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年时代起，旅行便成了我最大的爱好。这种天性的嗜好与年俱增，我觉得，自己想到别国游览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我怀着异常的兴趣阅读各种游记、各种描述异国风物的书籍以及举凡有关新发现的报导。我的双亲要我将来当法官，而且没有那么多资金供我长期旅行，这都成为实现我的愿望的巨大障碍。然而，我觉得，任何障碍都不可能阻止命里注定的事情的发生。我刚满十五岁便应征人伍到了意大利。由于职务在身，我在那里逗留了将近两年，然后才回国。刚到家乡不久，便又奉命随一支比以前更大的队伍开赴加泰罗尼亚。我在那里打了三年仗；如果不是父亲意外身故，要我回去继承遗产，如果不是母亲的请求——她遭到如此重大的不幸，没有我在身边便不可能得到安慰——我是不会放弃军职的。这种种因素使我不得不回到故乡，而母亲的一再敦促又令我放下刀剑，去换上法官的长袍。于是乎我专攻法律，四五年间进步不小，竟获得了博士的学衔。我被任命为本地最高法院的律师，这职位是飞黄腾达必经的一级阶梯。我被任命以后，致力于练习演说。开始我自己虚构论题，随后便选择真正的题目进行出色的辩论。我不遗余力地去做，一切事情都完成得不错，因而博得少许声名。我乐于从事这样的练习，年轻人喜欢在这种练习中表现自己的智慧和口才而不计较报酬。但当我接触到法院的实际时，我发现它如此棘手、如此枯燥无味，以致我不久便对此感到十分厌恶。我天性喜欢舒适和快乐的生活，加之性情豪爽、正直，对于担任这样的职务并不相宜，因此我十分迫切地想放弃这个职务。正当我考虑如何摆脱的时候，我母亲去世了。母亲的身故使我有可能独立自主并支配自己的财产。况且，我悲伤极了，睹物思人，一切都令我十分难受。我便不假思索地决定长期离开故乡。我着手料理自己的事务以便实行这个计划。我卖掉全部财产，只留一块土地，以便在必要时作隐退之用。我把这块土地交给一个可靠的朋友，他只要接到我的消息，总会向我详细报告情况的。
随后，我开始游历，几乎走遍了法兰西王国的所有省份。我在著名的巴黎城住了下来。我觉得那儿的生活富于吸引力，我不知不觉地逗留了将近两年，没有离开过。后来，当我有机会去德国时，我当初的游历愿望又重新激发起来，我不能再在巴黎住下去了。于是我游历了整个德国，参观过皇帝的宫殿，也看过帝国诸侯的宫廷。我从那里到了瑞典和丹麦，以后又到了荷兰，在那里结束了我的整个欧洲之游。我在荷兰休息到1655年，便从那儿乘船往东印度去。
我着手这次艰苦的旅行，是为了满足天生的好奇心，满足一直萦绕我心头的强烈愿望，即要去看一看听说有许多奇妙事物的一个国度。我的一位朋友的再三鼓动也是促成我此行的原因。他在巴达维亚置有产业，也要乘船到那里去。此外，还得坦白承认：希望从中获得好处，这也促使我作出这一决定。这些因素对我的思想产生强烈的影响，我为这次旅行准备就绪之后，便和我的朋友登上“金龙号”海船，这条船最近造成，装备全新。这条船的吨位约为六百，配备三十二尊大炮，共载船员和旅客四百人，还有大量金钱，我那位叫万德尼的朋友就占有其中很大一部分。
1655年4月12日，我们从特塞尔起航，乘着凉快的东风，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船轻快稳当地驶过英法海峡，一直进入公海。我们由此继续航行，直至加那利群岛；有时感到风向无定，变化多端，但我们没有遇到风暴。我们从加那利群岛储备了一些我们可以找到的而且又是必要的物品，然后就向佛得角群岛前进。我们远远便看见这些岛屿，而且毫无困难地驶近它们，没有发生任何特殊的意外事故。诚然，我们见到好些海怪、飞鱼，也见到新星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然而，这类东西相当平常，书上也作过描述，好些年前就失去了新鲜的魅力，因而我认为不必去谈它们了。我不想以无谓的叙述去多占本书的篇幅，那只会使读者，也会使我不耐烦的。因此，只要说一说我们平安无事地继续航行，直至南纬三度的地方，其时正是1655年8月2日，也就可以了。在此之前，大海一直对我们十分友善，这时才开始让我们感到它变化无常的威力。下午三时左右，本来是晴和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接着暴风雨来临：狂风大作，大雨夹着冰雹倾盆而下。眼看这一风暴降临，水手们吓得脸色发白，神情颓丧。虽然他们来得及系好船帆，结牢大炮，把一切安排就绪，但预料到面临的是可怕的飓风，他们被风暴的威力吓倒了。大海开始翻腾起来，风向无定；在不到两个小时之内，罗盘的指针竟东南西北地乱转一气。我们的船颠簸得非常厉害，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倾，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沉：一股风推我们向前，另一股风又将我们向后吹。桅杆横桁和缆索都被折断、撕碎。暴风雨是如此的凶猛，以致大部分船员都感到不适，几乎听不到指挥的声音，更不用说服从指挥调动了。这时候，旅客们都被关在底舱里。我和我的朋友躺在主桅旁边，神情极度沮丧。两人都懊悔不迭：他后悔不该受发财致富的贪欲驱使，我后悔不该受发疯般的好奇心支配。我们都很想回到荷兰，我们非常失望的是：既不能重回这个国家，也看不到任何陆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任何国家都是好的。
这时候，我们的水手并没有去睡大觉，为了使我们脱险，他们不遗余力地去做一切有助于脱险的事。他们发挥了全部机智，运用了全部力量，有些人去掌舵，有些人用水泵排水，哪里需要，他们就赶到哪里。幸赖上帝的保佑，他们终于靠自己的力量，使海船在猛烈的飓风中幸免于难。最后，飓风转变为凌驾一切的偏风，将我们的船一直吹向南方，其力量之大，使我们无法改变航向。我们只好屈服于这股风力，任它吹到哪里便算哪里。经过两昼夜的航行，风向略变，将我们吹向东南方。这样持续了三天，而且我们还是在浓雾中行船，海雾之大，几乎不能分辨出五六步以外的东西。第六天风势稍减，但仍然刮着西北风，直至午夜。最后我们忽然感到风平浪静，仿佛我们的船驶进了池塘或死海似的，令我们惊讶不已。两三个小时以后，天空放晴，我们开始看到几颗星星，但是根据这些星星，我们根本无法认清方位。我们总的估计是：我们处在离巴达维亚不远，离南方大陆至少一百里约的地方。但是不久我们便发现：我们原先的推测错了。第七天，照样是风平浪静，我们有了歇息时间并检查了船上的各个部位。我们发现船上几乎没有损坏之处，因为这条船造得十分坚固，经受了风浪的冲击而没有出现使之陷于困境的漏水洞。第八天，吹起了和风，将我们的船送往东方，我们为此十分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不仅使我们接近目的地，而且也解除了我们因为长时间的风平浪静而产生的忧虑。就在这一天的入夜时分，天空乌云密布，大雾弥漫，风势又猛烈起来，我们担心又来一次大风暴。第九天，浓雾依然，狂风大作，我们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临近午夜，风向改变，风势更加猛烈，又把我们的船急剧地吹向东南方。大雾愈来愈浓。午夜时分，风势异常猛烈，我们的船飞速地前进，突然撞到一块沙滩上，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船牢牢地搁浅在那里，动弹不得，仿佛是钉上了钉似的。这时，我们以为一切都完蛋了。我们随时等待狂风恶浪将我们的船撕成碎片。人的技巧和机谋既已无济于事，我们便向上帝求助，求他大发慈悲，满足我们的愿望，保佑我们绝处逢生。早晨来临了，阳光稍稍驱散浓雾，我们才发现船搁浅在离岛屿或大陆岸边不远的沙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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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或大法官培根的《新大西岛》都不过是作者们美妙幻想的产物；读过这些著作的人也许以为，本书讲述的新发现的国家（那里有一些奇妙事物）的故事也不过如此。那些不肯贸然相信一切事物的人的明智的慎重态度，只要不是过分谨小慎微，那是不应加以指责的。但是，不经考察便排斥似乎是异乎寻常的事物的固执态度，同将有关遥远国度的一切传闻都信以为真的那种不加判断的态度一样，都是要不得的。
有许多众所周知的事例可以证明我刚才所说的话。好些事情从前看来是不容量疑的真理，过了几个世纪使被揭露：那不过是巧妙的谎言。好些事情长期被视为荒诞不经，后来却作为毋庸置疑的真理确立下来，以致敢于对此怀疑的人，被看作是笨蛋、傻瓜和可笑的人。
科隆主教维吉尔，因为说了有对蹠点，曾经冒过丧生的危险，我们不能说，他这样做是出于极端的愚昧。当克利斯托夫·哥伦布宣布西方的西部还有陆地的时候，在英国，其后在葡萄牙，人家都认为他是个幻想家，这也是毫无道理的。后来，那些作环球旅行的人便清楚地认识到，维吉尔的说法是正确的；而美洲大陆的发现也证实了哥伦布的预言。因此今天大家对此已不怀疑；过去将关于秘鲁、墨西哥、中国的故事当作神活传说，现在也不怀疑了。
这些遥远的国家，以及后来发现的其它一些国家，几个世纪以前欧洲人并不知道，现在对其大部分也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们的旅行家只满足于访问他们经商所到的靠海岸的陆地，而不大关心他们的商船到不了的那些地方。因为他们几乎都是抱着发财致富的日的而去旅行的船员，所以他们往往经过一些岛屿，甚至绕过一些大陆而下去留心考察，只是当他们必须避开这些岛屿或陆地的时候，他们才稍加注意。由此可见，我们所知的关于这些地方的一切情况往往是偶然得来的，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求知欲或这样的必要手段去作漫长的游历；而目的只是为了去发现尚未被人所知的国家并让自己能够作出全面而忠实的报导。
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让君主们有空闲去从事这样的发现工作，有余暇派人从事如此值得赞许、如此有用的事业。通过这种事业，君主们无需大量花费便可给世界带来无可估量的好处，并能为祖国增光，还可以获得不朽的声誉。的确，如果君主们愿意拿出他们部分多余资金用来供给少数能干、出色的观察家，派他们到海外考察一切值得注意的事物，并要他们作出忠实的报导，那么君主们是会赢得巨大的荣誉的，这将使他们的名声留于后世，甚至还许会带来许多其它好处；这些好处能够抵偿他们在这一值得赞扬的事业中所付出的代价，而且还会绰绰有余。为此目的进行考察的人，他们接受过培养，具备科学和数学的知识，他们所作的报导要比商人或水手所讲的故事准确得多，这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大部分商人和水手都是不学无术的人，他们既无时间也不方便去从事考察。他们在一些国家逗留的时间往往不短，可是除了注意有关买卖的事情之外，对别的事情却漠不关心。
这一点在荷兰人的活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荷兰人在东印度拥有大片土地。他们还继续到其它许多可以经商的地方旅行；可是有关他们定居的地方或他们的商船每天都驶过的地方的情况，我们只得到少量简短的、不完全的报导。巽他群岛，特别是婆罗洲，在地图上标明是世界的最大岛屿之一，位于自爪哇到日本的航线上，可是却几乎无人认识。好些人绕第三大陆，即一般称为未知的南半球地区的沿岸航行，但谁也不肯花力气到那些地方考察，井描述一下那里的情况。诚然，地图上已勾勒出这个大陆的海岸，但却如此的不完备，因而人们只能从中得出十分模糊的概念。有这么一个大陆存在，谁也没有怀疑，因为好些人的确看见过，甚至还上过岸。可是，他们不敢深入其腹地，除非万不得己是不进去的，因此他们只能作一些浮光掠影的描述。
我们提供给广大读者的这个故事大大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它写得那么朴实，以致没有谁——我希望如此——会怀疑其内容的真实性。读者不难看出，它具备了真实故事的全部特征。
这个故事的作者是西登上尉。据他在本书中说，他曾在塞瓦兰国住了十五、六年，后来，运用了他在本书中叙述的各种办法离开了那里。最后他到了纳托利的城市斯密尔纳，他在那里搭上了准备回欧洲去的荷兰舰队的一艘军舰。正好这支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受到英国人的袭击，这件事就成了随之而来的战争的导火线。大家都知道，荷兰人自卫得很出色，结果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
在这次冲突中，西登上尉也受了致命的重伤，受伤后他仅仅活了几个小时。当时和他同船的有一名医生，西登是在启航前跟他认识的。由于他们两人都十分能干而且又都是饱学之上，所以他们一路上谈得很多，言谈中互相敬重，成了莫逆之交。在此之前，西登上尉和谁都没有谈起过自己的奇遇，因为他不愿意别人把他的奇遇在欧洲公布出来。这时他却把事情的始未几乎全部告诉了医生，从离开荷兰谈起，一直讲到抵达斯密尔纳。
但是上帝没有让他话到亲自公布自己的奇遇的那一天。当他看到死神降临的时候，便把自己全部衣物送给了医生，并把自己所写的东西托付给他。他留下的便笺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朋友：
既然上帝不愿意我寿终天年，我只有毫无怨言地服从神的意志。我已准备将自己的灵魂交回神的手里，因为神创造了我，是我的上帝，它有权要回我的灵魂并有权随意支配。我希望上帝以其无限的仁慈，宽恕我的罪孽并让我分享永恒的圣光，我即将离开人世，再也见不到你了；不过既然我还剩下短暂的时光，我想利用它告诉你：我是作为你的朋友而死去的；为了表示我的友谊，我把自己在船上所有的东西赠送给你。你会找到一只大箱子，内装我的全部衣物，还有一点钱和几件珠宝，这些东西全部所值无几，但不管怎样，我赠送给你却是出于一片真诚。除了衣物、钱和珠宝之外，你还会找到一件无价之宝：一份记载我从荷兰出发启程到印度去旅行的整个经历的笔记。关于那次经历，我曾常常向你说及。这一故事杂乱无章，几乎全部写在散页的纸片上，而且是用不同的文字写成的。这些笔记需要注释，需要按原来的顺序加以整理，我自己曾订下计划想这样做。可是，既然上帝不允许我来完成，我只好让你来照料这件事。我以垂死之人的一片真诚向你保证：在我的全部笔记中，没有任何不真实的记载。也许将来某一天，时间和经验会证实这一点的。
以上便是本书作者临终时的最后几句话。几小时后，他便怀着高度的信心，以模范的恭顺态度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据他的继承人，即那位医生的见证，他这人体格匀称，才智出众，举止庄重，忠厚诚恳。
他死后，医生翻阅他的笔记，发现它是用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和普罗旺斯方言写成的，这使医生十分为难，因为他认不全这些文字，而他又不愿意将这些笔记交给外人。由于上述的困难，以及他后来要处理的许多事务，他不得不将这份笔记暂时搁下。
荷兰和英国缔结和约以后，医生从荷兰到了英国。不久以前，承蒙他的好意，他把这份笔记托付给我整理，嘱我将它翻译成一种文字。我仔细地审阅了这些笔记，发现记载的内容竟是如此离奇，如此神妙，以致我按内容的要求将它整理得条理清楚以后，心情才平静下来。我是依靠我的委托人的邦助并根据他的意见进行这一工作的。
此外，还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西登上尉去世不久，有许多从荷兰来的人告诉那位医生（西登的继承人）：大概是在这部书开始所指的那个时期，有一条叫“金龙号”的新船从特塞尔岛启航，开往巴达维亚，船上满载钱币、旅客和其它货物，大家认为这条船已经失事，因为后来就完全没有听到关于这条船的消息。
我得到这些笔记，在动手整理之前，亲自去找印度公司的律师万达姆先生，他是荷兰政府派去订立荷英商约的专员之一。我向他打听那条船的下落。他向我证实了人家在荷兰对我那位医生朋友所讲的一切。但是，最有力地证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的证据，是从一个佛来米人写给一位法国贵族的信得出来的，信中谈及“金龙号”的情况。那位接信的贵族把信交给了我，我认为，交代了这封信所涉及的问题之后，把信附在这里是不无好处的。
那位贵族对我说，有一次写信的人和他一起散步，谈起了印度。写信人曾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他告诉贵族说，有一次暴风雨把他的船只吹到南方大陆的海岸，他几乎在那里葬身，幸赖上天保佑，侥幸生还。在进行这些谈话后的一、二年，我的那位贵族朋友在社交界中听人谈起那些未知的大陆，他便讲述他从一个佛来米人听来的故事。他还没有讲完，一名萨瓦州的贵族便迫不及待地向他提出一连串有关的问题。由于他无法回答全部问题，萨瓦州贵族便请他根据他听来的情况写信给那个佛来米人，以便从佛来米人那里取得关于此事的全部可能得到的消息。萨瓦州贵族还说明他何以这样热心：他关心这条船，是因为他有一个亲戚就在船上；他曾多方打听亲戚的下落，可是音讯杳然。他的亲戚留下一块土地在他那里，其它大部分产业早已卖掉。亲戚的族人好几年也等不着他回来，正为这块地的继承权打官司。因此法国贵族便应萨瓦州贵族的请求给沸来米人写了信，并收到了用法文写来的回信。我这里一字不改地将原信照录如下：
先生：
辱蒙赐书下问，敢不竭诚奉告，以慰贵友之期望。1659年，余在巴达维亚时，有一佛来米水手，名叫普兰斯，闻余曾到南方大陆，遂告余下述故事。数载前，他在一艘新船上遇难，船号“金龙”或“青龙”，自荷兰启航，开往巴达维亚。船上载有大量钱币，另有四百名左右旅客。人员全部或大部分脱险，登上陆地，由船长率领，秩序井然，一如在船上之时。既已觅好遮蔽之所，复又抢救出其中大部分食物。彼等以大船之残骸修建一小艇，用抽签之法选出八人，乘它往巴达维亚向荷兰公司总裁报告其失事情节，以便总裁派船搭救遇难人员。普兰斯亦在此八人之中。小艇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巴达维亚。总裁马上派出一艘三桅战船；战船抵达该处海岸后，即遣派舢版及船员按指定地点登陆。但不遇一人，亦不见留下任何痕迹。彼等沿岸航行，驶近好几处地方，由于此处海岸天气恶劣，竟失去舢航及几名船员，于是不得不空芋返回巴达维亚。总裁复派出另一艘三桅战船，依旧毫无所获而回。
其时众说纷纭；据悉，有若干民族定居于此大陆之腹地，其身材高大而并不野蛮，彼等将其可能逮住之人领进自己国内。余几达南纬二十七度之处，然风暴至，令余改变主张，而夜晚则意外风平浪静，使吾等幸免于沉船之难。余以得重返海上为幸事。此为余能向阁下报告之一切。贵友欲知“调龙号”之详情，可向荷兰公司探询。当时总裁为麦埃特·絮凯尔，彼现时仍为驻巴达维亚之总裁。余则仅从那个佛来米水手处获悉此事。该大陆土壤略呈红色，全为不毛之地。海岸似有妖风袭击，不易登陆。故三桅舰丧失舢舨与财物，而未能靠岸。彼认为三桅舰未觅得真正失事地点。余认为此事系发生于南纬二十三度之处，时间为1656年或1657年。专此布复。
您卑微的仆人
托马斯·斯金涅尔
1672年10月28日于布鲁日
德尼·维拉斯所著的《塞瓦兰人的历史》是十七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作者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存在于“南方大陆”上的国家——塞瓦兰，并对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风土人情及其建立以后的历史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十七世纪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早期，这一时期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设想大多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塞瓦兰人的历史》是了解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必读著作之一，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在本书中都有体现。
德尼·维拉斯所著的《塞瓦兰人的历史》是一部采用第一人称，借助游记的形式写成的一部有头有尾的小说。虽然维拉斯也借书中人物之口发表议论，但从整体看，《塞瓦兰人的历史》还是通过完整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来完成的。这部小说假托于一个名叫西登的上尉的笔记，这种手法倒是和明清小说中的“托人言事”相类。故事从西登上尉跟随一条名叫“金龙号”的海船从荷兰出发，去往东印度开始。船在航行途中遭遇飓风，被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船深陷淤泥中，无法再起航，一群死里逃生的欧洲人被迫上岸，由此踏进了陌生的“塞瓦兰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