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中国的又一个龙年,但这个龙年带给中国的却是多灾多难、天崩地裂……
时为新闻工作者,《龙年一九七六》的作者林道远亲历了一生当中最令人难忘又最不可思议的365个日夜。北京城的普通百姓,文工团的新老演员,军营里的机关干部……在新中国历史出现重大转折的龙年,他们,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又做了些什么?从巨星的陨落到唐山的毁灭,从高层的斗争到百姓的生活,从历史的推演到现实中的细节……这些,在记者、作家的笔下变得细腻、鲜活、真实,富有悬念和戏剧性。
1976年,那个大悲大喜、大彻大悟的龙年。中老年的怀旧、青少年的不解,在书中释怀。
林道远编著的《龙年一九七六》内容介绍:还记得不可思议的1976年是怎么度过的吗?记录民间生存细节,填补1976历史空白,不同读者耳目一新,长者可以看到自己,后来人会更珍惜今天……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领导人去世,“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提出类似两个“凡是”……中国经历了沉痛的一月,壮烈的四月,恐怖的五月,悲惨的七月,彷徨的九月,狂欢的十月,观望的十一月。历史不能只有宏观叙述。一起来翻阅《龙年一九七六》吧!
3月30日上午,以曹志杰为首的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27名成员,抬着亲手制作的花圈,从天安门广场的北面,列队走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他们把花圈摆放在纪念碑前,把悼词贴在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下面,然后举行悼念仪式。他们的悼词发出了“披荆斩棘、与党内外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呐喊,引起了轰动。周围的群众和他们一起默哀、致敬、宣誓、唱《国际歌》,群情激昂。此举,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亮相。
自从19日纪念碑上出现了第一个花圈以后,每天都有单位和个人前来敬献花圈,来自四面八方的队伍,很快汇成一股洪流。
“四人帮”急忙调兵遣将,企图阻止这股洪流。北京公安部门派出便衣,跟踪人群,记录送花圈的单位、人数,关闭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甚至下令纸店不向机关团体供应祭奠用的纸张。
30日当天,王洪文给“南京事件”定了性,向北京报界心腹打招呼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下令一律取缔。
觉醒的人们无所畏惧。为了捍卫周恩来,为了与“四人帮”做坚决的斗争,北京人民再一次涌向天安门广场,以战斗的姿态集合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之下。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成立于1973年秋天。原本是学习上海经验,按上海工人讲师团模式组建的,任务是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成员来自全市工矿企业文化程度较高的优秀工人。他们觉得讲师团牌子太大,改为理论组。
工人理论组的同志在参加首都一些政治活动中,目睹种种反常现象,逐步对“四人帮”产生不满。在江青私自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上,江青一伙公开点名攻击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江青以写信、送书和派人到部队、农村和中央机关煽动“批林批孔”,大搞非组织活动;周恩来逝世以后,他们肆无忌惮地压制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这些,使理论组的同志看到了“四人帮”的丑恶面目。
在理论组的活动中,他们更是处处受到“教育”。理论组的成员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听批判会。“取经”回来后,有的说:“大字报铺天盖地,千篇一律。”有的说:“会上的发言稿都是从报纸上剪下来,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搞运动的。”他们违心地按照当局的要求写讲稿,在厂矿进行“理论辅导”时遭到工人的批驳。在辅导毛泽东的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大会上,工人上台质问他们:你们说,“现在全国的形势一片大好,到处‘莺歌燕舞’、‘潺潺流水’,这符合实际情况吗?”他们听了无言以对,狼狈不堪。有的工人指责他们:“你们自己搞清楚没有,就跟着上纲上线扣帽子,搞四个现代化怎么是搞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两者有什么必然联系?”有些老工人说:“你们看看眼下的生产和工作,样样稀拉二五眼,你们应该讲讲,五几年那种建设的劲头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理论组的同志觉醒了。他们终于打破了沉默,决定趁清明节以敬献花圈的形式表达工人阶级的感情和意志。考虑到清明节“四人帮”会有禁令,必须提前行动,他们便采来松柏枝,找来木支柱和铅丝,连夜绑扎花圈。有的同志看白花太素,提出周恩来一生光辉,花圈上应该有光辉的体现,两位同志当即从厂里拿来金粉和银粉,星星点点,精心喷洒在花朵上。当晚,孙惠把起草的悼词拿给理论组副组长曹志杰过目,经商量,加上了“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等话语,公开落款“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部分成员”,27位成员一一签了名。赶在3月30日理论组活动时间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前。他们的悼念活动刚刚结束,北京市限制悼念活动的禁令正好传达到理论组。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曾是受到表扬的三个单位之一,他们这个花圈和悼词引起的反响不言而喻。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悼念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理由有三条:其一,悼词贴在“五四运动”浮雕下面;其二,悼词只字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其三,悼词中明确提出要“披荆斩棘、与党内外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由于理论组担负对全市工人进行“理论辅导”的任务,上面有时先将中央的新政策、新精神以及毛泽东的最新讲话事先通知他们,以便在中央向全国发布的同时对工人进行辅导,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上面的精神理论组早知道。这次他们的行动,许多人猜测中央是不是有了什么新的动向。
工人理论组的悼词被誉为“第一篇战斗檄文”。人们争先恐后地抄录着,人越来越多,便有人自告奋勇站了出来,以记录速度为大家朗读。抄的人走了一批又一批,念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天黑了,仍有上千人不愿离去。悼词看不清了,有人掏出了火柴,有人掏出了打火机,有人拿来手电筒,火光始终不灭。
“四人帮”的干将气急败坏,指责工人理论组“带了个坏头”。而三天之内,总工会却接到支持的信件200多封、电话400多个。
民谣唱道:“一月人民悲痛,二月人民睁开哭肿的双眼,三月人民在怒吼,四月人民投入决死的战斗。”P76-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