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事、天命与历史变动
在我国古代社会,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史学家都曾对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做出过探索。一些人将天命视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进而将人事视为天命的附庸,强调王朝的治乱兴衰、社会人事的变动都是在天命的安排下进行的;一些人认为人事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关键性作用,王朝的兴衰、社会的治乱主要取决于人的主观活动,与天命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些人则徘徊在二者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和二重性,既相信天命,言灾异之说,又看到了人事的力量,强调“尽人事以回天运,而天在我矣”①,王应麟的思想就属于第三种类型,这种历史观上的矛盾性在《困学纪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方面,王应麟强调社会发展中人事的作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出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他说:“《易》于《蛊》,终则有始;于《剥》,消息盈虚;于《复》,反复其道;皆日天行也。然则无与人事欤?日:圣人以天自处,扶阳抑阴,尽人事以回天运,而天在我矣。”又说:“气、志有交胜之理,治、乱有可易之道,故君相不可以言命。多福自我求,哲命自我贻,故圣贤可以言天。天者,理而已。”在王应麟看来,所谓的“天”,就是“理”,就是一定的法则,这种法则规定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决定着王朝的兴衰治乱。在这种法则面前,人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尽人事,就可以“扶阳抑阴”,“以回天运”。人君、宰相,只要求理、顺理,顺应这个法则,就可以使衰乱转变为治安。因此,人君不可以不尽人事而将国家的衰乱简单地归咎于命运。至于这个法则具体是什么,王应麟说:“式和民则,顺帝之则,有物有则,动作、礼义、威仪之则,皆天理之自然,有一定之成法。圣贤传心之学,唯一‘则’字。”这里的“则”讲的是天理的外化,也即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三纲五常。王应麟能够看到历史发展是在一定法则的作用下进行的,和前代的神意史观相比,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王应麟最终将这种客观的法则归纳为封建的纲常名分,则又表现出他最终没能突破一个封建理学家思想的桎梏,在历史观上具有不彻底性。
由此出发,王应麟强调统治者只要以“理”为基础,勤于人事,勤于治国,就能掌握“天命”,使统治稳固下来。他说:
《孟子》日:“天下可运于掌。”又日:“以齐王由反手也。”岂儒者之空言哉?
自唐肃宗之后,纪纲不立,叛兵逐帅,叛将胁君,习以为常,汲于五季。君如逆
旅,民坠涂炭。我艺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之。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发
于圣训,著于令甲。至若饿狼馁虎,肉视吾民而咀啖之。艺祖用儒臣为郡守,以
收节度之权;选文臣为县令,以去镇将之贪。一诏令之下,而四海之内改视易
听。运掌反手之言,于是验矣。
可见,宋朝建立之后,国家重整纲纪,宋太祖善用君王南面御臣之术,用文臣、收兵权,加强中央专制集权,由此四海之内咸听命于君主的号令,国家处于一个统一稳固的状态中,从而结束了唐末五代的大乱局面。王应麟总结宋初的历史经验,对尽人事在国家治乱兴衰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证,认为统治者只要勤于治国、善于治国,就能使天下之事处于运掌反手之中。
王应麟强调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反对将国家的盛衰归之于“天命”。例如,他引用刘知□的话来反对司马迁言天命的观点:“太史公日:‘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通》日:‘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②又如,根据历史记载,“周宣王三十年,有兔舞于镐京,而赫赫宗周,有寝微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处,有将亡之形矣”,王应麟对此评日:“匪降白天,职竞由人。致此者人也,岂天所为哉?”国家的衰亡,实在是人为的原因,怎能说是上天的安排呢?亡国不决定于上天,创业治国,也不是由上天所决定的,决定创业建国的还是人的努力。所以王应麟又说:“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天人一也,不愧则不畏。”③只要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来行事,天人相通,万事便会顺其自然,国家便会治理有序,即使发生了天灾人祸,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以此为基础,王应麟着重提出三点:
第一,亲贤臣,远小人。王应麟认为“勿以愉人,立政之戒也”,故极力强调人主应该用贤摒佞,并发出“君子去留,国之存亡系焉”④的呼声,要求人君用人一定要慎之又慎。
王应麟强调人主用贤,尤应慎择宰相。与王应麟同朝的司马光曾强调人君的才德对于世之治乱安危的意义,而王应麟除了注重人君应以仁德治国外,还着重从宰臣的德才讨论历史的兴衰。他说: 建炎,李纲去而潜善、伯彦相。绍兴,赵鼎、张浚去而桧相。桧死,其党迭为
相。隆兴至淳熙,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庆元后,政在伲胄。嘉定后,政在弥
远。端平讫景定,更一相则日更化,然奸臣弄权之日常多。阳淑消而阴慝长,危
亡之证,所由来渐矣。阴凝冰坚,极于似道。邵子谓“祸在夕阳亭一语”,遂与西
晋同辙,哀哉!南宋衰亡的历史清楚地表明,正是奸相黄潜善、秦桧、韩□胄、史弥远以及贾似道把持朝政,才酿成国势不可收拾的惨局。王应麟说,南宋“遂与西晋同辙,哀哉”!这是切肤的亡国之痛。王应麟进而分析了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宰辅之间一定要“和”。王应麟以元□、元符、绍兴三段时间的历史说明宰执大臣不和,会为“小人所乘”。“无私无朋,所以和也”,宰执唯有无私不结朋党,才可“和”。其二,台谏的作用。南宋袁枢认为台谏作用有限,“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王应麟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台谏要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台谏应是正直的“端士”,“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愉人”。
第二,纳谏杜谗,广开言路。王应麟认为臣下是否不畏逆鳞,直言极谏,君主能否虚怀纳谏,从谏如流,这是关系到国家政权兴衰存亡的大事,统治者不可不重视。“齐威王封即墨大夫,燕取齐七十余城。唯莒、即墨不下。田单以即墨破燕。齐王建将入秦,即墨大夫人见,画临晋、武关之策,建不听而亡。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听即墨大夫之谋,则齐可以胜秦矣。”由此,他发出“人君常闻危亡之言,则可保其安存矣”的慨叹。此外,王应麟对饰非拒谏、杖杀谏臣的君主也给予了猛烈的抨击,他说:“杀诤臣者必亡。”
第三,重民。强调“民心”决定历史兴亡,是王应麟历史思想中的又一重要内容。王应麟继承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⑥的民本思想,重视民众的力量。他说:
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也。林少颖云:“民之思汉,则王莽不能胁之使
忘;民之忘汉,则先主不能强之使思。”唐与政云:“民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余;
民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他将西汉灭亡,光武中兴,蜀汉鼎祚丧失,都归之于“民心”,认为民心的向背直接决定着政权的兴亡;重民、爱民者,则国运长祚;损民、虐民者,必丧天下。P18-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