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江丑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之子，杰出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政治思想的研究大家。迄今为止，他的研究论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仍然作为一种标志，一种独特与杰出的标志而存在。

中江丑吉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都坚决表示反对，并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的苦难，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虽然鉴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中江不可能用更激烈的行为，来表现对残暴的军国主义的声讨。

傅佛果所著的《中江丑吉在中国》对这一在日本侵华时期的特殊日本人进行了详细解读，探讨了中江丑吉的学术贡献，以及对中江思想的洞察。

《中江丑吉在中国》的传主中江丑吉出身日本名门，其父亲中江兆民是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史上的名人；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191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但他却放弃了在日本出人头地的机会，来到了战乱纷飞的中国，埋头于细小而琐碎的中国学研究，并且勇于坚持人类生命价值理念，拒绝向右翼日本当局妥协。二战日本战败后，中江丑吉受到了日本评论界的高度评价，著名评论家桥川文三说：“它的实质存在于对像化身为世界精神那样的历史灼见和人性的无限信赖和热爱之中。”《中江丑吉在中国》由傅佛果所著。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序章

第一部 中江丑吉的早年生活

 1．在日本的岁月

中江兆民与明治知识阶层的生活

中江兆民眼中的中国和日本

兆民的晚年与中江丑吉

明治末期的东京与丑吉的青年时代

 2．生活的完全转变——1910年代

首次来华与北京的日本人社会

中江志于学——乔治·耶利内克的影响

五四运动——对求知欲的另一刺激

脱胎换骨的中江丑吉

铃江言一——为中国革命奉献的一生

第二部 探索古代中国的世界

 3．政治与思想

对方法的追求

古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古代中国的宗教和权力

政治思想

中江及其学术来源(1)

《尚书概论》——与《尚书》相关的研究

 4．经学批判

接近《尚书》的方法论

中江的方法论在《尚书》中的扩大应用

中江对《公羊学》的研究方法

中江及其学术来源(2)

 5．中国政治结构的性质

中国存在过封建制度吗？

“亚细亚式”社会的性质

“亚细亚式”社会的理论——中江的贡献和影响

第三部 中江思想的成熟与洞察力

 6．过去与现在的统一

 7．脱离故国者的洞察力

作为脱离故国者的中江

日本向何处去？

战争和退废

拿破仑与历史

中江与今田新太郎

 8．德意志观念论哲学的重要性

康德

黑格尔

马克思

中江丑吉的生活哲学

 9．中江丑吉的多重角色

附录：中江丑吉的战时日记(1939—1942)

译者后记

第一部 中江丑吉的早年生活

1．在日本的岁月

明治日本产生了许多富有特色的杰出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度过了充满挫折和戏剧性的一生。在数个世纪的日本历史当中，海外旅行和留学第一次为政府所允许。这个变化恰好发生在科学的发展使旅行变得简单易行，使留学变得令人向往的时代。但是对外部世界知识的渴望和改变日本的努力却常常遭遇挫折，而不管这种渴望和努力的目的是为了迎接西方的挑战还是为了把日本变为一个更为现代的国家。中江兆民(1847—1901)的传记描述的正是这种冲突并介绍了其子丑吉在他第一个易受外界影响的敏感期生活时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知识氛围。

中江兆民与明治知识阶层的生活

兆民于德川幕府末期出生在土佐藩的中心高知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在那时，土佐并非因其是大藩或强藩而有名，而是作为坂本龙马(1835—1867)——他促成了萨摩和长州两大藩问的妥协，这导致了明治维新——那样人物的故乡而著称。兆民了解其父元助到什么程度只能靠推测了，因为元助常年离乡在土佐的江户藩邸做事。他在兆民年仅14岁时去世。

尽管如此，身属武士阶级中贫穷阶层的父亲在其生前却把儿子送上了符合该阶级精英阶层一员标准的教育之路。结果，兆民学习了中国古典，对道家的名著《庄子》及东亚历史编纂的鼻祖司马迁(前1357一前93年)的《史记》保持了特别的爱好。对有汉学素养的日本人来说，《史记》受到特别喜爱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它叙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形式和风格，另一方面是由于作为散文家的司马迁的典雅文体。兆民既对汉学和汉文有浓厚的兴趣又集长年苦读的认真学生的所有优点于一身。这种努力显然得到了回报，直至今日，他仍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汉文作家之一。

青年时代起，即有迹象表明兆民知道武家社会的未来有不祥之兆，这样的意见与兆民的一种与生俱来的急进的平等主义和他对个人自由的强烈信仰相互契合。还在土佐之时，他就已开始学习荷兰语和英语，也许是着眼于未来的飞黄腾达吧。他在江户的致道馆学习，1865年起在长崎继续他的学习。在长崎，他开始学习法语，从此，他西学的整个方向向法兰西学转变。两年后(1867年)，他进入以教授法语最为著称的江户达理堂学习。在他因行为不端(沉迷于当地的妓院和酒馆)而被该校逐出后不久，幕府选拔他为法兰西驻日公使利昂·罗休的翻译。那时，他才20岁，具有日本人中罕见的既能说也能读法语的能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江兆民亲历了1867—1868年的明治维新。

他移住江户(现在改称为东京)后不久，就在东京大学的前身大学南校担任法语教师一职。这份工作未能持久，因为兆民已设法取得明治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的注意，在他的帮助下，兆民成为随1871年年末出使欧美的岩仓使节团中的50名学生之一。从那时起，他作为司法省派遣的留学生，在法国停留3年。

到达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的首都巴黎，兆民马上无视政府让他学习法国法学的指令，埋头于法国哲学、历史、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也许是作为提高自己法语和切身吸收法兰西文化的一种手段，他还把自己投到法国的咖啡馆社交界的优裕生活当中。他在当时巴黎的同辈日本人留学生间发现了乐于助他的同伴，尤其是西园寺公望公爵(1849—1940)。从这些年起，他对平等主义的内在倾向表现为对体现这一主义的西欧原理的全面倾倒。有时他甚至因西欧未能按照这一高尚理想行事而对之加以批评。兆民在1875年1月回国前的某个时期，开始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使他后来获得了“东洋卢梭”。之称。

回国后，兆民在东京外国语学校获得了一个法语教师的职位。当他鉴于日本的文化遗产深受中国的恩惠而要求经书学习(有教养的欧洲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缺乏相当于汉语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知识)变成学校课程的一部分时，文部省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作为抗议，他辞职了；就这样，保守的政府拒绝了一个激进论者把中国古典(汉文)注入现代学生教育这一要求。一般地说，古典的、传统的文化与源于西方的价值观与冲击的奇妙混合构成了兆民思想与行动的特色。在这一点上，丑吉与其父十分相似。

与此同时，他翻译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草稿于1877年开始在人们中传阅。这部书给予要求民众权利的、已在与日本政府有条不紊的对抗中被组织起来的新兴运动的领导人非同寻常的感动。

P1-3

打算迫近中江丑吉(1889—1942)的人生和著作内部深处的这个研究，与我此前出版的关于内藤湖南(1866—1934)的著作一样，都是基于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史是难以解开地缠绕在一起这一有用的假定而进行的。这个观点，对于一般地正确理解近代中国和近代日本的历史是重要的，而当我们评价在日中关系的文化领域占据关键位置的人物——像内藤和中江及其他无数人——之时，它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这个研究既非中国史的研究，亦非日本史的研究，而是把两者结合成一体的研究。

除个别情况外，研究近代中国和日本的西欧历史学家都以其中一个国家为焦点，以用一连串的老生常谈来描述另一个国家为满足。而且，这些西欧历史学家从当事国的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受到了过多影响：中国的历史学家倾向于首先把日本看作与帝国主义在中国内地发展、活动有关联的国家；而日本的历史学家则倾向于把近代中国看作无法容忍的无秩序、没有管理、叛乱频仍，无意义的政权前后相继的国家。或许没有人否认这样的认识是近代日本与中国主要历史局面的中心。但主要的历史局面，并非历史的全貌。不管怎么说，历史学家都不应满足于拙劣的模仿。

除了为中国或日本其中一方吸引的人们的个人偏好外，学术上的分工也妨碍了把两国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在东亚几乎所有大学，中国史和日本史都作为不同的学科分别教授。在西方，人们不得不学习中、日两种语言，研究这两国的历史学家即使在同一个系中任教，但两者之间几乎不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性对话。尽管如此，我们要想理解两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之时，无视另一国家的历史或将其戏剧化，都将使我们一无所获。

30多年以前，马利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以其著作《日本人和孙逸仙》在日中关系史的文化、政治领域的研究中，为后学开辟了道路。包含在这一相当重要著作中的言外之意，过于难解，以至不为西方和东亚的多数学者所接受。孙逸仙(孙文)深受日本人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在其提倡者中也有后来提倡日本帝国主义主张的——的影响。这相当于亵渎“国父”之名，但那却是真实的。

最近几年，入江昭、蒲地典子及其他人的工作便是开始着手研究许多存在于日中关系深处，但迄今尚未有人触及或未被恰当处理的问题。我们才刚刚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较轻程度上在中国台湾，对中日关系文化领域的历史探究，事实上到最近尚不存在。近年来，尤其是在中国，以已经出现的为限，这种历史探究开始以一种历史性自传的题材出现。实藤惠秀及竹内实那样的一部分日本学者，很早以前就对此类问题给予了注意。尽管如此，战后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给亚洲全体带来的战争负罪感，使日本学者对帝国主义以外的中日关系的任一领域的认真研究难以进行。这个状态现在终于正在改变。

在超过1500年的时间里，中国与日本在历史、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即使近代西方侵入以后，在西方诸国中也没有一个国家对中国或日本的影响超过了中日之间的相互影响。随着中日两国贸易和外交关系的逐渐密切，过去的仇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缓和。重新审视两国共有历史的气氛，在两国内部也会不断加强。在西方，成问题的是：第一，存在这样的倾向，允许以知识的一时流行趋势来决定在历史论述中研究何种问题及使用何种解答方法；第二，存在这样的前提，把认识到从比较论的视角来研究的必要性等同于将其应用于实际或完成研究。如果对近代东亚史的这个方面予以更大注意，我们对中日两国历史的理解将会更进一步。在我们自身对有关东亚的研究处于发展中的这一关键时刻，如果不能那样做的话，我们西方的观点就会受到限制，而且止于狭隘。该是回到20世纪50年代初马利乌斯·詹森在研究中着手之处的时候了。

在中国，只有少数学者知道作为中国学学者的中江丑吉。知道其是著名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旗手中江兆民之子，并进而知道其对二战的进程有如此准确的预见并有如此彻底的反战论的人就更少。我们何以要将傅佛果教授的《中江丑吉在中国》一书译成中文，还要从两位译者的偶然相识讲起。

1998年初夏的一天，邓伟权与石井知章邂逅于前者工作的北京永安宾馆销售部。当时邓正在值班，石井因事来访，邓在接待他的同时，顺便问他对收到的日文通知的日文有何意见，当时石井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交谈中，邓得知时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工作的石井也在北京大学读过书，只是他读的是哲学系，而自己读的是历史系。两人因此相识并渐渐熟悉起来。忽有一天，石井问邓是否知道中江丑吉，并说“这个人的思想很伟大”，同时建议邓读一读他带来的《中江丑吉と中国》(傅佛果书的日译本)。邓细读之下，方知石井所言不谬，并为中江的思想所深深吸引。邓后来又从石井处借来《兆民を继ぐもの》等有关中江的书籍，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出了《试论中江丑吉的反战论与反战行动》一文。在此期间，两人的话题总离不开中江，“不读《资本论》的头脑是孩子的头脑”，“杂务是培养判断力的婴儿车”等中江说过的话常常被引用，聚餐的地点也常常选在位于左家庄的中江酒店。

2006年，邓回北大读博士，并把中江丑吉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石井闻讯甚喜，并建议把傅佛果教授的书翻成中文。尽管难度极大，但邓考虑到此书作为第一本中江评传在中江研究中的地位，又可为论文的写作打基础，遂下与石井合译此书的决心。两人随后决定分工如下：石井负责与他的知识背景密切相关的第五、六、八章及与傅佛果教授的联系，邓则负责其余部分及联系出版社。

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逐步就翻译的原则达成以下共识：

1．以英文原著为基础进行翻译，同时参考日译本；但如引用材料原文为日文，则直接从日文予以翻译。

2．对原著中出现的年代、地名、人名等简单错误，直接予以改正。

3．叙述中有关中江的事实错误，根据原著者意见，据日译本及其他材料进行修正。

4．书中引用的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经典著作直接采用国内较好的中译本。但像耶利内克、李凯尔特等人的著作则自行翻译。

5．注释中出现的文献为英文的保持不变，日文文献则还原成日文，但说明性文字部分全部译成中文。

为讨论译好的章节，我们数度会面，也经常通过越洋电话交流。讨论十分激烈，中、英、日文交替使用，我们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直到双方达成一致为止。译文质量在争论中提高，友谊也在争论中加深。因为一方所译的部分必须得到对方的认可，所以尽管先是各自独立完成自己承担的部分，但在某种程度上，此书可以说是双方共同努力的产物。

悠悠两载，译文终将完成。尽管已尽最大努力，但错误在所难免，唯愿他日重读，庶几无愧。出版本书的意义，傅佛果教授已在“中文版序”中有较为详尽的说明，但我们要补充一点：“中江是无条件承认搞特殊对象研究的自己和经营现实生活的自己是绝对同一的主体这一事实的学者之一。”这一加藤惟孝的评价是理解中江的关键。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困难时，总是以“中江精神”互勉，才得以顺利完成译稿。

对翻译过程中为我们提供帮助的诸位深表谢意，但情长纸短，人名无法一一列举，敬请谅解。特别对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辛劳的商务印书馆的王明毅、王仲涛二位表示真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