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悦读中外劝学名篇，打开您智慧、思想、实践之门。

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毫无顾忌地猛烈抨击落后的封建文化，不遗余力地积极传播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头像现已印上日元纸币，可见日本人民对他的尊敬和怀念。而《劝学篇》则是他抨击封建文化，传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代表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迄今尚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读一读福泽氏的《劝学篇》，不仅可以让你知道，为什么要提倡学习，应当学什么，应该怎么学，而且同时还可以让你知道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真谛是什么。

《劝学篇》为“中外劝学名篇系列”之一。

你知道日本最大面值货币上人物是谁吗？学习惟在广泛吸取一切，扩大一己之知见。福泽谕吉（1835-1901），引进西方文明，“脱亚入欧”论鼓吹者，吸取客观性的怀疑精神和民权意识，塑造近代国民有选择的改造本国学术、政治、文化——构建近代国家。我们向日本学什么？日本“复原力”是什么？品读著名教育家、思想家福泽谕吉《劝学篇》你会全面系统了解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理念和价值观。

总序

前言

合订本《劝学篇》序

学问的旨趣

后记

前言

论人与人平等

论国与国平等

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

论学者的职分

附录

明治七年元旦献词

论尊重国法

论国民的职责

勿以自己的意志强制他人

分述两种学问的主旨赠中津旧友

赠中津旧友《续前》

论名分产生伪君子

论提倡演说

论人的行必须高尚

论怨尤之害

内心的检杏一

照顾：的字义

论怀疑事物与决定取舍

论保持本身的独立

论思想和行动一致

论人望

附录：评《劝学篇》

论学者的职分

这是根据作者在明六社的会议上的讲演改写的。发表后曾引起加藤弘之、森有礼、西周等人的反驳。——校者

近来私下听到有见识的人说：有人问“今后日本的盛衰虽难依凭智力来明确推断，但不知究竟有无丧失独立之虞，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如果日本能够逐渐进步，是不是可能达到文明昌盛之域”；还有人怀疑“日本能否保持独立的问题，若不经过二三十年。很明显是难以预期的。”甚至于还有人听信极其蔑视日本的外国人的说法，觉得不管怎样，“横竖日本的独立是危险的”。当然我们不会一听人说就信以为真，失掉希望，但如根本上对能否保持独立这一点没有疑虑，也就没有理由提出这样疑问来了。假如我们到英国去问不列颠能不能保持独立？人们一定会笑而不答，因为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毫不怀疑。然则日本的文明程度虽似较前进步，却不免对其前途怀有疑虑，生为日本人，怎能不为之寒心？我认为既生为日本人，就不能不明确认识和尽到各人的本分。本来“政”这个字所包含的事务是政府的职责，但与政府无关的民间事务还有很多，所以为着办好全国的事，人民与政府必须互相配合，我们尽国民的本分，政府尽政府的本分，彼此互助，才能维持全国的独立。

凡是要维持一件事物，必须使其力量平衡。譬如人的身体，要维持健康，就非有饮食、空气和阳光不可。外受寒热痛痒的刺激，体内再作相应的活动，就能发生调和全身的功用。如果突然丧失外界的刺激，置之不顾，单靠体内的活动，则人身的健康是一天都不能维持的。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政是一国的功用，要调和功用来保卫国家独立，必须内有政府的力量，外有人民的力量，内外互相呼应，保持力量平衡。因此政府犹如体内活动，人民犹如外界刺激，如果突然把刺激去掉，只凭政府力量去活动，那么一国的独立就一天也不能保持了。如能明白养生的道理，并将其原则运用在治国上，就不会怀疑这个道理了。

今试观察我国现势，其不及外国之处，就是学术、贸易和法律。世界文明不外就是这三项。如果这三项不完备，国家就不能独立，这是不待识者就会明白的。但是我国这三项都不完备。

从维新的时候起，政府方面虽不是没有花费人力、物力，也不是才力不够；但其多数措施总是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就在于人民的无知文盲。政府既知原因所在，就不断开辟奖励学问，议订法律和规定商法之道，或者晓谕人民，或者示以先例。但虽用尽各种方法，而至今未见实效，就是因为政府依然是专制政府，人民依然是没有志气的愚民。这些努力也许稍微促进了一些进步，但如与所费的精力和金钱相较，则所得到的效果是不够的。这是什么原故呢？就是因为一国的文明事业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来举办。

也许有人说：政府暂时驾御这类愚民是一时的策略，等他们将来智德增进，自然就会进入文明之域。这种话是可说而不可行的。我全国人民苦于数千年的专制统治，人人都不能把心里所想的说出来，而是互相欺骗来偷安逃罪。大家以为欺骗是做人的法宝，不诚不实成为日常的习惯，既不知耻，也不以为怪，真是自身的廉耻丧尽，又何暇关心国事？政府为了矫正这种毛病，却越发虚张声势，不是恫吓，就是叱责。本想用强力来导致诚实之风，却使人民对于政府更不信任，这种情况恰如用火来救火，终至上下隔绝，成为一种无形的风气（相当于英语中的“Spirit”），不能马上去掉。现在政府在表面上虽然大有改变，但是专制压迫的风气还是存在。人民虽然也好象得到一点权利，可是那种卑屈和不信任的风气仍与往日无异。这种风气无形无体，不能就一个人、一件事来形容它，而它的实际力量是很强的。我们如果从它在整个社会上的表现来看，即明显可知其不虚弱。  试举一例来说明。就当今官吏的私人言行来看，都是些豁达大度的士君子，我们不但对他们没有成见，而且对他们有些言行还会表示敬佩。另一方面，平民之中也不见得都是无能的愚民，也有少数公正诚实的良民。可是这些士君子在参加政府办事的时候，他们的措施却有很多是为我们所不满的。同时那些诚实的良民只要一接近政府，就马上卑屈起来，以伪诈诡计欺骗官吏而不以为耻。这种士君子为政和良民陷于卑屈的情形就象一身两头的人，在私为智者，在官为愚民，又可以说是“散则明，聚则暗”。政府应该是聚集许多智者的地方，而做出愚人的事情，能不令人奇怪吗？追究其根本原因，当系上述风气的影响，以致人们不能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维新以来，政府虽然振兴学术、法律与贸易等，却没有见效，其原因亦即在此。用一时权术来驾御人民，以待智德增进，假如这不是用威力来强迫人民进入文明，就是用欺骗的手段使人民趋于善良的策略。政府若用威力，人民就拿诈伪来应付；政府若使用欺诈，人民就只表面服从，这不能说是上策。策略纵然巧妙，用它来推进文明是无益的。所以说推进社会文明是不能光靠政府的力量的。由此可见，如果现在我国要进入文明之域，必须首先把浸润人心的风气扫除干净。其扫除的方法，靠政府的命令与私人说教都很难收效，一定要有先进者和向人民示范的人。示范人物既不能在农民和商人中间寻找，又不能在日本国学家和汉学家中间寻找，只有洋学家足当此任，但也不能对他们抱完全依赖的心理。近来社会上这一派人物已渐渐增多，他们或者讲授西文，或者专门阅读翻译书籍，虽似竭尽全力，但有的学者诵文而不解其义，或解其义而无意实行，我们对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不能不怀疑的。我们的怀疑在于这些学者和士君子都只知道做官，而不知道自己兴办事业；只知道居于政府上位之术，而不知处于政府辖下之道，还是不免染有汉学家的旧习，就象以汉学为体披上西洋外衣一样。

试举实际例证来说明。现在洋学家们全都出入宦途，自己举办事业的屈指可数。其目的不仅在于贪利，又因生来所受教育先人为主，只着眼于政府，认为不是政府的事就决不可做。有了这样的成见，就只想达到他们平生所抱“青云直上”的志愿；就是社会上有名望的大人先生们也不能例外。他们的行为虽似乎卑贱，而其用意却也不必深咎，因为他们的用意本来不坏，只是不知不觉地沉溺于社会风气罢了。有名望的士君子尚且这样，天下人哪能不效法他们这种风气呢？

一个青年学生只读了几本书就想做官；有志经商的人仅只有了几百圆资金，便想假借官府的名义来做买卖。设立学校要官许，传教要官许，甚至牧羊养蚕也要官府允许，大概民间事业中十之七八都是与官府有关的。因此，举世人心风靡，羡慕官，依赖官，害怕官，谄媚官，丝毫不能发挥一点独立的真精神，其丑态实在是不忍卒睹。譬如现在出版的报纸及各方面的上书和条陈之类，也是一个例子。出版条例虽不甚严，可是报上不但绝对不登载触犯政府忌讳的事，而且官方如有些许美事，就加以过分的称赞，简直和娼妓向客人献媚一样。

再看上书与条陈的文章，通常是极其卑屈的，其中尊崇政府如神明，自卑如罪人，使用一种不象社会上同等人物交往的虚文，恬不知耻。读了这些文章，只能想象他们都是狂人。但是现在发行报纸或向政府上条陈的人，大概都是社会上的洋学家。就其个人本质来说，不一定是娼妓，也不一定是狂人，其所以这样的不诚实，是因为现在社会上还没有首倡民权的实例，人人被那些卑鄙的风气所制，同流合污，所以不能表现人民的本色。概括言之：我们可以说现在日本还只有政府，而没有人民。所以要彻底改革人民的风气，推进社会文明，也不可专靠现在的洋学家们。

如果上述论点不错，那么推进我国文明维持其独立就不能单靠政府，也不能依赖洋学家们。我们这些人不仅要在愚民的前面先做出榜样，还要做洋学家们的先驱，给他们指出方向。现在想想我们的身分，固然学识是浅薄，可是有志于西洋学问已久，在国内又是处于中人以上的地位；晚近的改革事业虽不是我们为主兴办，却曾暗中助成。即令没有发挥助成的力量，而世人看到我们欢迎改革，也一定会把我们看成是改革家；既负有改革家之名，又处于中人以上的地位，世人就会把我们的行为当作范例。那么带头示范就是我们的任务了。

凡事与其下令推行，不如采用说服方法，说服又不如做出实际事例给人家看。政府只有下令之权，如果说服人民和示以实例系属私人之事，我们就应当站在个人的立场，或研究学术，或从事贸易，或讨论法律，或著书立说，或发行报纸等等，只要是不超过人民本分的事，就要大胆去做。我们严守法令，按理办事，如因政府不守政令而受到委屈，还是不要屈服，据理抗争，这就象是给政府当头一棒，革除旧弊，恢复民权，诚为今天当务之急。本来私营事业种类很多，做这些事的人也是各有所长，并不是要所有的学者都来从事于此。我的目的不在于示人以办事的技能，而在于使世人知道举办私营事业的方向。

费一百次劲去说服人，还不如示以一次实例。现在由我们来树立办理私营事业的实例，就可以使人们知道，人间事业并不能单靠政府来做，学者站在学者立场，商人站在商人立场，都可以兴办个人事业。政府是日本的政府，人民是日本的人民，那么人民就不应害怕政府，而应靠拢政府；不应疑惑政府，而应亲近政府。如果懂得这个道理，人民就会渐渐知道正确的方向，上下之间原有之风气也会渐渐消灭；才会产生真正的日本国民，使他们不致成为政府的玩具，而成为刺激政府的力量。从而学术、商业和法律就自然会各得其所，国民与政府的力量亦能平衡，才可以维持全国的独立。

概括起来说：本篇是讨论现在的学者协助政府完成独立的两个途径，即参加政府做官和在政府范围以外办理私人事业的利害得失，并且赞成后者。如果详细研究世间的事情就可以知道，无利必有害，无所得必有所失，不会利害得失参半的。我们并非有所为而主张私营事业，而只是将平生所见到的加以论述，如果社会上有人拿出确证来批驳这个论点，明白指出私营事业之不利，我们还是乐于接受，不过，举办私营事业想必不致贻害于天下吧！

P34-43

这套劝学系列丛书，虽然选文不多，只有中外三部《劝学篇》，规模不大，其原文字数总共也才不过十几万，但其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却非寻常可比。

先说荀子和他的《劝学篇》。

在先秦诸子中，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最大的，不是孔子、孟子，而是荀子。荀子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他主讲稷下，三为祭酒，提出并传播了自己颇具唯物色彩的务实思想；一是他培养了两个非凡的学生，这就是韩非和李斯。

秦始皇统一中国，出于私心，手段残忍，自有其不可饶恕之过。但他的统一中国，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首次实质性统一，而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则客观上为尔后中国社会的统一和发展，奠定了相当恒久的制度文化性基础，所以有着重要的客观进步意义，而从思想理论上给秦始皇以启迪的，就是韩非，而直接参与其统一大业，助其成就统一大业的，则李斯功莫大焉。所以我们说，在先秦诸子中，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较大促进作用的，是韩非和李斯的业师荀子。

很可能会有人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他们会说，既然荀子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那为什么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及孔孟呢？我们说，这是因为汉武帝及以后历代取得天下的帝王，为巩固其专制统治，为维护其集团利益，多选取孔子或孔孟的较为保守的思想来充当其思想盾牌，于是他们就利用政权的力量，拔高孔孟，而那些想挤进这个集团分一杯羹的浅见而轻薄的“知识分子”们，也纷纷迎合这种需要，为孔孟张目使然。相对而言，那些较具唯物色彩且较为务实的思想家，如荀子、墨子等，则因此而倍受冷落，甚至遭到贬斥。其实，这也正是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荀子有如此贡献，其思想自然主要体现在现存《荀子》一书中。而位列该书之首的《劝学篇》，毫无疑问是他的代表作。“学不可以已。”在他的《劝学篇》中，荀子对为什么要学习、应当学习什么、应该怎么学等问题，都从哲学的高度作了精彩论述，所以该《劝学篇》是世界教育和学习史上不可多得的劝学精品。其阅读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再说福泽谕吉和他的《劝学篇》。

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毫无顾忌地猛烈抨击落后的封建文化，不遗余力地积极传播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头像现已印上日元纸币，可见日本人民对他的尊敬和怀念。而《劝学篇》则是他抨击封建文化，传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代表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迄今尚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读一读福泽氏的《劝学篇》，不仅可以让你知道，为什么要提倡学习，应当学什么，应该怎么学，而且同时还可以让你知道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真谛是什么。

最后谈谈张之洞和他的《劝学篇》。

清朝晚年，灾难深重的中华出现过三大改良：一是洋务运动；一是戊戌变法；一是清末新政。张之洞既是洋务主将之一，也曾同情和支持过变法，又是新政的参与者，为清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和教育及经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劝学篇》就是张之洞参政议政的思想理论纲领。张之洞《劝学篇》的主旨，是以中学为内学，以西学为外学，以中学治身心，以西学应世事，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其变法思想是，除清政府的统治地位不能变，儒学纲常伦理不能变之外，其他的如经济、教育制度等，都可以变，并且都应当变，尤其是应当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改变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这是比较典型的折衷主义主张。但也正是因为张之洞的思想的调和色彩，才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所容忍和接受，致使其许多的改革主张，得以贯彻实行。也正是这不彻底的改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线生机，并酝酿成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张之洞也因此被孙中山称为不言革命的革命家，并为毛泽东所称道，张之洞《劝学篇》虽以教士造民为出发点，但其内容广涉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诸多领域，它既是研究晚清社会的必读之书，也是改革者应当借照的一面镜子。

这三部《劝学篇》，不仅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名著，而且是中外哲学史和中外思想史上的名著，并且于今还极具借鉴价值。将这样三部《劝学篇》编成一套劝学系列丛书出版，应当说，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公司的领导暨于伟群编辑，是匠心独具的。当今的出版物市场，除政治资料和教材而外，充斥其中的多是应景的“教辅”、“考辅”、“言情”、“厚黑”之类，多无学术和思想价值，偶有学术著作，也多为借助社会科研基金问世的作品。所以，当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公司于伟群编辑电告我该公司要出版这套劝学系列丛书时，我便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我经常鼓励青年学人，要多读经典性著作，这有益于学术品味的提升和事业的进步。但我所提倡的多读经典性著作，决不同于当今一些学者为拯救“日下世风”而提倡让青少年阅读那些早已过时且虚玄乏用的儒家说教。我所说的经典，指的是那些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代哲人的充满哲理的代表作。这种作品，能益人智德，能从根本上使人进步，并进而促成社会的发展。这三部《劝学篇》，就是这样的经典。所以我劝青年人不妨抽时间阅读一下这套劝学系列丛书。只要你用心去读，我相信，它一定会给你一些有益的启迪。

陈山榜

2011年3月作于石家庄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