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装是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一种服装，很多著名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都常穿着中山装。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决心“易服”。他当时觉得西装式样烦琐，穿着不便，而且不大符合当时人们在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实用要求，而我国原来的服装如短衫褂、长衫等也不能体现大力革新、移风易俗的精神。
为此，他广泛征求意见并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亲自设计，终于创制了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中山装。
中山装兼具中西装之所长，以广东便服为基样，在直领上加一翻领，就好像将西装内衬衣的硬领“移植”过来一样。如此一来，中山装的上衣就兼具了西装上衣、衬衣和硬领的功用，穿起来显得很硬挺。
另外，孙中山将便服或一般西装的三个暗袋改为四个明袋，如此“双双”“对对”，很符合中国传统美学讲究的“对称”审美观。同时，又在上下左右四个衣袋上加上软盖，并各钉一枚纽扣，这样既美观、安全，又可防袋内物品遗失。下面的两个明袋采用能伸缩自如，颇具弹性的“琴袋”式样，旨在便于放置书本、笔记本等，以体现随时不忘读书的美德。
中山装除上衣外，还有中山裤，中山裤前面开缝，一律用暗扣，左右两侧各置一大暗袋，右前部分设一小暗袋，俗称表袋，也可藏用。这种裤子穿起来方便，裤袋也可放置随身携带的必需品。此外，裤袋的腰部打褶，裤管翻脚也有异于其他服装。
中山装因为具有美观、大方、实用、方便等优点，既可以使用高级衣料制作，也可以使用一般布料制作；既可以作为礼服，也可以作为日常便服。所以，自出现以来，它就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举国崇尚，蔚为风尚。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纺织和服装工业的发展，穿中山装更为风行。1984年元旦开始换装的“中国八三式警服”，就是取材于中山装。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美轮美奂的欧洲服饰、自由豪放的美国服饰涌人中国，很多中国人因此慢慢脱下了中山装，套上了牛仔裤等现代服饰。
对于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文化衫曾是他们的集体记忆。就好像是在一夜之间，小青年们都穿上了无领无袖的白色T恤文化衫。
文化衫的制作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原来的白T恤上印几个字，所写的一般都是当时流行于社会上的口号，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反叛式、调侃式、消解式的各种发泄型口号。这些口号，又受王朔式的语言影响特别大。比如“别理我，烦着呢”“我是流氓我怕谁”“跟着感觉走”“我吃苹果你吃皮”等，还有“挣钱真累”“没钱苦”等，人们纷纷在衣服上书写着自己的情绪。
但是，文化衫印的字也有走正道的时候，比如1991年在南方遭受大洪灾时，市场上很快出现了印有“风雨同舟”“伸出你的手”等字样的文化衫，而且占据了市场的主流，这也表明了人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兄弟情结。
现在想来，这种流行的发生应该也体现了当时中国的一种社会态度吧，人们接受了外国的一些文化衫的影响，再以中国式的形式将其表现了出来。
后来的十余年间，精明的商人发现了文化衫流行中的巨大广告价值，开始在文化衫上做文章销售他们的商品。当时有些流行的文化衫就有相当一部分是纯粹的“广告衫”，如“博士伦”“银箭”“高乐高”等，他们把自己的牌子印在文化衫上，让人们穿着，在人们的背上、胸脯上不安分地晃动着。
真正能够称得上有文化意味的，恐怕只有21世纪初那件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文化衫了。中国青年将这位出生于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穿”在胸前，无声表达着对完美的理想主义者的顶礼膜拜。
但是，每样东西都有物极必反的时候，当文化衫完全充斥着商业味道的时候，人们的抵触情绪就上来了，以至于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文化衫也终于告别了它的辉煌。
袍是上衣下裳连裁的形制，单层的长衣称衫，内夹有丝棉、粗麻毛作絮的称为袍。袍最早是作为内衣穿的。战国以后，才逐渐成为外服。
到清朝时，袍有了长袍、短袍之别。长袍在清初时长仅及踝，但到了甲午、庚子以后长衫则长到能覆盖足面。清代长袍在穿着时往往要在其上加穿马褂或罩紧身短马甲，故有“长袍马褂”之称。
长袍常取御寒的厚料制作，早期以宽大为主要流行趋势，宽松的袖口可至一尺有余，后来受西洋服灵便的影响，袍身变得紧窄，袖也只可容臂。
从款式上来说，长袍在二三百年问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剪裁和线条更趋于简单明快罢了。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些商人、知识分子穿着长袍，但头上往往带着西式礼帽，两种着装在中西合璧的风格中更表现出现代风采，又在发展中体现了时代的过渡性质。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