，因为文字奇妙，怀疑这诗不是他所写，就问曹植，曹植坦率地说是自己所写，并对父亲的疑问感到奇怪。问答中多少有点令曹操不舒服，我想也是。曹植不懂事理，写就写了，父亲问，你就不知道收敛一点，谦虚一点，委婉一点，假如回答父王说是自己不行，仅仅是碰巧而写出了这么一首，而且也毛病多多，那么他父亲该会多么高兴！曹植就是那么可恶，居然一点不知道收敛。

曹植还好，毕竟是自家人说话，轮到杜甫就更讨厌了。安史之乱，多少人在颠沛流离之中？杜甫在四川，要不是遇到威震一方的大将军严武给他提供衣食住行的方便，杜甫可能连日子也过不下去。可是杜甫一边感谢他，一边还不知好歹。有一天，许多文官武将在酒席宴会上一起说话，杜甫也忝列其间。大概杜甫喝酒过量，乘着酒兴，仗着自己比严武大十几岁居然说：“没有想到严挺还生了个好儿子。”严挺原来是丞相，儿子此时才三十来岁，杜甫当着众人的面，倚老卖老地说这么一句，让严大将军多么难堪？结果严武一听就大怒，要不是旁边的人苦劝，严武几乎想将杜甫“废”了。

苏轼也是个可恶的家伙，他原来就不喜欢王安石的改革，和司马光穿一条裤子。王安石执政，苏轼开始还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他不识相，在朝廷里老是说司马光不错，弄得王安石恼火，对皇帝一说，就将他贬到下面去了。王安石失势，司马光再次执政，苏轼好歹算是应召而回，结果司马光还在继续对王安石大动肝火，苏轼已经发起了诗人的脾气，居然说王安石的改革从他在地方上工作的经验看来，也还是有不少可取的地方。你说司马光听了能高兴？结果他老人家一发脾气，就将苏轼又一次赶出了朝廷。

诗人，在我看来真的可恶。不过你要说这仅仅是我们中国，又不尽然。我有时候看看西方世界，好像许多诗人也不识相，也很可恶。英国十九世纪的威廉·考贝特，好端端地在英国，他偏要跑到美国去，去了就去了，他却跑到人家那里油印许多小册子，在美国说英国政府的保守好，极力反对美国的民主，反对激进，结果他三次被控犯有诽谤罪；等到威廉·考贝特回到英国，一切应该收敛了，老实了，他偏偏又要保持他的独立立场，由反民主一变而为激进，弄得英国政府十分尴尬，他办的一份周刊，也因此经常被迫停刊整顿。英国的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也是。早先找人家拉赞助，以便自己编纂词典，人家或者忘记或者一时间周转不开，没有理睬。后来人家想起来了，主动找来给赞助费，结果约翰逊博士认为自己的词典已经完成，你现在给我有什么用处！一气之下，立即拒绝赞助，而且还写了一封信，发了一大通牢骚，郑重地告知对方，自己不需要，敬谢不敏！你说诗人可恶不可恶？美国的大卫·亨利·梭罗也是这样。政府要求每一位公民为国家捐献一美元，大概是国防的事情，人人都交，可他就是不交。不交就罢了，他竟然还讲上许多牢骚话，并写了一篇专门论述公民责任的文章。后来梭罗硬是被警察关到号子里，要不是他的好朋友爱默生看不过代他交了钱，真不知道梭罗在号子里会呆多久。

可恶的诗人，真的就这么让人厌烦。假如他们能转变一下，将诗写个直接，别绕来转去，别云里雾里，将人生玩个委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在虚与委蛇中应付八方万事，那该是最为令人快慰的事情了。

P26-28

悄悄地藏上几枚硬币

拙著《昨日雨今日下》所收文章，多半都曾发表过，却从未结集出版。正好这次阿泉君和内蒙古的出版工作者黄妙轩先生筹备出版《纸阅读文库》“原创随笔系列”第一辑，就将我的这些文章拢成一集收入了。

“伐木声声”、“鸟鸣嘤嘤”，大概生物都是要发声的。在人，发声就是要去表达他们内心的渴求、希望、认知和情感，所谓“心声”。这“心声”，和一般的生物发声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希望能够让他人多加“注意”。

但是“注意”也还是不太一样。

美国作家安妮·迪拉尔德(Annie Dilard)说她小的时候，常常将一些钱币悄悄地藏在街道某个地方，然后在距离藏宝的远处画上几个箭头，告诉观者，可以这么走、那么行，再如何如何，然后可以找到她藏在那里的宝藏了。迪拉尔德这么说，也是这么做，所以你要是阅读她的散文，你总能发现，要真正品味到她文章中主旨所在，那比她在小姑娘的时候所暗藏的钱币要难找许多——而趣味，也正在其中。

我喜欢求取趣味，喜欢阅读“需要苦苦寻思、仔细寻找才能获得钱币”的文章。但是我自己写文章就难，常常只是想将意思说出来、表达清楚，且希望表达得曲径通幽，在我真的是难乎其事。吴藕汀在他的《药窗杂谈》里说到制作灯谜，推崇《镜花缘》里的一些看法，认为“作谜不能太平易，太平易则无余味；不能太艰深，太艰深则难索解”，又说“谜太平易往往面糊未干，便被狂风卷去；谜太艰深则如自家脚指头动，别人无从得知”。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所以明代作家钟惺和谭元春就常常一起讨论、思索，希望文章能够维持永久，认为三袁的作品多少都有点儿平浅，很容易让狂风卷走，最好能够将文章写得幽深、拗折，但是如果将外在的艰涩、模糊拨开，却发现内里并没有太多令人赏心悦目、心折思服的意旨，那又会令人失望了。

《庄子·天地》中有一个故事说，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唤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日：“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玄珠水底，虽然不像大海中的针，寻找也不是简单的事情。象罔为什么就能找到？文章里没有说，但是将黄帝手下的这几位部将名字一一罗列，或者可以看出端倪。“知”——含有知识、智慧的意思；“离朱”——含有华美而斑斓多彩的意思；“吃诟”——擅长论辩的意思；“象罔”——外形消失，寓无心。

黄帝的玄珠也够难寻找了，比迪拉尔德的钱币难，比一般的谜底难。它在赤水之北，那不是依靠智慧、不是依靠外在的华美、也不是依靠舌灿莲花所能获得，那得要一个人能放下身段、将自我完全融入自然，这才可能和他的追求发生接触、交汇、融合，方才能找到。

黄帝在这里给寻找者以希望，因为那是黑色的明珠，那是在道家看来象征道的本体的物事，正所谓“道真”。追求这样的“道真”，需要我们将外在的一切都摒弃，也是值得。

我们寻常的读书人，生活在寻常的世界里，所见所闻、所知所得，看黄帝的玄珠，简直是山脚土壤看泰山绝顶，那是没有办法比较的。不过山脚也有山脚的认识。《歌德谈艺录》里，歌德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写一些东西的，虽然我们在山脚或者山腰不如山顶站得高远，我们也依然是有一种见闻和认知，也具有价值和意义。为什么？因为“真”。

表达这一个“真”，看起来很容易。苏轼说，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纹理自然，姿态横生。又引用孔子的话说，所谓“辞达而已”。但是苏轼所说，那是大作家的标志、天才的象征，我们一般的写作者当然不可能照办，轻而易举地获得“辞达”的效果。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谈论书法的文章，那是弘一法师晚年所做的一次关于书法演说。他在演说中说到书法的好几个方面，见解实在异于常人！弘一法师说，书法可以分为“字”、“章法”和“墨色”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中，“章法”要占主要的部分，在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字”和“墨色”又要等而下之。这样的见解和我们寻常的书法理论不同，因为弘一法师的意思是，“整个一幅书法作品的结构比单一的字要重要”。文章是不是也有一个结构的问题？文章结构的重要性是不是也应该占有很大的比例？

本书文章的收集，开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读书阅读的认知，有人生的游历、见闻，也有内心的反省和思考，从中大概可以看出自己这么多年来的生活轨迹、心灵活动轨迹。据说日本古代作家吉田兼好，在他垂暮之年躺在病榻上，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心有所感，有所认识，抓起笔，便在一些小纸片上把这些感触和回忆记录下来，又将这些小纸片贴到墙壁上。吉田兼好去世之后，他的弟子将这些小纸片一一揭下，汇集成册，于是就形成了后来的随笔名著《徒然草》。

我没有像吉田兼好那样去写作，也难以像弘一法师那样看重章法而结构，或者仅仅是介于二者之间，将自己的一些认为可以写的东西写下来。平常的人，没有博览群书、深思苦索和丰厚修养，自然不可能有大的识见和高妙的谈论，也只能“悄悄地藏上几枚硬币”，在犄角旮旯里画上大大小小的箭头，隐隐约约地指向它们，只希望读者把能找到的硬币拿到手里，发现不是伪造的赝币，那我就很满足了。

小书出版过程中，责任编辑肖营先生认真进行了编辑校对，使拙作免去了许多错误，在此致谢。里面依然会有许多缺点和不足的地方，那就是我的责任了。书尾附有阿泉君所写的长篇札记文章，那既是我们多年交往的友情的见证，也是对本书的一种延伸解读——有时候，我们自己并不完全了解自己，这就需要朋友这面镜子的反照了。“好朋友几乎是另一个自己”，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二○○九年二月九日元宵节鞭炮声中，记于北京清华

大学荷清苑寓所。

屈指算来，我与杨民先生结识，已接近二十四个年头(也就是快四分之一世纪了)。我们相遇在一九八五年五月的峨眉山小道上，我掉了队，他也一个人孤走，清寂的山问两个路人就搭上了话，聊着聊着就舒畅起来，等登到万年寺，就已成了朋友。

我与杨民先生都是“散文的人”，而他更具体一些，是“随笔的人”。他的“一动笔，回头看看就是随笔式的东西了”的素养，是下意识的、发自心性的。他写给我的这些零简断笺，多是不经意、无伪饰的“以手作谈”，当书信读可，当随笔读亦可。或者说，书信本身即是随笔的一种常见样式。

“昨日雨今日下”是杨民先生提出的一个象征时空错位的美学命题，形象概括出人生中一些“难以捉摸的命运”和“繁华荒凉的结局”。杨民先生说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即有此微妙意味。

在惯于论资排辈、学术权威云集的中国高教界，无论研究、翻译、写作、演讲、捞钱哪个方面，杨民先生都很“边缘化”，算不土是什么“角儿”、“腕儿”(其职称至今还是副教授)，但他“读书但求得趣”的心态，他“不忮不求”、“颇有魏晋遗风”的个性，他饱含着清冽之气的“活体文字”，却也不是随便在哪个高校都可以挑得出来的。

(张阿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