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编著的《胡适读书与做人》最大限度地呈现胡适的大智慧，以当年经典回应当今时代主题！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珍藏版！胡适，20世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纵横学界、政界、文化界的偶像和伟人！70载读书、做人的思想精华，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

胡适编著的《胡适读书与做人》精心编选了胡适在当时即引起很大反响的散文随笔之精要，彰显其治学、为人、处世的大师风范，以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

大半个世纪里，胡适一直备受争议，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文化学家、思想家的历史地位。阅读《胡适读书与做人》，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触摸胡适的思想精华。

一、读书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论短篇小说（1918年）

 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1920年）

 《吴虞文录》序（1921年）

 研究国故的方法（1921年）

 跋《红楼梦考证》（1922年）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1923年）

 读书（1925年）

 《官场现形记》序（1927年）

 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1929年）

 为什么读书？（1930年）

 九年的家乡教育（节选）（1930年）

 我的信仰（节选）（1931）

 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1年）

 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1932年）

 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1935年）

 治学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952年）

 大学的生活（节选）（1958年）

 找书的快乐（节选）（1959年）

二、做人

 归国杂感（1918年）

 贞操问题（1918年）

 不朽——我的宗教（1919年）

 少年中国之精神（1919年）

 新生活——为《新生活》杂志第一期作的（1919年）

 差不多先生传（1919年）

 “我的儿子”（1919年）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1920年）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1920年）

 寄吴又陵先生书（1920年）

 学生与社会（1922年）

 我对于运动会的感想（1922年）

 哲学与人生（1923年）

 爱国运动与求学（1925年）

 一个问题（1926年）

 人生有何意义？（1928、1929年）

 名教（1928年）

 做人与读书——致胡祖望（1929年）

 漫游的感想——麻将（1930年）

 科学的人生观（1930年）

 赠言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纪念（1931年）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1932年）

 信心与反省（1934年）

 再论信心与反省（1934年）

 三论信心与反省（1934年）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1934年）

 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1952年）

 工程师的人生观（1952年）

 大宇宙中谈博爱（1956年）

 容忍与自由（1959年）

 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1960年）

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

我现在做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我且先把我从前所主张破坏的八事引来做参考的资料：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一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这是我的“八不主义”，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从去年归国以后，我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又总括作四条，如下：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这是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主张。一笔表过，且说正文。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它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价值。

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出《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士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学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她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她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既不能表情，哪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活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什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二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P3-5

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胡适）恢复名誉吧。——毛泽东

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他是我们思想界的伟大领袖，他对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不可磨灭的。——李敖

我个人就认为，与胡适同一阶层，或更高阶层的中国文化巨人，不超过一百人。而在这一百位巨人中，适之先生是最近和最后的一位，却不是最低的一位。——唐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