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偕隐》由卢岚所著,作者以优美、舒缓、细致的笔触,介绍法国文化全貌:第一编专论法兰西文字流仪,包括新书和作家动态;第二编,带领读者参观法国或旅法作家故居、博物馆,追寻他们当年的游踪,堪称一趟丰盛的文化之旅;第三编的主题是缪斯,作者将眼光放长、放远,走笔至土耳其、俄罗斯和西班牙、甚至利玛窦来华时的中国,神游到古希腊、古罗马,追踪欧洲及毗邻地区的文化主题之一缪斯;最后还特别绍介了缪斯的化身——几位杰出的女作家,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柯列特和萨冈,也有尚不为人周知的孔叙尔罗(圣艾克叙佩里的妻子)及美国女作家Joyce C. Oates。
《与书偕隐》是卢岚女士近年发表在《作家》杂志上的专栏文字的结集。《与书偕隐》所谈作家、新书、文坛动态、文艺思潮之类话题,一是有丰富的本土资讯和第一手资料,不隔,二是行文经营不是率尔出手,似可见出颇费沉吟的慎重,文字讲究,不像有些专栏那么水,那么浅,那么粗糙。
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10月23日宣布结果,当天深夜就有专人到帕氏家,要他宣布放弃;25日苏联作家联合会主席团成员碰头,准备27日召开特别会议,安排31日召开全体作家大会。专程给帕斯捷尔纳克送信,敦促他届时出席;26日《真理报》登载了攻击帕氏的文章;27日他穿戴整齐到莫斯科参加大会,因身体不适临时缺席,改为写一封长信转交,表示他不会到斯德哥尔摩领奖,提出送出奖金的两个方法。但气氛没有缓和,大会前整三天时间,文坛阴冷,乌云骤聚,帕氏知道该做什么了,他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奖。分别给瑞典和国内有关领导人发出电报。
谦谦书生,还指望这样会使迫害他的人住手。但没有,机器开动了,难以煞掣了,31日的全体作家大会如期召开。今回准备周详,派来一位医生,不能让这个“败类”重复临时缺席27日那个“小斗争会”的借口。会上没有一个人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在在是“害群之马”,“伟大狂”,“毒草,必须拔掉!”又喊:“帕斯捷尔纳克是文学界的弗拉索夫,苏维埃应把他枪毙了!”“吊死弗拉索夫!”大会一致通过开除他出作家联合会,提议剥夺他的公民权,将这个“暗藏了四十年的敌人”驱逐出境。之前已得到官方示意,如果他要出国,不会受到任何阻拦。
这是诺贝尔奖宣布结果后一个星期内发生的事。
平常日子更甚于穿越战场。1959年2月,法庭以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名义对他起诉,罪名是将反苏作品《日瓦戈医生》送到国外发表。3月14日,他被人从作家村散步途中拦截,来不及通知家属就被塞入汽车,开往莫斯科,带到法官面前,被威胁,说他的案件正在审查,如果他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或在西方传媒中露面,将被控以叛国罪。帕氏很明白。“吊死弗拉索夫!”
1960年4月他开始胸痛,检验结果得了肺癌,病情迅速恶化,5月30日就去世了。距离得诺贝尔奖只有一年半时间。但,“我是幸福的”。这位孜孜不倦的幸福贩子,说出这句明智而带基督精神的话时还不知道,他才下葬两天,曾经因为他而被判五年徒刑的情妇奥勒嘉的住房,已被克格勃搜查,将帕氏的手稿《美丽的盲女》带走。两个月后她再次被逮捕,判刑八年。她跟前夫生的女儿也遭逮捕,判刑三年。原因呢?谁也说不清!
说幸福,也许是幸运。他虽然皈依了基督,毕竟是犹太血统,却幸运地越过了他的世纪的可怕,最后有福气死在床上。作为1890年出生的人,青年时代正好遇上“十月革命”,却不像某些狂热分子,在革命中丢了小命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懂得看看再说。作为诗人,解冻前逃过四次苏维埃的迫害狂潮,还有本事使斯大林对他特别眷顾,能够说不是一种幸运么?斯大林第一次直接主动打电话到他家时,他说:“别开玩笑!”想不到是真的。日后他就利用这种关系,好几回为被捕和受迫害的朋友说项。人家为他的敢言一额汗,他不怕,这不在他的价值观内。1935年,诗人阿赫马托娃的丈夫和儿子被捕,请他向斯大林求情,他答应了。根据1991年解冻的资料显示,他的确给斯大林写了信,该信11月1日到达克里姆林宫,3日父子俩就获释了。连帕氏也不敢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有点违反常规,又不完全偶然。斯大林将帕斯捷尔纳克看作普希金的继承人。在他眼里,诗歌跟他手中的权力有同等的分量,有本事干扰一个时代。何况这位诗人没有发出怨愤,没有当街咬牙切齿,在知识界中有威望,积极参与作家联合会的工作。高尔基不已经变成革命的‘‘海燕”了吗?帕氏呢,也可以派他一个用场。斯大林这个非常现世的狂人,也考虑到身后的声誉,不想开罪所有笔杆子。于是,命运另作安排,这个政权有一个特殊位置,由历史决定的,容不得你逃脱。从1934年到1936年,帕氏成为苏维埃认可的制度下的第一诗人。
他听任命运摆布,深知接受和拒绝都一样愚蠢,只能以宿命来面对,因为意识到自己隶属于一种权力,“你把我当成物件握在手里/你将我当指环放在首饰盒中”。这个角色使他痛苦,像重力,像刑罚。人家表面给你一顶闪光的高帽,底下将你看成另类。让你活着,没有将你投进监狱,已是恩赐。于那些与他同一轨道的,精神上受尽虐待,每分钟肉体都有被消灭可能的人,已经被杀或被投进监狱的人,你的官方认可成为真正的折磨,让人嫉妒,也使人觉得可疑。“我是被泡在滚汤里变红的龙虾,”他说。他多么想尊重那些有着更大痛苦的人,曾经对时乖命蹇的曼杰利什塔姆说:“我羡慕你!”有人目睹他在乡间白雪皑皑中大叫:“住手,我请求你们,我是个好人,应该由我自己来说,而不是由你们!”这就是第一诗人的重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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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家告诉你,说他买了一本好书,乍听下,你抓不准要处,什么书?小说?哲学?历史?科幻?好在哪里?内容丰富?角度殊众?别具风格?要是人家说买了一本畅销书,你马上就明白了,大抵是一本出版商赚了钱,作者也赚了钱的流行书。这类书经常是《廊桥》之类,一男一女,床上床下;也可能是大明星、社会名流的罗曼史,尤其是新鲜揭秘。畅销也会忽然掉到童话、科幻作品头上,如哈利·波特,但像皇上的宠幸,不可多得;保健、食疗、传记会有一定销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偶然会走俏,但较少听说;至于文学作品,不说也罢。
每年书展的交易数字庞大,说明书的健康状况尚可,但文学作品就不可同日而语,它对书商的成交数字不再起大作用。出版社要赚钱,就指望非文学作品,赚了钱,才回过头去出几本名家著作,作为招牌货,算是一种交代。在银角子的大前提下,商业价值的标准代替了文学价值的标准。文学杂志销量不走俏,品种越来越少,报纸上的文学版被缩小或砍掉,出版商遇上文学书稿,先皱眉头。
另一方面,我们这个时代人人皆可成为作家,法国就有超过一百四十万人已经写了一部手稿。在被调查的人当中,有32%已经写成或者想写一本书,也就是说,法国有三分之一人想成为作家。然则,芸芸众多的作家当中,有多少人能够成得了一个小气候的?总是狭隘的个人意识多于普遍意识。以三分之一时间来照镜,三分之一看肚脐,三分之一来回味。总是让我来谈谈我,让大家来谈谈我,我只对我感兴趣。评论一个作家的角度,从韵事,尤其风流韵事出发的多,从作品出发的少。过去作家是多题材创作,天上地下,人神野兽,道德罪罚,精神肉体,现在的写作题材总带有目的性,着重销路,不惜讨好。获得一定成就的当代作家,着眼的题材跟过去也不一样,在法国,大抵致力于精神分析,或开拓某一世俗专题,如纪德的精神探索,萨特的存在主义,西蒙·德·波伏瓦对女权的呼吁。
文学所面临的局面,是内容与手法都不再引起读者共鸣?是读者对社会新闻,对“八卦”现象更感兴趣?或者,是迅速发展的科技和资讯社会,要求更多的是智力、推理、知识,而非文学?事实上,学校宁可急于教会学生使用电脑,而不急于教他们怎样欣赏普鲁斯特,你能够说学校盲目或差错?新科学,新技术,人文科学,的确将文学挤到墙角去了。作家为寻求出路,只好逆流而上,学会给文学拌上酱料。于是侦探、科幻、言情、心理分析、世俗专题、揭自己内幕或别人内幕的作品越来越多。离奇怪诞的非正统文学作品,纷纷登上书店的书架。畅销书,往往就藏在这些书籍当中。
早在1947年,穆尼耶(E.Moullier)已宣告文学的辉煌时代的过去,文学经历了它的灿烂时期后,不再给人带来新火花:“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绚丽夺目,盛极一时的文学时代……这个烟花回落到自己身上。”
不管从事文学,或醉心文学的人如何不甘心,文学的大时代,大作家的时代也许已结束,一如伟人时代的结束。我们不需要喧天哗地的伟人,只要好人,要与民众共呼吸的正直人。“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也就是说,国君没有自己的喜恶,以百姓的喜恶为自己的喜恶;大作家一时没有也罢,可以要些好作家,要说真话,具深度,有责任心的作家。文学是证明人的存在的方法,它以爱,以恨,以喜,以怒,以幽默来阐释人生。文学可以道出人的生存困境,但不可能改变世界,唯其不可能,还要不断地道出,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它的立足点。都说实用书籍有市场;有关文化现象的,如绘画、雕塑、电影等也有一定读者,但这类作品,如果使用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概念或观念,不一定是一本成功的书。要触动人的感觉、直觉和审美,文学语言是唯一的手段。它从细节深入事物的内部,以捕得正着的字眼,把叙述者的意愿、动机和感受传递给读者。尤其,如果没有文学的陶冶,又怎能指望有审美的判断和鉴赏能力?
文学的状态不好,但文学的明天还在唱。一种艺术永远不会安乐死。不管非文学书籍气势如何迫人,一本好书会按照它本身的价值,最后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实用书自有它的实用处;畅销书只标志某一时期读者的情绪,不一定代表本身有什么价值。而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就像人拥有生命,会在大浪淘沙中存活下去,人物会家喻户晓,名气比真人更大。这就是为什么真正的文学家,宁可保卫文学的纯度,对“畅销作家”这顶桂冠反而回避。他们有道理,因为大文学家的作品,最初大抵不畅销,古今中外如是。
曹雪芹是谁给他酒肉就为谁写,《红楼梦》是依靠手抄流传下来的。就某些著名的文学作品的初版印数而言,风靡至今的《爱丽斯漫游记》,只印了四十八册;被尊为法国散文典范的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印了一千二百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是一千册,该书出版引起社会轩然大波,在它的影响下,托尔斯泰写了《安娜·卡列尼娜》,易卜生写了《玩偶之家》;《印第安纳》使乔治桑一夜成名,只印了七百册;现在还不断重版,不断搬上银幕的《巴黎圣母院》,是一千一百册;巴尔扎克的《幽谷百合》一千二百册,《朱安党人》三百册;司汤达的《红与黑》七百五十册;拉博尔的《柱廊》一百册,他是当时的著名作家,在《新法兰西评论》撰写专栏,与瓦菜里一起编文学杂志《交流》;梁宗岱的法译《陶潜诗选》印了二百七十册;纪德的《地粮》二百一十五册;博尔赫斯第一部著作《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狂热》印了三百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一百二十五册。
卢梭的《社会契约》引起法国大革命,影响了法国人以至全人类的思想,以当时印刷业的不发达,印数肯定极少,但不影响其思想的广泛传播。都说眼下文学书籍出版不容易,其实过去也大抵如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由于出版条件没有与出版商达成共识,初版自费印刷;雨果第一部文集《颂歌与诗》,自费印了五百册,出版社没有给他发出去,让他全部搬回家,他就堆放在壁炉周围。普鲁斯特的《在少女们的身边》,自费印了一千七百五十册;蓝波的《地狱一季》,到处筹款出版不遂,最后由他母亲资助。但这些都是日后传世的作品。文学盛世时期的作家比起当代作家,境遇好不了多少。被公认为20世纪法国文学泰斗的普鲁斯特,当初出版商看到他的作品就皱眉头,避之则吉。所以,书的价值又怎能以交易数字来衡量?如果有人问,文学何价?回答是,文学无价。
为《文汇读书周报》和《作家》杂志撰写专栏的十多年以来,笔者跟踪着文坛的林林总总,而文学危机的叫声,就在耳边不断。你一脚深一脚浅走着,却欲罢不能。你发现国内文坛对外边某些文学现象了解不足,为两种不同文化的差距,或者因为在特定时期的误导,产生了误解。你因着近水楼台的方便,了解得更多更全面,就有将较为准确的讯息传递回去的迫切感,对所谓文学危机,感觉就迟钝了。心想,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战争危机发生过多少回?还有道德危机。1950年代,法国高级时装危机就嚷开了,到1970年至1977年问,叫声尤烈。但时装大师们像啥事也没有发生,充耳不闻,只一心一意做他们的针线活,到现在,高级时装依然大行其道。对所谓文学危机,最好也像啥事都没有发生,做你喜欢做、应该做的事。
眼下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大变革,因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一个从未经历过的世纪说来就来了。单是你日常使用的电脑、电话、网络的日新月异,就让你赶得上气不接下气。大量的讯息,大量的设想,大量的商品,大量的物质,见识的爆炸,一切知识都被无限制地推向前,你不知道哪里才是不可知的边界。不少过去的事物被翻倒,世界的进程加速了。然则,新鲜事物从来就不断发生,且每时每刻都在变,但根植于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审美,一种物质以外的精神活动,从来就没有被淹没,被带走。人必须通过文学来认识自己以及自己的世界;也认识别人以及别人的世界。文学是人的梦想和精神世界的反映,只要有人类,就有梦想。有梦想,就有审美,有文学。如果重复前人讲过的故事在所难免,但高度的攀升是无止境的,表现的手法也可以干变万化;一张脸庞能有多大?但可以是西施,或钟无盐;是耶稣,或犹大。而生活和历史皱褶中所隐藏的故事无穷无尽,人的深浅也难以测量。据说一生离不开海洋的美国作家梅尔维尔(Melville),有一回把声波发向海底,以探测其深度,但没有了回声,看来某些地方是莫测其深的。人心也一样。人间既有天堂,也有地狱,作家就有话可说了。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无论绘画、雕塑、音乐或电影,都不可能像文学那样,将喜怒哀乐,将人的精神、思想和价值观阐释得如此透彻。
不过,文学也像人,需要不时闭目养神。19世纪的法国文坛星光灿烂,如今是相对沉寂了些。某一时期的文学现象也大抵如是。如果老瞪着一双眼,很快会发现,世界没有太多好东西看。笔者好歹绕着书架走了一圈,也绕自己走了一圈,推动心头马达的那团火也旺盛过,需要闭目养神一下了,就有《与书偕隐》的意思。拿一本自己喜欢的书,躲到一角地方,不为别人,只为自己消闲受用。如果写作是欲望,阅读则是乐趣。而敝帚自珍,以前写下的文字必须集起来。虽说已经结集过几种小册子,但拉拉扯扯,还有一两种要拼凑起来。想起蒙田将自己的《试笔》称为“卤肉片”,蓝波把自己的诗比作“洗碗水”,你能够将自己的成品比作什么?且不管它。在这里只感谢仁发先生在百忙中拨冗为我联络出版社,也庆幸自己煮下的“夹生饭”有了着落。
这本小册子大抵都是些卷帙消息,新书,旧书,古典,现代,形形色色的作家,都放作一处。那个海明威,你不必惊诧于他给自己的那一枪了,他的孙女递给我们一把钥匙,原来三生石上自有因由;利特尔一个漂亮的滚翻,就穿越了犹太人被屠杀的禁区,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人类社会斗兽场的故事,成就了21世纪的一部大书;传说福楼拜有个儿子,但福楼拜不让他姓福楼拜,却使他以另一种方式诞生,成了莫泊桑;特洛伊再不是瞎子荷马胡扯出来的故事,已经具有充分的实物证据,证明这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费加罗报》的专栏作家扬·穆瓦认为,生活的美,是女性向我们展示的,大抵是歌德的“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上升”。但事实上,像引导但丁畅游上界天堂那类贝亚特丽彩,其本身的历程,总是既华彩又沉重,像全球偶像玛莉莲·梦露。蓝波说“生活在别处”,只有别处才有他的生活,所以,他逃离故国,有多远走多远,最后在亚丁港和阿拉尔生活。须知那边的气温终年在三十摄氏度到四十五摄氏度之间,生活条件落后,风俗野蛮,男士外出都必须带上刀枪,但他在那里度过了最后十一个年头;当年乔治桑和肖邦跑到海外去藏爱,还有比这更风流、更浪漫的故事吗?然则,当你跟踪过他们的脚印,才知道他们的实际经历跟你的想象差了一大截。还有中国作家巴金、孔罗荪、吴祖光等在开放初期访问法国,是19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的事了,现在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已经作古,在法国的短期活动亦已成为历史。你姑且在这里复述一下。
二○一二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