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中国文坛的新力量，他们独树一帜，他们堪可信赖。

人民文学奖获得者、小说选刊年度大奖获得者、郁达夫小说奖获得者、上海文学奖获得者…………

太白文艺出版社精选国内文坛一流青年小说作家全新力作，收入该书系的作品，均为作家未曾集结出版过得中篇小说，为读者呈现中国青年小说家最独特的一道文学风景。

这本《窑变》收录了计文君的作品。

计文君是当代女作家中，最具张爱玲精髓的。她的奇特，一方面表现为女性意识与男性意识的碰撞，她的小说既有强烈的女性小说的性别特征，又有着强烈的“力量感”，有着对于女性意识的超越与怀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她的小说叙事及思想形态有着鲜明的现代感，但她的审美趣味却又明显衷情于传统。

《窑变》收入作者近年来公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10篇：无家别，开片，窑变，帅旦，慢递，鸽子，灵歌，芳邻……《窑变》作者认为，小说是虚构的，所以才更真实，镜花水月，真空妙有。

很少有人能够将古典小说的烟火气、现代小说的批判性和后现代小说的游戏精神融为一炉，但计文君做到了。

无家别

开片

窑变

帅旦

慢递

鸽子

灵歌

芳邻

嫩南瓜

帛书

后记：梦·镜子·中国故事

我含混地笑笑，对老师这位比我还要小一岁的妻子，师母两个字，无论如何我是叫不出口的。老师送两位客人出来了，我忙站起来。老师看见我，就对其中一个客人介绍，“我的博士，去年留院里了，很有才气！你们钧州人！史彦，这是你们钧州宣传部的马部长！”

马部长人如其姓地长了张长脸，恍然又欣喜地“哦”着，过来握住了我的手，一连串地问：“老家钧州哪儿的？常回去吗？家里人还都在钧州吗？”

我笑着说了两个字：“花驿。”

马部长连珠炮似的问题，是抒情性的，只为表示热情，并不介意答案，我给出的花驿两个字也够用了。

马部长笑着说：“花驿好啊！花木之乡，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好地方！水好，空气好，你该多请周老去咱们那儿啊！”

我继续笑，直笑得脸上的肌肉有些酸，才和老师把马部长一行两人送出了大门。我揉了揉困乏的脸，顺手理了理乱蓬蓬的头发，跟着老师进了隔扇里面的大书房。

老师说：“你们那儿有一种民间乐器，叫管筹，当地想申报国家级的非遗名录——你脸色不好——母亲的病，怎么样了？”

我因为母亲的病，回家了半月。我勉强笑了一下，“可能不用做手术了……”母亲得了淋巴癌，大夫说已经没有手术的必要了。

老师示意我坐下，体恤地叹了口气，说：“人老了，难免的。需要来北京的话，我帮她找大夫，我有朋友在协和——尽力！做儿女的，不要留遗憾。”

一股辛辣的液体冲进了我的鼻腔——不是感动，也不是为母亲的病难过。我很清楚，那是我磐石一样的决心，在老师书房氤氲出的诱惑面前，出现了一丝疼痛的裂痕。这个书房其实是老师待客谈话的地方，他在别处还有工作室，那才是他工作的地方。这个煌煌考究的大书房，就是“功成名就”四个字的视觉化表现。说实话，在学术上，我谈不上有什么追求，不过是被老师的青目蛊惑出了些许有所成就的欲望。此刻才知道，那原是妄念。我在唏嘘我的命运——唐僧取经一般艰难地走进了大雷音寺，身边却没有可以贿赂迦叶，助我走完最后几步的紫金钵盂，我只能无功而返。

命该如此！既然我面对着成佛和做人之间的选择，我只能选先做人。不能为了成佛，先不是人了。功可以不成，名可以不就，爹娘不能不要！年届不惑的大男人，淌眼抹泪的太难看！我忍下了那点儿泪意，深吸一口气。说：“周老师，我想回钧州——工作！”

老师正在书案后，朝烟斗摁烟丝，听到我的话，抬起头，“因为家里？”

老师去年为了让我留在研究院，费了不少事，我这么做，心里是有愧疚的，我说：“我对不起老师！”

“没有的事儿！”老师用握烟斗的手朝我一挥，“言重了！”老师点着了烟斗，抽了一口，缓慢而体恤地将话襄在烟雾里吐出来，烟丝燃烧时释放出浓郁果香，“长安居，大不易！——真的不能坚持了？”

老师世事洞明，我也不必婆婆妈妈地跟老师说我的艰难与无奈，只是低了头，沉重地“嗯”了一声。

老师叹了口气，说：“有去处吗？”

我抬起了头，“钧州学院。”

我就这样回到了钧州学院。

钧州学院对我最大的吸引力，是十五万元的安家费。据说前两年博士来的话，还会给房子。我还顾不上想房子的事，报到后急匆匆领了钱，就奔了医院。母亲拒绝去北京，也拒绝去省城——我妹妹在省城。即使是在钧州人民医院，母亲天天都在跟我和父亲请求，“咱们回家吧！”

那段日子，我经常做溺水的噩梦，拼命挣扎着醒来，长长地嘘出口气，额头上的汗慢慢冷下去，意识清晰起来——其实现实和梦境一样让人窒息。

妻子有一天出现在医院，她把我从病房里叫到医院的后门，问我那十五万安家费在哪儿。我觉得她不可理喻，哼了一声，转身就走。她在背后冲我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我没有搭理她。她就是继续哭喊也不会引人注意，医院后门附近有太平间和灵堂，有一家正在起灵，一群披麻戴孝的孝子们哭得惊天动地，唢呐声声，我竟然还能辨识出那曲调是《山坡羊》。

三个月后，我在同一天失去了父母。

母亲那天精神情绪都显得很好，我早上给她带去的豆腐脑。她竞吃了多半碗。她放下勺子，我又拿起来，喂了她一大勺，她没拒绝。也吃了。父亲在一旁看着她笑，笑得母亲半是欢喜半是含羞地拍了他一下。父亲母亲之间，就是到了这样的年纪，偶尔有些眼风神色，竟还是浓情蜜意的小儿女姿态。

我回了学校。黄昏时，我接到了表舅从花驿林泉村打来的电话，说我的父母出事了。原来早上我离开后，母亲就央告父亲。说想回家看看我祖母。她们婆媳感情很深，有几个月没见了；说就回家一天，她肯定还回医院。父亲去问了大夫，大夫同意了，父亲就陪母亲回家了。P2-4

今年北京的冬天不大冷，看看到了年底，车窗外还能看到老绿杂着赭石的深秋色彩，偶尔飞过两点金黄，那是尚未凋尽北风的银杏叶。

我和这个巨大的城市，在这个冬天和解了。

那个曾经在林语堂和老舍小说里清艳风雅的北平，款款而来，从林立的高楼的缝隙里，梦影一样，慢慢渗透进我所有的感官——颜色，味道，气息，温度，声响……我触摸着这个城市的质地，在真实和虚构之间。

我遇上了一个关于北京的梦。

这是小说最大的魅力，当时间从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无情地劫掠着一切的时候，小说以柔弱的姿态，表达着最为顽强的抵抗。如果没有小说，我们会沦陷在遗忘之中，那些宝贵的生命经验，无处交托，无法分享，那该是怎样可怕的一种孤绝之地？！

我不大愿意接受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小说的历史将会被彻底改变，它如同面临进化关口的古老物种，如果不产生基因突变，完成进化的飞跃，就会被无情改变的环境，抛入灭绝的深渊。小说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以虚构捕捉真实的叙事形式，不只一次面临过类似的困境。不断需要自我更新，从而使得虚构能够有效地抵达真实，也许这就是小说的特殊命运。

虚构，是小说作者用来捕捉真实的工具。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将小说家比喻为行囊中带着镜子的旅人——小说是现实的镜子。在秉持现实主义小说观念的作家手里，虚构如同一张结实完整的渔网，撒进生活的大海，打捞，收网，现实就在小说里活蹦乱跳了。现实发生变化，人类开启现代进程，那面装饰着月桂枝图案的老镜子模糊不清了，那张曾经结实的渔网开始破损，小说家必须改变他们的工具。我们于是在小说里看到了各种扭曲变形的镜像，现代主义小说家的渔网虽然不再完整，但是却带着电，被击中的现实以另类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生活继续，小说也在继续。现实的变化越来越频繁，一夜之间，窗外的世界就会变得陌生，随时随地改变着的生活，使得小说家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不断修改着虚构的方式，努力消除自己笔下的世界与读者身处的世界之间的隔阂……我觉得有必要说明一下，我这里使用的“改变”一词，丝毫不带进化论的色彩。我无意说后一种虚构方式对于前一种的改变，是一种进步。在因美称义的艺术领域，进步和落后是一种粗暴而无知的价值判断。

小说家只是在竭力寻找着最有效的捕捉现实的虚构方式。

小说之于我，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此。小说是虚构的，所以才更真实——镜花水月，真空妙有。

这种虚实相生的魅惑力，充溢在《红楼梦》之中。曹雪芹虚构的手艺，脂砚斋们充满崇拜地对其进行了精细的描绘——那些点评将文法说成了武功，什么“千门万户”“背面傅粉”“一击两响”“烘云托月”，什么“间色法”“皴染法”，什么“袭为钗副，晴为黛影”……忍不住想起“降龙十八掌”“乾坤大挪移”之类绝世武功的秘籍。让人眼花缭乱，心向往之。

脂批将曹雪芹的叙事比作庄子的文法和王羲之的书法，优美自由。做过这样一场大梦之后，再看《盗梦空间》，自然如简笔画一样的清晰明了。《红楼梦》里重重叠叠的梦，虚虚实实的镜子，映照着无边无际的现实，深不可测的人心……负载着最为真实的中国经验。《红楼梦》里的“梦”和“镜子”的背后，遥遥能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梦，一面又一面的镜子……鲁迅先生评价《南柯太守传》的结尾说：“假实证幻，余韵悠然。”梦与现实打通的那一刻，是小说最为奇妙的瞬间。我们无论如何不该忘记，这样优美自由的中国故事，本是我们小说的来处。

回望我们的来处，丝毫也不妨碍我们看窗外，博尔赫斯津津乐道地拈着“柯勒律治的玫瑰”，我们依然可以会心微笑，但人家院子里番石榴飘香，未必能解决我们自家庭院的绿化问题。我们必须寻找到有效地负载我们这个时代真实生命经验的虚构方式，变化的生活驱使着作家不停地寻找下去。如若不然，对于作家个体来说，无效的写作不仅徒劳而无味，同时也会构成对小说本身的伤害——我想，保有一点这样的紧张感，对于我这样小说手艺的学徒来说，是必要的。

这种紧张感，影响着收入这个集子的大部分作品中。之于《窑变》这个中篇的影响，则更为戏剧性。小说主体的部分，也就是邵自清的“白日梦”，完成的时间很早，但在初稿中，它不是“梦”，而是“现实”。邵自清用启蒙者的目光打量着钧镇，怀抱知识分子的软弱，被现实伤害，被生活压迫，却在小说叙事结构的支持下，占据精神的制高点。这样的小说叙事，在今天的中国，还具备起码的真实性吗？我对这种“安全”却无效的写作警惕起来，我开始质疑，思考，修改。直到“现实”变成了“梦”。

说梦，竟然在今天变得不那么好接受。对于《窑变》，不止一位编辑给出这样的修改意见：去掉最后那个结尾，只保留“白日梦”的部分，否则整个小说会让人无法理解。我自然不肯回头，好在也不只一本文学杂志兼容并包地原谅了我的冥顽不化。《梦·镜子·中国故事》曾是我为《窑变》写的创作谈的题目，那是一篇五百字的短文，用了这么一个头重脚轻的大题目，只是因为我如此醉心于“梦”和“镜子”的魔力——“现实”成了“白日梦”，“入梦”与“出梦”，不过是一根烟的功夫，那根烟烧疼了邵自清的手指——邵自清的“白日梦”，邵自清的“小说”与钧镇的“现实”……互为镜像，菱花交相看……此后的小说里，我尝试以更为抽象和隐秘的方式使用“镜子”和“梦”：此人是彼人的“镜子”，祖辈是后代的“梦”……

我希望，在真实世界和“太虚幻境”之间，能留存着小说永不消失的疆域。在这个虚构的魔法之域中，永远有我崇拜的小说家，洞明世事，直指人心，法力无边……

精致的俗骨，这说的是张爱玲，不是计文君。计文君是虎，优雅自如，不是因为不食人间烟火，而是知道自己在食物链上端，控制着局面。她是很少有的有所信的作家。你说不出她信什么，但你确信虎不会虚无。虎本身就是无。她要求证的恰恰是有，是无论如何这世上值得来，值得在。

——文学评论家 李敬泽

计文君的奇特，一方面表现为女性意识与男性意识的碰撞，她的小说既有强烈的女性小说的性别特征，又有着强烈的“力量感”，有着对于女性意识的超越与怀疑；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她的小说叙事及思想形态有着鲜明的现代感，但她的审美趣味却又明显衷情于传统。

——吴义勤

很少有人能够将古典小说的烟火气、现代小说的批判性和后现代小说的游戏精神融为一炉，但计文君做到了。

——李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