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H·德雷帕三世的这本《风险投资的游戏》从风险投资业领袖之一、德雷珀家族三位杰出的风险投资家之一比尔·德雷珀的视角出发,引人入胜地描绘了风险投资-创业生态系统。德雷珀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后期来到冷清的北加州,在那里创立了西海岸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促使硅谷迈步成为今日的创业龙头。德雷珀的儿子蒂姆是当今世界上最活跃、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家之一,也是德丰杰风险投资公司和覆盖全球的风险投资基金网络德丰杰全球网络的创始人。
无论你是有抱负的企业家、风险投资家还是仅仅对商业感兴趣,你都能从本书中获得关于创业领域的丰富知识并从中受到鼓舞和启发。
企业家驱动着未来,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惊心动魄、影响深远的变革。隐藏在这一变革背后的,是他们的投资者、指导者与同盟者——风险投资家。威·H·德雷帕三世深谙其中的故事。身为风险投资家的他,正是这些故事的缔造者。在超过40年的时间里,比尔·德雷帕与顶尖企业家们在传说中的硅谷共同工作,在那里将今天的梦想化为明日的现实。《风险投资的游戏》首次近距离审视了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经济成功的重要性,讲述了一位曾经看到Skype、Apollo Computer、Hotmail、OpenTable及许多其他企业潜力的风险投资家亲身经历的成功故事。
在《风险投资的游戏》中,威·H·德雷帕三世探讨了风投家如何寻找合适的合伙人的评估方法,分享了雅虎、Zappos、百度、特斯拉汽车、动视、Measurex及其他企业的经验教训。同时,作者也结合自己多年的风投经验,总结了风险投资家与企业家的合伙关系和行业规则,揭示了风险投资与创业世界的运作方式,是一本风险投资家不可不读的绝佳参考读物。
涉水风险投资
“风险投资?听起来很冒险呀。如果我是你,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在位于芝加哥内环、金融和零售中心的内陆钢铁公司的大楼顶层,内陆钢铁公司前任董事会主席克拉伦斯·兰德尔坐在一张巨大的、深色木制办公桌后面对我说道。我还能回忆起1959年6月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的美丽景色。
我知道很难说服兰德尔同意我离开内陆钢铁公司。在过去的5年中,我与公司相处融洽,也得到了许多好机会。我加入了内陆钢铁公司的“兰德尔突击队员”管理培训计划,这也是最初吸引我进入该公司的原因。公司每年都抱着培养内陆钢铁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宗旨,从全国最好的学校的毕业班里招募5~6名突击队员进行培养。兰德尔的名望和丰富的公司资源保障了计划的成功,他在第一年和随后的时间里始终对我们保持着密切关注。公司的大门向我们敞开着。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销售部,负责可说是最重要的南芝加哥地区的业务。令我引以为豪的是,作为全公司仅有的9名销售之一,我有公司配车和自己的辖区。
那是一段充满乐趣的学习经历。妻子菲利斯和我当时住在高地公园。在那快乐的5年里,我们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出生在芝加哥地区。我们学会了珍惜中西部一贯严谨的价值观和高尚的职业道德。我仍然深爱着芝加哥和中西部,在那里我们结交了很多好朋友,包括凯西和皮彻·约翰逊,他们至今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在印第安纳州东芝加哥市内陆钢铁公司上班的第一天,我遇到了皮彻。东芝加哥是一个灰蒙蒙的工业城市,后来我们在那里共同度过了难忘的几年,在公司提供的住房计划下供养新家。皮彻在加州的帕罗奥图长大,本科就读于斯坦福大学。我们都进过哈佛商学院。和我一样,他在供职内陆钢铁公司之前,在另一家钢铁公司工作过。我们都满腔豪情地应对挑战——他当平炉操作领班,我则是一名兰德尔突击队员。我们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友。
我为什么想要离开呢?因为父亲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资金已到位,时机正合适,文件已签署齐备,德雷帕一盖瑟一安德森公司——西部首家风险投资公司——即将成立。
兰德尔神秘兮兮地将身体探过办公桌,嗓音低沉得近乎耳语,仿佛克格勃会偷听我们的谈话一般。“我有个住在高地公园的金融业朋友,”他说,“他因为在股市里投机破了产,举家搬出了市区,再也没有翻身。你有一份可靠的工作,做到一家大公司的高层指日可待。你可以和你父亲各做各的事情。留在芝加哥,留在企业大家庭里,不要去冒像风险投资这样的风险。”
但是太迟了,我的心思早已飘到加利福尼亚去了。我对他的宽容表示感谢,并正式提出了辞呈。
在离开兰德尔的办公室之前,我决定向他请教一个已经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几个月的问题:明明公司内部人人都知道铁路业务是亏损的,为什么内陆钢铁公司还要一直为铁路行业生产铁轨?兰德尔好像并不觉得这个问题奇怪,他向我解释了铁路业对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对于内陆钢铁公司来说,在不考虑盈利的情况下持续按需供应铁轨的重要性。
“铁轨短缺,”他总结道,语调逐渐变得激昂,“这是我们的爱国责任。只要我还对内陆钢铁公司有影响,我们就会一直坚守铁路业务!”
克拉伦斯·兰德尔不仅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实业家,他还是一位在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核心产业领袖。那是“二战”后的第一个10年。许多人曾为“二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国家正在重建基础设施以满足被长期延滞的国民需求。兰德尔心地善良,我知道他对告诉我的每一个字都深信不疑。
但是当时我已经嗅到了不祥之兆。美国的钢铁工业没有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一直在保护性关税的庇护下免于国外竞争者的冲击。铝、塑料及其他替代产品正在威胁钢铁的领地。1959年我离开内陆钢铁公司的那一年,公司股票达到了创纪录的高点:每股59美元。从此以后股价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价格,而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跌再跌,公司逐渐沦为被收购的目标。1998年,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内陆钢铁公司被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公司收购。
在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简单想了想兰德尔提到的危险和困难。即使那个时候,我也知道我和他看待世界的方法并不相同。他看到的是风险,而我看到的是机遇。对他来说,私人投资业务——事实上,任何投资业务——都是风险。对我来说,风险投资是充满生机、新鲜而令人振奋的,而且风险似乎能够带来巨大的回报。我愿意离开一个陈腐、凝滞而官僚的行业,去加入一个有创意、有流动性和挑战性的行业。在兰德尔眼中,我正在放弃进入国内管理水平最高的钢铁公司的管理层,甚至可能成为CEO的大好前程。而在我看来,那个机会还很遥远,而且帮助家里打理一家新型企业远比管理一家旧式企业更有意义。我还年轻,即使风险投资不成功,我也还能做别的工作。
因此旧金山的吸引力更胜一筹。如前所述,我爱芝加哥——爱它的活力、它的建筑风格、友好而开朗的人民以及严谨的气氛,但是在我的心目中,旧金山是个迷人的“山巅之城”(那里确实有7座山峰)。说实话,我只去过一次旧金山,还是在我12岁那年,当我试图回忆起那次遥远的旅行时,我能想起的不过是一家地板上木屑堆积成山的巴巴里海岸区餐馆。但是这个城市俘虏了我的幻想,至今它仍对我有着不可思议的吸引力。
与父亲共同工作的前景同样令我心驰神往。父亲先是参加“二战”,随后被派驻巴黎和柏林,后来又去墨西哥城担任墨西哥电力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因此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如果我加入德雷帕一盖瑟一安德森公司,我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而我也将得到一个难能可贵的向大师学习的机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妻子和孩子。菲利斯为即将住在斯坦福大学附近而雀跃不已。(至今她仍无可救药地像一个学生。)她发自内心地赞同我的提议:搬到一个气候更加温和、没有下雪困扰的地方生活和抚养孩子。总而言之,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新生活了。
那个下午,怀着对迁往帕罗奥图以及帮助德雷帕一盖瑟一安德森公司腾飞的自信,我离开了办公室。但是,即使再给我一年或者100年的时间让我考虑,我也猜不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我即将见证硅谷的诞生,参与它史无前例的成长。我将近距离见证我的第二故乡转变成为高科技、风险投资和企业家的摇篮。硅谷将成为创造力、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代名词——成为苹果、惠普、谷歌、雅虎、思科、甲骨文、基因技术、OpenTable、特斯拉、脸谱网、推特网以及成千上万家伟大公司的发祥地。
在我们即将定居的小镇、旧金山以南28英里的加州阿瑟顿市,1950年的家庭平均年收入是3857美元。2000年,这一数字超过200000美元。新千年伊始,阿瑟顿市已经成为地球上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硅谷使这一奇迹成为可能,而风险投资使硅谷成为可能。P13-17
经常有人让我给年轻企业家或未来的企业家一些忠告。我则总以同样的基本准则作答:做你爱做的,做你擅长的。认真锁定目标并坚守下去。不要被流行趋势干扰,坚定信念永不动摇。拥有这种态度,机会就一定会属于你。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美国学习计算机科学的时候,我申请加入某位教授的课题组工作。面试时,当我提到我来自中国时,教授问道:“中国有计算机吗?“这个问题使我深受震动。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问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一现实导致我认真地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我决心要在互联网行业内做出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我要永远改变西方人对于中国以及中国的科技能力的固有偏见。
在华尔街及随后在硅谷工作时,我经常回国考察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发展情况。我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认识互联网。举个例子,我发现我遇到的许多人开始在他们的商务名片上印上email地址。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超过十亿的国家,意味着具有发展互联网行业的巨大潜力和坚实基础。这赋予了我回国创业的十足信心。
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我有幸作为海外华人代表受邀到天安门观礼台观看10·1国庆庆典。望着展现在我面前新崛起的繁荣与力量,我真切感受到我正在见证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我一直在考虑互联网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可能性。在那一刻我下定了回国的决心,我要用我在美国学到的技术知识,为生我的祖国贡献菲薄之力。
我在北大时主修信息管理,在美国研究的是计算机科学。后者让我找到了一生的挚爱:搜索引擎技术。当时搜索技术在中国几乎是一片空白。互联网上的中文内容也少之又少,但我坚信中文信息会与日俱增,成为中国经济腾飞不可或缺的一环。信息化将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而这种日益紧密的联系反过来又会推动信息化的进步。我确信中文搜索引擎技术将有巨大的市场机会。事实证明,我当时回国并致力于中文搜索创业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回国创立百度时,中国大约有4百万互联网用户。1如今用户数量正在迅速接近5亿,据估计,2015年用户数量将高达7.5亿——占中国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一用户数量代表着高价值应用的巨大潜力,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互联网的增长只会更加活跃,近几个月中国互联网公司的IPO新浪潮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一领域的潜力在未来几年里只会越来越大。
我记得在回国创业之初很多人问我,既然许多互联网门户网站已经建立起来了,我回到中国能做什么。历经十几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互联网已经孕育出一大批成熟而尖端的企业。然而人们还是有同样的疑问:既然已经有这么多成熟企业,企业家还有机会吗?互联网是不是已经发展到成熟期了?有些人甚至暗示,中国互联网控制在1964-1974年间出生的这批人手中,作为互联网创业者,他们所经历的是一个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
但事实是机会依然大量存在。尽管中国已有4亿5千多万互联网用户,但仍然有9亿上网需求。未来同样有极大的移动互联网发展空间。对于已经上网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更频繁地使用互联网或者在网上花费更多时间。今天,曾经每天只搜索1次的人极有可能将搜索次数增加到每天10次。过去每天只花半小时上网的人现在的在线时长将会达到两个小时。这些变化正在带来国民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的悄然改变。
如果说过去十年里互联网主要用于娱乐,那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互联网将会更多地介入商业活动中。在这一领域有很多机会。考虑到目前在线商务发展的有利监管环境以及中国飞速增长的GDP,现在仍然是中国互联网创业的绝佳时机。
一切并不止于互联网。我们生活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代里。有创意的人层出不穷,将创意转变为现实的资本渠道比比皆是,这一切正在推动企业导向的世界不断改造与进步。
全世界成功企业的背后大多有风险投资的支持,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过去20年里,有外资风投支持的中国企业家数量显著增长,这一企业家精神的复苏源自于邓小平那场著名的社会实验。在1981年的一次会面上,邓小平将他的构想传达给了比尔·德雷珀(Bill Draper)。德雷珀在书中描述了他与邓小平那次有意义的会面,并将邓尊称为20世纪的经济英雄。这一称号实至名归,因为邓小平真正开启了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新时代。事实上百度也是一家有风投背景的公司,比尔·德雷珀的儿子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创立的德丰杰风险投资公司(Draper Fisher Jurvetson)就是我们的早期投资方之一。
2010年,仅美国的风险投资家就向中国注入40亿美元的资本,比2009年增长59%,在中国造就了为数众多的新企业。
2010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IPO资本中心,41家企业在美国上市,占美国IPO总量的26.6%。2009年和2008年,中国企业在美国IPO占比分别为17.5%和12.9%。2010年,在有风投背景的IPO中,中国企业占所有在美国上市企业的36%。
显然,中国正在玩创业游戏,并且玩得相当不错。
本书从风险投资业领袖之一、德雷珀家族三位杰出的风险投资家之一比尔·德雷珀的视角出发,引人入胜地描绘了风险投资-创业生态系统。德雷珀的父亲20世纪50年代后期来到冷清的北加州,在那里创立了西海岸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促使硅谷迈步成为今日的创业龙头。德雷珀的儿子蒂姆是当今世界上最活跃、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家之一,也是德丰杰风险投资公司(DFJ)和覆盖全球的风险投资基金网络德丰杰全球网络的创始人。
无论你是有抱负的企业家、风险投资家还是仅仅对商业感兴趣,你都能从本书中获得关于创业领域的丰富知识并从中受到鼓舞和启发。
在风险投资中,你会赢得一些东西,也会失去一些东西。而这得失取舍间的殚精竭虑、苦心孤诣,正是风险投资的三味真经。作者积三代投资入之功,走笔从容,言而有据,值得一读。
——熊晓鸽 IDG创始合伙人
无论你是有抱负的企业家、风险投资家还是仅仅对商业感兴趣,你都能从本书中获得关于创业领域的丰富知识,并从中受到鼓舞和启发。
——李彦宏 百度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德雷帕设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其他风险投资家无出其右。他赢得了商业世界的广泛尊重和拥戴,不仅因为他在商业上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更因为他具有崇高的道德标准。
——乔治·布什 美国前总统
无论你直接经历过硅谷的苦与乐,还是只想从硅谷人身上吸取经验教训,你都不可能获得比德雷帕家族三代传奇风险投资家更完善的第一手资料。德雷帕将那些对技术与创新满腔热忱的人的经历汇集成书。他们的故事值得大书特书。
——埃里克·施密特 谷歌CEO兼董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