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居庸关到十三陵
居庸关，这座距京城最近、万里长城上的重要关口，我还在小学读地理书时就知道了它的大名。它建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雄关紧扼军都山隘最险处，自古就是个易守难攻的所在。
我实在记不得有多少次从此关一侧通过，但从未在它身旁停留过。而在戊子年岁尾，却幸得机会在居庸关旁的一家宾馆下榻，实地感受到这座六百四十年雄关的姿容，领略冬日夜色中它那颇有些神秘感的韵致，深服胜迹自是非同一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夜，长时未能入睡。也许是夜宿于一个非常所在，浮想联翩，思接古今，在我来说是及其少有的情况。由居庸关我联想到整个长城。对此，自过去而现在人们有着相当不同甚至极为殊异的评价。一般来讲，人们提到长城，多为其工程浩大，气象雄伟而赞叹；更经典的说法是：长城乃我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之象征。但近年来随着思想认识领域中的“多元化”，对长城也出现了纷纭的评判。如说长城工程固然是够浩大的，但在千百年的历程中，加予普通民众身上的负担也是极其沉重的；多少人不胜其苦，甚至为此而榨干血汗而丧生者实在不在少数。至于其御敌功效也非常有限，在许多朝代中，腐弱无能的封建王朝在风雨飘摇中，仅凭一堵依山势而修筑的高墙几乎没能有效地阻挡北方强敌的入侵与对长城以内民众的劫掠。当然，最终也未能挽救一个个王朝的败亡。在前几年，我还读到过一篇随笔，更将长城称作捆绑在民族身上的一条僵死的蟒蛇等等。
笔者本人则对长城始终持一种历史的观点和尽可能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长城毕竟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桩浩大的工程，它以它的建造艰辛与惊人的长度展现于世界东方；在人们心目中，它至少是罕见的雄伟庄严的象征；从防御观点上看，纵然不是万能的，但也不能完全无视它曾起过的作用。而且，它在现代历史上还是爱国民族战争的光荣标志。如“七七事变”前二十九军对日本侵略军的喜峰口血战，就曾威震敌胆，打出了我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至于长城关堞在建筑学更不必说它们在旅游事业上的价值，那就绝对不应低估的了。当然，无论是多么坚固的防线和险关要塞，都需要与之相称的人来防守；更要看在它们背后的支撑者为谁。在历史的风雨中，长城的确也不乏屈辱的记录。譬如明朝中后期，崛起的后金（清）骁骑就曾不止一次突入长城关隘，在内地大肆劫掠，如入无人之境。至于明朝败亡的1644年，李白成率农民起义大军猛叩居庸关直捣北－京，明朝居庸关守将不战而献关，那是一个颓败王朝命运之必然，实在是不应由居庸关来负责的。其实从世界范围上看也是这样，几乎不存在绝对攻不破的堡垒，也没有绝对不可摧毁的防线。如当年德意志境内的若干小公国都曾筑有自己的坚固城堡，后来都没有避免被逐一打破的结局。例如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所营造的齐格菲防线和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最后也没有逃脱被攻破被摧毁的命运。这差不多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规律。
不过，我始终坚持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长城，推崇“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坚韧与气魄。就在这夜宿昌平的寒风瑟瑟的时刻，我隐望雾霭轻笼的关城轮廓，仍不由得在心中默叹一声——
长城就是长城！居庸关就是居庸关！
次日上午，我们从下榻地乘车去往同属昌平区域的十三陵。明十三陵，顾名思义，乃明朝自迁都北京的明成祖朱棣至末帝明思宗朱由检十三位皇帝的陵寝。其中当然以永乐皇帝朱棣的长陵最具势派。自陵园入口至墓道长近七公里，沿途建有牌坊、大红门、碑亭、享殿和石人、石兽等。在过去十几年中，笔者曾来过十三陵两次，但当时长陵享殿（棱恩殿）内比较空旷，而现在已多有充实，最主要的是殿内中央永乐皇帝的铜塑坐像，以及在大殿周围的各种器物的展示，显得文化意味很浓，对一般游客而言，不啻于一道相关知识的长廊。同样的，我此次观览较之前两次也受益更多，而且引发……
P60－62
这是我近一、二年来发表于国内各报刊的散文作品，剔除了某些比较芜杂的篇章，取名为《石英散文新作选》。按这些散文的题材和内容的侧重面，分为“文史探幽”“昨日烟云”“乡凤亲情”“神州纪胜”“域外履踪”和“心弦漫弹”六组作品，计85篇。
我之取名“新作”，还有另一方面的潜隐含义，即不满足于数量的积累，还志在随着时光的推进、阅历的丰厚，尽可能在对事物的认识上、生命的感应上应具有更新的发现，更深的开掘，尽量使读者读起来，不只是觉得充其量是篇目的叠加，而不能受到任何新的触发。如是这样，对于一个从事散文写作数十年，专门编过散文报刊的“宿将”来说，那是要愧对大家的。
因此，求新是我的一个不能绕过的目标。因此，我在探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时，就不能复述自己以前与完全重蹈固有的看法；在对亲情的表达也不能采用那种习以为常的老套子写法；在对战争、对战火中的人物，更不能满足于表面化，而力求有新角度，写出新的感觉，但又不能失去真切朴实这些最本质的东西。以上，都是我主观的追求所在，但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就只能让作品来说话了。
近年来，文史类的散文随笔相当风行。故尔，作为一个尚有追求不甘俗常的作者而言，如果较大量的笔墨还只限于铺叙和介绍一些文史材料，固然亦可起到某种传播知识的作用，但少了对读者较深刻的启示，我认为仍未充分地尽到一个作家的职能。本人深切意识到了此点，故竭诚尽力而为。我之所以取名《再读袁崇焕》《再读北戴河》，自然是不满足于过去的认识，而要“再”开掘出有意义的深度来。又如自然界常见的雪、雷、电，生活中食肉食草的动物等等，也应有过去所未达到的认识深度，引发出足以使人震撼的命题。另如在残酷的战争中也有温馨的人情味。本书作者从《苹果脸哥哥和他的战友》身上具体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真善与美质。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事，而且离今天愈来愈远。但人们都不愿它消逝得无影无踪。追认它，咀嚼它不是仅仅为了好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丰富今天，净化今天，警诫今人也聪明今人。因此在我看来，不论文史方面的散文风行也好，萧条也罢，都是不会不见踪迹的。对我们中国人而言，三十多年已未直接感受战争的震荡，当年的硝烟早已散尽，但有关战争的记忆在一部分人的大脑中仍恍如昨日。战争无疑是具有破坏性和损耗性的，但正义的战争也砺炼了人们的意志，为未来的事业夯实了地基；而况谁也不能断定永远不再会有任何类型的战争来侵扰我们。居安思危对于提高人们的警示意识与耐受力是不无裨益的。还有亲情乃至乡情，都是散文题材的重要领域。每个人大概都有亲情的体验，要不为什么在任何的征文活动中，写亲情（尤其是母亲）的散文都会大批涌来。应该承认这些作品大都出自作者的真情实感，其数量之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似也须适当注意：写这类散文应尽量精简自己的笔墨，不可因个人的极度感动而挤缩他人的空间，有意无意地以一己的感情替代乃至覆盖了所有人的感情。此点在当前，为文者是不能不稍作收敛的。由亲情而扩及到乡情，有此乡情体验者也是一种幸福。乡情一般说来充满着温馨，使人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仿佛还带着那种融融的暖意，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恐怕还是华夏文化积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所以，本人在这个集子里，将近年来去我乡附近的半岛几县采风所见所感，也都纳入我的乡情乡风之中。因为那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氛围与我乡还是很相近，也都是我打小熟悉的。
至于游记或一些写风景、风物的散文，从来都是很“茂盛”的。这不但不能怪作者，而且应理解他们足履所至，眼界所及，自是感到新鲜，激情骤生，当以文证之，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扼止。近来有的报刊鉴于游记散文过多且滥，不愿发表此类作品，也许绝对化了一些，但作为写这类散文的作者，亦应对自己提出更高些的要求，避免过于表面化，多一些触发，多一点个性，避免及减少那种导游说明书式的文字，以免惹人生厌，也是正理。本人愿与文友们共勉。
最后，我必须说的是：本集能够得以问世，得到与读者进行交流的机会，皆因山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刘东杰先生和责编王慧女士的真诚鼓励与大力帮助，接受了拙著的出版。此际我的感激之情如时下雪落大地，无声地融化，似无以言表。在此，我斗胆将先哲名句“有容乃大”改二字日“有融乃答”。答谢之意也。是为前言。
2015年1月
这是石英近一、二年来发表于国内各报刊的散文作品，剔除了某些比较芜杂的篇章，取名为《石英散文新作选》。《石英散文新作选》按这些散文的题材和内容的侧重面，分为“文史探幽”“昨日烟云”“乡凤亲情”“神州纪胜”“域外履踪”和“心弦漫弹”六组作品，计85篇。
“我实在记不得有多少次从此关一侧通过，但从未在它身旁停留过。而在戊子年岁尾，却幸得机会在居庸关旁的一家宾馆下榻，实地感受到这座六百四十年雄关的姿容，领略冬日夜色中它那颇有些神秘感的韵致，深服胜迹自是非同一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当夜，长时未能入睡。也许是夜宿于一个非常所在，浮想联翩，思接古今，在我来说是及其少有的情况。由居庸关我联想到整个长城。对此，自过去而现在人们有着相当不同甚至极为殊异的评……”这是来自石英的《石英散文新作选》的节选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