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的书斋是秩序的领域，而夜晚的书斋在黑暗的缝隙里，无言的静默中，收获着灵魂的孤独与智慧的丰盈。《夜晚的书斋》是“文雅的疯狂”的最新一种。由国际知名的大学问家曼古埃尔讲述书斋及图书馆的古往今来，在《夜晚的书斋》里，您能了解到有关书与书斋的一切。

《夜晚的书斋》是“文雅的疯狂”丛书的最新一种，《夜晚的书斋》作者大学问家曼古埃尔就15个有关书斋和图书馆的专题漫谈式地向我们讲述有关书斋的一切。

曼古埃尔在法国的家里修建了一个书斋。夜深人静时，书斋里灯火通明，他便从白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被那隐隐闪光的字母发出的神秘法术召唤、引诱到某一卷某一页面前。从早已消逝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到博尔赫斯的神秘虚构——一个收藏无尽、完美无缺的图书馆，再从1523年米开朗基罗创建洛伦佐图书馆时匠心独具的阶梯设计，到“二战”集中营里只有八本书的秘密儿童书库，曼古埃尔带领我们走过了一条关于书的时光隧道。

前言

书斋——神话

书斋——秩序

书斋——空间

书斋——力量

书斋——影子

书斋——形状

书斋——机遇

书斋——工作室

书斋——心思

书斋——岛屿

书斋——幸存物

书斋——遗忘

书斋——想像

书斋——品格

书斋——家

结语

译名对照表

字母分类方法进入伊斯兰图书馆，是从卡利马科斯而来。阿拉伯世界第一个这样的书目是巴格达书商阿布·塔希尔·图斐利(Abu TahirTayfur，死于893年)的《作家录》，它模仿《表》的体系。虽然这部书只有书名留传到今天，但我们知道图斐利为他选出的作家都写了简短传记和重要著作目录(按字母顺序排列)。在那个时代，阿拉伯各学术中心的学者都很关心整理柏拉图(Plato)的((对话录》，以便进行翻译和评注。他们发现虽然卡利马科斯的字母顺序法帮助了读者易于在书架中找到某个作者，但文献本身的排列却没有严格的规定。他们查阅了亚历山大图书馆早已逝世的前辈们编辑的各种柏拉图著作目录，惊奇地发现虽然这些前辈都遵从卡利马科斯编目系统，对文件的排列却各行其是。大家都同意把柏拉图著作列在“P”字母之下，但是怎样进一步分类和排列顺序呢？学者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把柏拉图著作分为三部分，而且没有明显的理由就删除了几篇对话。而博学的色拉西洛斯(Thrasylus)却把他认为“真实”的对话录分为四部分，还说柏拉图本人一向“把《对话录》分四篇发表”。别的图书专家们把柏拉图著作编为一集，但顺序不同。有的以《申辩篇》开篇，有的以《理想国》开篇，有的以《菲德罗斯篇》或《蒂迈欧篇》开篇。我的书斋也存在同样的混乱：由于作者都按字母顺序排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作品都能在“A”字母下找到(在英语大类的第三个书架)，但是我并不十分注意《男人之前的生活》是否放在《猫眼》之前(按出书年代先后)，《火毁屋中的早晨》是否放在《长角羚与秧鸡》之后(把诗歌与小说分开)。

尽管有上述的小毛病，中世纪后期兴盛起来的阿拉伯图书馆仍旧一律按字母顺序编目。否则，人们就无法查阅诸如大马士革的内扎米学院(Nizamiyya College)那样长篇的图书目录。据说1267年有一位基督教的学者在那里详细阅读了图书目录的第五十六卷。该卷登录的大量书籍编入了很少几个主题，“涵盖了1241年哈里发穆斯坦希尔(Caliph Mustansir)登基以来的伊斯兰时期”。

如果图书馆是宇宙的一面镜子，那么图书目录就是镜子的镜子。在中国，把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归纳在一册目录之中，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在阿拉伯世界，直到15世纪，这种观念才普及各地。图书目录或百科全书常常被直接称为“图书馆”(或“图书库”)。然而，最伟大的附有评注的图书目录诞生时间却要早得多。公元987年，伊本-纳迪姆(Ibn al-Nadim)开始编写一部图书目录。我们对此人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大概是个书商，服务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的君主。纳迪姆把他的图书目录描述如下：

所有人士——包括阿拉伯人和外国人——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全部书籍的目录，其中也有各门科学的著作，附有作者的生平事迹，社会地位与家族世系，生卒年月与籍贯，德行与缺失，从每门科学发明开始，直到现在伊斯兰历377年为止。

纳迪姆不仅参照以前的目录资料来写作。他在目录序言中说，他的意图是要“亲自见到”编入目录的书。为了这个目的，他访遍了他所知道的每一所图书馆，“打开一册又一册书本，读遍一卷又一卷纸轴”。这部包罗万象的著作被称为《书目》(Fihrist)，实际是中世纪阿拉伯学问的最佳总结，它把“记忆和目录”集中在一册书中，“本身就是个图书馆”。

《书目》是一部独特的文学创造。它并不遵循卡利马科斯的字母顺序，也不按照书籍存放的地点来分类。它的编排既混乱而又精细，既随意而又使人愉悦。它是散布在全世界各地的无数图书的记录，随着纳迪姆的意愿得以成形，为世人所见。在书中，宗教文献与渎神的材料并列，根据权威理论而建立的学问与纳迪姆称为理性科学的著作放到了一起，伊斯兰教研究与外国的异教研究共存。《书目》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来自于作者不拘一格、探究一切的思想和眼睛。

然而读者的雄心是无止境的。一百年后，高官阿布一卡西姆·马格里比(Abul-Qasim al-Maghribi)认为目录还不完全，又编出了《纳迪姆书目补遗》，把已经难以想像的书目延长到惊人的程度。扩充的书目列举出更多的书，当然也不是从一个地方收集的。

阿拉伯图书专家为了寻找更实际的方法来探索书籍的迷宫，他们常常冲破字母分类的限制，让学科主题分类占领一定的空间。与纳迪姆同时代的著名医学家阿布·阿里·艾尔-侯赛因·伊本·西那(Abou AliEl-Hussein Ibn Sine)在西方被称为阿维森纳(Avicenna)。他在公元980年前后就访问了这样一个图书馆。阿维森纳曾去布哈拉(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为当地的苏丹治病，他发现一个图书馆就是按各门学科来分类的。他告诉我们：

我走进一个建筑，里面有许多房间。每间房里都放着许多装满图书的箱子，一个摞在另一个上面。在一间屋里是阿拉伯语诗歌，另一间屋里是法律书籍，每间屋属于一个特定的学科。我查阅了古代著作【即希腊】的图书编目，咨询了对这些书籍有鲜活记忆的图书馆馆员，向他们借阅我想看的书籍。在我看到的书中，大部分的书名是世人不知晓的。我以前不曾见到这些书，以后也没见过。我从中获益很多，也认识到每本书在某个学科中的位置。

这种按主题的分类方法在中世纪伊斯兰国家通常与字母系统并用。主题的划分彼此不同，书籍存放的地方也不同，有的是开放的书架，有的是封闭的书柜，有的是木箱(布哈拉图书馆就是如此)。只有各种抄本或版本的《古兰经》一类圣书单独安放，因为神与人的言论是不能混淆在一起的。

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编目方法(按字母分配空间，按选定的目录学编排书籍)传布很广，远远超越了埃及的疆界。甚至古罗马的统治者也遵照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形象来创建图书馆。尤利乌斯·恺撒曾在亚历山大城居住过，他肯定多次访问过图书馆，因此他要在罗马建立“最佳公共图书馆”。他命令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o)“将各种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书籍收集编类”。瓦罗曾经写过一本不可靠的图书学手册，普林尼赞许地引用过他的话。但这个任务直到恺撒死后才完成。奥古斯都(Augustus)统治的初年，罗马的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在阿西琉斯·波利奥(Asinius Pollio)主持下对外开放了。波利奥是名诗人卡图卢斯、贺拉斯、维吉尔的朋友。

P46-49

我向来喜欢游荡（即使没什么收获），我像只追逐猎物的猎犬，看见鸟儿便大声狂吠，把猎物追遍了，该追的却没去追（想什么都干，什么也干不成）……我真心诚意地诉苦：我读了许多书，但漫无目的，缺少好方法；我在图书馆里碰到各种各样的作家都狼狈地绊了跟头，未能获益，因为我不讲艺术，不讲秩序，没有记忆力的判断力。

——罗伯特·伯顿，《忧郁之剖析》

起点是一个问题。

除神学和幻想文学之外，几乎没有人会怀疑，我们的宇宙的主要特点就是它缺乏意义，缺乏明显的目标。然而，怀着异样的乐观精神，我们却不断从卷册中，书本中，电脑锌片中，从图书馆一架又一架的图书中，尽一切力量去收集无微不至的信息，苦心孤诣地想给世界找到一点类似意义和秩序的东西。我们完全清楚，不管我们怎样努力朝好处想，我们的追求是注定要失败的。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虽然我早就知道这个问题很可能找不到答案，但是看来寻找一下还是值得的。这本书就是讲述寻找的故事。

我对于这种无穷无尽收集信息的努力非常感兴趣，超过了对确切日期顺序以及姓名的兴趣，因此，我几年前动笔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再编一本图书馆的历史或一本图书技术史（这类书已经多得很了），而只想表述我的惊异心情。一个世纪以前，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写道：“在一个无法取得成功的领域内，我们人类却从不停止努力，我们当然会认为这是感人至深，令人鼓舞的。”不论是我自己的书斋或是与公众分享的大图书馆，都是我喜爱得着迷的地方。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受到它迷宫式逻辑的吸引，感到理性（或艺术）可以统管一大堆杂乱喧闹的书籍。置身于书丛之中，我有一种冒险的快感，我迷信某种字母或数字的排列方法会把我领到美好的目的地。书籍一向就是神圣艺术的工具。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大型图书馆真有语言魔力以及心灵感应的无比神通。”怀着这种愉快的幻想，我花了半个世纪来收集图书。我的书非常慷慨大度，不对我提出任何要求，却给我各种教益。彼得拉克（Petrarch）给一位友人写道：“我的图书室是充满学问的，尽管它属于一个没学问的人。”我的图书也是一样，它们比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我真心感谢它们会容忍我的存在。我有时会感到自己辜负了我享有的特权。

爱是需要学习的，爱书也要学习。一个人初次踏进充满书籍的房间，不可能凭本能知道怎样做事，怎样守规矩，可以期待什么，得到什么。他可能感到恐惧——由于纷乱，由于广阔，寂静，由于监视，由于他不知道的一切引发的联想——甚至在学会了规矩礼节，懂得了门径，发现人们都很友善之后，某种畏惧的心情还会残留着，驱之不去。

在傻乎乎的青年时代，朋友们都梦想在工程界，法学界，金融界和政治界干出一番大事业，我却梦想当个图书管理员。但是我生来疏懒，又毫无节制地爱好旅游，于是又另作决定。现在我已经五十六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中说，“这是开始真正生活的年龄”），我又回到了早年的理想。虽然我无权自居为图书管理员，但是我的书架日益增多，其界限已经与整个房屋混淆不清，我就生活在这些图书之中。这本书的名称本来应该叫做《周游我的房间》。遗憾的是，两百年前大名鼎鼎的扎维尔·德·迈斯特（Xavier de Maistre）已经占得先机了。

阿尔贝托·曼古埃尔

2005年1月30日

书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的不朽精神。我深恨没有自己的图书室。

——瓦尔拉姆·查拉莫夫，《我的图书》

我们总是想强化记忆，所以我们不断编织捕捉词语之网，希望总有一天在积累的大量词语中，在一本书或一个屏幕上，将会出现某个声音，某个词组或某个明确的思想，给我们以重要的回答。每一种新技术都有超越以往的优点，也必然缺少从前技术的某些特色。熟悉的东西会招来轻视，也给人安慰；不熟悉的东西却会招来不信任。我的祖母生于19世纪末的俄国农村；当新发明的电话出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社区时，她不敢使用。她说，打电话看不见通话人的脸相，“它令我想起鬼魂。”

电子屏幕不需要书页，书页不需要用电，两者可以友好共处，为我们服务，用不着互相排斥。人类的想像力不是一夫一妻制，也用不着这样规定。新的工具将很快出现在多功能书斋中，和电脑以及图书并行不悖。如果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是我们追求“无所不知”的象征，那么互联网就是我们追求“无所不在”的象征，无所不包的图书馆变成了有求必应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把自己视为可知世界的圆心。互联网却像12世纪人们所想的上帝一样，圆心无处不在，却看不见圆周在何处。

然而，互联网创造的新无限感并没有消灭古代图书馆启发的旧无限感，它只是带来了某种“可捉摸的不可捉摸性”。将来还会产生新的信息收集技术，相比之下，互联网的广阔博大又显得不足为奇，习以为常了，就像巴黎，布宜诺斯艾利斯，贝鲁特，萨拉曼加，伦敦，汉城等地国家图书馆的古老建筑一样。

纸张木材构成的实在图书馆也好，虚幻闪光屏幕构成的图书馆也好，都证明我们有一种模糊的信仰，似乎存在某种永恒的，无远弗届的秩序。1945年五月，当捷克爆发反纳粹起义，俄国军队开进布拉格的时候，作家纳博科夫的姐姐埃莲娜·西科斯卡雅（Elena Sikorskaja）正在图书馆工作，她知道德国军官准备逃走了，但他们借的图书尚未归还。她和一位同事决定把这些书要回来。她们穿行在俄军车辆胜利前进的街道上去挽救图书。她后来写信告诉弟弟：“我们找到了德国飞行员的住处，借书的人冷静地把书还了。可是到那时候，主要马路上已经禁止通行了，到处都是德军架起了机关枪。”在那样的混乱之中，她仍旧尽力维护图书馆可怜的一点秩序，把它当作主要的事情。

纸做成的可知世界，词句构成的有意义宇宙，都像梦境一样令我们愉快。然而无论建筑多么宏伟，范围多么广阔的图书馆，都是远不会给我们一个“真实世界”。所谓“真实世界”，指的是我们感受痛苦和幸福的日常世界。图书馆只能给我们真实世界的可伸缩的形象。如法国评论家鲁道特（Jean Roudaut）所说，真实世界“客气地允许我们感知它。”图书馆给我们的只能是体验，知悉，记忆某些事情的可能性；通过某个故事给我们一种直觉，通过哲学或诗意的思考给我们一种猜测。

圣约翰在他有点混乱的时刻教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间的一切，因为“世间的一切，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生活中值得骄傲的东西，都不属于天父，而属于尘世”。这种说法最好的解释也是矛盾的。我们继承下来的既微贱又惊人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而且只有这个世界。我们经常讲有关这个世界的各种故事来证明它的存在。我们猜想：我们和这个世界是按照我们掌握不了的，某种奇妙又混乱的东西的形象制造出来的，我们也是这种东西的一部份；我们希望：这个爆炸的宇宙以及我们这些星体上的尘埃具有某种不可磨灭的意义和规律；我们喜欢重复一个比喻，说这个世界只是我们阅读的一本书，而我们自己也被别人阅读；我们觉得：我们所知的现实只是语言构成的想象——所有这一切都具体表现在我们称为图书馆的自我肖像中。我们热爱图书馆，热切希望图书多多益善，漫游在满架图书中感到成功的骄傲，这都愉快而动人地证明：我们对阅读怀着十分亲切，十分富有安慰和酬报的信仰。这种激情的信仰不是任何天神所能指望于我们的，他们只能在一旁嫉妒而已。

女作家菲茨杰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在小说《蓝花》中说：“如果故事从发现开始，它必然以找寻结束。”我书斋的故事确实是从发现开始的：发现我的书，发现放书的地方，发现黑暗环境中灯光下的幽静。如果故事必须以找寻来结束，那么问题是：找寻什么？诺思洛普·弗莱有一次说，假如基督诞生的时候他也在场，他一定听不见天使歌唱，“理由是我现在就听不见他们的声音，而我也没有理由设想他们已经停止歌唱了。”因此，我不去寻找任何神灵的启示，既然他们对我说的话总要受到我听力和理解力的限制。我也不去寻找，我已经知道事情以外的其他知识，不去寻找我无法期待或指望的教益，也不去寻找经验，既然我最终只能体会到现有的经验。那么，我在自己书斋的故事中到底寻找什么呢？

也许是安慰，也许，是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