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中国文坛的新力量，他们独树一帜，他们堪可信赖。

人民文学奖获得者、小说选刊年度大奖获得者、郁达夫小说奖获得者、上海文学奖获得者…………

太白文艺出版社精选国内文坛一流青年小说作家全新力作，收入该书系的作品，均为作家未曾集结出版过得中篇小说，为读者呈现中国青年小说家最独特的一道文学风景。

《不许眨眼》收入石一枫近年来公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12篇。

石一枫的小说，重在阅读的趣味性。生长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各种优势和优越，使他有着稳定的自信和自嘲的力量。其写小说的目的好像是为了给中国读者或者说年轻读者开开眼界，展示北京人的生活，呈现一幅京城青年众生相。此处京城，不是外省人的京城，不是漂泊者的京城，所以就没有酸葡萄和苦咖啡，而是原汁原味大碗茶，从容，调侃，自嘲，驾轻就熟，信手拈来，写者轻松，读者愉悦。小说里的人物是这个时代的多余人，但恰恰是这些多余人的眼光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认识这个时代最犀利的视角。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幽默、自嘲和嘲讽。

《不许眨眼》收入石一枫近年来公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12篇，《不许眨眼》有小清新、小文艺的《合奏》《楼上的清源》《张先生达家么》《芳华的内心戏》，有揭示现代人生存、情感困惑的《不许眨眼》《五年内外》《放声大哭》《桃色事件》。

不许眨眼

五年内外

乌龟咬老鼠

老人

合奏

芳华的内心戏

县城里的友谊

张先生在家么

粟石矶

放声大哭

桃色事件

坐在楼上的清源

后记：夜路明亮

那天陈青萍召集我们三个狗男人去开大会，诸人都始料未及。接到电话，想必是有人叹息，有人流泪，有人欢天喜地；共同之处则是每个人都充满了众望所归的成就感和沧桑感，因为谁都以为她只叫了自己。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所有人都在行着持枪礼——对着大洋彼岸的陈青萍，对着载誉回国的陈青萍，对着近在咫尺玉体横陈侧卧榻上的陈青萍。我就是这样一边接着电话，一边把裤裆在小柜子上蹭啊蹭，一边看着墙角那张会咯吱咯吱叫的双人床。床上躺着我的现任女朋友，黑脸林黛玉，她正在搔首弄姿做肉感的深思状。

电话里的陈青萍说：来来来。我说：好好好。她又说：我刚离了婚。我说：嘿嘿嘿。床上的黑脸林黛玉便问：你又犯痴了，凭白看着我嘿嘿什么？我捂住电话说：没啥没啥，你膀子露在外面。看着凉了又喊疼。黑脸林黛玉便更加来劲，嘤咛一声，一条大腿也掀了出来。陈青萍那边好像有点警觉，问：谁谁谁？我比她还警觉，赶紧说：没没没。这时黑脸林黛玉却催起我来：快快快！我又捂住电话对她喊：等等等！她便赌气开始吃枕头吃被子。我只得赶紧问了时间地点：明天晚上七点？醒客咖啡馆？好好，到时再叙。挂了电话，才感到舍不得，裆中之物也已蹭得甚是雄大，一步三颤走到床前，怒视黑脸林黛玉。她倒浑然不惧，索性像海豹一样昂起个半裸体问：哪个给你打电话？我说：大学同学，请我吃饭。她说：什么时候打不好，偏这会子打？我说：人家还停留在美国时间里。她又问：什么劳什子美国时间？我说：美国时间有什么稀奇的？时差你懂不懂？你要不懂咱就只能从头讲起了，话说地球它是个圆的——她穷追不舍地打断我：我是问谁在美国时间里？我说：当然是美国人民。她说：我是问你哪个同学从美国回来又在美国时间里给你打电话？我一心虚，吼道：反正是同学，你又不认识！她也有点急了，终于切入主题：男的女的？我恼羞成怒，声如洪雷：男的！她说：真的？我说：真的！她说：若是假的？我说：舌头上长一个三寸大疮行了吧？满意了吧？她这才缓和下来，说：那你平白急什么？急什么？我趁着火性，一把把她一条大腿高高拽起：急，急，急什么？急的是一根鸡巴往里戳！

急着往里戳固然是搪塞，美国时间却不假。陈青萍哈欠连天地说她刚下飞机，正在倒时差。她才一回来就找我，确实把我兴奋得够呛。可我看到手上按的却是黑脸林黛玉，不免又感到一丝悲凉，便执意要关灯做爱。她又起疑心：平时都要开灯，今天为甚关灯？我说：反正开灯关灯一样黑，省点儿电吧。她登时不依不饶，拒绝再搞，我也乐得顺水推舟，不搞拉倒。

到了次日，黑脸林黛玉已经哭得抽搐不止，眼睛只是乱翻。我好歹劝她两句爱你敬你一撮儿灰一阵青烟云云，又心猿意马地和她吃了顿午饭，赶紧打发她去上课。她走之后，我胡乱把电视台一个节目的稿子写完，就赶紧拍着屁股出门打车，直奔咖啡馆。

到了咖啡馆门口，一个围着绿围裙的白胖姑娘问：先生一位？

我说：不不，找人。

找人？是找他们么？那俩人也说找人。

俩人？我眼珠一转，没在厅里找到陈青萍，目光一停，却在靠窗处发现了吴聊和肖潇。这一见之下，我从惊诧到疑惑，从疑惑到懊丧，仿佛坐在一辆急剧俯冲的过山车上——我还以为只叫了我一个呢。

而正坐在里面的那两位原先也一定以为陈青萍只邀请了自己，此刻看到我，只能解嘲地一笑，意为“果然还有你”。而我正迟疑着是否应该走过去，吴聊已经扬起手，有气无力却毫不留情地把我拽过去了。

离他们越来越近，时光倒转，往事如昨，我又重温了一遍几年前在大学课堂上的那一幕：讲台上站着一位为自己的课程深感抱歉的马政经老师，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和他一样没精打采，在那片伏下的黑脑袋组成的田野里，陈青萍却极其醒目地腰板笔直，昂首坐着，鲜花带露，招蜂引蝶。围坐在她身边的就是我们三个，吴聊在她后面，一边迷醉于她的发香，一边更加迷醉地对她谈洛克菲勒、比尔盖茨；肖潇在她左边，老实巴交，给她看自己的学术论文，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我坐在她右边，既不被她听，也不被她看，却把手径直插到了她的屁股底下。

比起陈青萍的另两个追求者，我无疑目的最单纯，手法也最直接。每逢周末没课，陈青萍就会乔装打扮，上午先去和吴聊讨论经济原理，下午再听肖潇讲解学术规范，到了晚上夜黑人散，便到湖边的小树林去找我。远望一根塔，塔影插入粼粼湖中，我们两人便也实践这个象征，忙得一塌糊涂。p1-5

人过三十，似乎也可以追溯这件事情了：自己是如何变成一个“以看字儿和写字儿为业”的人呢？

好上文学这口儿，对我来说颇像一种无奈的选择。和很多同龄人的家长一样，我父母都是勤勉敬业之人，在他们的生活中，“组织”占有极其重大的分量。他们住着组织的宿舍楼，吃着组织的食堂饭，满脑袋需要考虑的事情，也是为组织作贡献。组织包办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却没工夫包办我的生活了——甚至说没工夫搭理我也不为过。印象中，我刚刚具备直立行走及排泄之前向大人通报的能力，就被发配到了幼儿园，刚开始是一日一接，后来干脆成了全托，六天一接。不过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因为邻居家的小孩儿都这样。现在我看到很多同事带孩子，反倒觉得一家子老的围着一个小的转，这种饲养方法太没效率了。

不过说句矫情的话，孤独还是有的，甚至旷日持久。我小时候比较肥硕，不太善于和同龄的小男孩厮打搏斗，成天泡在女孩堆儿里吧，享受是挺享受的，可是多少有点儿不好意思。童年留下的剪影。往往是我一个人在林荫道上踽踽而行，口齿不清，念念有词，神魂颠倒。

这种困境在我识字儿之后大为缓解。当时我已经上小学了，但那个时候的小学教育还远没有如今这么变态，每天除了上下午几堂课之外，学校就没什么事儿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闲着。而我父母仍然很忙，又不愿意让我出去野，怕我惹祸，于是又采取了相对简便的方法——把我扔阳台上，并告诫我不准乱说乱动。家里没有电子游戏机，也没什么玩具，我的消遣只剩下翻看父亲码在阳台书柜里的那些书。刚开始自然是挑画儿多的看，比如家里人给我买的《三国》《说岳》之类的小人书，还有一本部队印发的《苏军战斗机简介》也被我当科普看了。画儿都看完了，无奈之下只能看字儿：一些古典名著、十九世纪西方小说，还有一摞一摞的文学杂志，比如《当代》《十月》《中篇小说选刊》什么的。不认识的字儿基本靠猜，不明白的情节基本也靠猜。我记得特清楚，陆文夫的《美食家》被我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真是劳者歌其力，饥者歌其食，胖子最爱看人歌颂煎炒烹炸炖。还有刚火起来的好几个先锋派、新写实、“痞子文学”作家，也是在那段时间里记住的名儿，不过许多小说真看不太懂，就觉得他们行文中的脏话比更老一辈的作家多，有的章节几乎是器官横飞。这也造成了我从小对不文明用语没什么忌讳，有时口风粗俗遭到大人呵斥，我心里还想：作家不也这么说话么。

后来在很多场合碰到那些已成老腕儿的前辈，别的年轻人都激动地说：“我是看着您的书长大的。”我想说的却是：“我是看着您的书学会骂街的。”

现在想来，以上就算是我在文学上的“开蒙”吧。也挺幸运的，当许多同龄人的成长更多地表现在肉体层面时，我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精神的成长——当然，有可能长歪了。在这儿，我还是得打一个俗不可耐的比方：文学就像是一盏灯。它未见得是什么鼓舞人心引领人生的指路“明灯儿”，但却着着实实地为一个少年人照亮了他眼力未能达到的地方。那里有比他的生活更丰富的生活，有比他的想法更奇妙的想法。人从刚一出生，就像蒙着眼睛走夜路，谁知道历史的潮流会把你带到哪个沟里去，但是眼界一开，似乎也有了主动地思索自己以及别人生活的能力。这是一种虚幻的掌控感。

具有了阅读和琢磨文学的习惯之后，此后的一系列事情看起来就顺理成章了。中学毕业之后，我考大学时选择了中文系的文学专业，一头扎进去念了七年。这七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把自个儿变成了一个外国名片夹子，聊起西方作家及其伟大著作的时候，就跟相声演员表演“贯口儿”似的，满嘴高难度无意义炫技。再后来，我被招进了编辑部，成了一本小时候就常抱着看的杂志的编辑，这还真是一种缘分。又后来，看稿子看多了，在跟作者交流的过程中，我也开始技痒，便重新捡起了上学时“写两笔”的爱好，几年下来，居然也给自己添上了一个“青年作家”的头衔。

从爱读书到中文系到编辑部，一切似乎都很平坦。我从事文学的过程，比起许多年龄相近的朋友和同行，顺当得几乎让人汗颜。然而年龄愈长，也就有一个问题在心里越发凸显起来：自己所干的这些事儿，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希望给一切行为找意义，这可真是文科专业的劣习。而意义却又很难明明白白地说清楚，这也是文科专业的困局。像没头苍蝇一样东飞西撞了一圈儿之后，我尝试着从最朴素的角度来理解文学的“意义”：它对我个人，对其他人有什么用处呢？

所谓“改变命运”之类的传说就甭提了，它对今天的大城市青年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在大学时的同学，现在已经颇多跨国公司的买办以及利益集团的鹰犬了，自个儿开公司上了市的都有，人家那才算改变命运。而我们这些从事“对口专业”的文学工作的，只能在小饭馆儿里互相嘲讽兼自嘲：“这就叫男怕入错行。”

又安慰女同行：“你们还有希望，一定要嫁对郎。”

而且还真不是我故作清高，我觉得拿世俗生活的成功与否来衡量意义，也太看不起“意义”俩字儿了——尽管世俗生活很重要。这又让我想起在一些座谈会上，许多比我更年轻的朋友的观念来。他们坦言，文学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有趣儿”，也就是说，能够提供饱暖思淫欲之外的一些享受。这种说法，包含着一种纯洁、无功利的任性，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认同他们的。我那些花开花落一床书的日子，可以说完全是凭借兴趣支撑下来的，而时至今日也常常哀叹自己的阅读和写作不如原来“自发”了。但我也有一个疑问：“兴趣”真的有那么可靠吗？或者说，没趣儿的文学固然是虐人以及自虐，但“有趣儿”是否又能担得起文学的全部分量？无论从感官还是心灵上，有可能比文学有趣儿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电影，比如音乐，比如和有智慧的人坐而论道……况且人的兴趣点也是多变的，今天觉得文学有趣儿可以爱之如珍宝，明天觉得没趣儿了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弃之如草芥吗？

以当前的阅历和想法，文学对于我来说是一项有关于价值观的工作。当被社会结构和生存状态所决定的、世俗层面的价值观不那么善良，不那么符合人性的时候，也就是文学的入场之时。它退则可以为人们提供精神的偏安一隅，进则可以实现马克思所言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尽管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已经远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打个具体的比方，当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已经成为人们处世的条件反射，当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用权力和金钱的成功来判断生命的价值时，从文学中却可以找到相反的观念和原则。对简单的“是与非”的判断进行深刻的再思考乃至颠覆，这是文学的擅长，也是文学在今天这个时代最独特的现实意义。

在这里，我仍然愿意将文学比喻为灯。文学作品是灯，文学精神是灯，好的作家本人也是灯。不只反映生活，而且照亮生活，我们的夜路也将明亮起来。

石一枫小说里的人物是这个时代的多余人，但恰恰是这些多余人的眼光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认识这个时代最犀利的视角。——评论家 孟繁华

我觉得石一枫把握了这个时代的需要，那就是我们需要重建一个新的精神。他用一种戏谑的方式去处理崇高，而不是否定崇高；他用一种民主的方式去迎接英雄，而不是颠覆英雄。——评论家 贺绍俊

我认为，一个作家与其他作家的最大区别应该是语言。石一枫的语言风格已经形成了，其作品的语言功力并不是很刻意，是自然流露出来的一种幽默、自嘲和嘲讽。——评论家 白烨

石一枫试图通过自己的写作，捍卫一种青春后遗症的合法性。他的小说可能不会对现实造成什么根本的改变，但他触动了我们、撬开了我们，他就功德圆满了。——评论家 陈福民

一枫的小说总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 现在文坛上到处都在寻找“好看小说”，但真正好看的小说并不多，一枫的小说可以说是真正“好看”的，就故事的流畅与语言的快感而言，他的小说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与那些既没有“意思”，也没有“意义”的小说相比，一枫小说的“好看”令人耳目一新。——青年评论家 李云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