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下)》全书上下二册，凡60万字，事无巨细，资料来源多参照苏轼作品和宋人笔记等文献资料，一一标明出处，参考书目达200多种。内容的选取上，作者李一冰独辟蹊径，十之八九的内容取自东坡诗词，从大处着眼，细处落笔，为我们勾勒出东坡充满传奇的一生和不平凡的际遇，更加真实可信。作者文笔汪洋恣肆，典雅细腻，既以大宋朝为宏观参照写出了苏东坡颠沛流离的一生，又以苏东坡为微观视角道尽了大宋朝的风雨跌宕和内外变局。

苏东坡传世的文章、轶事极多，诗词更为一代巨匠，难有匹敌。东坡一生历经坎坷，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师，穷则食芋饮水为南荒逐客，因此胸臆中积郁一腔难平之气，不吐不快，所作诗词两千余首，皆是从性情深处倾泻出的真情感。 《苏东坡传(下)》便是介绍他生平的书籍。

李一冰的《苏东坡传(下)》十之八九取材自东坡诗词，参照其他文献资料，勾勒出他一生不平凡的际遇。以诗人少有的人生经历，与其心血结晶的诗作相印证，使一个活生生的苏东坡跃然眼前。

第九章 书斋内外

一、一家融融

二、苏门六君子

三、王巩

四、画友

五、文字生涯

六、书法

七、绘画

八、书斋文物

九、宴游和谐谑

十、重结西湖缘

第十章 杭州去来

一、储粮防灾

二、吏治

三、治六井·开西湖

四、僚友

五、方外交

六、救灾和水利

七、奉诏还朝

八、破琴之梦

九、竹寺题诗案

十、东府感旧

第十一章 颍州·扬州·定州

一、颍水之鱼

二、颍扬之治

三、广陵生活

四、初和陶诗

五、二次还朝

六、再被围攻

七、丧偶

八、太后崩逝

九、守边定州

十、再遭谪逐

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

一、远谪南荒

二、过岭

三、初到惠州

四、借刀杀人之计

五、劳己以“为人”

六、服食养生

七、朝云之死

八、惠州和陶

九、白鹤峰新居

十、又贬海外

第十三章 海外东坡

一、海南风土

二、食芋饮水

三、房屋风波

四、读书著作

五、家人朋友

六、采药与造墨

七、别海南

第十四章 北归

一、秦观之丧

二、广州·英州

三、韶州

四、虔州

五、归程何处是

六、染疾

七、逝世

八、浩气不亡

九、子孙

十、身后

后记

四、初和陶诗  

苏轼在颍州日，与欧阳叔弼闲谈，说到陶渊明隐居栗里柴桑间时，非常贫困，饭也不一定能够吃得饱，有个在附近做大官的朋友颜延年，常来与他对酌，：知道他的家境，特意留钱二万相赠，他却不存一文，全部送去酒店，留待日后慢慢取酒。

又一日，苏轼偶读唐书，看到代宗朝的宰相元载，酷好积聚，贪得无厌。至大历十二年获罪赐死时，籍没他的家财，单是所藏胡椒一项，多达八百石之巨。胡椒只是一种用得极少的调味料，何用囤积那么多，人性的愚昧，有时简直不能理解。苏轼感慨之余，作了一首以元载与陶潜比论的长诗：

渊明求县令，本缘食不足。束带向督邮，小屈未为辱。翻然赋归去，岂不

念穷独。重以五斗米，折腰营口腹。云何元相国，万钟不满欲。胡椒铢两多，

安用八百斛。以此杀其身，何啻抵鹊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烛。

这是苏轼以陶渊明的廉介淡泊，印证人以宝贵的生命，殉于物欲的可悲，致其衷诚的感叹。

渊明是个孤独而又贫困的隐士，他的诗作，不但生前无人重视，即使身后，自晋末以至南朝，都还未曾受到应有的评价，如钟嵘《诗品》，虽称其诗，但却将它列为“中品”。

陶诗受到普遍的重视，须至唐代开始。大诗人李白、杜甫，对于陶渊明诗的风格，予以最早的揄扬自居易特别重视渊明高洁的人品，寄以无限的敬慕，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都曾摹拟过陶诗，但他们只是欣赏他，没有研究他。

到了宋朝，陶渊明研究，突然出现了高潮，据文献记载，赵宋一代，编刻陶集达十七种以上，评论到陶渊明作品的诗话和笔记，有七十余种之多，此与宋朝文风崇尚平淡，当然有密切的关系，但苏轼以一代文宗的地位，晚年尽和陶诗的努力，对于这个研究风气的开创具有很大的影响，如轼和《归去来兮辞》，传至亩师大家鲁相和作。人言．“一夕之间。陶渊明满人目前矣。”即是一例。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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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书斋内外一、一家融融二、苏门六君子三、王巩四、画友五、文字生涯六、书法七、绘画八、书斋文物九、宴游和谐谑十、重结西湖缘第十章 杭州去来一、储粮防灾二、吏治三、治六井·开西湖四、僚友五、方外交六、救灾和水利七、奉诏还朝八、破琴之梦九、竹寺题诗案十、东府感旧第十一章 颍州·扬州·定州一、颍水之鱼二、颍扬之治三、广陵生活四、初和陶诗五、二次还朝六、再被围攻七、丧偶八、太后崩逝九、守边定州十、再遭谪逐第十二章 惠州流人一、远谪南荒二、过岭三、初到惠州四、借刀杀人之计五、劳己以“为人”六、服食养生七、朝云之死八、惠州和陶九、白鹤峰新居十、又贬海外第十三章 海外东坡一、海南风土二、食芋饮水三、房屋风波四、读书著作五、家人朋友六、采药与造墨七、别海南第十四章 北归一、秦观之丧二、广州·英州三、韶州四、虔州五、归程何处是六、染疾七、逝世八、浩气不亡九、子孙十、身后后记  为苏东坡写传记，绝对不愁资料贫乏。东坡那枝天生健笔，似乎随时都在不停地挥洒，学问既渊博，兴趣又那么广泛，所以著述之丰，虽经长时期“元祐党禁”的摧毁，传世之作，还真不少。如以文集而言，明成化吉安知府程宗刊东坡全集，源出苏门定本，其内容包括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集十五卷、内制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应诏集十卷、续集十二卷，合为七集，总计有一百一十卷之多，而集外的书简、题跋、杂文、短记之类，还不在内。

东坡自己的文字，当然是其传记之第一手好数据。不过，做文章的目的，总是以写给别人看的为多，大抵是对身外的事物，发表其一定范围内的主张或意见，其间不免受环境的拘牵、地位的限制，不能完全是作者的本来面目，与纯粹发挥个人性情，抒写内心情感的诗歌，就塑造人物形象的数据价值而言，其质地精纯的程度，文不如诗，显然可见。

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胸臆间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这痛苦而又孤独的人生路上，习于写诗，综自青年时代，自蜀入汴的“南行”开始，直至客死常州为止，四十余年，不断写下的诗篇，传今者二千四百余首。不论是当哭的长歌，还是欢愉的短唱，全是从他性情深处倾泻出来的真情实感，生命中自然流露的天真，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一工作上，此是血肉材料的无上宝库。我写东坡传记，取材于他的诗作者，十之七八，意即在此。

因为要运用苏诗做苏传的材料，便不能像平常讽诵一样，兴到吟哦，十分享受，此时，须从一字_句之间，推敲诗中蕴含的真意。我在着手之后，始觉此事，大不容易。

中国诗歌的传统，与西洋不同，抒情与叙事并重，东坡和杜甫一一样，皆非纯粹的抒情诗人，而以写实为主，许多作品后面，常有特定的事实背景，或包涵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内，若不明了他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不体察他所遭遇的经验事实，就无法真正读懂他的诗意。

而东坡一生的遭遇，却又甚不平凡。达则金马玉堂为帝王的师傅，开府州郡为封疆的大吏；穷则为大庾岭外的南荒逐客，桄榔林中食芋饮水的流人。他见识过贵族门第里的骄奢淫乐，也体验过闾巷小民们的贫困和无助，很少有人的生活经验，像他一样复杂，以一身而贯彻天堂和地狱两个绝对的境界，所以要熟知他的经验，就成为非常不易的功夫。

不能熟知他的经历，就不能充分了解苏诗；不能充分了解苏诗，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高文典论，常是披在外面的锦绣袍褂而已，不足尽以为据。

说到读苏诗之类，前人言者甚多，而以南宋人陆放翁，知之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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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逝世七十余年后的南宋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年)，陆放翁在成都安抚使衙门里做参议官，同年六月，朝廷派范成大来做四川制置使，这两位诗人聚在一起，便常谈诗说艺，屡屡论及东坡。因为放翁是个闲官，富有时间，石湖居士就劝他研究苏诗，以遗后学，放翁逊谢不能，范不相信，放翁提出两联坡诗，其一为：“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其二为：“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问他该作何解?范答：

“东坡被窜黄州，自忖不复再被朝廷收用，所以说‘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年，朝廷召复元祐旧臣，所以说‘己致鲁诸生’。——想来不过如此。”

“这就是我所以不敢从命的缘故了。”放翁慨然道：“从前朝廷以三馆养士，储备将相之才，到元丰年间实施新官制，把三馆一起撤销了。东坡旧时曾直史馆，但自谪为散官，史馆之职，削去已久，至此，连这个老窠也被废去了，所以说‘九重新扫旧巢痕’。——东坡用事之严如此。”

  “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这两句诗，原是东坡从海外北归，再度过大庾岭时，所作《予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诗的最后一联，用的典故是叔孙通为汉高祖定朝仪，征鲁国诸生三十余人到中央政府来做事，当时有两个鲁生，拒不应召，遂被叔孙通笑骂为“若真鄙儒，不知时变”。

东坡写此诗时，他两兄弟的情况，正如放翁所言：

“建中初年，韩(忠彦)、曾(布)二相得政，尽量收用元祜旧臣，即使无法在朝中占据位置，也都被任为封疆大吏，唯有东坡兄弟，只领一份宫观祠禄的干俸，不被重用。”

但东坡诗只从正面说“朝廷已经征召了鲁国诸生”，暗中却隐藏着“不能致者二人”之意，自嘲与子由该为不知时变的“鄙儒”。放翁感叹道：

。r如这两句诗，意深语缓，若不明了当时的情况，便不容易窥测。”

放翁随后又举了一个“白首沉下吏，，绿衣有公言”的例子，认为若未读故老孙勰的诗跋，便不知绿衣所指何人，她又说了什么话，如此就无法看懂这两句诗语，所以放翁的结论是：

“必皆能知此，然后无憾。”

石湖居士听了，也叹息道：“如此诚难矣!”

理解苏诗，在陆放翁、范石湖那个时代，确然如此，但后来以爱读苏诗者之众，从事批注苏诗的人，传有百家以上，若能仔细读注，困难未必不解。

注苏最早的本子，当以崇宁大观年间赵次公等的《苏诗五注》为先，距东坡谢世还不过几年，次则南宋绍兴初年(公元一一三一年)赵夔等的《苏诗十注》、王十朋的《苏诗百家注》等，皆其著者。

注本虽多，但是并不理想，所以范成大要劝放翁再事研究，放翁当时不敢担当这一工作，后来吴兴施元之、施宿父子却以两代数十年不断的努力，综核前人诸说，重新增编补订，成施注本，以繁征博引、诠解详各称誉士林。这个规模大具的注本，刊版于南宋嘉泰二年(公元一二。二年)，放翁作序，前面那段与范成大对话的回忆，就见于放翁所作《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这时候，政治上的元祐党禁，虽己解除，但治苏学还是忌讳，施宿因为出版此书，遭人蜚议而被罢官，所以传本甚为稀少。

明人好选评而薄笺注，而他们的选评，事实上只是借东坡这块招牌，来发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而已，故而晚明公安派诸君子虽极推重东坡，但在研究上，却不甚有用。

直至清代学者才将施注本发掘出来，各以其专门知识来加以补充，如海宁查慎行撰《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以详于考证地理为其特色；冯应榴编《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则精于考古，两书皆颇流行。

后来商丘宋荦(牧仲)得施注宋椠本于江南藏书家，他便动员门人邵长蘅、顾嗣立、李必恒和儿子宋至等为之删订编补，又大力搜求施本未收遗诗四百余首，为《苏诗续补遗》上下二卷。邵长蘅承担此一工作时，又发现放翁所说难处之外的另一重困难。

盖因东坡于书无所不读，经传子史之外，不论佛经、道藏、小说、杂记，到手皆读，因此，他的知识范围，无边无际，加以生活经验又那么丰富，见闻宽广，皆非常人所及，东坡自己固然富有统驭文字、驱策书卷的才气，可以不限题目，牛溲马勃，皆以入诗，取材可以不择精粗雅俗，嘻笑怒骂，街谈巷议，信手拈来，皆成佳咏。如沈德潜《说诗啐语》日：“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镕铸。”但是后世读者，学问识见，两不如他，而欲深切了解苏诗内容，时遇困难，依然不免，如邵长蘅作《注苏例言》十二条，其中一条便说：

诗家援据该博，使事奥衍，少陵之后，仅见东坡。盖其学富而才大，自经

史四库，旁及山经、地志、释典、道藏、方言、小说以至嬉笑怒骂，里媪灶妇

之常谈，一入诗中，遂成典故。故日： “注诗难，而注苏尤难。”

所幸施氏父子合数十年精力所成的注本，“征引必著书名，诠诂不涉支离”，详赡疏通，学者都认为是自有苏注以来的第一善本。再加邵长蘅等的删补和整理，稍后复有乾隆名士翁方纲的《苏诗补注》八卷，考订尤称精详。至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一九年)，王文诰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更是综合苏注之大成，附载《总案》四十五卷，在考核事迹这一方面，贡献更多。大家之诗，从来以热心注杜(甫)者为多，但亦不过数家，内容芜杂肤浅，不为识者所取，而苏诗注本，前有施氏父子的辛勤建树，后有清代学人不断的整补，这份丰富的前贤业绩，在研究东坡生平这个工作上，帮助很大，这是必须要先加说明的第一点。

两宋之人，好写杂记短文，而且凡有著录，几乎没有不道及东坡的。历史人物中，像他这样被人津津乐道，有那么丰富的记录传下来者，实在不多。这表示东坡立身行事、言论风采，都深深印入同时代人的心坎中，大家对他具有真诚的爱慕，对他抱有无限的同情之故。

但也有人说，此乃由于东坡主盟当时的文坛，凡是弄弄笔杆的，直接间接都曾沾过苏门雨露，所以如此。其实也不尽然，如欧阳修，岂不是开创一代文运的宗师，道德文章，无懈可击，但其身后，虽不如他自料那么凄凉：“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但宋人著录中说到他的，便满不如他这门生，那么风光热闹。

东坡为人，胸怀旷达，谈笑风生，使得所有亲炙过他风采的人，毕生难忘这位光风霁月的长者，欢喜记述他的逸闻轶事，即使没有著录，好多年后，也要向自家子弟谈论当年旧事，珍视这份记忆，而这些晚辈又根据父兄的传述，笔之于书，虽然并不一定皆是“实录”，但除东坡自己的写作外，这类同时代人的记录数据，自然最值得重视。

首先要注意的，应是苏门弟子的著作。他们有最多的机会，与老师朝夕从游，亲承言笑，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无人可比，而且传统上，门人弟子的记述，其价值亦常仅次于自作。此中，如黄庭坚、晁补之，就有很多题跋短文，记及师门，陈师道有《后山丛谈》，张耒有《明道杂志》，李□有《师友谈记》，张舜民有《画墁录》等，皆其著者。不过《后山丛谈》这本书，有些记事，却不真实，有人疑是后人羼入的传说，甚至怀疑它是托名的伪书，所以引用之前，仍须斟酌。

至于东坡朋友的著作，如王巩有《甲申杂记》《随手杂录》二集，孔文仲的弟弟平仲有《孔氏谈苑》，晁家兄弟中的晁说之有《晁氏客语》；曾为东坡僚友者，赵德麟有《侯鲭录》《宾退录》两书，李之仪有《姑溪集》等，他们都是曾与东坡同游共事的朋友，见闻真切，所记应皆可信。

东坡的世交后辈，将得自父兄的传述，作成著录者，亦复不少。如《春渚纪闻》的作者何蘧，他是北宋著名兵学家何去非的儿子。东坡非常欣赏去非的兵学，元祜间曾向朝廷奏荐其人，自是知交。作《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等书的叶梦得，是东坡进士同年叶温叟的侄孙；作《萍洲可谈》的朱或，、是东坡旧识朱行中(服)的儿子；作《冷斋夜话》的惠洪和尚，与黄山谷交好，所记以闻诸山谷者为多；刘廷世的《孙公谈圃》，系孙君孚(升)的语录，而君孚与东坡是元祜同朝的僚友；朱弁(少章)的《曲洧旧闻》，记事最为谨严，他是晁以道的侄婿；作《挥尘前录》《挥尘后录》的王明清，他的母亲是曾布的孙女，故家旧闻，所记亦多可采；蔡京的儿子蔡绦，有《铁围山丛谈》，传述东坡遗事，态度也还公正。

  邵雍后人邵伯温、邵博父子作《邵氏闻见录》《闻见后录》，一个主苏(轼)，一个主王(安石)，态度不同。伯温对荆公成见甚深，甚至冒苏洵名伪作《辨奸论》，冒张方平名伪作《苏洵墓表》，目的皆在攻讦王安石，为清人李绂所揭破，其作伪也如此，所以即使热烈誉苏，其言也不可随便相信了。

邵书中广被流传的，说东坡自黄州过金陵见王安石，剧谈“大兵大狱”那一段故事，实在非常荒谬。就当时两人的地位情况而言，一个是政治理想落空，韬晦金陵的隐者，一个是性命几被现实政治所吞噬，甫自谪所归来的罪官，绝口不谈政治，乃是情理之必然，何况王苏二人，以前政见相左，正因此时皆已退出了政治舞台，才有这次私人会晤，怎会一见面就放言高论时政起来，且被描写得戟指誓言、口沫横飞，又岂是同为历史上第一等人物的荆公与东坡的风度?然而这个故事，连正史本传里也采用进去了， 《宋史》之为人诟病，绝非无故。

又如费兖的《梁溪漫志》，记述一个买屋焚券的故事，说东坡从海外北归，住在阳羡(宜兴)，托邵民瞻代买一座住宅，尚未迁住进去之前，一夜，与邵月下散步，听得有一妇人在屋内恸哭，其声甚哀，问知即是所买宅子的旧主，在那里伤心，东坡心生不忍，就在这老妪面前，焚毁屋券，也不收回产价云云。

这个故事，写得甚美，惜非事实。东坡确然是个同情心浓厚，不辞“从井救人”的人，但他北归行程，舟至仪征，即已患病，止于常州，就遽尔谢世了，根本没有到得宜兴，又何来月下散步，对妪焚券之事?

凡人都有英雄崇拜的潜意识，喜欢为历史人物造作神话，表示欢喜赞叹，这不过为满足自己的情绪而已。虽是好话，亦不能尽信；另一方面，也有浇薄文人，捏造东坡违反伦常的畸恋故事，胡说东坡自少好赌，以诬枉古人，惊世骇俗，自高身价。这两种不健全的心理，都足以歪曲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东坡一生，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他自己从不在乎毁誉，毁誉亦不足以轻重东坡，不过我们从史论人，总须求真求实，而前人著录，真赝杂糅，甄别取舍之间，确也煞费心力。

披沙拣金，虽是辛苦，但在笔记数据中，确也偶有片言只事，恰如灵光一闪，有“风神尽见”之功，此在皇皇巨著中，每不易得，是中亦有佳趣。

四时辍者好多次，直到一九八O年的冬天，才算写完最后一章，自己从头检阅一遍，深感学殖荒落，老而无成，居然要写像东坡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历史人物，颇似瞎子摸象，实在有点荒谬，未免愧汗，本来不敢出手示人。

不料翌年春天，我又忽然要有海外之行，而且此去国门，还不知何时能够回来，“远适异国，昔人所悲”。当时的心情，充满了茫然空虚的感觉，检点旧居，所幸环堵萧然，只有几册破书，别无长物，倒还没有什么麻烦，只是书架下面积此一迭千余页的原稿，偏觉处置为难，携带它漂洋过海，非但不便，而且毫无意义，但寄存他处，时日久长，怕又难免“用覆酱瓿”的命运。

设想至此，马上记起我写东坡在常润道中，初赏江南地方骀荡春光这一段时，适值台北盛夏，挥汗如雨，我则伏案走笔，如从坡公同游罨画溪上，浑忘酷热，直至衣巾尽湿，而不改其乐。又有一次，狂台过境，窗外风声怒啸，一灯如豆，我则绕室徘徊，一心体味东坡渡海，“子孙恸哭于江边”的那幕惨剧。此情此景，都还如在眼前，于是我想，无论如何，这部稿子，总是真诚落笔，费了好几年心力的结果，不能轻自抛弃。

行前，偶然和朋友说起此一烦恼，即承吾友刘显叔兄和陈烈夫人为我热心介绍联经公司，惠予出版，使我顿觉两腋生风，无牵无挂地离开了台北。此时回想起来，也实在有点好笑，人都有自寻烦恼的毛病，譬如当年我不做这件写书的傻事，则也没有后来那段烦恼，若无刘兄伉俪慨然相助，则我现在还要为这份稿子牵肠挂肚，多不痛快，所以，我必须于此，对帮助我的朋友郑重致谢。

一九八一年四月杭人李一冰自记于美国新泽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