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官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本书收录先生论述和侃谈人生的杂文、小品、回忆录、序跋等各类文章百余篇。包括: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我写我、人生、再谈人生、三论人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等。
读罢此卷,老人家那声容笑貌,精辟之言,将永久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田,催人猛醒,激人奋进;谈罢此卷,犹如品尝陈年老酒,自有滋味在其中,“世纪老人”非凡的人生经历,是一笔世大的精神财富,令人受益无穷。
《感悟人生》收录先生论述和侃谈人生的杂文、小品、回忆录、序跋等各类文章百余篇。读罢此卷,老人家那声容笑貌,精辟之言,将永久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田,催人猛醒,激人奋进;谈罢此卷,犹如品尝陈年老酒,自有滋味在其中,“世纪老人”非凡的人生经历,是一笔世大的精神财富,令人受益无穷。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我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着自己,欲罢不能。眼前有时闪出一个长队的影子,是北大教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我还没有站在最前面,前面还有将近二十来个人。这个长队缓慢地向前迈进,目的地是八宝山。时不时地有人“捷足先登”,登的不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宝山。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加塞,我要鱼贯而进。什么时候鱼贯到我面前,我就要含笑挥手,向人间说一声“拜拜”了。
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七八十年中,我尝够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如焚。原因何在呢?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道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这顶帽子,“忧患”就开始向你奔来。是不是杜甫的诗:“儒冠多误身”?“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一戴上儒冠就倒霉。我只举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一行腻味了。“诗必穷而后工”,连做诗都必须先“穷”。“穷”并不一定指的是没有钱,主要指的也是倒霉。不倒霉就做不出好诗,没有切身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出这样的话吗?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了一笔清楚的账。
世界各国应该都有知识分子。但是,根据我七八十年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有其共同之处,有知识,承担延续各自国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这两点必然是共同的。但是不同之处却是多而突出。别的国家先不谈,我先谈一谈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五六千年或者更长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识分子。我的总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虽然十年浩劫中,他们被批为“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上是冤枉的。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主流却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上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不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爱国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这句话的原形是什么样子,反正它痛快淋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一种“自卑情结”(inferioritycomplex)。他们一方面吹嘘想“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气魄贯长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麻绿豆大的一点小事而长吁短叹,甚至轻生,“自绝于人民”。关键问题,依我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儿,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有关,比如“丢脸”、“真不要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要卫道士。
尽管极难对付,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哪一个也不得不来对付。古代一个皇帝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真是一针见血。创业的皇帝决不会是知识分子,只有像刘邦、朱元璋等这样一字不识的,不顾身家性命,“厚”而且“黑”的,胆子最大的地痞流氓才能成为开国的“英主”。否则,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为什么单单推他当头儿?可是,一旦创业成功,坐上金銮宝殿,这时候就用得着知识分子来帮他们治理国家。不用说国家大事,连定朝仪这样的小事,刘邦还不得不求助于知识分子叔孙通。朝仪一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义的那一群铁哥儿们,个个服服帖帖,跪拜如仪,让刘邦“龙心大悦”,真正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上无关实则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处世问题,也就是隐居或出仕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一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大名垂宇宙”的诸葛亮。他高卧隆中,看来是在隐居,实则他最关心天下大事,他的“信息源”看来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因而写出了有名的《隆中对》呢?他经世之心昭然在人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后才出山“鞠躬尽瘁”。这不是面子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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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怎么回事儿,近来我们总想多见上先生一面,为此曾企盼着,幻想着;当真见了面,即聊数语也备感亲切温馨;分别后那情景刻骨铭心,几见梦境;遂又期待再相逢……
这是真的,是我们对先生真实感情的流露。
先生是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东方文化大师,这已为世人公认;先生所享殊荣,我们自然会有深切的体会。然而,每当我们偎依在先生身旁,却丝毫也感觉不到这是一位大学者,而宛如慈祥的父亲。
这也是真的,是我们对先生真实感情的流露。
又不知是怎么回事儿,近来我们时常想到青年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然振兴中华的重担就压在他们肩上。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可是他们的榜样是谁?向榜样学些什么?这似乎是非常严肃而重要的问题。德高望重的先生难道还不应该成为楷模吗?但对许多人来说,则久闻其名而难见其书,于是我们想送给大家一份惊喜——试从先生那洋洋洒洒上千万字的著述中选取一点点,奉献给广大读者。这正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岂不大可喜哉!
当我们最初与先生谈及此事时,未想到竟被婉言谢绝。先生说:“我的书已经出了不少,别再给出版社添麻烦了。”几经“苦磨”,先生终于答应了下来。记得先生最后说:“别忘了把我谈学外语的文章也收进去,对青年人也许会有些帮助……”
这便是我们编选这套季老文丛的初衷。
本文丛共四卷——
第一卷《学问之道》,即为先生七十年来治学经验之集大成者。在先生的这些文章中,不但总结了先师王国维、梁启超、胡适、陈寅恪、汤用彤、朱光潜等人的治学精神、态度和方法,而且发前人未发之覆,创立了独树一帜的治学新观点、新方法。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先生时时上进,时时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站在2l世纪的战略高度,预言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提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先生在全面阐述学术理论的同时,还具体地介绍了治学方法和必备条件,具有极其普遍的指导意义,使人蒙受其利。
第二卷《感悟人生》,收录先生论述和侃谈人生的杂文、小品、回忆录、序跋等各类文章百余篇。读罢此卷,老人家那声容笑貌,精辟之言,将永久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田,催人猛醒,激人奋进;读罢此卷,犹如品尝陈年老酒,自有滋味在其中,“世纪老人”非凡的人生经历,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令人受益无穷。
第三卷《散文精粹》,是先生长达百万余字的散文作品中的佼佼者。先生的散文创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一旦攀缘文坛,便初有文名,且如一棵常青树,植根于生活的沃土中。先生满怀着对山山水水,对生养自己的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将所思、所念、所感、所怀,以其生花妙笔,浓墨重彩地大书纸上。先生散文的特点是:淳朴恬淡,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不但使人怡情悦性,获得美感享受,而且为人指点迷津,引向“人间正道”。
第四卷《耄耋新作》,收录了先生1999年下半年及2001年全年的作品,首次与读者见面。其中还选取了2000年的部分作品。我们知道,最近十余年间,先生的专著及其他文章数量之多,水平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可见一位耄耋老人的惊人毅力和献身精神。可以肯定,先生的文章还要继续做下去,诚如老人家坦言:即使在劳累时小憩片刻,也仍然像“蜷曲在冰下淤泥里做着春天的梦”的荷花,为的是在明年“开出更多更艳丽的花朵”。 我们还记得,先生在回忆汤用彤先生的文章中写道:“我不谬托自己是锡予先生的知己,我只能说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在先生的三千弟子中,我们确信能排列其次,又向以先生为知己而感到无比自豪。我们曾暗自思忖,先生的为人风范和为学精神,倘若能够在我们身上体现于万一,则足矣!愧疚之余,我们只好在已近花甲之年(季老曾说,这仅是他一生中黄金时代的开始),手捧先生的书,细细地咀嚼和品味,以充实这颗空寂的心灵——愿以此与读者朋友们共勉。
在文丛编选过程中,承蒙李玉洁老师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胡光利 姜永仁
2001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