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收录了作者徐怀谦近些年来的优秀随笔杂文。面对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儿及当下的社会现象，作者都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了深刻的剖析，见解深刻，启人才智，让人品尝到历史深处的隽永况味。

小品文，渐行渐远，渐行渐近，又渐渐地远去了，如潮涨潮落散落在沙滩上的碎贝，在苦涩海水的冲刷下，少了引人的各色花纹，多了平实的光泽。这光，不耀眼，但即使在夜里，也会闪出一些光来。它们或被拾走，或又被冲回大海，或静静地散落在沙滩上，散落在草原里，散落在撒满灰尘的书架上……散落在大自然的各个角落里。

《此心安处》收录了作者徐怀谦近些年来的优秀小品文。《此心安处》内容包括改革者的背影、从自负到自知、谋略催人老、黄帝陵前柏森森、愿以深心奉尘刹和君子身边小人陪等。

自序

改革者的背影

从自负到自知

欺人与欺天

生趣盎然

谋略催人老

黄帝陵前柏森森

民间的孟子

拗相公

何妨吟啸且徐行

愿以深心奉尘刹

风雨中的城墙

斯文不可扫地

阴损的招数

官蛤蟆，私蛤蟆

皇帝的雅量

君子身边小人陪

板柏荡荡比干庙

芳草萋萋大明宫

触摸青铜魂

浮梁县衙怀古

愧对朱载堉

感悟富厚堂

壮哉三宣堂

站在文学原点

主编手记

改革者的背影

在中国的历史上，改革者的事业是显赫的，但改革者的背影往往是悲凉的。“改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这是人们从历史中得来的智慧。想想也是，从管仲、子产、商鞅、桑弘羊到王叔文、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结局都不怎么美妙。以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为例，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但秦孝公一死，商鞅即被秦惠王追杀，并遭车裂之刑；王安石得遇天纵英断的宋神宗，断断续续居相位九年，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南宋时的人说：“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但他从变法之初就一直受到朋党的指责和掣肘，在神宗死后的第二年，新法全废，他自己也忧愤而死，甚至在元人所写的《宋史》中仍摆脱不了刚愎自用、不近人情的诬枉；张居正辅佐幼主明神宗变法十年，使大明帝国从隆庆二三年间(1568—1569)每年收入二百五十万两，支出四百多万两，财政赤字一百五十万两发展成为有国库存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但死后仅仅九个月，官荫谥号被革除，并遭抄家之祸，长子自杀，三子自杀未遂，全家被饿死者十余口。

 “改革者大多没有好下场”，这是一句沉甸甸的话，一句令人心碎的话。难道没有可以“幸免于难”的吗？至少以中国封建王朝史而观，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是由封建王朝的国情所决定的。

首先，变与不变永远是一对矛盾体，没有绝对的不变，只有相对的变化，而改革只是相对变化较为显著者。为什么别的不那么显著的变化不会激起士大夫的反对，而改革却往往引起“民怨沸腾”，更准确说，是士怨沸腾呢？因为天下思定，人心思稳，这是从帝王到庶民都有的一种心理定势。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与“祖宗之法不可变”相比，前者绝对缺乏群众心理基础。

第二，没有皇帝的支持，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进行。当年奥匈帝国的宰相俾斯麦向李鸿章传授为官之道时说：“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的确，商鞅之与秦孝公、王安石之与宋神宗、张居正之与明神宗，皆因遇明主或幼主才得以实现其变法的主张。但是他们的主子终究会死或者“觉悟”过来，继任者和“觉悟”的皇帝往往不买改革的账。比如，商鞅变法之初，太子犯法，为树诚信，他的两个师傅成了替罪羊，一个脸上被刺了字，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但当太子一朝成了秦惠王，商鞅还有好日子过吗？也就是说，他们改革取得的成功是某个皇帝的专制所赐，而他们的坏下场则是由另一个皇帝的专制造成的。如张居正，不过是从权相的专制还原为皇帝的专制而已，性质是一样的。

第三，所有的改革，不可能不触及官僚阶层和富豪的利益。因为天下的财富不在民则在官，以国富民强为目的的改革，往往是从开源节流两方面入手，要节流，就要裁军、裁汰冗官，甚至是裁减宫中的花费；要开源，就要从富豪手中多收税。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然会得罪巨室，引起所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这也是阻挠改革的最中坚力量。P1-3

从古至今，靠文学发财的人是很少的。明代的袁枚三十四岁归隐南京随园，整天诗酒唱和，娶过一妻五妾或者更多，狎过妓，还把妓女买来赠送朋友。他能如此风流潇洒，当然需要相当的经济基础。此公确有经济头脑，他依恃自己诗坛盟主的身份，收了不少女弟子，这些女弟子大多是官太太，不差钱，所以袁枚在收取高学费之外，还享受了不少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的好处。他利用撰写《随园诗话》之便，公开收取编辑费，谁掏的银子多，入选的作品就多。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此公在南京和安徽滁州都有地产，他承包给别人耕种，自己坐收渔利。清代的钱谦益不仅收藏了大量图书，还收藏了一代名妓柳如是，靠的不是文学，而是两朝为官赚取的雪花银。当代也有几个作家上了作家富豪榜，有的靠版税，有的靠写字，有的靠触电(电影、电视剧)，有的靠办杂志开公司，总之，纯文学收入在其财富中所占的比重是微乎其微的。

文学从业人员更多的情况是“文章憎命达”，“诗穷而后工”。李白一生豪气十足，“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是他命途多舛，晚年投靠永王李磷的幕府，寄人篱下，最终穷困潦倒而死。杜甫遭逢“安史之乱”，纵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抱负，却无施展才能之机会，做的都是有职无权的小官，一生颠沛流离，郁郁而终。李清照早年与丈夫赵明诚相敬相爱，生活优裕，后逢金兵南犯，夫妻流落南方，丈夫病死后，她受骗嫁给了昏庸官吏张汝州，频遭家庭暴力，婚姻维持了不到一百天即告结束。但是这段改嫁的经历作为一个污点永远刻在李清照的脑门上，不仅折磨其肉身，更重创其心灵，一代才女最后寂寞地死在江南。

问世人是因为穷困而选择了文学还是因为文学而导致了穷困？这个问题可以不必回答，但由此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却必须搞清楚：既然文学并不能直接带来财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像飞蛾扑火一样，追逐文学热衷文学乃至献身文学？

答案只有一个：文学可以安妥人的心灵。大千世界，欲望无限，痛苦无限。财富可以使你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却无法使你平衡欲望，内心安宁；权力可以使你呼风唤雨，作威作福，却无法使你回归自然，回归人的本性；美色可以供你风流快活，富贵温柔，却也可以消蚀精神，萎靡意志。宗教和哲学倒是可以深入人的心灵层面，让你活得达观、智慧，可惜中国人大多不信教，即使是教徒，也是急功近利，为了祛病禳灾才临时抱佛脚；提起哲学，则大多数人觉得晦涩、头疼。文学，只有文学，从《诗经》发源的中国文学，绵延几千年，流成一条浩浩荡荡的江河，抚慰人的伤口，滋养人的心灵，成为中国人——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生活的营养品、精神的避难所。我很庆幸自己白天从事文学编辑，晚上从事文学创作，是文学的滋养，使我这个农家子弟在进入灯红酒绿的都市之后没有迷失自我，在社会的大染缸里没有同流合污，在浮躁喧嚣的尘世中保持了一份相对的纯净。

“此心安处是吾乡。”我在收入该书的同题散文中这样写道：“无论顺逆，无论穷富，无论贵贱，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安的支点吧，那是你幸福的根源所在，是安妥你灵魂的精神故乡，是人类亘古以来孜孜以求的一个梦。”是为序。

徐怀谦于北京金台

2010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