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编著的《何谓文化》结合了自己对多处文化遗址的考察，从古典中提炼文化涵养，谈古论今。跨时空与地域的双重视角，使本书既有理论上的厚度深度，又不乏感人的故事与动情的文笔。堪称20多年来余秋雨先生关于文化思索的最诚恳、最隆重、最重要的著述。

《何谓文化》一书为著名散文作家、世界级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的新著，所有篇章均为第一次公开出版。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厚重的的文化读本，从理论，生命，文明，古典四个方面，全面诠释文化究竟是什么。

在《何谓文化》中，余秋雨先生首次对文化这一根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在学理层面上进行分析辨源，逐一解答了文化是什么、文化的根本目标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等重要问题。在生命层面上展开回忆，回忆了与巴金、谢晋、黄佐临、周恩来、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等文化巨匠的交往经历，回忆文革往事，从这些大家身上找寻文化的奥秘。值得注意的是，余秋雨在书中第一次全面澄清和驳斥了历年来媒体和个人针对他的各种质疑和诽谤。

自序

学理的回答

何谓文化

利玛窦说

世界报告

身上的文化

向市长建言

生命的回答

谢家门孔

Let them say

巴金百年

四十年前

寻石之路

欠君三拜

仰望云门

大地的回答

炎帝之碑

法门寺碑

采石矶碑

钟山之碑

大圣塔碑

金钟楼碑

秦长城

云冈石窟

都江堰

昆仑第一城

净月潭

谢晋墓碑

古典的回答

《心经》今译

《离骚》今译

《逍遥游》今译

《赤壁赋》今译

当前中国文化遇到的问题，比它的历史弊病还要复杂。

因此，我今天的演讲要在这个话题上停留较多时间，大胆地把几个隐忧坦陈出来。

第一个隐忧。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

前面刚刚讲过，我不赞成拿着西方文化的两百年来压中国文化的五千年。这话本该说得理直气壮却很难理直气壮了，因为最近几年，国内突然风行起复古主义，使事情失去了另一番平衡。

其实，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不是怀古。要怀古，比中国更有资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们不创新，成天向世界讲述巴比伦文明和法老遗言，怎么能奢望在现代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

很遗憾，打开我们的电视、报纸、书刊，很少有一个创意思维引起广泛关注，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老戏重拍。

本来，做一点这种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在文化判断力不高的现代中国，社会关注是一种集体运动，传播热点是一种心理召唤，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彼。几年下来，广大民众心中增添了很多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创新的敏感度，这不是好事。

复古文化在极度自信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自信。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这是中国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倒退。

更让人警惕的是，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违背我前面讲过的“爱和善良”原则，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为“中国智慧”、“制胜良策”。相反，复古文化从来不去揭示中华大地上千家万户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悠久生态，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这种曲解，已经伤害到了民族的文明素质，伤害到了后代的人格建设，也伤害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这股复古思潮，甚至对近百年来发生的某些社会文化现象也进行过度夸耀。例如在我生活时间较长的上海，一些人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夜上海”、“百乐门”的滥情描述，对当时还处于起步状态的学人、艺人的极度吹捧，就完全违背了基本常识，贬损了一个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格局。不仅是上海，据我所知，这些年各地已经把很多处于生存竞争过程中的民间艺术、地方戏曲，全都不分优劣地当做“国家遗产”保护了起来，把它们称作“国粹”、“省粹”、“市粹”，顺便，还把老一代民间艺人一律封为不可超越的“艺术泰斗”、“文化经典”。这在文化史上闹了大笑话，还阻断了民间艺术新陈代谢的自然选择过程，反而恶化了文化生态。

保护，对破坏而言，是一个正面概念；但对改革而肓，则很可能是一个负面概念。今天世界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意味着倒退。

由于很多文化官员对于文化发展的大势缺少思考，这股失控的复古势头也获得了不少行政加持。结果，当过去的文化现象在官方的帮助下被越吹越大，创新和突破反倒失去了合理性。

第二个隐忧，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着理性文化。

我前面曾经说到，康德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这句话的关键词，除了“公共空间”就是“运用理性”。但这些年来，理性文化还没有来得及被广泛运用，却受到民粹文化的严重冲击。民粹和复古一样，都是在设定虚假信仰。任何虚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骗。

每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都应该重视民众的呼声，但是，这种重视必须通过真正的民主理性和必要程序来实现。应该承认，世上许多重大课题，一般民众是感受不到，也思考不了的。例如，在我的记忆中，如果三十年前拿着“要不要改革开放”的大问题进行民意测验，肯定很难通过。因为这会使很多“铁饭碗”保不住，而一般民众又无法预计中国经济后来的发展。又如，现在如果拿着“低碳”、“减排”、“禁猎”、“限牧”、“休渔”等问题交付民意裁决，情况也会很不乐观。

如果“民意”就是最高原则，那么，人类为什么还需要那些苦苦寻求真理的文化大师，而且他们都那么孤独？孔子流浪十几年，一路上没有什么人听他的，除了身边几个学生；老子连一个学生也没有，单身出关，不知所终。如果让当时的民众来评判，他们这些默默赶路的人什么也不是。民众追捧的，是另一类人物。

对于民粹主义，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不陌生。那时候，普天下都是大鸣、大放、大批判、大揭发，号称大民主。发起冲击者，就是自称“革命群众”的造反派。他们被一些投机文人封为“弱势群体”，但当时真正的弱势群体，显然是那些天天遭受欺凌的文化精英。我一直认为，“文革”如果仅仅是一场上层的政治斗争，那还算不上灾难；但是，当民粹暴力以“民意”的名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立即就变成了一场全民浩劫。幸好，他们那时只用大字报，还没有互联网。

民粹很像民主，却绝对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是对不民主的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民粹对于民主的损害，甚至超过专制。因为专制让人向往民主，民粹让人误解民主。

由于民粹主义历来是一群投机文人挑唆起来的，因此还是要有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站出来坚持冷峻的理性，与他们对峙。一个可悲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对于民粹的放纵，现在要面对着它来坚持理性，已经成为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民粹主义表现在文化艺术上，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底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做第一坐标。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美学都告诉我们：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对人的提升。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本是历代大师辛勤架设的提升人们生命品质的阶梯，民粹主义拆掉了所有的阶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闹。

当然，嬉闹也可以被允许。但是应该明白，即使普通民众，也有权利寻求精神上的攀援，也有权利享受高出于自己的审美等级。

今天我要请在场的同学们冷静下来设想一下，如果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第一流的艺术大师都一一交给当时当地的民众来“海选”，结果能选上哪几个？我可以肯定，一个也选不上。“海选”，是社会上部分爱热闹的年轻人的短期游戏，与艺术的高低基本没有关系。最有精神价值的作品，永远面对着“高贵的寂寞”。虽然寂寞，却能构成夜醒之人的精神向往，如黑海的灯、远山的塔。

总之，不管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文化艺术一旦受控于民粹主义，很快就会从惊人的热闹走向惊人的低俗，然后走向惊人的荒凉。

第三个隐忧，文化的耗损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

现在经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却为什么迟迟不能出现真正被海内外公认的文化成就？”

答案，必定与文化的耗损机制有关。

耗损有不同的类型，我要先讲一讲“惰性耗损”。

惰性耗损是一种体制性的毛病，这种毛病耗损了文化的活力，浪费了文化的资源，使“恶性耗损”乘虚而人。

今天中国文化的惰性耗损，主要耗损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直到今天，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仍在体制之内，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却在体制之外。

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大陆“文联”、“作协”这样的官方机构中。这些机构一定也做过一些好事，当然还可以继续存在，我的不少朋友也在里边。但是现在应该厘清它们的真实性质，免使它们继续受到不必要的指责。它们实质上没有太多权力，也没有当下的代表性，可能会给部分人员一些身份和津贴，却无法面对文化创建上的真正问题。

其实目前处于文化创建前沿的，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天天遇到的障碍、挑战、挣扎、乐趣，是官方机构无法想象的。这中间的差异，就像“野战军”和“军人俱乐部”之间的天壤之别。现在的体制似乎把“军人俱乐部”里的活动当做了战场，错把大量的国家文化资源和荣誉资源都给了他们。而在真实的战场上，却风沙扑面，蛇蝎处处，缺少支援。

这就引出了“恶性耗损”。

我们应该检讨，在“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对于祸害极大的“革命大批判”，当时只是否定了它的具体内容，却没有否定它的行为模式。于是，几十年一过，当“文革”灾难渐渐被人淡忘，大批判的行为模式又沉渣泛起了。现在中国文化传媒界一些不断整人的投机文人，比“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更加恶劣，因为他们明知真相而坚持造谣，明知法律而坚持犯法。相比之下，当年的造反派倒是比他们无知得多。

这种大批判的行为模式，永远是假借“大众”的名义，通过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鼓噪起哄，给文化环境带来巨大的不安全。因此大家都看到了，不少文化人为了安全起见纷纷寻求官方背景，甚至加入军方的文艺团体。没有获得这种背景而又有较大名声的文化创造者，就成了恶性耗损的重点对象。正是这种耗损，危及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命脉。

这中间，很多传媒起到了极为关键的负面作用。近十年来，这些传媒经常在境外控诉，它们的记者如何受到了哪个县长、哪个机关的不礼貌对待，似乎他们是正义的化身，又是备受欺凌的“弱者”。但是它们忘了告诉人们，自己就是一种强大权力，不知有多少文化创造者一直受到它们的诽谤、追殴而求告无门。当诽谤被一一揭穿，它们也从来不更正、不道歉、不受罚，总是转身去谋划新的诽谤。

它们为什么敢于如此？那是因为，这些传媒都顶着“政府喉舌”的光环，不存在体制上的对立面，更没有法律上的担忧。因此，即使没有受到它们伤害的文化创造者也只能天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就是当前中国文化成果寥落的主因。

我企盼政府尽快与大多数文化传媒脱钩，使它们不再享有特权，随之也能受到法律的监督和惩处。

从现在看来，中国的法律界习惯于把受毁损的文化人看成是“公众人物”，似乎理应挨打；把传媒的暴行看成是“言论自由”，似乎理应施暴。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在文化领域，任何恶性耗损几乎都不必支付最低的成本和代价。时间一长，文化耗损者的队伍大大扩充，文化建设又何从谈起？P23-28

文化究竟是什么？

现在，中国到处都在摆弄文化，却没有人回答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翻翻词典凑个定义是容易的，但很多定义，说了等于没说。

中国突然渴求文化了，在还没有弄清楚它是什么的时候就渴求了。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契机，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必须百倍重视。

渴求是因为缺失。既然缺失了，就不会清楚它究竟是什么。因此，天下很多渴求，都是以提问的方式来表达的。

对于文化问题，我决定用最诚恳、最隆重的方式来试着回答。

回答分以下四个部分一

一、学理的回答：

二、生命的回答：

三、大地的回答；

四、古典的回答。

请容我分别加以说明。学理的回答

这主要是我在海内外的一些演讲。其中包括——

第一篇，我在境外一所大学获颁荣誉博士称号后的学术演讲。听讲者除了广大师生外，还有同时获颁荣誉博士称号的那些第一流科学家。因为是向科学家论述文化，因此力求讲得严密、干净、周致。

第二篇，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作为唯一受邀的中国演讲者，论述了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本性。演讲时，与外国学者有比较尖锐的辩论。

第三篇，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女士的对话。那一天，联合国发布了自成立以来第一份有关文化的世界报告。我向到场的各国学者，对这份世界报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

其他两篇漫谈式的文章，可能比较切合当今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一篇是说个人身上的文化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一篇是说市长们应该如何来建设城市文化。

这些演讲和文章加在一起，从学理上比较完整地回答了“何谓文化”的问题。但是，说是学理，却并不艰深。艰深大多是为了掩盖鲜活的真相，我没有权力掩盖，所以避免了。生命的回答

这是本书中最让我动情的部分。一些已经离世的文化巨匠，几乎用全部生命揭示了文化的深层奥秘。

谢晋的弱智儿子，天天在门孔上张望着，等待爸爸回来，结果连眉毛都磨光了。最后我们知道，谢家的门孔就是文化的象征，在封闭的大门上寻找一个亮点，投出一份企盼。谢晋就像他儿子，在门孔上不离不弃。

文化在灾难时代应该有什么作为？萧伯纳的中国学生黄佐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三天就告别老师，远赴国难。终于，他创造了在世界大战中连续多年的艺术奇迹，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文化尊严。几十年后，年迈的他又在极左时代创立了世界三大体系中的写意戏剧观，又一次震动国际文化界。

成长于五四运动中的文化老人如果一直活着将会如何？巴金用百年生命作了最完满的回答。前半生做两件事：“反封建”、“争人道”；后半辈子做两件事：“斥棍子”、“讲真话”。都那么朴素，却概括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最正派的精神脉络。

我在回忆自己与这些文化前辈的交往过程中，又加上了一位自己并不认识的政治人物，这在我历来的写作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位政治人物，就是周恩来总理。他在四十年前领导的文化重建，对于挽救陷于民粹主义荼毒的中国文化，十分重要，而且也与我本人息息相关。因此，我用《四十年前》和《寻石之路》两篇文章来叙述。我后来为什么能在诸多风浪中坚持文化？也顺便作了回答。

《欠君三拜》，写了一位我不认识，却在我每次受到诬陷时都站出来维护我，而当我准备郑重感谢时却溘然离世的大学者。他，就是章培恒先生。我在文章中说，他像一头远行的骆驼，把倒下前的最后一口热气，也吐给了寒风中的另一头骆驼，一头他不认识的骆驼。当然，这是文化的悲壮。

以上几位巨匠都已去世，最后一篇《仰望云门》则写了三位依然健在的台湾文化耆宿林怀民、白先勇和余光中，看他们是如何对待文化的。

这七篇文章，是我平生散文写作中的自珍箧藏。每次重读都会一次次半途掩卷，让心情恢复平静。本该单独出一本精致小书，但仔细一想，还是让它们挤在这里共襄解读文化的盛举吧。生命不是文化概念，但最深的文化概念唯有生命才能解析，何况，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生命！大地的回答

文化虽然是一个极大的课题，却又容易随风飘散。幸好它也有可能把最坚实的印记留在大地上，那就是散布各处的文化遗址。

文化在中华大地上演出过多大的场面？只有遗迹可以见证。但是，这些遗迹是沉默的山，是孤寂的塔，是肃穆的庙，是嶙峋的岸，需要被阐释、被说明，于是就有了碑。

近三十年，各地在保护和修复古迹的过程中，都想到了要在保存老碑的基础上再立新碑。新碑的碑文请谁来写？据说好几个地方还进行了民众投票，大家对我表示了很大的信任。中国社会素重官场，却把书写碑文这样的大事托付给一个并无官职的文人，我感受到一种质朴的文化传承。

有些“历史重地”分量太重，我推辞再三，却还有一部分未能推掉。

碑文并不好写。倒不是因为要与古代那些著名的碑铭词赋作比较，而是我们作为现代人终于明白了，这是一种“公众文本”。“公众文本”必须适合当代普通人阅读，不能蹈古，不能炫己，不能玩文，不能弄学，不能逞才，否则就侵害了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的伦理权利。因此我写碑文，都是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韵，收集当地意见，力求通俗易懂。不同的碑文，文笔的比重又不相同，有的就完全侧向于白话文。

碑文的书法也是我自己写的，这倒是古代的传统了。对我而言，也算完成了一种“双手合拢”的朝拜，一手是文句，一手是笔墨。朝拜的对象，正是山川间的巍巍胜迹。这是我平生所写最大体量的文章和书法，感谢那么多优秀的工匠，叮叮当当地把我们这一代的虔诚刻凿到了花岗岩和汉白玉上。

在我所书写的大碑中，选了以下几份碑文收入本书：立于湖南的《炎帝之碑》，立于陕西的《法门寺碑》，立于安徽的《采石矶碑》，立于江苏的《钟山之碑》和《大圣塔碑》，立于上海的《金钟楼碑》。

我应邀书写的名胜题额更多，本书选了《秦长城》、《云冈石窟》、《都江堰》、《昆仑第一城》、《净月潭》这五幅的说明词。

这一切加在一起，好像是中国大地的四面八方都在讨论什么是文化了。这个景象，让我神往。

在那么多大碑、公碑之后，我又悄悄加了一个私碑，那就是我的好友、大导演谢晋先生的墓碑。理由是，我在碑文中概括的他，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回答。古典的回答

为了尽善尽美，我还请出了古人。

我选了几个有关精神文化的经典文本，把它们翻译成了当代散文。

我对自己的翻译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那就是在把握原文奥义的学术前提下，挖掘出古今文思之通、古今诗情之通、古今哲理之通，然后用尽可能优美的白话散文予以表述。因此，这种翻译，不是拉线搭桥，而是凿通隧道，其难无比。

大家从四篇今译中可以看到，佛陀、庄子、屈原、苏轼是怎么看待精神天地的。他们都不是文化的诠释者，而是文化的创造者。在我看来，唯有创造，才能说明世界、说明文化。

至此，我觉得，对文化的回答已经相当完整。

我在翻译的时候，又用行书抄写了这几篇经典的原文，那些行书已收入我的几部书法集。因此，顺便在本书的每篇今译之后附印了一点点我的书写片断。前面的碑文书法，也选了一些片断放在书里，或许会让整本书显得更加灵动、丰富一些。

如此这般，均祈教正。

壬辰年初夏于上海