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关雪》中，余先生开篇便道：“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出自《宋史》中刘挚所言，一经顾炎武在《与人书》中所引，从此成为文人永远的自嘲。文化被专制主宰，权力之掌对文人的翻手云覆手雨，文人对政权的苟且，可不真是“无足观”嘛。余先生文化散文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文化的灾难上，集中在这一类的文人和文化事件上，如苏东坡(《苏东坡突围》)，有清一朝被流放的文人(《流放的土地》)，明末清初的文人(《一个王朝的背影》)，发现并盗卖敦煌文物的王道士(《道士塔》)，老三届(《老三届》)，张先生(《酒公墓》)等，他总是指引读者也要注意到权力对文化的亲和，文人相互倾轧的可恶，灾难开启的文化创造。这也是真实，另一种真实，一如《借我一生》中的真实。这样看来，《借我一生》与此前的《文化苦旅》等是一种同样的历史呈现，一样的文脉，同一种理性。
不过，余先生在《借我一生》中，用苦难遮蔽依附，用没做坏事来回避“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更深的原因是《文化苦旅》等书中揭示的历史上的文化苦难，是权力对文化的束缚，是专制对文化的削足适履，尚不能说是彻底的反文化，而“文革”则是近在眼前的文化灾难，彻彻底底地以革命的名义反文化。《借我一生》中担承文化道义发扬斯文一脉造神运动的内在逻辑，很自然地要求他与“反文化”脱离得一干二净，而认错则意味着承认背叛。近乎狂热的梦想，传说中的期待与自我期许，写作与出镜的种种成功遮蔽了真实，筛选出了《借我一生》的真实。
“文革”的灾难已过去近三十年了，但过去不等于消失，这创伤不但永留在人们心底时时作痛，还固着进人们的潜意识，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人们已被它改变。简单举例，《借我一生》中的“金牙齿”便是典型的“文革”叙事模式，“文革”文本常见的恶人符号；余先生视所有批评他的文章一言蔽之“大批判”，这也是只有“文革”才能形成的读者反应模式。“文革”后清理三种人，余先生脸上刺着“石一歌”的墨字，审查，检查，饱受冷眼与歧视、打击、排挤。余先生将讲述议论他“文革”表现的举动，视同“文革”中的揭发与诬陷，反应之激烈，那种义正词严正气凛然，那种对别人哪怕是指出自己半点瑕疵的坚决澄清，这也是只有强调阶级对立大搞阶级斗争的岁月，面对揭发才有的心理压力下的反应。而一呼百应成群结队的倒余军团中，也未尝没有打倒(话语)当权派的“文革”小将式的野心与凶狠。
文化散文，集体性的回光返照
余先生对自己的“文革”经历也有个评价的底线：“也是胆怯的，无奈的，高尚谈不上。挨饿，也没有和他们斗争。坏事肯定不做。”他虽“没有讲批评者就是盗版者”，但他肯定“某些盗版者与批评者有联系”，他告诉读者“北京的记者透露，有一段时间，凡是发表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可以拿到三倍的高稿费。而且有关的人告诉我，这些人防止我去追查盗版，首先在名誉上、情绪上把你弄坏，把你搞臭”。这种揭发，置对手于死地的反击方式也是“文革”式的，但用的是符合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情的子弹。
20世纪末21世纪初，是余先生这一批新时期文化思想精英们的神圣岁月。走过上一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光辉岁月，他们都已身处庙堂之高，占据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各级人大政协政府党派宣传文化广电出版机关，各类大学科研机构，各种学术文艺出版团体协会摆着他们的位子。政权思想文化传媒教育学术等等都由他们控制，即使像声称自己是个自由人“没参加作协，没参加文联，除开我自己写的文章外，和任何单位都没有关系，完全脱离所谓的文化圈”的余先生，依然有学术教育与传媒上的霸权，时髦的说法是有话语霸权，参加央视歌手大赛任评委、赵本山小品研讨会上当专家等等，则是很现实的权力。很自然地对他们的批评便是搞破坏，确实，只有对于权力，批评才是在破坏。这一批人从90年代起，以余先生为代表，纷纷写起文化散文历史散文来，这是一种集体性的话语转换，一方面是在行使自己掌握的文化权力。另一方面从历史逻辑看，这又是他们进入更年期的焦躁唠叨，甚至是集体性的回光返照，也可称作是集体谢幕表演，而后便是他们的死亡了。他们的学术成果文化创造，基本上只在上一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还是举余先生为例，他正在修订的四卷本学术文集，也就是四本书《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余先生自己说“是我在‘文革’结束以后花了八年左右的时问完成的”，余先生可真是同辈一个典型。他们的创造力已经枯竭，剩下的只有僵化保守固执。当然还有炒冷饭、复制与稀释，这便是文化散文历史散文的兴起了。
曾经创造了上一世纪80年代那样一种文艺与学术繁荣，登上了神坛之后，便成了木偶土胎。新时期的思想文化起步于对“文革”的反思否定，他们的创造性也就是他们的批判性，当他们逐步取得权力，与体制水乳交融，批判性彻底丧失，生命力丧失，经不得也就容不得别人对他们的批判，他们也就死亡了。他们推崇文化，将文化神圣，超出一切，成为唯一的神唯一的主，因为他们是文化人，文化神化，他们也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文化人对权力的追逐是与生俱来的，其实并不像猫需要把辣椒涂在屁股上才去舔。文明社会，权力需要文化，对文人有吸力，文人更有拥有权力的野心，他排除万难贴上去。在《借我一生》中，便有这种贴，有贴得上去的显摆，贴得与时俱进。19世纪后期，余先生的曾祖勇敢闯荡上海，赶上了殖民带来的商机，贴上了。新的社会变动前夕，余先生的姑母“当时很可能已经是共产党地下组织中的一员，而且多半还是负责人。”也贴上了。而在“文革”，两个凡是，思想解放运动等时期，则是余先生亲自的贴。书中广而言之的贴，则有与“吴石岭里藏古书”的贴，与毛泽东主席蒋介石父子的贴，与巴金王元化等的贴。贴成了文人的生存姿态。不管什么都贴得上去，什么才是他们真实的思想？他们的独立人格呢？这也是当代思想文化，在新时期短暂的繁荣之后停滞甚至倒退的原因。新时期文化思想的开创者，有“新儒家”的遗老，有“老右派”“反革命”，有老三届，有“文革”小将老将，各种出身都在否定“文革”的基点上统一起来，但依然是一个声音，依然是无脑之口，而且依然紧贴政治依附权力。无所持，无特操，所以短命，而且腐朽。在官场上，成克杰胡长清刘方仁李嘉廷等接二连三地倒下，而学术腐败也时露报端。这一批人形成的官场与文场的潜规则，也许比他们的文化创造影响更为深远。
无论是生理年龄，还是文化创造，他们都快退出历史舞台了，文化散文过后，是自传，而后便是死亡了。《借我一生》，真的成了余秋雨文化创造的终结了。P10-14
作者在批评领域里拥有准确的判断、良好的趣味和收敛的野心。跟大多数聒噪的同行相比，他的文字还多了冷静、细致和谦逊的品质。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
本书对当下社会的文化现象提炼、总结，是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索引。
徐庆全(历史学家、文化学者、《炎黄春秋》副总编辑)
“本文的写作，一直伴随着笔者对自己的追问，是不是过于峻刻，近乎王元化先生所恶堕入畜生道的酷评。”——在评论余秋雨先生所著《借我一生》的文章中，我坦言自己的谨慎和疑虑。本书每一篇批评的撰述，都伴随着这样的追问、审思和防御，更有“了解之同情”甚至是“温情与敬意”。批评之道本就是“善善恶恶”，但今日之批评在“恶恶”这面，有“毒舌”模式，怨毒、狂噬、刚愎，个性的阴暗、报复心、出名的野心、恶习都是源头；在“善善”这面，抬轿子吹喇叭昌盛着繁荣景观，祖国财政富得流油，研讨会遍地开花，总是那么一群批评家嗡嗡一团共襄了“文化”盛事。批评在膨胀，批评更在消蚀、腐烂。
批评的底线在哪里？批评的底线在阻断自己的批评与利益的联系。据传，暮年冰心说自己“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无款可罚，无旧可毁”。我非文坛祖奶，不敢如此托大。一向自认在体制外，却被追问，你吃着财政饭怎么不是体制内？你怎么不是既得利益者？为之瞠然自失。率天之下莫非王土，还真不能把自己摘得干净！从此再不以之自喜。但一介寒士，老老实实教书，廿六工龄，月人四五千，我又何惭之有？身处僻远，草野无闻，名利之诱之扰，本就细微，华发已生，益加淡却，所以还能坚持道不同不相谋。又因为沉于下僚，是一株“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的野草，贴近地火的奔突和烤炙，所以预知地火即将喷出而战栗而放声。
胡塞尔说：研究人员、学者是“人类的公务员。’，拿国家的ll：资，回报以对自然界或社会的新发现。布尔迪厄由此引申，认为对业已成就的一切的反观，正是“人类的公务员”责任的一部分。布尔迪厄强调的反观及反观性，是站在现实与自我的另一面的反思，是自省、自我清理与自我监督的自律，这才是批评。本书的创作，一以贯之的也就是反观，一个活在当下的文化人对时代对文化的反省，把时代与时代文化内化为自我的自我清理。鲁迅先生的反观，抉心自食，先贤筚路蓝缕，愿作柴草传得薪火。天落黄河，浊沙壅堵，海内承平久，政经及文化既得利益淤塞，穿新衣的皇帝们横行无忌，正需要小娃娃们喊出：皇帝光屁股！小娃娃的大胆、干净、尖锐正在于其是赤子，肉身无名利之重负。这些反省更是自警，但愿多年后看到这些文字我不觉得亏心不脸红。
感谢时代给予言语空间，感谢递给我话筒的报刊和编辑老师们：《博览群书》李焱，《中国图书评论》杨平、李可可、周志强、邓晶晶、程成、刘昕亭、袁剑、张娟，《书屋》胡长民，《出版广角》高霞，《社会科学论坛》张平，《艺苑》卢旭、万书荣，《教学月刊》吴颂华，《生活教育》胡荣，还有《文学报》、《上海戏剧》、《温故》、《中关村》、《粤海风》等等，当然，还有出版本书的上海三联书店及本书的责编殷亚平博士。版面时下就是金钱就是人情，我们却仅是文字之交，反过来你们还给些稿费，一声谢谢真的难以抵还你们带给的安慰和激励，对本书我不敢妄自菲薄，因为时代和你们都是执笔者。秀才人情半张纸，谢谢，我会更踏实的。
余者无话。
是为后记。
2012年9月21日
“对语言冷漠不信，像情人间的日久麻木。能短不长，能不写就不写，像老夫妻的房事。”
这话口味重了，但确实是吾口吾心。这倒不是受说了白说和无处去说刺激多了，因而丧气，因而灰心，因而笔懒文疏。完全没有吗？好吧，我承认也有些，这个时代发篇“有所思”的文章太难了。还有对文字操持久了，渐生对语言的警惕。你要表达的文字都能呈现吗？你有没有把文字神化？文字总是趋向化约与本质主义，趋向虚拟世界的。岁月忽已晚，不惑之年，爱情、文字、生命、价值与意义的魅影渐渐剥落，相信还是相信的，坚持还是坚持的，热爱与义愤还时时在肺腑席卷在肝胆轰鸣，只是不拿来表演。当然，还有对人类制造文字等种种虚像能力的忧惧。据官方统计，2012年中国生产故事片745部，立项拍摄电视剧1040部33877集，长篇小说登记出版5300部，光这几个数据就令人感到个体的智力孤危，更何况还有网络，还有全球。文字、影像、声音，人类每天都在创造海量文本，然后望洋兴叹。文本生产者，当然该自觉地节育了。
虽然节制，竞也攒下些文字，新世纪以来十余年的评论文章录为一集，就是本书。之所以出版，自然有敝帚自珍，有“文章是自家的好”之意，更有对其价值的自信。这自信就是做到了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价值就是对有权势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实在(政策制度、类型产品)的质疑与批评。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总是造神运动，众声喧嚣中一面有乌合之众的随波逐流追捧若狂，一面有神的圣殿降下莲花与雷霆。本书所评所论，皆为新世纪以降文化热点人物、事件及作品，有尽可能宽阔纵深的文化视界，从文学、影视、传媒、音乐、戏剧到教育、哲学、语言、青年亚文化，解读这个时代缠密的文化文本与文化权力的生产、技术，解读余秋雨、易中天、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池莉、赵汀阳、张艺谋、周星驰、韩寒、《读书》、语文教材、普通话、时尚画报、屌丝、中国好声音等等神的谱系。因为反对简单化约，所以文中尽可能消除捧与骂，而有尽可能丰富的文化切片、尽可能多极的视点、尽可能深长的历史轨迹、尽可能新鲜的启悟，以期赓扬人文传统和独立批评。萨义德还说：从事批评和维持批评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本书当然也是我的生命，生命在追求学术、文章、品格、境界的活力、丰饶与独立，追求生活的无边宽广和诗意。
时代十面“霾”伏，最终自由并未到来，晦暗中魅影憧憧，时时上演三岔口式的争斗，眼前就有莫言获诺奖后挺莫倒莫的对峙，紧张够紧张的，据说造成了舆论的分裂，舆论在哪儿分哪儿裂啦？声嘶力竭剑拔弩张成了表演。暗夜星点，自由之路更为幽邃崎岖。卡夫卡说：“我们只该去读那些会咬啮、刺痛我们心灵的书。书如果不能让人有棒喝般的震撼，何必浪费时间去读它。”
2013年1月31日
《文字欢场与声色天下》评论新世纪文化热点人物、事件及作品，有宽阔纵深的文化视界，从文学、影视、传媒、音乐、戏剧到教育、哲学、语言、青年亚文化，解读这个时代缠密的文化文本、文化权力的生产与技术，解读余秋雨、易中天、莫言、贾平凹、王安忆、池莉、赵汀阳、张艺谋、周星驰、韩寒、《读书》、语文教材、普通话、时尚画报、屌丝、中国好声音等等神的谱系。以丰富细腻的文化切片、多极不居的视点、深长幽微的历史、生气勃勃的启悟、酣畅快意的文字，重铸批评的锋芒，建设时代的理性，赓扬独立批评和人文传统。朱大可先生称许作者“在批评领域里准确的判断、良好的趣味和收敛的野心。跟大多数聒噪的同行相比，他的文字还多了冷静、细致和谦逊的品质。”徐庆全先生也认为这本书：“对当下社会的文化现象提炼、总结，是后人研究这段历史的索引。
《文字欢场与声色天下》的作者是孙曙。
《苍老的脐带：贾平凹的修辞与乡愁》；《狰狞的乡土——“温家窑”细端详》；《牧神的午后：“他们”的小说姿态》；《异端的成立：“后中国”症候之丁成篇》；《文体的战争与和平》……《文字欢场与声色天下》(作者孙曙)评论新世纪文化热点人物、事件及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