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主持人曹可凡琐记海派轶事！

《悲欢自酬》作者曹可凡，因为对书法、书画艺术的爱好进而去接触其作者，去探求作品背后的故事，因而这本讲述上海老画家、书法家故事的书在知人论世、手泽犹存之后，读来格外有趣、有料。对人物事件和海上文化的熟稔，也使得本书充满海派文化风味。

曹可凡先生在《悲欢自酬》这本书中叙述的名家，大半就是这些海上人物，所谓文人画家，大半多才多艺，不仅仅是画家，还兼擅书法、诗词、篆刻等相辅的艺术，有时本身也是惜才的收藏家或说项者。例如《尘土有至情》一文中，便叙述吴昌硕之成名有赖另一书画家也是实业家王一亭的赞助。先是吴的弟子赵子云去上海展画，在王一亭的张罗下，卖得很好。吴见弟子成功，非常高兴，此时他已六十九岁，才去上海定居。开始乏人问津，但经过王一亭再三揄扬，终于成名，甚至成为“海上画派”后期的宗师。其后由于王一亭的说项，吴昌硕与齐白石也扬名于日本。

《悲欢自酬》里三十五篇文章，原则上以人物为经，而以事件为纬，事件之中也每每涉及当事人的分合恩怨，有的令人钦仰，也有的令人惋惜：前者例如梅兰芳与俞振飞在京剧与昆曲之间的互补互助，合作成功，并且感动了现场一位小小观众，白先勇种下了日后他为重振昆曲而奔去的因缘。后者例如两大科学家杨振宁与李政道之间的分合。《悲欢自酬》下篇涉及的人物，跨越了戏剧、电影、绘画、文学及科学，比较复杂。不过曹先生笔下大致上避免偏袒一方，语气不失温柔敦厚，有所评论，也往往是引述他人。

序

 《悲欢自酬》读后(余光中)

 寄曹可凡(董桥)

上编

 枯荷落木——记翁同龢

 枫落吴江冷——记林琴南

 尘土有至情——吴昌硕与王一亭

 朽者不朽——齐白石与陈师曾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记沈尹默

 鹤庐居士与西泠印社——纪念丁辅之诞辰一百三十周年

 嵩山梅影——冯超然与吴湖帆

 腕底云烟——吴待秋与吴子深

 闲福犹堪寻纸上——记郑午昌

 旧时堂前燕——记溥心畬

 问人生至此凄凉否——记白蕉

 “虚斋”双晖——张大壮与吴琴木

 一场没有赢家的争端——吴湖帆与贺天健

 东风桃李——记江寒汀

 冷月照画魂——记陶冷月

 清雅润秀补天功——记陆抑非

 新声留与世间传——记来楚生

 海上畸人——记谢之光

 纸上戏——记关良

 是真名士自风流——记唐云

 《丹霞连江图》记

 偶然相诤也相宜——启功与谢稚柳

 纫秋兰以为佩——记陈佩秋

 程十发·张君秋·李翰祥

 六根清净否

下编

 江南俞五

 此情可待成追忆——俞振飞爱恋片断

 惟有痴情在——叶浅予与戴爱莲

 只留清气满乾坤——记苏渊雷

 不守恒的友情——杨振宇与李政道

 不要理睬弄堂里那些流鼻涕的孩子——流沙河、余光中、李敖

 张爱玲与白先勇

 柯灵·张爱玲·黄裳

 单飞的蝴蝶

 双“陈”记

附录

 说绍兴话的玉卿嫂——日记摘抄

 跋(汤哲民)

一九一二年，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文化巨人爱因斯坦应日本改造社之邀赴日本讲学，从柏林启程后，取道印度，抵达香港，然后改乘日本“北野丸号”于十一月十二日当时上海汇山码头。这位貌似“乡村牧师”的和蔼绅士刚刚因为发表了颠覆的理论荣获诺贝尔奖。爱因斯坦的到来让整个上海滩沸腾了。抵达上海的当天晚上，主办单位假借“梓园”宴请爱因斯坦夫妇。同席者有于右任、张季鸾、张君劢等。晚宴前，爱因斯坦欣赏了“梓园”主人收藏的金石书画等各种古文物，为此，他感到极为兴奋。他在宴会上说：“今日得观多数中国名画，极为愉快。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此次匆遽东行，异日归来，极愿为中国青年所见。”爱因斯坦还特别对“梓园”主人的书画作品褒扬有加。而“梓园”的主人正是上海滩大实业家、大慈善家、大书画家王一亭。

王一亭出身清寒，靠自己的智慧与刻苦勤奋，相继成为日本“大阪商船”和“日清汽船会社”的买办。然后又从买办转向振兴实业，并旁及金融业。由此，王一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与人脉。此外，他热衷于上海的政治变革，不仅加入同盟会，出钱支援孙中山闹革命，更为营救陈其美出生入死。上海光复后，他一度出任商务部长。后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北火车站刺杀宋教仁时，王一亭就在宋教仁身边。此事对他震动极大。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遭袁世凯通缉，王一亭和孙中山、陈其美被逐出租界。接连经受打击，王一亭意志开始变得消沉。于是，他深居简出，茹素礼佛，并一心专注绘画。同时，以慈善事业为己任，赈灾救难，普济众生。为此，上海民众送了他一个“王菩萨”的雅号。

由于拥有雄厚的实力和深远的影响，王一亭还常常成为海上画坛的赞助人。无论是海上题襟馆，还是豫园书画会，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对以刘海粟为代表的“西风东渐”画派，他也不存丁点偏见。他曾在刘海粟的《峦树草堂》上题诗：“毫端圆劲意苍苍，峦树回环拥草堂。仙境倘能开画稿，纡回深处见刘郎。”同道人中若有困难，素来豪迈潇洒的他更是会施以援手。如吴昌硕的弟子赵子云来上海发展，王一亭关怀备至，四处为他张罗。不到半年，赵子云便怀揣二百多银元，满面春风地回到了苏州。吴昌硕闻讯喜形于色，因为此前王一亭曾一再来信邀请吴昌硕来上海鬻画，但吴昌硕一直游移不定，生怕像他那样的“野逸派”在上海打不开市场，无法维持生计。弟子赵子云的成功，增强了他的信心。一九一一年夏天，六十九岁的吴昌硕终于来到了上海。按照郑逸梅的说法：“当时昌硕敦促子云到上海鬻艺，是含试探性质的，先锋队去了很顺利，他老人家的大军也就长驱直入。”刚开始，果正如他所料，问津者乏人，他只得白天窝居在浦东烂泥渡的陋室里画画刻印，晚上坐小舢板到浦西，与各界社会贤达周旋，广开门路。次年，由王一亭介绍，“缶老”迁居吉庆里的一栋石库门，房子三上三下，较为宽敞，房东与王一亭为姻亲。如此，古稀之年的吴昌硕总算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大门两旁贴上对联“君子悠乐，贤人孔安”。还将画斋取名“去驻随缘斋”，表达了对上海这个“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认同与情缘。果然，没过多久，在王一亭的大力推介下，吴昌硕以其独特的风格，独步画坛，继而成为后期“海上画派”的领袖。

在此之前，吴昌硕几乎在兵荒马乱中四处漂泊，潦倒落魄，基本上以教馆和充当幕僚养活一家老小，生活异常辛苦。后来友人替他捐了个小官，领一份薄薪，勉强度日。朋友仍常常调侃地叫他“酸寒尉”。任伯年曾为他作《酸寒尉图》，画面上，吴昌硕唯唯诺诺，一副狼狈样。吴昌硕在画上也题诗自嘲“自知酸寒态，恐触大府怒。怵惕强支吾，垂手身伛偻。朝日嗟未饱，卓卓日当午。中年类衰老，腰脚苦酸楚。”他甚至希望通过翁同龢，摆脱困境，但终究没有成功。虽说看似有些窝囊，但吴昌硕生性倔犟，愤世嫉俗，对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他崇尚有豪侠奇气之人。因此，在天命之年，随吴大潋赴边陲参战。甲午战争失败，吴大潋被革职，回到苏州，吴昌硕便在他家作一名清客，得以遍览吴氏收藏的金石书画。有趣的是，吴昌硕对治印极为痴迷，故常常喜欢拿着小刀到处乱刻，在吴大潋书房中的名贵红木紫檀几桌上刻遍了石鼓、訇文，弄得吴大潋大为不快。没过多久，吴昌硕便离开了。后来，他又问学于经学大师俞曲园，获益良多。

然而，吴昌硕绘画风格的确立则与任伯年有关。吴昌硕直到三十多岁才涉足绘画，但由于他擅长金石书法与篆刻，所以在任伯年的劝说下，以书入画，在赵之谦、虚谷的基础上，又上溯金冬心、徐渭等人的画法，同时受到黄易、奚冈、赵之琛等人的影响，以雄强古茂、醇厚朴拙的碑学书法用笔，来营造极具个人面貌的形式美感。譬如，文中这幅《桂花图》就非常能体现他的艺术风格。该画作于甲寅(一九一四)，时年七十一岁，正是其创作盛期。吴昌硕醉心《石鼓》，书风古茂，用于表现画中的桂树枝杆十分合适，洋溢着浓厚的金石趣味。在描绘桂花时，他用深淡不一的洋色加以渲染，这又是吴昌硕绘画的一大特色，将强有力的用笔与艳丽的色彩相结合，整体画面既古朴又鲜艳，其奇崛之气、疏朴之态、天然之趣，跃然纸上。P23-26

画品可以清奇高古，超逸凡尘，画家却必须在现实社会过日子。画院画家可以依附朝廷，民俗画家可以诉诸百姓，文人画家却必须在官宦商贾之间寻求贾主与知音：前有扬州，后有上海，正可提供这样的市场。扬州在前，因为那还是河运兴旺的时代；等到海运大开，市场便移向上海了，乃有“海上画派”之兴起。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居五口通商之首，文人画家乃向十里洋场汇合。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号称“海上三杰”，成了奠基名家。

曹可凡先生在《悲欢自酬》(上海书店出版社)这本书中叙述的名家，大半就是这些海上人物，所谓文人画家，大半多才多艺，不仅仅是画家，还兼擅书法、诗词、篆刻等相辅的艺术，有时本身也是惜才的收藏家或说项者。例如《尘土有至情》一文中，便叙述吴昌硕之成名有赖另一书画家也是实业家王一亭的赞助。先是吴的弟子赵子云去上海展画，在王一亭的张罗下，卖得很好。吴见弟子成功，非常高兴，此时他已六十九岁，才去上海定居。开始乏人问津，但经过王一亭再三揄扬，终于成名，甚至成为“海上画派”后期的宗师。其后由于王一亭的说项，吴昌硕与齐白石也扬名于日本。

陈师曾认为文人画的四要素是人品、学问、才情、思想。所以文人画家不但是艺术家，也该是兼有知性与感性的文化人；如果只擅绘事，就落于匠气了。因此苏轼将王维置于吴道子之上。曹可凡先生在上海电视台“可凡倾听”节目中所访问的，大半都是这样的文人画家，大半是水墨画高手，工于山水、花鸟、梅兰竹菊，得意忘形，不拘写实，只重神韵，而周边的配合例如题诗、书法与刻印，也要相当功夫。其中也有一些例外，譬如宦海半生的翁同龢，晚年成为收藏家，书法家。又如坚拒新文化运动的古文家林纾，竟在不解ABCD的情况下，凭他人口译而笔受，竟然间接成为推广西洋文学的译家。

《悲欢自酬》里三十五篇文章，原则上以人物为经，而以事件为纬，事件之中也每每涉及当事人的分合恩怨，有的令人钦仰，也有的令人惋惜：前者例如梅兰芳与俞振飞在京剧与昆曲之间的互补互助，合作成功，并且感动了现场一位小小观众，白先勇种下了日后他为重振昆曲而奔去的因缘。后者例如两大科学家杨振宁与李政道之间的分合。《悲欢自酬》下篇涉及的人物，跨越了戏剧、电影、绘画、文学及科学，比较复杂，把我也卷了进去。不过曹先生笔下大致上避免偏袒一方，语气不失温柔敦厚，有所评论，也往往是引述他人。只是张爱玲的《小团圆》涉及柯灵的一段，令我深感惊异。柯先生晚年和我见过三面，每次都恨其短，却对我的作品鼓励有加。他是我十分尊敬的文坛前辈，也是钱锺书和张爱玲的知音。两岸交流之初，他率先站出来肯定钱、张，十分难得。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他竟被塑造成那样的形象，我实在不能接受。

我初见柯先生，早在一九八一年，当时他和辛笛同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四年代文学研讨会”。第二次在一九八四年，同时参加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第三次在1994年，柯灵先生以上海作协副主席的身份邀梁锡华、黄维樑和我去上海访问。又过十年，我去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讲学，柯灵先生已作古，曹可凡便带我们夫妇两人去医院探望柯灵夫人陈国容女士。当时她就倚坐在柯灵先生弥留其上的病床，主客怅然相对，思念的都是音容犹在的亡者。柯灵先生与我有缘，是大幸，却恨缘浅，未能常挹清芬。而今，当年在上海作协一同接待过我们的辛笛和罗洛，也都去了。上海的故事，海上的因缘，绵绵不尽。

余光中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于高雄西子湾

画品可以清奇高古，超逸凡尘，画家却必须在现实社会过日子。画院画家可以依附朝廷，民俗画家可以诉诸百姓，文人画家却必须在官宦商贾之间寻求贾主与知音：前有扬州，后有上海，正可提供这样的市场。扬州在前，因为那还是河运兴旺的时代；等到海运大开，市场便移向上海了，乃有“海上画派”之兴起。鸦片战争之后，上海居五口通商之首，文人画家乃向十里洋场汇合。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号称“海上三杰”，成了奠基名家。

曹可凡先生在《悲欢自酬》这本书中叙述的名家，大半就是这些海上人物，所谓文人画家。

——余光中

曹可凡书里写翁同龢，写林琴南，写吴昌硕，写齐白石，写沈尹默，写郑午昌，写吴琴木，写吴湖帆，写谢之光，写陶冷月，写江寒汀，写谢稚柳，写程十发，写唐云，他们的作品我都藏过，都想读。

——董桥

可凡学博杂而性爽朗，为人紊有侠气，待友甚厚，人莫不乐与游，所交之广，艺坛耆宿如钱君匐、谢稚柳、唐云、程十发、陈佩秋、黄永玉……俱视若忘年。兄每于几案之侧观其染翰，听其议论，艺途坎坷，上下求索，人生境遇，甘苦自知。故虽未亲事丹青而得入其堂奥，虽难尽识名手而悉知其佚闻。

——汤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