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七年来最新散文集结！

书中珍贵彩图，有余光中的记忆留存和收藏品图片。黄维梁说：“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余光中的散文，则‘精新郁趣、博丽豪雄’八字当可称职。把他的散文放在中国历代最优秀的散文作品中，余光中的毫不失色。他的散文是中国散文史上璀璨的奇葩。这是对他散文最稳重最保守的评价。”

陈义芝说：“余光中不需要推荐，四方都传诵他的诗文。他引领读者在人文情思的路上观奇涉险，在想像力的锻链与世事的认知上获得多重惊喜。”

《青铜一梦》集结余光中教授近年来发表於各大副刊杂志的经典散文，从山东、金陵写到美国、俄罗斯，世界地图就在他的脚下；对前贤旧友的追忆，句句真诚感人；追忆儿时趣事，幽默自不待言。

《青铜一梦》集结余光中教授近年来发表于各大副刊杂志的经典散文，从山东、金陵写到美国、俄罗斯，世界地图就在他的脚下；对前贤旧友的追忆，句句真诚感人；追忆儿时趣事，幽默自不待言。《青铜一梦》曾获《联合报》文学类最佳书奖。

九九重九，究竟多久？

天方飞毯原来是地图

略扫诗兴

思蜀

圣乔治真要屠龙吗？

萤火山庄

两张地图，一本相簿

山东甘旅

金陵子弟江湖客

典型在夙昔

新大陆，旧大陆

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不流之星

另一段城南旧事

前贤与旧友

戏孔三题

夏济安的背影

钞票与文化

两个寡妇的故事

当我到六十四岁

 ——老歌新唱忆披头四

一童子白天而降

八闽归人

 ——回乡十日记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

 ——中文大学四十周年献辞

谁能叫世界停止三秒

青春不朽

 ——忆《幼狮文艺》的三位狮妈

后记

英文life一字，本意原为“生命”，却兼有“传记”的含意。中文里面倒难找一个字能包含这两种意思。苏格兰文豪卡莱尔的名言： A well-written life is almost as rare as a well-spent one.只能译成：“写得精彩的传记几乎像活得精彩的一生那么难求。”原文的life与one是同一件事、同一个字，中文却只好分译成“传记”与“一生”。相比之下，可见英文的语义学心里是把传记看得像生命一般重的。

两年前，高希均先生和王力行女士就劝我要写自传。他们的远见令人感到“受宠”，但是没有“若惊”，因为我向来没有写自传的念头。我觉得，过日子已经够忙的了，何况还要写文章、翻译，哪里还有余力坐定下来，去写什么大手笔的自传？其实我连日记也不敢写，难得的例外是在“非常时期”，包括旅行途中，那是因为有意留下细节、信史，以供日后游记之用。我最佩服胡适那样的大忙人竟能维持长期的日记。写信，是对朋友周到；写日记，是对自己周到。我呢，意志薄弱，对自己、对朋友都不周到。

所以当初“天下远见”的两位要角一提此事，缺乏远见、却不乏自知的我，就立刻婉谢了。

我不敢写自传，不但因为自知毅力不足，亦且深知兹事体大，不可轻试。美国幽默家罗杰斯（Will Rogers）就说过：“要令人家破国亡，什么都比不上出版回忆录更厉害。”这当然是言重了。可笑的是，罗杰斯又觉得回忆录其实不足采信，竟说：“当你记下自己本来该做的好事，而且删去自己真正做过的坏事——那，就叫回忆录了。”

对一位作家来说，他一生的作品就已是最深刻、最可靠的自传了。我国久有三不朽之说；不过立德、立功的人或许要藉自传或他传以传，立言的人已经有言可传了，又何必靠自传呢？其实一生事迹不高明的居多，何必画蛇添足，一一去重数呢？又没有人勉强你写，何苦“不打自招”？

于是，“天下远见”而要角退而求其次，说，“不写自传，由别人来写，总可以了吧？”我又苦笑了，径说：“那也好不到哪里去，不但要提供许多资料，还得文物出土，把前朝旧代的照片全翻出来，考证年代，编写说明。这还没完，还得饱受写传人的盘问缠诘，不想说的糗事终于‘久磨成招’。”你的深院私宅，敞开前门请他进来参观，他却要走后门，窥边窗，爬阳台，翻箱底，务求独得之秘。爱好窥秘，原是人情之常，所以读者总是站在写传人一边的。我读济慈的传记，发现他的身高竟然跟我相同，就感到非常亲切；读艾略特传，发现他的第一次婚姻很不美满，我深感同情，甚至对他的诗也更多领悟。

读者站在写传人一边，反过来，写传人也就成了读者的代表，甚至是读者派来的户口调查员、心理医生，甚至私家侦探；而传主的家人呢，保密防谍的当然很多，里应外合的也不是没有。  我读傅孟丽小姐撰写的这本《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的文稿时，有时惊喜，更常惊愕。“我有说过这句话吗？”我不禁转头问自己的家人，又像是在喃喃自语。“你自己不说，人家怎么会记下来呢？”太太反诘。“你是做过这件事啦！是庆元姑姑接受访问时，告诉人家的。”女儿也来补充。于是我放弃了挣扎。既已腹背受敌，也只好认了。

王尔德有一次对后辈纪德大言自剖：“你想了解我一生的这出大戏吗？那就是，我过日子是凭天才，而写文章只是凭本事。”唯美大师一生惊世骇俗，最擅于自我包装，但是社会毕竟不像语言那么容易驾驭，不是佩一朵襟花、说几句酷话就能摆平的，终于还是难逃同性先烈的下场。我倒觉得，一个人真有天才的话，就得省着点用，应该拿来写文章，至于本事嘛，将就凑合着，拿来过日子算了。

所以每次听人阔谈什么“生涯规划”之类的高调，就非常惭愧，觉得自己真是苟且极了。正如办手续还要填表，到了“永久地址”一栏，就不胜彷徨。我哪来什么永久地址呢？似乎该填“阴府”，那未免太沉重了。也可以填“天国”，却又乐观得不负责任。从中文大学到中山大学，二十四年来我住的都是不永久的宿舍，“退休”就等于“退房”（checkout），哪来永久地址呢？

在没有“生涯规划”的苟且之下，七十年忽然已过了。虽然常常也回忆往事，甚至母亲的声音、笑容，但要我回头大规模地检阅一生，把七十年的岁月像一大本旧照相簿，一巨册因缘录、离合史、悲喜剧那样掀来翻去，那种沧桑感却令人难以承当。

既然纷繁而漫长的一生，我自己不敢蓦然回顾，更不肯从实招来，“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就派了傅孟丽小姐来我家卧底，有信史则明察，无根据则暗访，从头到尾，把我的家人与亲友都炒了一遍，其结果就是这本《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P2-5

《青铜一梦》是我继《日不落家》之后出版的最新散文集，里面所收的二十五篇作品都是近四年来所写。

看得出来，我晚年的散文里，那种感性逼人的纯抒情之作是比较少了。像《萤火山庄》、《不流之星》这样的感性表现，也不如我中年之作那么意气飞扬。比较多的，是《另一段城南旧事》、《前贤与旧友》、《夏济安的背影》、《八闽归人》一类的叙事文；和《天方飞毯原来是地图》、《钞票与文化》、《一童子自天而降》一类较为知性的作品。

另一方面，除了《戏孔三题》等三篇极短的小品之外，本集也有两篇万言以上的大品：《圣乔治真要屠龙吗？》与《山东甘旅》。《山东甘旅》长两万一千多字，迄今是我最长的散文。我曾说过，散文不必拘泥于小品，也可以发展重工业。小品爽脆可口，方便浅尝辄止，胃纳有限的读者，但大品才堪大嚼。近有论者说我的长文如《伊瓜苏拜瀑记》罗列了不少地理资料，形同抄书，令读者生畏。这种论者未免太“惯”读者，太纯情了。知识或资料只要是主题的知性所需，感性的发挥所本，就不是多余，全看作者的功力如何驱遣而已。唯高明的作家才能将无情的知识点化成美感，才能左右逢源，将静态的资料融入动态的叙述，甚至据以发挥独到的议论。

近十二年来，我多次应邀去大陆各地讲学或参加文艺活动，尤以近六年来最为频密。北起吉林大学，南至广西大学，邀聘我的大学有二十所，其中包括我的母校南京大学与厦门大学，分布省市除了我小时住过的江苏、福建、四川、上海之外，更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湖北、湖南、广西、北京。各地学生与读者听讲的热情盛况，深深感动了我。例如在湖南的第一场演讲，现场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岳麓书院的中庭。正是中秋前五日，秋雨霏霏落在庭中的桂树和石榴树上，也落在穿戴着雨衣雨帽的四百多听众身上。我则心有不忍地站在遮雨的大厅上演讲，其间雨势数度变剧，但听众没有一人离席。那是我生平最难忘的一次演讲，但回台之后，忙于他事，又欠缺岳麓书院详细的参考资料，耽误迄今，竟无文章以传。湖南作家李元洛、水运宪全程陪伴我三湘之行，事后我竟无一诗一文以谢，颇令湘人不满，害得我不敢再去湖南。仅此一例可想其他。多次大陆之行可记之事很多，却因行程太满，以一身而要满足学界、听众与媒体，实在太忙，否则我每晚可记日记，加上多搜资料，当可留下更多游记。《青铜一梦》只有三篇大陆游记，实在太对不起各省的友人，也对不起自己。

本集的文章，多篇在大陆、香港与美国的华文报刊转载。《九九重九，究竟多久？》是为傅孟丽的《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所写的序。《天方飞毯原来是地图》曾经《读者文摘》译成英文，刊于二〇〇〇年九月号国际版。《山东甘旅》刊于福州《台港文学选刊》，后由河南的《散文选刊》二〇〇三年二月号选人二〇〇二年中国散文排行榜。《金陵子弟江湖客》是应母校南京大学校友会之邀而撰，二〇〇二年刊于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文集《永恒的魅力》。《新大陆，旧大陆》原曾寄给上海的《收获》杂志，拟在我为该刊所开的专栏《隔海书》发表，不料该刊认为该文末段涉及敏感话题，要我删去，我不肯，他们就扣下文章不发，同时也就将该栏取消。想起当初他们请我在《收获》上设栏，传真与电话相催的情况，觉得这样的收场，未免失之粗糙。但在同时，北京的《参考消息》却一字不漏地转刊了此文。这样的经验想必龙应台更多吧。《我是余光中的秘书》在上海《文汇报》刊出后，经该报评选，得到“长江杯优秀作品奖”。《钞票与文化》、《两个寡妇的故事》、《当我到六十四岁》、《一童子自天而降》四篇，都是我逐月为《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所写的专栏，名叫“另一种专业：文化教养”。由于篇幅限制，未能畅言，像《钞票与文化》其实要八千字才能尽兴。《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是二〇〇三年中文大学颁赠荣誉博士给我，要我在四十周年校庆典礼上代表七位领受人发表的贺辞。开始我还担心，该文第三段的戏言会令人不悦，好在现场的五千听众都“输得起”，反而觉得有趣。

二〇〇四年冬至后二日于“左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