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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淑萍编著的《论语(中国人的圣书)》通过对《论语》经典章节进行解读，将孔子教学、为人的精髓，生动活泼地呈现给读者，不仅内容丰富，可读性极强。

宋淑萍编著的《论语(中国人的圣书)》是中国经典中最好的一部，它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圣人的言行录，也是中国文学中最好的传记书。《论语(中国人的圣书)》通过对《论语》经典章节进行解读，将孔子教学、为人的精髓，生动活泼地呈现给读者，不仅内容丰富，可读性极强，而且评价客观，在《论语》解读中不可多得。

前言/027

第一章 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029

第二章 学——温故而知新/063

第三章 孝悌——仁之本/095

第四章 仁——克己复礼/111

第五章 礼——与其奢也宁俭/129

第六章 政者——正也/147

第七章 各言其志——较轻松的一面/165

 一、过而不改──是谓过矣/172

 二、直──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176

 三、惑──既欲其生、又欲其死/179

 四、交友──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181

 五、使乎！使乎！/185

 六、短文妙趣/188

 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90

第八章 关于《论语》/191

 一、《论语》在中国经典中的地位/193

 二、《论语》的编写/194

 三、论语这个名的意义/196

 四、《论语》的各种本子/197

 五、有关《论语》的疑义/198

 六、我们读《论语》/201

附录《论语》原文/205

第二章 学——温故而知新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论语集注》的作者宋朝朱熹的《观书有感》二首之一。源源不绝的活水，使方塘清澈似镜，映照天光云影、佳趣天成。人活着之所以美好，就在于能够学习，学习使人日日新，而精进不已，止于至善。孔子一生努力向学，并且也帮助努力向学的人，其实说“帮助”也并不全符合事实。孔子曾说：“颜回，并不是有益于我的，他对我的话无不悦服。”【《先进》篇，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说，音义同“悦”。】《礼记?学记》篇里有“教学相长”的话，如果教者因学者的发问而深思，那么就是学者有益教者。颜回是孔子许为“好学”的弟子，但说来孔子对他也有不满之处。我们觉得孔子一生做的最伟大的事，就是首先开科授徒──普及教育，导民于善。我们知道，在古代受教育是贵族的专利，一般平民是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由于平民没有机会受教育，民智未启，一般人的生活就如一泓死水，人生的境界永远无法提升，更不必说参与政治了。由于外族入侵，周室东迁，天子的势力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诸侯的势力。这就代表只要有力量，就可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角色。武力、智慧，都是力量，而学是提高智慧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孔子个人的思想相当开明，我们看他对仲弓说：“耕牛所生的小牛，长得浑身火红又头角方正。这样的牛，人们也许因为它的出身而不用它当祭品，难道山川的神会因为它是耕牛之子而不歆飨吗？”①孔子的时代，职位世袭的制度还很盛行，父死子继是当然之理，但孔子对这种制度深不以为然。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政治的好坏在乎人，所以为政要举贤才。圣主贤臣，政治自然清明，庸主奸臣，政治必定败坏，这是必然的。孔子对仲弓说的话，用“犂牛”比平民，“骍且角”喻贤而多能者，呼吁虽然身为平民，但若本身贤能，就应该在政治方面得到机会、崭露头角，看来世袭禄位的制度是孔子所不满的。开启民智，开采智慧的矿，最可靠，也可以说唯一的途径，那就是学。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②（《阳货》）

孔子说：“由，你听说过六种美德六种流弊的说法吗？”子路回答说：“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好仁义而不好学，便会流于愚蠢；好聪明而不好学，便会流于放荡；好信实而不好学，便会因拘于小信而害了自己；好直率而不好学，便会流于说话尖刻；好勇力而不好学，便会造成祸乱；好刚强而不好学，便会陷于狂妄。”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来冥思苦想，却徒劳无功，这不如学有益处！”

孔子重视学，自然有他充分的理由。从事实方面可以发现：仁、知、信、直、勇、刚，都是美德，但好德不好学，就流于：愚、荡、贼、绞、乱、狂，真所谓南辕北辙，令人徒叹。一个人之所以会对某问题持某种看法，一方面固然是受到外力（比如师长或书本）的影响，另一方面得之于个人体验者尤多。比如王贯英先生，他深深体会到了失学的痛苦、求学的重要，所以他以金钱、书籍帮助读书人。我们都曾做梦，庄子却因梦而使他的哲学思想圆融：有一次庄子梦见自己化为一只蝴蝶，展着彩色的翅膀飞舞，真是只美丽的蝴蝶，称心快意啊！一下醒了，梦碎了，惊觉庄周还是庄周，是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这个绮丽的梦，使庄子体验梦觉、死生的道理。只要我们认真体验，会处处有诗情、有真理，不是吗！我们回过头来说孔子的体验：他曾不吃、不睡，却苦思不得，事实证明，学最有益！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指常人天生的资质。习，指后天的教育，受习惯、环境的感染。】（《阳货》）

孔子说：“人本来的天性，是相近的；但由于后天教育和生活环境的不同，人和人之间就很不同了。”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朱注：或曰：“此与上章当合为一，‘子曰’二字，盖衍文耳。”这个说法颇合理。】（《阳货》）

孔子说：“只有上知和下愚是不能改变的。”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③（《雍也》）

孔子说：“对待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深奥的道理；那些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就很难让他了解深奥的道理了。”

孔子认为人大体分上、中、下三等。上智和下愚只是人类中的极小部分，其余绝大多数人都是中人才质，为善、为恶，全看后天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了──基于这种观点，孔子才特别强调学的重要。教育能提升绝大多数中等资质的人的人生境界，学习的价值就在于此。比孔子晚差不多一百年的孟子和荀子对人性也有精辟的见解：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上》）。什么是不忍人之心？当我们看见一个小娃娃爬到井边，快掉到井里去了，一种紧张和怜悯的心情，使我们立刻把他抱开。这只是人类同情心的自然而然的外在表现，我们这么做，当然不会是为了和小娃娃的父母拉交情，也不会是为了在地方上得好名声，更不会是害怕别人说我们见死不救！孟子由这种体验得出：人性本善。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仁义礼智等美德，乃人类固有，不待外求。但是，人性既本善，为什么还有坏人？孟子以为那是人不“思”，以致放失其心，做坏事、为恶行。解救之道是：“学”！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人性本善，人只要觅得放失的善心，发挥人性，就是学问之道。荀子以为“性”是天生自然的（见《性恶》篇），“善”既然和“性”有“离”的事实（所以世上有坏人），那么孟子的性善说就站不住脚了。荀子主张性恶，但性善、性恶也只是字面上看着相反，两说在哲学内容上并不全然相反。我们以为要了解哲学的内容，必先弄清楚哲学家所用的名词的涵义──比如儒家和老庄提出的“圣人”，境界完全不相同。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中，荀子是比较实际、很少对形而上感兴趣的一位。荀子认为性是“生之所以然”，“不事而自然”的、是天生自然的。荀子又说：“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性恶》）“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不苟》）“正理平治”是善，“偏险悖乱”是恶，治乱是善恶的标准。“礼义”是治是善，“非礼义”是乱是恶。荀子用和现实生活发生关联的治乱、礼义、非礼义来界定善恶。举例说：人性都好利，如果顺性而为，那么必生争夺。我们看社会上频传的经济犯罪和盗窃、抢掠案！人性好忌妒，如果任性，那什么害人勾当做不出来！人都贪口腹之欲，又好声色，若任性而为，那人和禽兽有什么不同！我们透过《荀子?性恶》篇所举的例子看，他所说的“性”，实际就是“欲”，饿了要吃、困了要睡、累了要休息，是人自然的欲念，凡人都一样。所以荀子说：“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于小人，其性一也。”“性恶”欲念本身本无所谓善、恶，但如果顺性而为：饿了就顺手拿面包店的面包！他那么多钱，我也需要钱，把他的钱弄点来花花！好了，偷、抢的事件就发生了，社会就乱了。顺性的结果是乱，结果为恶，所以归因于恶──性恶论就成立了。性既为恶，而人性都一样，那么社会上的好人从哪里来的？学！“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这“伪”字要特别仔细！伪不是伪装，不是伪君子，“伪”是人为，性是天生自然。伪是后天人为，是发挥人为力量而促成的，那人为的力量，自然就是学。由于荀子对人性深刻的认识，所以他特别重师、劝学（《荀子》第一篇就是“劝学”）！P65-70

我的书房里，书籍更替的频率很高，但有一套书一直安安静静地放着。这套书分量不小，长长一排多达六十多册，书脊为青莲色，上面的书名为白色，而封面的底色则是象牙色。这套书的总名，叫《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每册分别是一种重要经典。书的初版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品，一算，已经三十多年了。

时报出版公司出过我的不少书，因此很熟。有一次，我对莫昭平社长说，希望能邮寄这一套书给我，我自己买了背回来就太重了。莫社长说：“这是给青少年读的，您也要？”我说：“我也要。我在台北的书店已经翻阅过多次了。”于是，两箱子书，很快就寄来了。

我关注这套书，是因为它对于中华文化与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令人愉悦的回答。而这个问题，在很多学者那里，却总是处理得那么片面，那么极端，那么铺张，那么艰涩，那么繁琐，那么纠缠不清。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这套书的优点。

第一，这套书，坦陈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

凡是把中华文化搞复杂的，绝大多数是陷于一隅一角，守一家，偏一学，张一经，析一谋，而无视其余，或不知流转，结果，硬筑壁垒，徒生龃龉。很多人认为，青少年没有时间和能力领略整体，只能让他们背一点古训、啃一些古诗。其实这是一条歧路，既把中华文化削薄了，又把青少年做小了。这就像我们领着学生看长城、游黄山，必须先让他们俯瞰雄伟整体，惊叹天地大美，而不是立即让他们埋头去玩弄一砖一石，一花一鸟。眼前这套书，把中华文化的主要典籍，不管是哲学、历史、诗歌、小说、散文，科技、宗教、杂学，都一一收录，可谓洋洋大观。不难想象，当青少年读者得到这套书，在还没有细读之前，光看书目就已领悟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浩荡规模。这种领悟，既开拓了他们的文化认识，又鼓励了他们的文化选择，在人生的起始阶段至关重要。

其实，这套书的开阔胸襟、坦然情怀，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第一品性，与数千年历史相关，与五湖四海相关。如果不知这种第一品性，也就失去了根本。

第二，这套书，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人生质感。

好端端的中华文化为什么总是变得令人却步、甚至令人厌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少浅尝辄止的文化人总喜欢把我们的古人塑造成喋喋不休的玄学家、道学家、书呆子。好像，我们的祖先只会板着脸在居高临下地教训人，说着一些成语化的简单四字句，不容商量，不容讨论，没有性格，没有脾气，不准顽皮，不准游戏。但是，眼前这套书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我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说：“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我的这段话，大体说明了我不赞成那种过于学术化、滥情化的中国文化表述，而赞成这套书的原因。我为什么特别要对北大学生说明？因为对年轻人来说，更应该尽早解除那种貌似深沉的误会。这种误会，目前在很多高校里都很流行，不少教授把自己那些取材狭窄的论文当作了课堂讲述内容，而越是浮薄的社会气氛又越容易把晦涩当作学问。于是，好好一个可爱的大结构，被裁割成了可厌的小条块。  第三，这套书，测试了中华文化的时间张力。

我所谓的“时间张力”，也可以称之为“跨时代延伸度”。这个问题，是一切古老大文明都遇到过的。事实证明，比中华文化更年老的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摩亨佐?达罗文化、克里特文化等等都缺少足够的时间张力来构成与现代的对话。成功实现了对话的只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并由此开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华文化延续至今而未曾中断，而它与现代对话的可能，还在测试过程中。

从近代以来，这种对话已经开始，但进行得非常艰难，很少成功。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都投入了，但章太炎、王国维在晚年都删削了自己的现代行止，陈寅恪则由于社会变迁和身体障碍也无法继续推进。其他被后人誉为“国学大师”的诸位学人，在这种对话中基本上停留在一些介绍性、引进性的文化枝节，而又于社会民众基本无感。这一点，只要与欧洲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数百年间知识分子在一切公共空间中的巨大作用相比，即可明了。我曾一再论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对话中真正做成的两件事，是破读了甲骨文、推广了白话文。其他事端，则离文化本体太远。

眼前这套书，虽然浅显，却以白话文裹卷着现代思维常识愉快地拜访了传统文化，有一种新鲜感。例如，它为一本本古代经典分别取了一个个现代标题，这也是它当年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它为《论语》取的标题是《中国人的圣书》，为《孟子》取的标题是《儒者的良心》，为《老子》取的标题是《生命的大智慧》，为《庄子》取的标题是《哲学的天籁》，为《墨子》取的标题是《救世的苦行者》……这一些，对诸子百家而言，都相当贴切。

这些标题，是现代开启古代的钥匙，表现了编写者的今日情怀，并由此可想见书中的思路和语气。我感兴趣的还有以下这些标题：

《泽畔的悲歌》（楚辞）；

《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

《一位父亲的叮咛》（颜氏家训）；

《汉代财经大辩论》（盐铁论）；

《瓜棚下的怪谭》（聊斋志异）；

《文学的御花园》（文选）；

《袈裟里的故事》（高僧传）；

《净土上的风烟》（洛阳伽蓝记）；……

仅举这些例子，大家也许已经能够感受到白话文的特殊魅力。在这些白话标题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孩子们惊喜的眼神。本来，他们的眼睛也许早已因那些太古老、太自守的书名而黯淡。

如果让古代仍然蜷缩在古代，或者封存在一个刻意营造的“伪古代”，那么，对话就停止了，张力就消失了，延伸就中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为青少年阐述古代经典，并不是大人对于小孩的恩惠，而恰恰是大人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有可能带来古老文化的整体转型。这就怪不得，在欧洲，一直有很多才高名显的现代权威，不惜放下身段来做“经典新写”的事情。

说了以上三个优点，这套书还给了我一种特别的“暗喜”。那就是，目前中国大陆传媒间掀起了一种低层次的“民国文化”崇拜，把兵荒马乱中某种初步的西学引进和临时的文教努力，当作了至高无上的楷模，在国际学术界闹了大笑话。好了，这套书的编写者，恰恰是几十年前台湾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多数是从大陆过去的，应该说是“民国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应该最有资格评判“民国文化”了。但是，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民国以来，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遗憾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  那么，这套书也可以提醒大陆的读者，不要把民国以来的“文化触礁”，继续夸张为“波澜壮阔的文化碰撞”。不，触礁就是触礁，那种“波澜壮阔”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新的航程，需要重新谋划，重新开启。

除了承认“触礁”的诚恳外，这套书的编写者还表现出了另一种诚恳，那就是肯定“这套书必然仍有不少缺点，不少无可避免的偏差或遗误”。为什么“必然”和“无可避免”？因为工程太大，经典太多，时间太远，而当代文化思维的变化又实在太快。为了写这篇序言，我认真翻阅了这套书中的部分内容，发觉其中的主要缺点，并不是“偏差或遗误”，而是功力。什么功力？那就是横跨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思维功力和表达功力。以我看，这套书的编写者们对古典的讲解能力不错，但在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共通内涵挖掘上还缺少足够的深度，而现代文字的表达也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准。这就需要新一代的学人和作家来继续做这件事，因为这套书毕竟编写于三十多年前，已立草创之功，已开风气之先。

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大陆学人抱有更大的希望。大陆由于政治运动，曾经中断过对古典文化的亲近，但毕竟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大陆在文化体量上的宏大气势，在风雨岁月中的深刻体验，在历史转型中的国际认知，有可能产生对中华文化更透彻的感悟。而且，由于人才的绝对数量十分惊人，那种能够融汇古今的文字杰作也容易期待。

那么，这套书，又成了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呼唤。

是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