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1979年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然而过去30多年间，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究其原因在于中国未遵循主流的、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进行改革开放。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反差说明现有的主流理论并未真正揭示在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维持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道理。那么回顾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增长奇迹，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中国为人类发展史贡献的东方智慧？展望未来，中国式超常增长能否持续，又如何持续呢？

作为最早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运行的中国学者之一，史正富教授优秀的学术背景和近20年投资公司的经营实践，使他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有着与一般经济学家不同的认识和见解，即跳出西方经济学的范式，自主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体系，《超常增长》即是作者创造性解释中国成功经验，探讨中国未来道路的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成果。

史正富编著的《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是国内少有的对中国经济作70年长周期分析的原创著作，特别是书中对2013－2049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树立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增强对中国道路的自信。

史正富，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1982年与1984年分别获复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求学，获得美国美利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和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留美期间，曾任美国劳工部国际经济研究局合同制研究员。1995年回国后，进入企业，后创办上海同华投资集团，任董事长至今。2003年，应邀担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目前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中心理事长、南京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著有《现代企业的结构与管理》、《现代企业中的劳动与价值：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现代扩展》、《现代企业的产权革命》、《制度变迁中的理性与惯性——中国农村改革案例研究》（英文）。与人合著《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教材》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中国图书奖等多个奖项。

史正富编著的《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以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围绕基于超常投资力与超常购买力之上的超常增长，对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增长与低波动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维市场体制；本书还研究预测了中国至21世纪中叶的经济高速增长趋势，提出了深化体制改革、打造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建立国家理财体系等建议和构想。

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分析至2049年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前景的原创著作，《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对于解答中国发展的种种疑问，进一步推动改革发展，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引言

第一章 超常规的中国经济增长

一、超常增长率

二、超低的经济波动

三、快速的消费增长与效率提升

四、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

五、中国克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实践

第二章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与超常投资力

一、竞争性地方政府与三维市场体制

二、地方投资激励与投资水平

三、地方投资激励的长期收益

第三章 美联储与国际超常购买力

一、国际超常购买力的发生与成长

二、资产泡沫与消费赤字

三、产业外流与贸易赤字

四、财政赤字与美元过度发行

五、超常购买力的界限与危机

第四章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历史阶段

一、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

二、城镇化

三、生态与环境

四、能源与资源

五、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

六、国防建设

七、积累、投资与消费

第五章 新增长阶段的超常增长

一、走向2049年的增长图景

二、寻找内生的超常购买力

三、超常购买力的投放领域

四、打造国家发展战略基金

第六章 新增长阶段的制度安排

一、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四大支柱

二、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比较优势

三、中国三维市场体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四、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

附表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4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观。说它是奇观，不仅仅由于经济增速快，更为要者，中国增长道路已经突破了目前已知的发达国家工业化模式。

众所周知，现代近200年来的国家工业化，是从英国发轫并率先完成的。此后扩展至欧陆以及美、加、澳、新；在亚洲，则是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形成了本质相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基本制度便是基于私有企业的市场经济、基于政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基于立法博弈与程序公正的法治社会，以及基于国家（地区）利益的国际竞争。这一套制度架构之下的国家（地区）经济发展，至今仍被广泛接受为正统的、或者说是“正常”的“现代化”模式。

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却走出了一条与上述主流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从增长速度、经济周期、政府结构功能，到收入分配与财富的社会分布等重要方面，中国经验都展现出与先发达各国不同的新特征。如果把上述先发达国家（地区）的发展模式作为“常规”的经济增长，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就是“超常规”的。

最先发现和论述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是林毅夫教授；不仅如此，他还从中提炼与逐步发展了“新结构经济学”。①他提出一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决定该国具有自生能力的优势产业，故产业升级的前提是要素比较优势的变迁；而比较优势与优势产业的发现与成长必须基于市场内的企业竞争，但也非常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产业甄别、产业升级的促进与引导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该说，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既揭示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盲目奉行“赶超战略”的失败教训，也论证了市场经济中政府实施发展政策的成功可能。因此，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解中国发展经验提供了现代经济学的学术基础。

但是，政府如何保证甄别出来的扶持产业真的是符合比较优势、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呢？要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就中国而言，就是要解读当下正在运行中的经济制度。

对于中国当下经济制度的运行，学术界的研究不多，这是因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把它当做过渡性的临时制度安排，并认为最终是要随着改革的深人“转型”成为某种西方常规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旅美中国学者钱颖一教授与许成钢教授率先提出过中国政府的M型结构理论，即中央政府统一政治领导下的地方分权结构，促成了中国非国有部门经济及横向市场联系的发展。②钱颖一教授后来又与斯坦福大学的巴里·温加斯特教授合作，将上述地方分权思想上升为“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强调了将中央—地方权力划分制度化的重要性。①但是，他们没有正面解析中国政府M型结构或“经济联邦制”的实际运行过程。此后，若干学者就地方分权对经济增长以及基础设施发展、城乡差距、官员晋升、财政支出方式等具体问题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实证研究，但也未真正涉及中国当下经济制度如何实际运行这一主题。

张五常教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在这方面取得了关键性突破。根据张五常教授的理论，当下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基于地方竞争的分层合约制；由于地方为发展而竞争，地方政府实际上参与企业发展的引导激励、土地投入以及支持服务等具体方面，因此政府从企业取得的财政收入中就有一部分不再是“税”，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租”。对“税”的最大化追逐意味着政府对市场运行的破坏，而对“租”的追求则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市场运行水平。显然，这一理论为用现代经济学方法解释中国当下经济制度的运行提供了全新范式。

本书承接张五常教授的理论贡献，将对竞争性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这一关键事实加以进一步深入考察，试图揭示它对政府行为方式、市场体系运行及宏观经济绩效的影响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说明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制度支撑，同时也为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中政府产业甄别问题提供有意义的微观基础。

中国经济增长的超常规性可以从制度安排与经济运行两大角度分析。下文即从经济运行的角度进行讨论。

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两大显著特征。

一是经济增长率前所未有。一方面，高速经济增长的时段已达34年，且多数经济学家预测这样的增长表现至少会延续到2030年。也就是说，经济高速增长的时间跨度至少将达到50年以上。这一纪录超过了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的增长纪录。另一方面，在这34年的时间跨度内，中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最高。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2011年的34年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率为9．98％，人均GDP增长率达8．80％。①即使被世界银行称为“奇迹”的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它们的经济增长率也未达到中国的高度。②P6－9

过去30多年，中国式超常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中国发展奇迹”。回顾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增长奇迹，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中国为人类发展史贡献的东方智慧？展望未来，这一超常增长能否持续，又如何持续呢？

智者有言，如何解释历史，就决定了你如何选择未来。因此，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回答中国发展奇迹是如何产生的。

有人认为这归因于压低消费。过往34年，中国GDP中的消费占比约59％，投资占比约38％，相比常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消费占比低，投资占比高。然而，中国消费规模或消费水平的增长却是令人惊异的。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消费总额从1979年的2000多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约23万亿元。以1990年不变价计，则年均增长率高达9。0％；按人均消费计算，年均增长约7。9％，在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中名列前茅。

有人认为这是依靠过度投资。如上所述，中国的投资率确实显著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超出东亚其他储蓄率较高的经济体。但是，以资本产出比这一综合指标来看，改革开放之初的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38，近10年达到3。95。横向来看，这一数据并不高于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1965年到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是5。29，其中2005年到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更是达到22。64；日本从1980年到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其中2000年到2010年更是高达37。16。纵向来看，中国资本产出比虽然在提高，但并非过度投资所致，而是国家重型工业化和大规模城市化这一历史进程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随着这一阶段的深入和第三产业的成长，资本产出比将趋于稳定或微降。

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果。的确，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保证了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是，人口红利同样先后作用于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亚洲各国，观察这些国家，不难发现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巨大差异，这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

那么，中国式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何在？本书的回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征性制度安排的形成与演进，标志着中国已初步形成一种与西方常规市场经济有着系统性差异的、新的经济制度类型。

在这样一个三维架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投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契机，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有效吸纳了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提供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

正是这样一种中国体制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20年中持续高位运行，创造出超常增长与超低波动并存的奇迹。

当然，中国30多年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辉煌的背后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所有者缺位与垄断经营、收入差距过大与收入分配不公、政府规模过大、市场失序、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这些问题或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伴生现象，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内生结果。这些弊端的克服和解决不可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而只能诉诸政府行政改革。如果说前30多年改革的主题是解构计划、创造市场的话，那么，下一轮改革的主题就是政府部门的组织变革和业务流程再造。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完善，新的增长阶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制度基础仍将有效运行，但是，国际超常购买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将消失殆尽。长期来看，虽然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但它们只是市场经济常态运行下的需求，对应的只是市场经济的常规经济增长。如要实现前述超常增长，则需要市场体系之外的某种第三方需求。过去，它是以美元超发为基础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今后，有什么类似的长期购买力可以替代它呢？

问题的提出实际已经预示了问题的答案。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常规运行下，中国的储蓄规模必然过大；另一方面，未来增长的供给方面存在着诸多约束，从能源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到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等各个领域，都需要长期巨大的资金投入。相对自然环境良好的欧美国家而言，这是打造国家基础资产所必需的“额外投资”；相对国民幸福和国家长治久安的目标而言，这是构造和谐社会必需的基础工程。可见，实现未来超常增长的关键，在于寻找到能使过度储蓄与额外投资相联结的恰当机制，从而使两方面的难题同时解决。

为此，设立综合性的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就不失为一种选择，即实施对生态资产与战略性资源的长期投资，在为常规市场运行注入超常购买力的同时，建设并永续运营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这是本书提出的关键设想。可以说，对生态建设、国土整治、能源资源、人力资本等战略性瓶颈要素的投入，即这些作为超常购买力出现的投资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公共工程”，而是中国长期发展与人民长期福祉所必需的战略性基础工程；只要运作正常，它极有可能成为回报较好的长期投资。

可以充分预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年华诞之时，在GDP总量和人均GDP上，中国都将成为世界领先国家。届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在全球范围的制度竞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制度优势；作为有别于西方经典模式的发展道路，它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最重要的制度基础时，也为人类制度文明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从而为世界范围的文明和制度多样性贡献出中国智慧。有了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自己的路就一定能走稳、走好！

将最后一稿修改文本交给出版社时，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虽然写过的书不多，但以往都是一气呵成、一稿交印；就连与蒋学模先生合作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第12版），200多页也是20多天即告完成。但是这次，这本名为《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的小书，却用了我半年之久，前后几易其稿，最终交稿时仍遗憾颇多。

之所以写得艰难，是因为主题太大，问题太多；当我最后通读全书时，对于书中论及能源与生态的那些节、段大感吃惊——怎么会在纯属生产力层面的这些问题上花了如此多的篇幅？

本书的主题，即超常增长，来自去年7月一个夜晚的突发奇想，虽然书稿的酝酿与写作只有半年多时间，但是书中表达的内容却代表了笔者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经济系以来30余年学习思考的成果，也包含自己1995年留学回国、进入企业界工作18年来的观察与感悟。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笔者走出现代经济学范式、进入自主理论建构的真正起点。因此，我将此书献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翟立，我的妻子、挚友和伙伴。因为与她的相遇、相识、相爱，我得以真正走向自主、自信、自强；因为她的激励与参与，我得以焕发思想活力与创造激情。对我而言，她是上苍的恩赐，是无言的福音。

本书的主要思想与文字均出自笔者，但整个研究工作的完成则得益于我的团队成员＿唐毅南、蔡陈菲、勾金海三位的参与。唐毅南承担了书中多项资料的搜寻与计算，而且特为地方政府投资激励的链式反应制图；蔡陈菲不但负责查阅、核对学术文献，协助进行数据、资料搜集与计算，而且高效完成了全书多次修订排版；勾金海则在完成学位论文的紧张日程中挤出时间，就日本战略、环境保护等主题为本书提供背景研究。他们卓有成效的基础工作，为本书达到现在的水准做了支持。

本书的酝酿与写作过程得到张军、刘昶和陈平三位教授自始至终的参与。张军教授特为笔者提供了一份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万多字的背景论文，还组织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本书举行小型研讨；刘昶教授参与了全书结构的讨论，又特别搜集整理了书中关于经济周期的历史资料，并找出顾炎武关于“寓封建于郡县”这一论点的出处；陈平教授则阅读了本书前后几稿的文字，提出了许多修改建议。他们的意见与评论使本书避免了许多不足。

写作初期，在孟捷教授主持的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工作论坛上，我就本书的核心观点作过演讲，得到与会的黄宗智先生、崔之元教授、朱天飚教授等多位学者的肯定与提示，使我受益良多。

本书成稿之后，我又请多位学术界的同仁与友人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许多人提出了有价值的修改意见。他们是：陈申申、范永进、冯剑松、洪银兴、刘吉、刘莉莉、潘毅、潘英丽、秦绍德、沈联涛、王绍光、韦森、肖耿、尹同跃、张维为、张五常、赵海英、郑永年、周林，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付印之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为我安排了一场小型研讨会，林毅夫、张曙光、姚洋等教授从多角度提出了许多中肯、深刻的评论，让我既深受鼓舞，又进一步明确了研究思路。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同志。没有他的激发和鼓励，本书的写作不会这么快纳入计划；没有他的坚持和督促，本书不会及时完成；没有他的指导和编辑，本书不会达到现在的水准！一句“谢谢”发自肺腑。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注定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践，必将成为人类制度史上的重大创新。我能在本书中对这一中国式制度创新有所揭示，除了多年的读书与践行之外，更重要的是工作在第一线的企业家与各级政府官员对我的启示。在我大约18年的企业管理与企业投资生涯中，从新疆大漠到内蒙古草原，从江浙沿海到中原大地，有幸与数以百计的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结识、交流、切磋，让我看到了以前不可能想象的新的世界。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思想、追求、个性，当然也有缺点。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以自己超常规的热情和超负荷的工作推动着中国进步！他们也是新时代的可爱的人。本书的许多观点来自对他们实践的现场考察，来自与他们的无数次交流和切磋。朋友们，你们知道，我无法在此一一点名道谢了。希望有一天，你们的人生经历与故事能与大家分享。此处，请允许我以改革的名义向你们致敬吧！是的，向一切心系中国发展的人们和一切为实现“中国梦”作出贡献的人们致敬！

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伴随之出现的诸多问题背后的逻辑，提出新的理论解释是中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的机遇，也仅有经由此才能把握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挑战和机会。史正富教授的这本新著系统地整理了他作为一个学者和企业家双重身份对中国过去30多年发展的亲身观察和体验，是一本想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各界人士都值得一读的好书。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一本十几万字的书中，却有如此多的理论与政策创新。从超常投资力、超常购买力，到国家发展战略性投资基金；从三维市场经济，到复合型国家理财、1。5次收入分配、国有资本的社会化以及政府的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史正富教授不仅解释了中国成功的经验，而且探讨了中国未来的道路。

——陈平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迅速崛起的事实，早已超出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诠释能力，它呼唤新政治经济学，呼唤中国人自己的话语创新。史正富教授的这本力作正是展现这种原创性研究的上品佳作。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震撼》作者

史正富教授是一位极具创造性思维的经济学家，或许因为他拥有近20年投资于真实世界的体察和感悟，使得他能从心所欲，构造自己的理论。《超常增长》一书堪称独一无二。

——张军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超常增长》极富创造力，论述简洁有力。我同意书中几乎每一个论点。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