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十八讲》是吕思勉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一经出版，颇受读者们的欢迎，曾数次重印。

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通史的编著和写作经历了集中的高产期，再到如今各类通史著作的重新整理出版——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看来，其中较好的有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吕先生治学严谨，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尤其得当时风气之先，独辟蹊径，着重从“文化”的视角梳理我国的“典章制度”，以及对中国历史“理乱兴亡”，乃成此书之独特。

《中国文化十八讲》的主要内容分为十八个方面来讲述中国文化，分别是：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

《中国文化十八讲》由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吕思勉著。

第一讲 婚姻

第二讲 族制

第三讲 政体

第四讲 阶级

第五讲 财产

第六讲 官制

第七讲 选举

第八讲 赋税

第九讲 兵制

第十讲 刑法

第十一讲 实业

第十二讲 货币

第十三讲 衣食

第十四讲 住行

第十五讲 教育

第十六讲 语文

第十七讲 学术

第十八讲 宗教

《易经》的《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这是古代哲学家所推想的社会起源。他们以为隆古的社会，亦像后世一般，以一夫一妇为基本，成立一个家庭，由此互相联结，成为更大的组织。此等推想，确乎和我们根据后世的制度，以推想古代的情形的脾胃相合。所以几千年来，会奉为不刊之典。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却大是一个疑问了。

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几千年，社会的情形，却已大有改变了。设使我们把历史抹杀了，根据现在的情形，去臆测周、秦、汉、魏、唐、宋时的状况，那给研究过历史的人听了，一定是一场大笑话，何况邃古之事，去今业已几万年几十万年呢？不知古代的真相，而妄以己意推测，其结果，必将以为自古至今，不过如此，实系因缘起灭的现象，都将认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更。这就将发生许多无谓的争执，不必要的保守，而进化的前途被其阻碍了。所以近几十年来，史前史的发现，实在是学术上的一个大进步。而其在社会组织方面，影响尤大。

据近代社会学家所研究：人类男女之间，本来是没有什么禁例的。其后社会渐有组织，依年龄的长幼，分别辈行。当此之时，同辈行之男女，可以为婚，异辈行则否。更进，乃于亲族之间，加以限制。最初是施诸同母的兄弟姊妹的。后来渐次扩充，至凡同母系的兄弟姊妹，都不准为婚，就成所谓“氏族”(sib)了。此时异氏族之间，男女仍是成群的，此一群之男，人人可为彼一群之女之夫；彼一群之女，人人可为此一群之男之妻；绝无所谓个别的夫妇。其后禁例愈繁，不许相婚之人愈多。于是一个男子，有一个正妻；一个女子，有一个正夫。然除此之外，尚非不许与其他的男女发生关系，而夫妻亦不必同居，其关系尚极疏松。更进，则夫妻必须同居(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关系更为永久，遂渐成后世的家庭了。所以人类的婚姻，是以全无禁例始，逐渐发生加繁其禁例，即缩小其通婚的范围，而成为今日的形态的。以一夫一妻的家庭，为原始的男女关系，实属错误。

主张一夫一妻的家庭，为男女原始关系的形态的，不过说：人类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猿猴已有家庭，何况人类？然谓猿猴均有家庭，其观察本不正确(详见李安宅译《两性社会学》附录《近代人类学与阶级心理》第四节。商务印书馆本)。即舍此勿论，猿猴也是人类祖先的旁支，而非其正系。据生物学家之说，动物的聚居，有两种形式：一如猫虎等，雌雄同居，以传种之时为限：幼儿成长，即与父母分离，是为家庭动物。一如犬马等，其聚居除传种外，兼以互相保卫为目的；历时可以甚久，为数可以甚多，是为社群动物。人类无爪牙齿角以自卫，倘使其聚居亦以家庭为限，在隆古之世，断乎无以自存，而且语言也必不会发达。所以原始人类的状况，我们虽不得而知，其为社群而非家庭，则殆无疑义。猿类的进化不如人类，以生物界的趋势论，实渐走上衰亡之路，怕正以其群居本能，不如人类之故。而反说人类的邃初，必与猿猴一样，实未免武断偏见了。何况人类的性质，如妒忌及性的羞耻等，均非先天所固有(此观小孩便可知。动物两性聚居，只有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两种形式，人类独有一妻多夫，尤妒忌非先天性质之明证)；母爱亦非专施诸子女等，足以证明其非家庭动物的，还很多呢。

现代的家庭，与其说是源于人的本性，倒不如说是源于生活情形(道德不道德的观念，根于习惯；习惯源于生活)。据社会学家所考究：在先史时期，游猎的阶级极为普遍。游猎之民，都是喜欢掠夺的，而其时可供掠夺之物极少，女子遂成为掠夺的目的。其后屡遭报复，往往掠夺之后，遗留物件，以为交换。此时的掠夺，实已渐成为贸易。女子亦为交换品之一。是为掠夺的变相，亦开卖买的渊源。掠夺来的女子，是和部族中固有的女子，地位不同的。她是掠夺她的人的奴隶，须负担一切劳役。此既足以鼓励男子，使之从事于掠夺，又婚姻之禁例渐多，本部族中的女子，可以匹合者渐少，亦益迫令男子从事于向外掠夺。所以家庭的起源，是由于女子的奴役；而其需要，则是立在两性分工的经济原因上的。与满足性欲，实无多大关系。原始人除专属于他的女子以外，满足性欲的机会，正多着呢。游猎之民，渐进而为畜牧，其人之好战斗，喜掠夺，亦与游猎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猎)，而其力且加强(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群；营养佳良，体格强壮之故)，牧群须人照管，其重劳力愈甚，而掠夺之风亦益烈。只有农业是源于搜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级的农业，亦率由女子任其责。其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所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操于女子之手。土田室屋及农具等，率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愿女子出嫁，女子势亦无从出嫁；男子与女子结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为附属品。此时女子有组织，男子则无(或虽有之而不关重要)，所以社会上有许多公务，其权皆操于女子之手(如参与部族会议、选举酋长等。此时之女子，亦未尝不从事于后世家务一类的事务，然其性质，亦为公务，与后世之家务，迥乎不同)，实为女子的黄金时代。所谓“服务婚”的制度，即出现于此时。因为结婚不能徒手，而此时的男子，甚为贫乏，除劳力之外，实无可以为聘礼之物之故。其后农业更形重要，男子从事于此者益多。导致以男子为之主，而女子为之辅。于是经济的主权，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财产渐有盈余，职业日形分化。如工商等业，亦皆为男子之事。个人私产渐兴，有财富者即有权力，不乐再向女子的氏族中作苦，乃以财物偿其部族的损失，而娶女以归。于是服务婚渐变为卖买婚，女子的地位，又形低落了。

P1-3

吕思勉(1884—1957)，江苏武进人，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与陈寅恪、陈垣、钱穆一同被后人推重为“史学四大家”。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本书是吕思勉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一经出版，颇受读者们的欢迎，曾数次重印。

从20世纪初至今，中国通史的编著和写作经历了集中的高产期，再到如今各类通史著作的重新整理出版——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看来，其中较好的有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等。吕先生治学严谨，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尤其得当时风气之先，独辟蹊径，着重从“文化”的视角梳理我国的“典章制度”，以及对中国历史“理乱兴亡”，乃成此书之独特。

要从琐细繁复的史料中梳理出明晰的头绪——没有特别大的阅读量不能办，没有比较鉴别的功力更不易跳出“深井”。由于先生此前己稔熟于旧史典籍，“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先后把二十四史阅读了三遍”，厚积薄发，且提炼更趋精粹——无论是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还是把握制度的细微变化，理清历史、社会、生活各方面来有因、去留迹的变迁路向，总结出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变化沿革，均有不同凡响之处。

原书《吕著中国通史》分为上下两册，上册是中国文化史，下册是中国政治史。上册于1940年出版，以“文化现象”为纲，分为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则晚至1944年出版，以时间为序，起自黄帝而至民国止，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

今将其仍旧分为两册，《中国文化十八讲》以及《简明中国通史》，各自出版。本着保留书籍原貌的宗旨，本书仅订正若干刊误，对当时的概念、称谓、术语等表述未作改动。

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顾颉刚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严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